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边椰林树下，一位长者脚踏拖鞋，下身穿着花纹短裤，倚靠在一沓竹简上。他眉头轻皱，手捋长须，正若有所思远眺。隔页便是一位头束长发，站在演讲台前传道解惑的讲师。前者是美国人李渡眼中的“存在大师”——道家学派宗师老子，后者则是“正直大师”儒圣孔子。
　　李渡原名Stewart Lee Beck。朋友孙祝曼觉得Lee和中国李姓读音相近，给他起名李渡。
　　在中国生活20多年，李渡每次回国，都发现身边人，即使在信息已如此畅通的今天，也并不了解东半球的中国和中国人。于是他找来自己的中文老师卢海妍，还有孙祝曼，想合写两本书，以一个在中国有丰富生活经验的美国人视角解读中国。
　　听到李渡要写书的想法，卢海妍很惊讶。虽然两人相识多年，但每次李渡误读中文发音时，卢海妍还是会暗地里掐自己大腿来抑制大笑的冲动，然后面无表情地鼓励李渡：“再试一遍。”按李渡的话说，他并不是老师认为最可能成功的学生之一。不过，读完李渡的初稿，卢海妍说：“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的语言这么美。”
　　他们合著的这两本书就是《趣简中国史》和《趣简中国话》。这也是上海译文出版社“中国不简单”系列中的两本。这个系列希望用轻松诙谐的方式向外国年轻人介绍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历史和文化。

“Muffin man”

　　中国同事们给李渡送了个“Muffin man（松饼师）”的外号，但此muffin，是取中文的谐音，指“麻烦人”。李渡对工作细节的要求很高，同事们都觉得他有些难搞。
　　作为一家美国计算机公司在华的前任市场总监，李渡過去常和中国厂商打交道。每当他问对方“有没有问题”时，得到的答案通常是“应该没问题”。“没问题就是没问题，为什么说应该没问题，到底有没有问题？”慢慢地，他总结出了诀窍：仔细听“应该”这两个字的发音，如果是短促有力的，说明对方充满信心，十拿九稳;但如果是缓慢且拉长的发音，则说明情况不妙了。
　　当再有人对李渡说“以后再说”时，他也明白了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其实在表达“希望双方都就此忘记，永不再提”。
　　和客户相约时，对方经常会说“马上到”。听到这句话，李渡脑海里浮现的，是英勇的战士骑着骏马，奔驰在疾风旷野之中的景象，“on horseback arriving，有种超级英雄会立刻到达的感觉”，但在中国，李渡遇到的实际情况是，“英勇的骑士”很少守约，一场定好的会议，很可能一个半小时后才能开始。
　　李渡回美国，朋友们都说他是已经被“汉化”了的美国人。根据造词规律，他自己发明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sinolin-guaphilia，指长期使用中文的外国人出现的“中国化”现象，这些人可能出现以下表现：说母语时，会不自觉使用中文语序，比如“You what time go to airport”;做出肯定回答时，习惯说一连串的“对对对对对”;症状最“严重”的做梦都在说中文，还和现实生活中完全不懂中文的人对上了话。

“一部两小时的中国历史电影”

　　到中国不久，李渡想写一部关于上海的剧本。当时孙祝曼的大学室友是李渡太太公司的实习生，室友对孙祝曼说，这么不靠谱的事情你应该感兴趣。两人一见如故，聊了很久，开始了长达20年的合作。
　　“创作过程充满了文化语言的冲突，团队成员中有60、70、80后，还有很明显的代际冲突。”李渡和孙祝曼回忆起《趣简中国史》的创作过程。为了在100多页的篇幅中展现漫长的中国历史，大家商量决定，每个朝代只浓缩选择三个人物。西方人喜欢听故事，他们把整本书以一部“两个小时的中国历史电影”来呈现。
　　一部电影人物太多，形象就会模糊，怎么让国外读者记住每个人物呢？李渡成为了中西文化的“转译者”。
　　探讨郑和这个人物，他们发现外国人很难念出“郑”字拼音中“zh”的音，还会习惯性地将拼音的“he”发成英文中的“他”。为了便于理解，他们给郑和起了一个名号：海上漂流CEO，带领着约两万七干人的团队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上。这支庞大的队伍包括由使者、官员组成的“领导层”，由船长、舵手、船舱人员、天气预报员、占星家组成的“航海事务处”，各级士兵组成的“军事护卫队”，由外交后援团、后勤人员组成的“服务部门”，和由道士、僧侣、算命先生组成的“精神导师团”。
　　提到宋徽宗，李渡觉得，同样痴迷于字体设计的苹果创始人乔布斯一定会很喜欢他，因为他自创了瘦金体，但作为皇帝他是不成功的。于是，他们将宋徽宗比喻成有着莫扎特天赋的教皇，和成为了美国总统的猫王，艺术天赋异禀，却因戴上权力的脚铐，只能没日没夜地喝酒。
　　“不过不用为他感到太过可惜，宋徽宗繁衍的后代数量是历代皇帝中数一数二的。”宋徽宗总共有32个儿子和34个女儿，即使在被囚禁期间，也生下了19个孩子。团队在括号里补充道“别问为什么，这也许还不是全部”。
　　为了拍好这部“电影”，不让观众有起身离座的“尿点”，团队通过调整，也割舍了很多对诗人的介绍，“对外国人来说，诗人太多可能会有一些理解上的障碍”，要让外国读者读进去，是他们的重要考量。

中西文化“摆渡人”

　　来中国之前，李渡曾梦想去南美学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一次意外的工作调动，他收拾行李，卖掉一切家当，搬到了中国。
　　像多数刚刚身处异国的人一样，李渡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文化冲击”，被字典上密密麻麻的方块字，和听起来差不多的四声调绕得晕头转向。

　　当时的中文班有两个日本人，李渡观察到两人能很好地认读汉字，却还是很难说好中文，这让李渡对中文学习产生了疑问：即使来自中国相邻国家，认识汉字的人都很难把中文学好，何况自己一个完全是新手的西方人？白天上班，晚上学中文，李渡压力很大，兴趣渐失。他放弃了中文的学习。没有了心理压力和负担，不再纠结于复杂的文本与语法，李渡在日常生活中反而发现了中文的有趣之处。
　　李渡见过很多中国人，喜欢随便给自己起各种各样的英文名：Zeus（宙斯），Passenger（乘客）、Legend（神话）、Mosquito（蚊子），他很难理解。但在帮助外国人起中文名上，他给出了非常地道的意见：首先，找一个拥有丰富词汇量，并且信任的中国朋友，选择一个和本姓读音相近的中文姓氏，然后选两个象征着美好品质的字词，比如“杰胜”，代表杰出、胜利。
　　他不建议大家直接将英文字音译过来，否则Danny直译成中文是“打你”，Fabio是“发票”，而Jimmy听起来就像在叫上海的金贸大厦，“这就像一个中国人在巴黎叫埃菲尔铁塔一样”，他在书中写道。
　　孙祝曼觉得李渡始终对未知保持着真诚和善意，扮演着中西文化沟通的“摆渡人”。“有人会因为未知和迷惑就产生害怕，在还不清楚的时候就下判断，其实是不友善的。”两人曾对慈禧和宋徽宗的历史地位有过些许争议，但李渡的善意让两人的探讨能始终平等地进行下去。
　　孙祝曼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挑选唐代的三位代表人物时，她很自然选出了李白和杜甫，李渡却提议选一位女诗人。孙祝曼开始不解，后来被李渡说服了，他认为唐朝女诗人的出现，可以反映当时世风的开放，女性地位的提高。
　　他们最终选择了鱼玄机，虽然《唐诗三百首》并没有收录她的诗，但他们很喜欢鱼玄机的人生故事。考虑到西方读者，在表现形式上，他们将鱼玄机想象成活在今天的人，帮她做了一个Facebook个人首页的介绍。
　　“我们不是学者，不需要承担书写历史的重担，也不用假装权威”，孙祝曼觉得团队就是在记录历史长河中的一些人性闪光点，而读者就是每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在现代，老子会如何生活？来吧，给他穿上一条沙滩裤。
　　（振妍荐自搜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