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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汪曾祺40年代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现代主义大量存在于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之中，他以存在主义书写探索人的意义，本文从《落魄》和《复仇》着手，分析汪曾祺40年代创作中的存在主义。
關键词：汪曾祺;小说创作;存在主义;文体实践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7-032-01
汪曾祺小说创作与“京派”联系密切，但“京派”风格难以涵盖他40年代的小说创作，他这一时期的小说带有鲜明的现代主义色彩。唐缇在《虔诚的纳蕤思一谈汪曾祺的小说》中，将汪曾祺40年代的小说分为以《复仇》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创作，以《戴车匠》为代表的具有地域特色的乡土小说创作。从写作手法上来看，汪曾祺在《复仇》《落魄》一类的40年代前期创作，自觉模仿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手法，融入现代主义叙事技巧，探索存在的意义，《戴车匠》《鸡鸭名家》为代表的40年代后期创作则更多围绕高邮、昆明两地展开叙述，地域风俗特色相对而言较为浓郁，散文化的叙事特色相对明显，地域审美特质鲜明。本文从汪曾祺40年代的小说《落魄》《复仇》出发，分析存在主义对汪曾祺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
《落魄》从青年大学生的视角讲述了抗战时期昆明一家小餐馆老板的落魄，“南京人”与“扬州人”合开的绿杨饭店中，开始的老板是扬州人，“他穿了一身铁机纺绸裤褂在那儿炒菜！”[3]（P211），与扬州老板盘花纽子，白色细麻纱袜，浅口千层呢鞋，一丝不乱的头发着装相对的南京人则是“一身蓝衣布裤，腰里一条洋而口袋改成的围裙。从上到下，无一处不像一个当行而食店师傅”[3]（P213）以至于“我从他的后脑勺子上即可看出这是属于那种会‘堆砌’成功的人。”[3] （P214）在这位南京人明白他们这个店是为什么而开，在他的努力下，绿杨饭店现在非常像一个饭店了，而且南京人也已替代了扬州人，成为绿杨饭店的“代言人”且占领了扬州人的妻子。南京人不断奋斗向上攀爬的过程中，扬州人一直在走下坡路，不断的衰颓潦倒，青年大学生每次见到的扬州人都更加潦倒，先是“头发白了几根”，再是“一股子窝囊样子，折垂着脖子，木然看着哄在一块骨头上的苍蝇，佝偻着背”，之前一丝不乱的头发现在也是乱糟糟的毫无光泽，走路也是机械的移动，以至于青年大学生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对他“我没有第二种感情，厌恶！我恨他，虽然没有理由。”[3]（P220）基于一种人的存在性体验，青年大学生没有给予潦倒的扬州人同情与怜悯，而是对他心生厌恶，认为南京人的后脑勺没有堆得更高，也全是扬州人的责任。青年大学生意识到“一切存在物连同自身在内，从根本上说都是多余的、偶然的、荒谬的、没有根据没有理由没有目的，人一旦发现这点，就不能不对整个存在世界连同自身产生深刻的厌恶。”[5]（P217）汪曾祺在《落魄》中，表达的正是类似的人生体验。
小说《落魄》以“他为什么要到‘内地’来？不大可解，也没有问过他。自然，你现在要是问我为什么大老远跑到昆明过那么几年，我也答不上来”[3]（P210）作为开头，小说结尾再一次发问“这个扬州人，你为甚么要到内地来？”[3]（P219]两次发问表明青年大学生没有从这个扬州人身上探究出人存在的价值，只看到了虚无和荒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青年大学生没有依照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给予扬州人同情，对扬州人只有厌恶的原因，他对扬州人的厌恶态度表明他已经不满足于用人道主义观念看待人生了，对扬州人心生厌恶也是则是他无法探求到扬州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对扬州人的厌恶中也包含了他对自己的厌恶，扬州人的存在在他看来毫无意义，同样他的存在在别人眼中也是多余且无意义的，青年大学生在扬州人与南京人的身上看到了人生的窘境：职业的不如意与失败导致了扬州人生活的不断落魄，职业上的成果使得南京人的人性逐渐丧失，成为机械性的存在。这也正是导致青年大学生怀疑人生，迷惘未来的主要原因，因而小说借扬州人的落魄表述的是青年大学生的失魂落魄，“可是我得说话，我这么失魂落魄地坐着，要惹人奇怪的。已经有人注意我。他一面咀嚼着我……”揭示的正是青年大学生意识到白己的多余与虚无之后的不知所措。
汪曾祺小说中的存在主义受萨特影响较大，萨特从“主观性”探讨人类的存在性问题，将存在分为“自在的存在”与“自为的存在”两个范畴，人则是自为存在与自在存在的综合体，自我的不断否定是两种存在之间的沟通桥梁。萨特认为“人不应安于现状，墨守事实，而应自觉白为，在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更新中，向本真的存在迈进（虽然人注定达不到本质上的存在），这是人无可逃避的使命。”[l] （Pl39）汪曾祺的小说在这一基础上，触及存在主义中的自为存在的问题。《复仇》主人公“复仇者”为复仇而生，“他母亲怀着他时，他父亲教仇人杀了，抬回家来，只剩得一口气。说出仇人的名字，就死了。母亲解出他手里的剑，仇人的名字则经她用刺针在儿子的手臂上，又涂了蓝。那口剑，在他手里。他到处找，按手臂上名字找那个人，为父亲报仇。”[3]（P149）这使得他成为一个“为他的存在”，从“复仇者”出生起，母亲就给他加上了替父寻仇的标签，他的生活也按着母亲安排好的路线推进，他完成的是承担这个角色时被赋予的人物，但却不知道自己存在的目的。“复仇者”被动地接受了这一身份，充当了“为他的存在”，放弃了自我选择，踏上为父寻仇的道路，就在即将完成复仇的时候，他却放弁复仇，与被寻仇者一同开凿山路，这是复仇者对之前为他人的存在的反叛，此时的复仇者是一个自为的存在，
和尚你想必是不寂寞？
你寂寞的意思是疲倦，客人，你也许还不疲倦？
这合了句古话：心问口，口问心。客人的手轻轻触着他的剑。这口剑在他整天握着时，他总觉得有一分生疏，他愈想免除生疏，就愈觉得不可能;而到他像是忘了它，才知道它是如何之亲切，哪一天他簌的一下拔出来，好了，一切就有了交代。剑呀，不是你属于我，我其实是你的。这是什么意思？我活了这一生就落得这句话，多可怜，多可怜的一句话。
他目睹的和尚生活随意但有情，那句“我知道我并不想在这里出家！”是他在这一场景下对自己目前生活的厌倦以及对自主生活的向往。当“复仇者”在山洞里见到手臂刻有父亲名字的和尚时，他意识到自己与仇人都是被人复仇的工具，这时他才恍然大悟，看透自己的命运：他要充当复仇者这个角色，“他自己整个消失就剩得这口剑，他缩小缩小，至于没有”一完全成了为他的存在！他已经失去自己的价值，成为一个工具性的存在。最后“复仇者”选择与仇人一起开凿山路象征着复仇者自我意识的回归，这是他的一种自为的选择，“复仇者”不再继续安于实现他人的目的而存在，意味着“复仇者”对自己之前自欺状态的扬弃，“复仇者”意识到只有成为自身存在主导的存在才是有意义的，因而此时的“复仇者”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自为的存在。
汪曾祺40年代前期的活动，多集中于西南联大这所抗战时期的特殊大学。这一阶段他接触了大量的西方翻译小说，对阿索林、纪德、契诃夫等人的小说非常喜爱，他自己也曾表示“读的是中文系，读的却是西方翻译小说”。大量阅读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存在主义。1945年后，中国文学界掀起了一股介绍法国存在主义的文学浪潮，这表现为汪曾祺1945年之后小说创作中现代主义技巧的使用，尤其是存在主义的运用。汪曾祺这一阶段的存在主义多集中于《落魄》《复仇》《礼拜天的早晨》等小说，这些现代主义小说从不同的视角叙述了人的存在性体验，最终指向存在基础之上的“自欺”与“扬弃”。
参考文献：
[1]解志熙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2]萨特存在与虚无（修订本），陈宣良等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3]汪曾祺汪曾祺小说全编（第一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4]王干.寻求超越：小说文体实验[J].小说评论，1987（5）
[5]刘旭汪曾祺小说的叙事模式研究：“汪氏文体”的形成[J].文学评论，2015（2）
關键词：汪曾祺;小说创作;存在主义;文体实践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7-032-01
汪曾祺小说创作与“京派”联系密切，但“京派”风格难以涵盖他40年代的小说创作，他这一时期的小说带有鲜明的现代主义色彩。唐缇在《虔诚的纳蕤思一谈汪曾祺的小说》中，将汪曾祺40年代的小说分为以《复仇》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创作，以《戴车匠》为代表的具有地域特色的乡土小说创作。从写作手法上来看，汪曾祺在《复仇》《落魄》一类的40年代前期创作，自觉模仿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手法，融入现代主义叙事技巧，探索存在的意义，《戴车匠》《鸡鸭名家》为代表的40年代后期创作则更多围绕高邮、昆明两地展开叙述，地域风俗特色相对而言较为浓郁，散文化的叙事特色相对明显，地域审美特质鲜明。本文从汪曾祺40年代的小说《落魄》《复仇》出发，分析存在主义对汪曾祺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
《落魄》从青年大学生的视角讲述了抗战时期昆明一家小餐馆老板的落魄，“南京人”与“扬州人”合开的绿杨饭店中，开始的老板是扬州人，“他穿了一身铁机纺绸裤褂在那儿炒菜！”[3]（P211），与扬州老板盘花纽子，白色细麻纱袜，浅口千层呢鞋，一丝不乱的头发着装相对的南京人则是“一身蓝衣布裤，腰里一条洋而口袋改成的围裙。从上到下，无一处不像一个当行而食店师傅”[3]（P213）以至于“我从他的后脑勺子上即可看出这是属于那种会‘堆砌’成功的人。”[3] （P214）在这位南京人明白他们这个店是为什么而开，在他的努力下，绿杨饭店现在非常像一个饭店了，而且南京人也已替代了扬州人，成为绿杨饭店的“代言人”且占领了扬州人的妻子。南京人不断奋斗向上攀爬的过程中，扬州人一直在走下坡路，不断的衰颓潦倒，青年大学生每次见到的扬州人都更加潦倒，先是“头发白了几根”，再是“一股子窝囊样子，折垂着脖子，木然看着哄在一块骨头上的苍蝇，佝偻着背”，之前一丝不乱的头发现在也是乱糟糟的毫无光泽，走路也是机械的移动，以至于青年大学生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对他“我没有第二种感情，厌恶！我恨他，虽然没有理由。”[3]（P220）基于一种人的存在性体验，青年大学生没有给予潦倒的扬州人同情与怜悯，而是对他心生厌恶，认为南京人的后脑勺没有堆得更高，也全是扬州人的责任。青年大学生意识到“一切存在物连同自身在内，从根本上说都是多余的、偶然的、荒谬的、没有根据没有理由没有目的，人一旦发现这点，就不能不对整个存在世界连同自身产生深刻的厌恶。”[5]（P217）汪曾祺在《落魄》中，表达的正是类似的人生体验。
小说《落魄》以“他为什么要到‘内地’来？不大可解，也没有问过他。自然，你现在要是问我为什么大老远跑到昆明过那么几年，我也答不上来”[3]（P210）作为开头，小说结尾再一次发问“这个扬州人，你为甚么要到内地来？”[3]（P219]两次发问表明青年大学生没有从这个扬州人身上探究出人存在的价值，只看到了虚无和荒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青年大学生没有依照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给予扬州人同情，对扬州人只有厌恶的原因，他对扬州人的厌恶态度表明他已经不满足于用人道主义观念看待人生了，对扬州人心生厌恶也是则是他无法探求到扬州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对扬州人的厌恶中也包含了他对自己的厌恶，扬州人的存在在他看来毫无意义，同样他的存在在别人眼中也是多余且无意义的，青年大学生在扬州人与南京人的身上看到了人生的窘境：职业的不如意与失败导致了扬州人生活的不断落魄，职业上的成果使得南京人的人性逐渐丧失，成为机械性的存在。这也正是导致青年大学生怀疑人生，迷惘未来的主要原因，因而小说借扬州人的落魄表述的是青年大学生的失魂落魄，“可是我得说话，我这么失魂落魄地坐着，要惹人奇怪的。已经有人注意我。他一面咀嚼着我……”揭示的正是青年大学生意识到白己的多余与虚无之后的不知所措。
汪曾祺小说中的存在主义受萨特影响较大，萨特从“主观性”探讨人类的存在性问题，将存在分为“自在的存在”与“自为的存在”两个范畴，人则是自为存在与自在存在的综合体，自我的不断否定是两种存在之间的沟通桥梁。萨特认为“人不应安于现状，墨守事实，而应自觉白为，在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更新中，向本真的存在迈进（虽然人注定达不到本质上的存在），这是人无可逃避的使命。”[l] （Pl39）汪曾祺的小说在这一基础上，触及存在主义中的自为存在的问题。《复仇》主人公“复仇者”为复仇而生，“他母亲怀着他时，他父亲教仇人杀了，抬回家来，只剩得一口气。说出仇人的名字，就死了。母亲解出他手里的剑，仇人的名字则经她用刺针在儿子的手臂上，又涂了蓝。那口剑，在他手里。他到处找，按手臂上名字找那个人，为父亲报仇。”[3]（P149）这使得他成为一个“为他的存在”，从“复仇者”出生起，母亲就给他加上了替父寻仇的标签，他的生活也按着母亲安排好的路线推进，他完成的是承担这个角色时被赋予的人物，但却不知道自己存在的目的。“复仇者”被动地接受了这一身份，充当了“为他的存在”，放弃了自我选择，踏上为父寻仇的道路，就在即将完成复仇的时候，他却放弁复仇，与被寻仇者一同开凿山路，这是复仇者对之前为他人的存在的反叛，此时的复仇者是一个自为的存在，
和尚你想必是不寂寞？
你寂寞的意思是疲倦，客人，你也许还不疲倦？
这合了句古话：心问口，口问心。客人的手轻轻触着他的剑。这口剑在他整天握着时，他总觉得有一分生疏，他愈想免除生疏，就愈觉得不可能;而到他像是忘了它，才知道它是如何之亲切，哪一天他簌的一下拔出来，好了，一切就有了交代。剑呀，不是你属于我，我其实是你的。这是什么意思？我活了这一生就落得这句话，多可怜，多可怜的一句话。
他目睹的和尚生活随意但有情，那句“我知道我并不想在这里出家！”是他在这一场景下对自己目前生活的厌倦以及对自主生活的向往。当“复仇者”在山洞里见到手臂刻有父亲名字的和尚时，他意识到自己与仇人都是被人复仇的工具，这时他才恍然大悟，看透自己的命运：他要充当复仇者这个角色，“他自己整个消失就剩得这口剑，他缩小缩小，至于没有”一完全成了为他的存在！他已经失去自己的价值，成为一个工具性的存在。最后“复仇者”选择与仇人一起开凿山路象征着复仇者自我意识的回归，这是他的一种自为的选择，“复仇者”不再继续安于实现他人的目的而存在，意味着“复仇者”对自己之前自欺状态的扬弃，“复仇者”意识到只有成为自身存在主导的存在才是有意义的，因而此时的“复仇者”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自为的存在。
汪曾祺40年代前期的活动，多集中于西南联大这所抗战时期的特殊大学。这一阶段他接触了大量的西方翻译小说，对阿索林、纪德、契诃夫等人的小说非常喜爱，他自己也曾表示“读的是中文系，读的却是西方翻译小说”。大量阅读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存在主义。1945年后，中国文学界掀起了一股介绍法国存在主义的文学浪潮，这表现为汪曾祺1945年之后小说创作中现代主义技巧的使用，尤其是存在主义的运用。汪曾祺这一阶段的存在主义多集中于《落魄》《复仇》《礼拜天的早晨》等小说，这些现代主义小说从不同的视角叙述了人的存在性体验，最终指向存在基础之上的“自欺”与“扬弃”。
参考文献：
[1]解志熙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2]萨特存在与虚无（修订本），陈宣良等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3]汪曾祺汪曾祺小说全编（第一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4]王干.寻求超越：小说文体实验[J].小说评论，1987（5）
[5]刘旭汪曾祺小说的叙事模式研究：“汪氏文体”的形成[J].文学评论，2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