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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李小忠感到头昏脑涨。
作为涪陵区石沱镇光明村村主任,他正在登门入户当“说客”。
前些天,蔬菜种植能手李建找到李小忠,希望到村里办蔬菜合作社。
李小忠当即表示支持。
却不想,当他到村民家中动员时,却被泼了一盆凉水。
“合作社,不就是‘空壳公司’?”
“隔壁村的合作社,大半要死不活。”
“除了统一买点农资,合作社还能干嘛?”
乡亲们不领情,李小忠很郁闷。
“这些年,合作社遍地开花,但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李小忠说,“问题见多了,不少村民对入社也变得谨慎了。”
2013年7月16日,重庆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发布消息:截至6月底,全市已有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23695个,参合农户达329.1万户,比2008年分别增加了146%与88%。十年之间,重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成长迅猛。然而,在“量”激增的背后,渐入“青春期”的重庆农村合作经济,也开始遭遇“成长的烦恼”。
创新模式破解空壳之困
“乡亲们有顾虑。”2012月8月初,李小忠找到李建诉苦。
李建决定亲自出马。
三天后,光明村村委会办公室,一场村民动员大会召开。
“我想成立新型股份制合作社——以土地入股有租金,以劳动力入社有工资,全程接受村民监督!”李建向村民宣布。
很快,有人心动了。
2012年8月11日,光明村农盈蔬菜种植股份合作社成立。当年,社员人均增收上万元。
“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单一,是重庆农村合作经济的第一大不足。”重庆工商大学教授、农村经济问题研究专家骆东奇说,此“软肋”会造成双重困境:一是传统合作社组织模式以企业、大户为主导,农民收益渠道单一且分配形式不明,降低了社员积极性,造成合作社内部“割裂”;二是面对农业的季节性和分散性,此类组织形式“盈利点”少,造成合作社和市场“割裂”。内外交困下,合作社很容易沦为“空壳”。
李建的股份制组织模式,是突破第一重困境的有益尝试。
而程惠泽的“内部孵化”模式,则向第二重困境发起冲锋。
64岁的程惠泽是长寿区云台镇青云村人。2007年,他成立了骄骥农机合作社,为种植户提供农机服务。
可是,当地以小农经济为主,农机需求市场分散零碎——靠“小打小闹”,骄骥农机合作社难以维持。
为扭转困境,程惠泽决心革新合作社组织模式,整合需求市场。
2009年,长寿区葛兰镇冯庄村,程惠泽指导当地农户建立了水稻专业合作社,再由水稻专业合作社与骄骥农机合作社平等协商,将水稻社员机耕业务“外包”给骄骥农机。
其后三年,程惠泽如法炮制,在长寿相继建起15个种植专业合作社,“势力范围”覆盖长寿全区和垫江、梁平等地四万亩农田。
“二次合作”破解恶性竞争
2004年6月,梁平县合兴镇龙滩村。
柚子林间,张文辉已经站了很久。
作为梁平县龙滩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他每天都会到柚林转悠。
这天,张文辉照常来到柚林,却看到了一块荒地——由于梁平柚产量激增,当地七大柚子专业合作社竞相降价,导致柚农入不敷出,不少柚农一气之下砍掉了柚子树。
“在市场盲目性驱动下,特色种养殖行业催生出一大批同质化合作社。”骆东奇说,由于缺乏协调,这些合作社彼此争食,削弱了特色农业品牌竞争力——这是重庆农村合作经济的第二大不足。
如何避免同质化造成的恶性竞争?张文辉给出了答案。
2004年底,张文辉在七大柚子专业合作社之间穿梭游说,力促昔日对手缔结盟约,共同组建了梁平龙滩柚协会,优质梁平柚价格从每个0.5元上涨到10元。
“通过建立合作联社、行业协会等高级合作组织,农村合作经济就能实现‘二次合作’。”骆东奇说,通过此类合作,农村合作经济就会从同室操戈变为抱团出海。
融资互助破解资金难题
2008年,巫山县,迪力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基地。
崭新的牛舍已经耸立起来。牛舍后,环绕着面积约2000亩的牧草基地。
一年前,迪力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随后投资建立了牛舍和牧草基地。
基础设施竣工,合作社的资金也用光了。
为融资,合作社理事长多次找到银行,却始终未能如愿。
2010年,巫山有141个农村专业合作社,其中25%负债严重,另外50%由于资金不足成了“空挂社”——它们都未能及时获得贷款。
针对这个难题,一些农村合作社自筹资金,建立起一种全新合作形式——农村金融互助社。
农村资金互助社是指经过银行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由合作社、农民和企业自愿入股建立,为社员提供各类金融服务的社区互助性金融机构。
“在东部发达农村,金融互助组织已经成为金融服务主渠道之一。”骆东奇说,而在重庆,这种合作经济形式才刚起步。
2011年12月1日,黔江区城东街道下坝社区。
三间临街门面上挂出一块牌子:城东诚信资金互助社。
上午9点,社员蒲光胜走进门面。两个小时后,他拿着两万元贷款走了出来。
一个月前,黔江三个专业合作社联合出资,建立了城东诚信资金互助社,力求通过自助摆脱融资之苦。
到2012年底,互助社已经累计放贷300万元,贷款余额97万元,帮助一大批生产型合作社渡过了难关。
在开县、万州等地,类似的资金互助合作社也悄然成立。
“和商业银行相比,农村资金互助社资金少,客户公信力也比较弱。”骆奇东说,“但由于深度贴近‘三农’,农村资金互助社服务效率高,在充分成长后,此类合作社的作用将进一步显现。”
作为涪陵区石沱镇光明村村主任,他正在登门入户当“说客”。
前些天,蔬菜种植能手李建找到李小忠,希望到村里办蔬菜合作社。
李小忠当即表示支持。
却不想,当他到村民家中动员时,却被泼了一盆凉水。
“合作社,不就是‘空壳公司’?”
“隔壁村的合作社,大半要死不活。”
“除了统一买点农资,合作社还能干嘛?”
乡亲们不领情,李小忠很郁闷。
“这些年,合作社遍地开花,但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李小忠说,“问题见多了,不少村民对入社也变得谨慎了。”
2013年7月16日,重庆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发布消息:截至6月底,全市已有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23695个,参合农户达329.1万户,比2008年分别增加了146%与88%。十年之间,重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成长迅猛。然而,在“量”激增的背后,渐入“青春期”的重庆农村合作经济,也开始遭遇“成长的烦恼”。
创新模式破解空壳之困
“乡亲们有顾虑。”2012月8月初,李小忠找到李建诉苦。
李建决定亲自出马。
三天后,光明村村委会办公室,一场村民动员大会召开。
“我想成立新型股份制合作社——以土地入股有租金,以劳动力入社有工资,全程接受村民监督!”李建向村民宣布。
很快,有人心动了。
2012年8月11日,光明村农盈蔬菜种植股份合作社成立。当年,社员人均增收上万元。
“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单一,是重庆农村合作经济的第一大不足。”重庆工商大学教授、农村经济问题研究专家骆东奇说,此“软肋”会造成双重困境:一是传统合作社组织模式以企业、大户为主导,农民收益渠道单一且分配形式不明,降低了社员积极性,造成合作社内部“割裂”;二是面对农业的季节性和分散性,此类组织形式“盈利点”少,造成合作社和市场“割裂”。内外交困下,合作社很容易沦为“空壳”。
李建的股份制组织模式,是突破第一重困境的有益尝试。
而程惠泽的“内部孵化”模式,则向第二重困境发起冲锋。
64岁的程惠泽是长寿区云台镇青云村人。2007年,他成立了骄骥农机合作社,为种植户提供农机服务。
可是,当地以小农经济为主,农机需求市场分散零碎——靠“小打小闹”,骄骥农机合作社难以维持。
为扭转困境,程惠泽决心革新合作社组织模式,整合需求市场。
2009年,长寿区葛兰镇冯庄村,程惠泽指导当地农户建立了水稻专业合作社,再由水稻专业合作社与骄骥农机合作社平等协商,将水稻社员机耕业务“外包”给骄骥农机。
其后三年,程惠泽如法炮制,在长寿相继建起15个种植专业合作社,“势力范围”覆盖长寿全区和垫江、梁平等地四万亩农田。
“二次合作”破解恶性竞争
2004年6月,梁平县合兴镇龙滩村。
柚子林间,张文辉已经站了很久。
作为梁平县龙滩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他每天都会到柚林转悠。
这天,张文辉照常来到柚林,却看到了一块荒地——由于梁平柚产量激增,当地七大柚子专业合作社竞相降价,导致柚农入不敷出,不少柚农一气之下砍掉了柚子树。
“在市场盲目性驱动下,特色种养殖行业催生出一大批同质化合作社。”骆东奇说,由于缺乏协调,这些合作社彼此争食,削弱了特色农业品牌竞争力——这是重庆农村合作经济的第二大不足。
如何避免同质化造成的恶性竞争?张文辉给出了答案。
2004年底,张文辉在七大柚子专业合作社之间穿梭游说,力促昔日对手缔结盟约,共同组建了梁平龙滩柚协会,优质梁平柚价格从每个0.5元上涨到10元。
“通过建立合作联社、行业协会等高级合作组织,农村合作经济就能实现‘二次合作’。”骆东奇说,通过此类合作,农村合作经济就会从同室操戈变为抱团出海。
融资互助破解资金难题
2008年,巫山县,迪力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基地。
崭新的牛舍已经耸立起来。牛舍后,环绕着面积约2000亩的牧草基地。
一年前,迪力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随后投资建立了牛舍和牧草基地。
基础设施竣工,合作社的资金也用光了。
为融资,合作社理事长多次找到银行,却始终未能如愿。
2010年,巫山有141个农村专业合作社,其中25%负债严重,另外50%由于资金不足成了“空挂社”——它们都未能及时获得贷款。
针对这个难题,一些农村合作社自筹资金,建立起一种全新合作形式——农村金融互助社。
农村资金互助社是指经过银行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由合作社、农民和企业自愿入股建立,为社员提供各类金融服务的社区互助性金融机构。
“在东部发达农村,金融互助组织已经成为金融服务主渠道之一。”骆东奇说,而在重庆,这种合作经济形式才刚起步。
2011年12月1日,黔江区城东街道下坝社区。
三间临街门面上挂出一块牌子:城东诚信资金互助社。
上午9点,社员蒲光胜走进门面。两个小时后,他拿着两万元贷款走了出来。
一个月前,黔江三个专业合作社联合出资,建立了城东诚信资金互助社,力求通过自助摆脱融资之苦。
到2012年底,互助社已经累计放贷300万元,贷款余额97万元,帮助一大批生产型合作社渡过了难关。
在开县、万州等地,类似的资金互助合作社也悄然成立。
“和商业银行相比,农村资金互助社资金少,客户公信力也比较弱。”骆奇东说,“但由于深度贴近‘三农’,农村资金互助社服务效率高,在充分成长后,此类合作社的作用将进一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