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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养好嗓子精力充沛地回到斯德哥尔摩时，学院的冬季学期已经开始了。一个与林奎斯特夫妇熟识的家庭，有个女儿要在雅各布教堂举办婚礼，我很荣幸受邀在她的婚礼上演唱。沃尔德·阿伦（Waldemar Ahlen）在婚礼上演奏管风琴，音乐厅的总监约翰内斯·诺尔比（Johannes Norrby）担任独唱。我演唱了贝多芬的《赞美之歌》，其他的曲目记不清了。仪式结束后，热情友善的约翰内斯·诺尔比告诉我，他对我的表演印象非常深刻，想给我提供一次试唱机会，如果我通过了就可以签约。这样的机会让我始料未及，我猜想他的意思是让我与合唱团签约。我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声乐老师希斯洛普，他大声回应道：“你不能在合唱团演唱，几年后你是要成为那儿的独唱歌手的！”我没有答应诺尔比的试唱邀请，但他不在乎，继续表现出对我的关注。不论我什么时候在学校音乐会上演唱，他都会来到现场，笑眯眯地坐在第四排。
大约一年之后，诺尔比在斯德哥尔摩商业中心组织了一场名为“熟悉的旋律”的音乐会，我在音乐会上演唱了瑞典作曲家斯坦哈默（Wilhelm Stenhammar，1871-1927），斯约格伦（Emil Sjogren，1853-1918），还有科赫（Erland von Koch，1910-2009）的几首歌。第二天，《新大众日报》的评论员威廉·西摩撰文写道：“她拥有特殊的嗓音，她的名字理应被大写。”
然而我并非总能取得成功。在瑞典电台试听时，纳撒内尔·布罗曼（Nathanael Broman）拒绝了我，说我的演唱过于平淡。他的点评无疑是正确的。我的压迫式唱法让嗓子很疲劳，时不时地会导致我的演唱平淡无味。
与此同时，讲授指挥课程的教授托尔·曼恩（Tor Mann，1894-1974，瑞典指挥家，长期执掌瑞典广播交响乐团），用他的耳朵记住了我，也就是我在学校音乐会上演唱贝多芬的“啊，负心人”（Ah，Perfido）和《汤豪舍》中的“伊丽莎白的祈祷”（Dich，teure Halle）之后。他的学生，齐格弗里德·诺曼（Siegfried Naumann，1919-2001）在那天晚上指挥了学院的管弦乐队。
遭遇纳撒内尔·布罗曼拒绝的一个月后，我应邀到瑞典电台的一场学生音乐会上演唱，由托尔·曼恩指挥。这可谓是一次漂亮的“复仇”！曼恩是位非常优秀的指挥，与他合作让我精神焕发。我们在延雪平（Jonkoping，瑞士南部小城）和哥德堡再次上演了这场音乐会。在当地的报纸上我们这样读到：“托尔·尼尔森指挥，比尔吉特·曼恩独唱！”如此疯狂的名字组合，并没有阻碍我们的成功。作曲家格斯塔·奈斯特龙（Gosta Nystroem，1890-1966），也是著名的评论家，称我为“歌唱神童”。
6个月后在斯德哥尔摩，我们同样获得成功，尽管在“伊丽莎白的祈祷”中，我因为神经紧张丢掉了一个四分音符。英韦·弗吕克特在《快报》评论文章的末尾写道：“她的老师对此负有重大责任。”
除了这些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评论外，我还注意到音乐学院的校长艾纳·罗尔夫（Einar Rolf）对我的兴趣越来越浓。我还听说他把希斯洛普叫到他的办公室，并斥责了他。罗尔夫校长认为我在入学考试时的嗓音比现在要好。等我再去上课时，希斯洛普显然表现得非常恼火。我完全不知所措，诚恳地对他說，我并没有把嗓音退步归罪于他，这无疑是我的错。可后来，当我听说罗尔夫与希斯洛普的会晤后，才第一次感到困惑，并开始怀疑希斯洛普的教学方法。与此同时，我了解到一些同学已经转投了其他教师。
我一回到斯科纳度假，就去找以前的声乐老师拉格纳·布伦诺，他认为我有能力克服自己的困难。甚至到今天我还不能确定，布伦诺是否意识到了不好的唱法会给我的嗓音带来什么样的危险。等我的嗓子完全恢复后，那些听过我演唱的人，认为那是一种年轻美妙的音质。
我几乎总能获得正面的评价，演出邀请越来越多。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然而，我对自己正在接受的声乐训练越来越不满意，向自己提出了许多先前从未面对过的问题。
算上那些偶尔来上课的旁听生，我们这届学生总共有12到14人之多。要成为独唱演员，需要三年的学习时间，其问会有很多优秀老师给我们上课。西尔维娅·通巴夫人（Silvia Tomba）讲授意大利语，她用语法无情地折磨我们。拉特·贝里斯特隆（Rut Bergstron）小姐喜欢戴着一顶用鲜花装饰的草帽，总是努力让说话的声音听起来拥有头部共鸣，以此来保护声带。因为我用喉咙演唱，也会用同样的方式讲话。她教会我，如果不想让嗓子疲劳，该怎样说话。
我意识到自己讲话时的声音非同寻常，多数人会听出来并且经常模仿。我的嗓音就成了我的身份证。当我坐上斯德哥尔摩的出租车，告诉司机要去哪儿。司机不用转身，就会说道：“啊哈，比尔吉特·尼尔森正在城里呀！”
弗雷加小姐（Fredga）的节奏课很吓人。当她炫耀自己令人惊叹的私人学生，可以用一只手臂打五拍的同时，用另一只手臂打四拍，还能再点两次头——如此地一心三用，我自叹弗如，再一次地觉得，相对于这一切，菜园子是一个更让人愉悦的地方。
可爱的伯纳德·莉雅（Bernard Lilia）让我感觉很轻松。我可以凭借自己完美的音准，毫不费力地唱出一种特殊音调，视唱也是小菜一碟。
著名的作曲家古斯塔夫·诺德奎斯特（Gustav Nordqvist，1886-1949）教授给我们上和声。他是位地道的绅士，慷慨地将他所有好听的歌曲题赠给我。对于这门课我的确没有太多的才华，因为我没有创作欲望，也不把它当回事。但不管怎样，我完成了我的必修练习，却没有太多的想象力。一旦我的时间不够，我就会在最后关头，匆忙地用c大调谱写一些连我自己都感觉羞愧的东西。当诺德奎斯特在钢琴上演奏它的时候，他说，我是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最后乐章上抄袭的。我当时还不知道《第九交响曲》，所以完全是无辜的。但我不能确定，诺德奎斯特会不会相信我。贝多芬在我之前那么久，就写出了他的主旋律，这一点让人心烦。 我的钢琴老师戈特弗里德·博恩（Gottfried Boon），是当时瑞典最出色的钢琴家，他也是众多转行当教师的音乐会钢琴家之一。很多未来的钢琴老师会来旁听我的课程，我的作用就像一只供人观赏的豚鼠，这种情况并不会给人激励。实际上，我发现自己很没面子。老师布置给我很困难的作品，我不得不花很多时间练习，只是为了将它弹得更完美一些。我并不渴望成为钢琴家，所以实际上我经常用错误的方式练习。但即便如此，在表演前的那一天，我还是会像发疯一样敲击琴键练习着。经过一个不眠之夜，我出现在课堂上，心情紧张又内疚。博恩一直用他牙医钻头般的嗓音“唱”着旋律，白始至终试图让我紧张的肩膀放松下来，让我出汗的手指轻快地掠过琴键。与其说这是钢琴课，不如说是一种折磨，那种记忆现在依然会在我的噩梦中出现。
成绩卓著的合唱指挥大卫·阿伦（David Ahlen），是埃里克·埃里克森（Eric Ericson，1918-2013，瑞典著名合唱指挥）的老师，每周指挥一次学院的合唱团。他给我们带来的微妙变化和表现力令人难以置信：天籁般的声音，弱音就像温柔的耳语。在瑞典，大多数合唱女高音都用假声演唱，音调中含有很多气息。我的嗓子肯定不适宜参与合唱。这种男童女高音（boysoprano）的音色，让我的嗓子感到疲劳，它的发音部位不适合我。不管我怎么唱，音量都太大，阿伦经常要给予压制。我只是进行一次深呼吸，还没唱出声，他就让我停下来。最终我采取只张嘴不发声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1944年春季学期结束时，我修完了独唱学业，不用试唱就进入了歌剧学院，这在当时并不多见。
暑假时间很长，我又很缺钱。能挣钱的演出机会很难找到，我想去艺人招聘机构看看，那儿是不是有合适的空缺。我向他们声明不希望去游乐场表演，于是提供给我一份在饭馆与小乐队演出的工作，地点在王室狩猎场外的林德花园，每晚登台两次。周日的下午及晚上我都有演出，薪水是每个月1280克朗，待遇还算蛮不错的，我马上表示接受。当然，我必须好好升级一下我的服装。我原有两件长裙，现在需要再置办一件——新长裙有着轻溥的夏季面料，淡黄色的布料上，印着红色的罂粟花。它实际上是窗帘布，却非常好看。周日下午的演出，我弄了一套蓝灰绉纱的短打扮。为了与这套衣服相配，我还买了双灰色皮鞋，软木后跟，还有脚踝绑带（有了脚踝绑带，我的腿看起来非常好看）。这套服装的点睛之笔，是我从旧城区一家二手商店花10克朗弄到的一根白色的鸵鸟羽毛。我将它染成与服装相配的颜色，插在一顶非常漂亮的帽子上。噢，夏天的我还从来没有这么漂亮过！
生活轻松又美好，所有的日子是那样自由自在。晚上，我乘坐渡船从斯开波斯布朗（斯德哥尔摩的一座码头）来到王室狩猎场（当时我住在老城区），每次的小船之旅都非常美妙。我在林德花园演唱的曲目是通俗歌曲大杂烩，从《卡门》的咏叹调，到《献给母亲的紫罗兰》，什么都有。
在歌剧学院，学生可以选择向私人教师学习——当然要自己付学费。我马上去找新老师，这件事让希斯洛普非常生气。我选择了阿恩·苏尼加德（Arne Sunnegard），他是歌剧学院的排练辅导兼声乐教师，掌握的曲目相当广泛，是个老派的音乐家。
我的嗓音当时比较黯淡，常与女中音相似，苏尼加德希望加强我的高音区。为此我经常进行高音c的练习，直到我唱得嗓音嘶哑，说不出话来。记得当我上完课后以这样的状态回到家中，我的未婚夫非常震惊。
我跟着苏尼加德学了四年，其中有两年他是在国外度过的。这段时间，我成了自己的声乐老师，这对我来说非常合适。我在歌剧学院里学习了不少新角色，比如《女武神》中的齐格琳德、《齐格弗里德》中的布伦希尔德、《黑桃皇后》中的莉萨等。苏尼加德回来后，对我的进步印象非常深刻。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让他相信，这一切都是我自学的。舞台实践对我的帮助很大，那才是我最好的声乐老师。
很明显，我需要开拓新的领域，主要在表演以及声音的细微处理方面。我希望自己的声音既优美又有力。有一天，我想与苏尼加德就某个细节谈一谈（当时我已经开始怀疑他的教学方式了）——他坚持让我在唱辅音D的时候，必须把舌头放在牙齿下方，而我经常把舌头放在牙齿上方。当我希望与他探讨這一点时，他爆发了，像怪物一般大喊大叫，问我是不是怀疑他的教学方式。他说自己曾经在德国和美国工作过，肯定比我懂得多。
“如果这种方法不适合你……”他边喊边配以拒人千里以外的肢体动作，“……那我们最好还是收工吧！”我一动不动地听他把话说完。然后，我离开了房间，从他的学生队伍里永远消失了。
之后我找到了伟大的瓦格纳歌唱家南妮·拉尔森-托德森（Nanny LarsenTodsen，1884-1982，瑞典女高音）。在昂贵的45分钟课堂上，她至少用了30分钟来炫耀自己骄人的职业生涯。她告诉我，她在德国被誉为“拜罗伊特皇后”。三次她的所谓课程之后，在歌唱方面我毫无收获，但我通过了学院的所有考试。从那时起，我决定永远不再与任何声乐教师合作了。
在歌剧学院，我们不仅要学音乐和表演，就像我前面提到的，还要学习语言、举止、演讲还有剑术。对于最后一项，很遗憾我一点天赋也没有。虽然假如托斯卡不是用水果刀刺死斯卡皮亚，而是用一次决斗向他挑战的话，或许观众们会更加兴奋。
有着轻柔嗓音的人，不时会获得出演侍女一类小角色的机会，而我的声音更加戏剧化，不适合这类角色。在奥斯卡剧院合唱队演唱的埃里克多特（siw Ericsdotter，1919-，瑞典女高音）也是这种情况。
我们一年有两次演出。最重要的演出安排在春季，我们在剧院的主台与乐队合作。记忆最深刻的演出有《唐乔瓦尼》（我扮演唐娜·安娜）、《菲岱里奥》及《麦克白》选场，以及《玫瑰骑士》最后的三重唱，三个年轻的声音——艾娃·普里茨（EvaPrytz，1917-1987，挪威女高音）、英格丽·埃克塞尔（Ingrid Eksell），还有我——让这一幕成为这个城市多年的音乐记忆。
歌剧学院两年的课程结束了。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被古斯塔夫·阿道夫广场（瑞典皇家歌剧院的所在地）的这座圣殿聘用。我的运气很好，不用试听就被歌剧学院自动接收。
就这样，我走上了艺术之路，那里既有玫瑰，也有荆棘。
下面是我写给启蒙老师拉格纳·布伦诺的两封信的片段：
1944年4月4日，斯德哥尔摩
……现在我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你可以相信，我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因为所有的声音都变得饱满圆润。或许你会问我，是谁帮助我走上这条路？是我自己思考了所有的东西，把一切安排妥当。一天早上我醒来，开始考虑我能做点什么。你的话语仿佛萦绕在我耳边，告诉我“打开整个气道”。我从床上跳起来，让喉咙彻底放松，只让气息流过。完全不一样了！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以前，我压迫喉咙，控制呼吸，让声音听起来尖厉紧张。我担心过上一阵，自己会失去对新唱法的印象，但我成功地留住了它，一有不同马上就能察觉到。希斯洛普和我的同学也很惊讶。希斯洛普说，他很高兴我现在拥有如此美妙的高音。好吧，他也许会很高兴，但他肯定无法帮我获得它……
1945年5月14日，斯德哥尔摩
对于所有自称声乐老师的人，我相当不信任。你去试听的时候，被告知所有的东西都是错的。没有哪个老师会接受别人的唱法，这很令人惊讶。我深知自己可以做到什么，什么东西依然需要学习，但当你经常被告知必须重新开始时，你只会感到困惑……我已经摆脱了压迫喉咙的唱法。我是否可以在这个夏天为你演唱？请你务必答应我，要对我严格要求。唯有那样我才可以创造出自己的特色来……
大约一年之后，诺尔比在斯德哥尔摩商业中心组织了一场名为“熟悉的旋律”的音乐会，我在音乐会上演唱了瑞典作曲家斯坦哈默（Wilhelm Stenhammar，1871-1927），斯约格伦（Emil Sjogren，1853-1918），还有科赫（Erland von Koch，1910-2009）的几首歌。第二天，《新大众日报》的评论员威廉·西摩撰文写道：“她拥有特殊的嗓音，她的名字理应被大写。”
然而我并非总能取得成功。在瑞典电台试听时，纳撒内尔·布罗曼（Nathanael Broman）拒绝了我，说我的演唱过于平淡。他的点评无疑是正确的。我的压迫式唱法让嗓子很疲劳，时不时地会导致我的演唱平淡无味。
与此同时，讲授指挥课程的教授托尔·曼恩（Tor Mann，1894-1974，瑞典指挥家，长期执掌瑞典广播交响乐团），用他的耳朵记住了我，也就是我在学校音乐会上演唱贝多芬的“啊，负心人”（Ah，Perfido）和《汤豪舍》中的“伊丽莎白的祈祷”（Dich，teure Halle）之后。他的学生，齐格弗里德·诺曼（Siegfried Naumann，1919-2001）在那天晚上指挥了学院的管弦乐队。
遭遇纳撒内尔·布罗曼拒绝的一个月后，我应邀到瑞典电台的一场学生音乐会上演唱，由托尔·曼恩指挥。这可谓是一次漂亮的“复仇”！曼恩是位非常优秀的指挥，与他合作让我精神焕发。我们在延雪平（Jonkoping，瑞士南部小城）和哥德堡再次上演了这场音乐会。在当地的报纸上我们这样读到：“托尔·尼尔森指挥，比尔吉特·曼恩独唱！”如此疯狂的名字组合，并没有阻碍我们的成功。作曲家格斯塔·奈斯特龙（Gosta Nystroem，1890-1966），也是著名的评论家，称我为“歌唱神童”。
6个月后在斯德哥尔摩，我们同样获得成功，尽管在“伊丽莎白的祈祷”中，我因为神经紧张丢掉了一个四分音符。英韦·弗吕克特在《快报》评论文章的末尾写道：“她的老师对此负有重大责任。”
除了这些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评论外，我还注意到音乐学院的校长艾纳·罗尔夫（Einar Rolf）对我的兴趣越来越浓。我还听说他把希斯洛普叫到他的办公室，并斥责了他。罗尔夫校长认为我在入学考试时的嗓音比现在要好。等我再去上课时，希斯洛普显然表现得非常恼火。我完全不知所措，诚恳地对他說，我并没有把嗓音退步归罪于他，这无疑是我的错。可后来，当我听说罗尔夫与希斯洛普的会晤后，才第一次感到困惑，并开始怀疑希斯洛普的教学方法。与此同时，我了解到一些同学已经转投了其他教师。
我一回到斯科纳度假，就去找以前的声乐老师拉格纳·布伦诺，他认为我有能力克服自己的困难。甚至到今天我还不能确定，布伦诺是否意识到了不好的唱法会给我的嗓音带来什么样的危险。等我的嗓子完全恢复后，那些听过我演唱的人，认为那是一种年轻美妙的音质。
我几乎总能获得正面的评价，演出邀请越来越多。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然而，我对自己正在接受的声乐训练越来越不满意，向自己提出了许多先前从未面对过的问题。
算上那些偶尔来上课的旁听生，我们这届学生总共有12到14人之多。要成为独唱演员，需要三年的学习时间，其问会有很多优秀老师给我们上课。西尔维娅·通巴夫人（Silvia Tomba）讲授意大利语，她用语法无情地折磨我们。拉特·贝里斯特隆（Rut Bergstron）小姐喜欢戴着一顶用鲜花装饰的草帽，总是努力让说话的声音听起来拥有头部共鸣，以此来保护声带。因为我用喉咙演唱，也会用同样的方式讲话。她教会我，如果不想让嗓子疲劳，该怎样说话。
我意识到自己讲话时的声音非同寻常，多数人会听出来并且经常模仿。我的嗓音就成了我的身份证。当我坐上斯德哥尔摩的出租车，告诉司机要去哪儿。司机不用转身，就会说道：“啊哈，比尔吉特·尼尔森正在城里呀！”
弗雷加小姐（Fredga）的节奏课很吓人。当她炫耀自己令人惊叹的私人学生，可以用一只手臂打五拍的同时，用另一只手臂打四拍，还能再点两次头——如此地一心三用，我自叹弗如，再一次地觉得，相对于这一切，菜园子是一个更让人愉悦的地方。
可爱的伯纳德·莉雅（Bernard Lilia）让我感觉很轻松。我可以凭借自己完美的音准，毫不费力地唱出一种特殊音调，视唱也是小菜一碟。
著名的作曲家古斯塔夫·诺德奎斯特（Gustav Nordqvist，1886-1949）教授给我们上和声。他是位地道的绅士，慷慨地将他所有好听的歌曲题赠给我。对于这门课我的确没有太多的才华，因为我没有创作欲望，也不把它当回事。但不管怎样，我完成了我的必修练习，却没有太多的想象力。一旦我的时间不够，我就会在最后关头，匆忙地用c大调谱写一些连我自己都感觉羞愧的东西。当诺德奎斯特在钢琴上演奏它的时候，他说，我是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最后乐章上抄袭的。我当时还不知道《第九交响曲》，所以完全是无辜的。但我不能确定，诺德奎斯特会不会相信我。贝多芬在我之前那么久，就写出了他的主旋律，这一点让人心烦。 我的钢琴老师戈特弗里德·博恩（Gottfried Boon），是当时瑞典最出色的钢琴家，他也是众多转行当教师的音乐会钢琴家之一。很多未来的钢琴老师会来旁听我的课程，我的作用就像一只供人观赏的豚鼠，这种情况并不会给人激励。实际上，我发现自己很没面子。老师布置给我很困难的作品，我不得不花很多时间练习，只是为了将它弹得更完美一些。我并不渴望成为钢琴家，所以实际上我经常用错误的方式练习。但即便如此，在表演前的那一天，我还是会像发疯一样敲击琴键练习着。经过一个不眠之夜，我出现在课堂上，心情紧张又内疚。博恩一直用他牙医钻头般的嗓音“唱”着旋律，白始至终试图让我紧张的肩膀放松下来，让我出汗的手指轻快地掠过琴键。与其说这是钢琴课，不如说是一种折磨，那种记忆现在依然会在我的噩梦中出现。
成绩卓著的合唱指挥大卫·阿伦（David Ahlen），是埃里克·埃里克森（Eric Ericson，1918-2013，瑞典著名合唱指挥）的老师，每周指挥一次学院的合唱团。他给我们带来的微妙变化和表现力令人难以置信：天籁般的声音，弱音就像温柔的耳语。在瑞典，大多数合唱女高音都用假声演唱，音调中含有很多气息。我的嗓子肯定不适宜参与合唱。这种男童女高音（boysoprano）的音色，让我的嗓子感到疲劳，它的发音部位不适合我。不管我怎么唱，音量都太大，阿伦经常要给予压制。我只是进行一次深呼吸，还没唱出声，他就让我停下来。最终我采取只张嘴不发声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1944年春季学期结束时，我修完了独唱学业，不用试唱就进入了歌剧学院，这在当时并不多见。
暑假时间很长，我又很缺钱。能挣钱的演出机会很难找到，我想去艺人招聘机构看看，那儿是不是有合适的空缺。我向他们声明不希望去游乐场表演，于是提供给我一份在饭馆与小乐队演出的工作，地点在王室狩猎场外的林德花园，每晚登台两次。周日的下午及晚上我都有演出，薪水是每个月1280克朗，待遇还算蛮不错的，我马上表示接受。当然，我必须好好升级一下我的服装。我原有两件长裙，现在需要再置办一件——新长裙有着轻溥的夏季面料，淡黄色的布料上，印着红色的罂粟花。它实际上是窗帘布，却非常好看。周日下午的演出，我弄了一套蓝灰绉纱的短打扮。为了与这套衣服相配，我还买了双灰色皮鞋，软木后跟，还有脚踝绑带（有了脚踝绑带，我的腿看起来非常好看）。这套服装的点睛之笔，是我从旧城区一家二手商店花10克朗弄到的一根白色的鸵鸟羽毛。我将它染成与服装相配的颜色，插在一顶非常漂亮的帽子上。噢，夏天的我还从来没有这么漂亮过！
生活轻松又美好，所有的日子是那样自由自在。晚上，我乘坐渡船从斯开波斯布朗（斯德哥尔摩的一座码头）来到王室狩猎场（当时我住在老城区），每次的小船之旅都非常美妙。我在林德花园演唱的曲目是通俗歌曲大杂烩，从《卡门》的咏叹调，到《献给母亲的紫罗兰》，什么都有。
在歌剧学院，学生可以选择向私人教师学习——当然要自己付学费。我马上去找新老师，这件事让希斯洛普非常生气。我选择了阿恩·苏尼加德（Arne Sunnegard），他是歌剧学院的排练辅导兼声乐教师，掌握的曲目相当广泛，是个老派的音乐家。
我的嗓音当时比较黯淡，常与女中音相似，苏尼加德希望加强我的高音区。为此我经常进行高音c的练习，直到我唱得嗓音嘶哑，说不出话来。记得当我上完课后以这样的状态回到家中，我的未婚夫非常震惊。
我跟着苏尼加德学了四年，其中有两年他是在国外度过的。这段时间，我成了自己的声乐老师，这对我来说非常合适。我在歌剧学院里学习了不少新角色，比如《女武神》中的齐格琳德、《齐格弗里德》中的布伦希尔德、《黑桃皇后》中的莉萨等。苏尼加德回来后，对我的进步印象非常深刻。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让他相信，这一切都是我自学的。舞台实践对我的帮助很大，那才是我最好的声乐老师。
很明显，我需要开拓新的领域，主要在表演以及声音的细微处理方面。我希望自己的声音既优美又有力。有一天，我想与苏尼加德就某个细节谈一谈（当时我已经开始怀疑他的教学方式了）——他坚持让我在唱辅音D的时候，必须把舌头放在牙齿下方，而我经常把舌头放在牙齿上方。当我希望与他探讨這一点时，他爆发了，像怪物一般大喊大叫，问我是不是怀疑他的教学方式。他说自己曾经在德国和美国工作过，肯定比我懂得多。
“如果这种方法不适合你……”他边喊边配以拒人千里以外的肢体动作，“……那我们最好还是收工吧！”我一动不动地听他把话说完。然后，我离开了房间，从他的学生队伍里永远消失了。
之后我找到了伟大的瓦格纳歌唱家南妮·拉尔森-托德森（Nanny LarsenTodsen，1884-1982，瑞典女高音）。在昂贵的45分钟课堂上，她至少用了30分钟来炫耀自己骄人的职业生涯。她告诉我，她在德国被誉为“拜罗伊特皇后”。三次她的所谓课程之后，在歌唱方面我毫无收获，但我通过了学院的所有考试。从那时起，我决定永远不再与任何声乐教师合作了。
在歌剧学院，我们不仅要学音乐和表演，就像我前面提到的，还要学习语言、举止、演讲还有剑术。对于最后一项，很遗憾我一点天赋也没有。虽然假如托斯卡不是用水果刀刺死斯卡皮亚，而是用一次决斗向他挑战的话，或许观众们会更加兴奋。
有着轻柔嗓音的人，不时会获得出演侍女一类小角色的机会，而我的声音更加戏剧化，不适合这类角色。在奥斯卡剧院合唱队演唱的埃里克多特（siw Ericsdotter，1919-，瑞典女高音）也是这种情况。
我们一年有两次演出。最重要的演出安排在春季，我们在剧院的主台与乐队合作。记忆最深刻的演出有《唐乔瓦尼》（我扮演唐娜·安娜）、《菲岱里奥》及《麦克白》选场，以及《玫瑰骑士》最后的三重唱，三个年轻的声音——艾娃·普里茨（EvaPrytz，1917-1987，挪威女高音）、英格丽·埃克塞尔（Ingrid Eksell），还有我——让这一幕成为这个城市多年的音乐记忆。
歌剧学院两年的课程结束了。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被古斯塔夫·阿道夫广场（瑞典皇家歌剧院的所在地）的这座圣殿聘用。我的运气很好，不用试听就被歌剧学院自动接收。
就这样，我走上了艺术之路，那里既有玫瑰，也有荆棘。
下面是我写给启蒙老师拉格纳·布伦诺的两封信的片段：
1944年4月4日，斯德哥尔摩
……现在我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你可以相信，我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因为所有的声音都变得饱满圆润。或许你会问我，是谁帮助我走上这条路？是我自己思考了所有的东西，把一切安排妥当。一天早上我醒来，开始考虑我能做点什么。你的话语仿佛萦绕在我耳边，告诉我“打开整个气道”。我从床上跳起来，让喉咙彻底放松，只让气息流过。完全不一样了！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以前，我压迫喉咙，控制呼吸，让声音听起来尖厉紧张。我担心过上一阵，自己会失去对新唱法的印象，但我成功地留住了它，一有不同马上就能察觉到。希斯洛普和我的同学也很惊讶。希斯洛普说，他很高兴我现在拥有如此美妙的高音。好吧，他也许会很高兴，但他肯定无法帮我获得它……
1945年5月14日，斯德哥尔摩
对于所有自称声乐老师的人，我相当不信任。你去试听的时候，被告知所有的东西都是错的。没有哪个老师会接受别人的唱法，这很令人惊讶。我深知自己可以做到什么，什么东西依然需要学习，但当你经常被告知必须重新开始时，你只会感到困惑……我已经摆脱了压迫喉咙的唱法。我是否可以在这个夏天为你演唱？请你务必答应我，要对我严格要求。唯有那样我才可以创造出自己的特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