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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只是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把科研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归罪于ＳＣＩ这个工具，显然有失公允。
11月15日，最新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发布。这每年的“例行公事”，总是能引起一阵新的关注，这一次也不例外。“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每年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统计发布，“国际论文”统计的依据是三种检索工具：ＳＣＩ（科学引文索引）、ＥＩ（工程索引）和ＩＳＴＰ（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一些媒体在报道最新的2006年统计数据时，把“中国国际论文发表数量跃居世界第二位”放在了醒目的标题上。
ＳＣＩ索引引入中国已有20个年头，但近几年，对ＳＣＩ的批评之声日益高涨，一些极端的批评者们认为，正是ＳＣＩ索引提供的量化指标，造成了国内学者围着论文“指挥棒”转的现状，学者的论文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科研领域急功近利的浮躁气氛愈演愈烈。
中国论文数排名全球第二的消息，使批评者们正好找到了ＳＣＩ有弊无利的“证据”：中国论文的数量排名在1年之间迅速上升至第二位，甚至赶超了传统所认为的科研强国——日本、德国、英国，但再看我们的科研实力，却并没有像数量排名一样迅速进步。也就是说，论文数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泡沫，掩盖了真相。
作为一位勤奋的博客作者，在统计结果发布的第二天，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总工程师武夷山，便把一篇题为“中国ＳＣＩ论文现状：不可自满，可以自豪”的文章，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上。这下，对ＳＣＩ满腹愤恨的网友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园地，这篇博客引来网友评论无数，很多评论对武夷山的“自豪论”非常不满。
武夷山在另一篇博客里回应了这些批评的声音，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武夷山平静地说：“ＳＣＩ有被妖魔化的倾向。”他认为，ＳＣＩ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把科研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归罪于ＳＣＩ这个工具，显然有失公允。
20年功与过
近几年，有关“论文超人”的新闻从来没有冷清过。最近的一个新闻是，一名网民在国内著名学术批评网站“学术批评网”上发表文章称，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沈木珠及其丈夫最近几年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而这些论文都是“自我克隆、重复发表”。沈木珠夫妇认为这个网站和文章作者的行为对他们的名誉造成了严重侵害，把网站告上法院，要求刊登文章的网站和转载该文的杂志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费共计32万余元。
2004年曾经名噪一时的“论文超人”是当时南京大学2000级物理系本科生朱涵，在他发表的10篇学术论文中，有8篇是ＳＣＩ论文，这样的成绩，是很多博士生都无法企及的。朱涵的“壮举”引来方舟子的关注，方舟子公开发表文章，质疑朱涵这个本科生论文的真实性。
很多批评者认为，像“论文超人”这样的学术乱象频发，是“唯论文论”的后果，而国内学界只看重论文的风气，与高校、科研机构引入ＳＣＩ索引工具作为评价标准不无关系。
武夷山很早就听到过这样的论调，似乎有些习以为常。“没有任何人说过，论文数量第二，就意味着科研水平第二。但是，论文数量多，从总体上说，当然表明中国的科研實力比过去壮大。”ＳＣＩ是美国一家文献检索机构的论文数据库，收录全球6000余种杂志发表的科学论文，被认为是最权威的科学论文检索工具之一。武夷山一再强调，ＳＣＩ、ＥＩ都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当今社会的确有使用工具不当、甚至滥用的现象，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工具的作用。“你得到一把榔头，看什么都是钉子，那就是对榔头使用不当。”
1987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根据国家科委前主任、国务委员宋健的指示，开始进行中国科技论文统计工作。
“有关数据公布后，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为荣誉而战’，开始注意定量评估。”武夷山描述的情况从南京大学发端。南京大学最早将ＳＣＩ引入科研评价体系，目的是用量化的指标引导科研人员注意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提高学校的学术竞争力。南京大学的做法逐渐被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效仿。后来，一些学校对发表论文的科研人员实行奖金激励，再后来，一些学校的博士研究生也被要求发表ＳＣＩ论文。直到今天，ＳＣＩ论文数量还是一些高校、科研机构重要的业绩考核指标之一。
“与过去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相比，用量化的方法评价科研水平，是历史性的进步。”武夷山说。但不可否认的是，ＳＣＩ标准的使用在一些高校和机构被异化，滥用的趋势逐渐引起了科研工作者的不满。
ＳＣＩ替谁受过？
记者了解到，国内一所著名高校，要求博士研究生必须发表一篇ＳＣＩ、ＥＩ、ＳＣＩＥ或ＳＳＣＩ检索论文，才能够获得学位，这样的规定在不少高校里普遍存在，完成“检索论文”几乎成为研究生们的最大压力。
西安交通大学数学系一名博士生告诉记者，他的兴趣本来是理论数学，但理论数学很难出成果。学校规定，完成一篇ＳＣＩ论文是申请毕业答辩的基本要求，为了在博士研究生有限的学习时间里完成论文指标，他只好转而研究应用数学。这位博士生说，还好“醒悟”比较早，如果继续研究理论数学，那么他的博士毕业时间可能遥遥无期。
在一些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的晋升也直接与论文挂钩，上海一家教学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他宁愿将更多的精力投在写论文上，而不是带实习医生，因为论文对他来说，更加“实惠”。
“发表检索论文”一时间成为悬在科研工作者头上的“指挥棒”。武夷山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早就注意到这些情况，为了扭转不良的风气，统计数据的发布方法开始出现变化。“我们发现这些指标在实践中似乎有指挥棒作用，就及时调整了我们的发布次序。从几年前开始，我们就先发布被引最多的单位名单，再发布论文数量多的单位名单，这样做就是希望大家转而抓质量。”
对排位上升的“喜讯”却招来一片骂声的状况，武夷山认为，这是ＳＣＩ等检索工具替科研制度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受过，而批评者们的言论无助于解决科研制度中的问题。“就像ＧＤＰ，现在我们批评它带来很多负面的后果，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环保，但还没有另一种经济统计指标，可以替代ＧＤＰ。”武夷山说。
不过，事实上，随着科研能力的提高、高校和科研机构发展阶段的变化，“检索论文”指挥棒的“威力”正在变化。武夷山了解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科研实力较强的单位已不再特别强调论文数量。“就像中国政府除了ＧＤＰ，也开始注重环保和节能一样。”
“不能妄自菲薄。”武夷山在博客里回应说，“在看清我们科技界存在诸多问题的同时，不要忽视已经取得的成就。”
武夷山更希望，讨论ＳＣＩ利弊的人多注意中国论文质量的上升。评价论文质量的一个指标是论文被引用的次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科技人员作为第一作者于2001－2005年发表的ＳＣＩ论文，在2006年被引用情况与2005年同口径相比，增长率为25．3％，论文被引用次数的增长率为28．3％。
武夷山表示，多数中国论文的引用者是国外作者，也就是说，中国论文引用率上升，并不只是中国作者的“贡献”。以此为理由，他认为中国的科研论文质量正在提高，科研能力也在逐渐上升。
1997－2006年中国国际论文占世界论文总数的比例
我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增长显著，2006年我国作者发表在国际主要科技期刊和会议上的论文共17．2万篇，比2005年的15．3万篇增加12．4％，占世界论文总数的8．4％，所占份额较2005年增加了1．5个百分点。按照国际论文数量排序，我国跃居世界第二位，较2005年的第四位，上升了两位。论文总数排在世界前5位的国家是：美国、中国、日本、英国、德国。
11月15日，最新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发布。这每年的“例行公事”，总是能引起一阵新的关注，这一次也不例外。“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每年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统计发布，“国际论文”统计的依据是三种检索工具：ＳＣＩ（科学引文索引）、ＥＩ（工程索引）和ＩＳＴＰ（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一些媒体在报道最新的2006年统计数据时，把“中国国际论文发表数量跃居世界第二位”放在了醒目的标题上。
ＳＣＩ索引引入中国已有20个年头，但近几年，对ＳＣＩ的批评之声日益高涨，一些极端的批评者们认为，正是ＳＣＩ索引提供的量化指标，造成了国内学者围着论文“指挥棒”转的现状，学者的论文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科研领域急功近利的浮躁气氛愈演愈烈。
中国论文数排名全球第二的消息，使批评者们正好找到了ＳＣＩ有弊无利的“证据”：中国论文的数量排名在1年之间迅速上升至第二位，甚至赶超了传统所认为的科研强国——日本、德国、英国，但再看我们的科研实力，却并没有像数量排名一样迅速进步。也就是说，论文数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泡沫，掩盖了真相。
作为一位勤奋的博客作者，在统计结果发布的第二天，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总工程师武夷山，便把一篇题为“中国ＳＣＩ论文现状：不可自满，可以自豪”的文章，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上。这下，对ＳＣＩ满腹愤恨的网友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园地，这篇博客引来网友评论无数，很多评论对武夷山的“自豪论”非常不满。
武夷山在另一篇博客里回应了这些批评的声音，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武夷山平静地说：“ＳＣＩ有被妖魔化的倾向。”他认为，ＳＣＩ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把科研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归罪于ＳＣＩ这个工具，显然有失公允。
20年功与过
近几年，有关“论文超人”的新闻从来没有冷清过。最近的一个新闻是，一名网民在国内著名学术批评网站“学术批评网”上发表文章称，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沈木珠及其丈夫最近几年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而这些论文都是“自我克隆、重复发表”。沈木珠夫妇认为这个网站和文章作者的行为对他们的名誉造成了严重侵害，把网站告上法院，要求刊登文章的网站和转载该文的杂志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费共计32万余元。
2004年曾经名噪一时的“论文超人”是当时南京大学2000级物理系本科生朱涵，在他发表的10篇学术论文中，有8篇是ＳＣＩ论文，这样的成绩，是很多博士生都无法企及的。朱涵的“壮举”引来方舟子的关注，方舟子公开发表文章，质疑朱涵这个本科生论文的真实性。
很多批评者认为，像“论文超人”这样的学术乱象频发，是“唯论文论”的后果，而国内学界只看重论文的风气，与高校、科研机构引入ＳＣＩ索引工具作为评价标准不无关系。
武夷山很早就听到过这样的论调，似乎有些习以为常。“没有任何人说过，论文数量第二，就意味着科研水平第二。但是，论文数量多，从总体上说，当然表明中国的科研實力比过去壮大。”ＳＣＩ是美国一家文献检索机构的论文数据库，收录全球6000余种杂志发表的科学论文，被认为是最权威的科学论文检索工具之一。武夷山一再强调，ＳＣＩ、ＥＩ都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当今社会的确有使用工具不当、甚至滥用的现象，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工具的作用。“你得到一把榔头，看什么都是钉子，那就是对榔头使用不当。”
1987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根据国家科委前主任、国务委员宋健的指示，开始进行中国科技论文统计工作。
“有关数据公布后，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为荣誉而战’，开始注意定量评估。”武夷山描述的情况从南京大学发端。南京大学最早将ＳＣＩ引入科研评价体系，目的是用量化的指标引导科研人员注意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提高学校的学术竞争力。南京大学的做法逐渐被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效仿。后来，一些学校对发表论文的科研人员实行奖金激励，再后来，一些学校的博士研究生也被要求发表ＳＣＩ论文。直到今天，ＳＣＩ论文数量还是一些高校、科研机构重要的业绩考核指标之一。
“与过去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相比，用量化的方法评价科研水平，是历史性的进步。”武夷山说。但不可否认的是，ＳＣＩ标准的使用在一些高校和机构被异化，滥用的趋势逐渐引起了科研工作者的不满。
ＳＣＩ替谁受过？
记者了解到，国内一所著名高校，要求博士研究生必须发表一篇ＳＣＩ、ＥＩ、ＳＣＩＥ或ＳＳＣＩ检索论文，才能够获得学位，这样的规定在不少高校里普遍存在，完成“检索论文”几乎成为研究生们的最大压力。
西安交通大学数学系一名博士生告诉记者，他的兴趣本来是理论数学，但理论数学很难出成果。学校规定，完成一篇ＳＣＩ论文是申请毕业答辩的基本要求，为了在博士研究生有限的学习时间里完成论文指标，他只好转而研究应用数学。这位博士生说，还好“醒悟”比较早，如果继续研究理论数学，那么他的博士毕业时间可能遥遥无期。
在一些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的晋升也直接与论文挂钩，上海一家教学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他宁愿将更多的精力投在写论文上，而不是带实习医生，因为论文对他来说，更加“实惠”。
“发表检索论文”一时间成为悬在科研工作者头上的“指挥棒”。武夷山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早就注意到这些情况，为了扭转不良的风气，统计数据的发布方法开始出现变化。“我们发现这些指标在实践中似乎有指挥棒作用，就及时调整了我们的发布次序。从几年前开始，我们就先发布被引最多的单位名单，再发布论文数量多的单位名单，这样做就是希望大家转而抓质量。”
对排位上升的“喜讯”却招来一片骂声的状况，武夷山认为，这是ＳＣＩ等检索工具替科研制度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受过，而批评者们的言论无助于解决科研制度中的问题。“就像ＧＤＰ，现在我们批评它带来很多负面的后果，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环保，但还没有另一种经济统计指标，可以替代ＧＤＰ。”武夷山说。
不过，事实上，随着科研能力的提高、高校和科研机构发展阶段的变化，“检索论文”指挥棒的“威力”正在变化。武夷山了解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科研实力较强的单位已不再特别强调论文数量。“就像中国政府除了ＧＤＰ，也开始注重环保和节能一样。”
“不能妄自菲薄。”武夷山在博客里回应说，“在看清我们科技界存在诸多问题的同时，不要忽视已经取得的成就。”
武夷山更希望，讨论ＳＣＩ利弊的人多注意中国论文质量的上升。评价论文质量的一个指标是论文被引用的次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科技人员作为第一作者于2001－2005年发表的ＳＣＩ论文，在2006年被引用情况与2005年同口径相比，增长率为25．3％，论文被引用次数的增长率为28．3％。
武夷山表示，多数中国论文的引用者是国外作者，也就是说，中国论文引用率上升，并不只是中国作者的“贡献”。以此为理由，他认为中国的科研论文质量正在提高，科研能力也在逐渐上升。
1997－2006年中国国际论文占世界论文总数的比例
我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增长显著，2006年我国作者发表在国际主要科技期刊和会议上的论文共17．2万篇，比2005年的15．3万篇增加12．4％，占世界论文总数的8．4％，所占份额较2005年增加了1．5个百分点。按照国际论文数量排序，我国跃居世界第二位，较2005年的第四位，上升了两位。论文总数排在世界前5位的国家是：美国、中国、日本、英国、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