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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出生的吕敬人已经70有余，曾经在上海的里弄和兄弟几个一同打闹的孩子，如今是业内备受尊敬的书籍设计师。老了的他更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童，谈到喜欢的书时眼里满是希望与人分享的欣喜。讲到书籍设计时，他总是适时地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将设计理念娓娓道来。曾在清华美院与之共事的画家冯远一写道，他是学生们的“笑脸”爷爷，有着“地中海发型”和“万有引力胡须”。
吕敬人，1978年开始从事书籍设计工作，曾赴日求学，师从日本神户工科艺术大学教授杉浦康平，在杉浦康平那里第一次知道了做书原来有那么多学问。1998年，吕敬人成立独立工作室，2002年起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2013年起主持“敬人書籍设计研究班”工作。到2018年，吕敬人在书籍设计这条路上已经深耕了40年。
前不久，他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举办了《书籍问道——书籍设计40年》回顾展，他的“书籍设计”“书有五感”“纸有生命”等理念和他的人生经历贯穿其间。40年来，他只做了“做书”一件事。他说：“我喜欢，我离不开它，也做不了别的，它是工作，也是责任。”
新京报：2006年，你出版了讨论书籍设计的专著《书艺问道》，书名中的“道”字作何解？
吕敬人：“道”就是规则。书籍审美有它的规则，但更重要的是阅读规则。之前我们以为书籍设计就是要给书做装饰、做嫁衣，这种观念是有所欠缺的。做书需要理解信息传播的内在特征和规则，理解文本表现的特征和规则。文本表现形式是可以讲故事的，不同的“导演”，不同的“脚本”，可以演绎出不同的阅读感受。
“道”是永无止境的，所以我一直在“问道”。在《书艺问道》中，我提出我所追求的十个“道”，其中最核心的是“编辑设计”。设计者要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在设计中表现自己对文本的理解。
新京报：你对“信息设计”也很看重。
吕敬人：信息时代有大量的数据，一本书中的植物、动物、历史、事件、人物成长都是数据，它们需要视觉化以便传播。我们过去没有这个意识，“信息设计”就是要在海量信息中寻找差异。
新京报：你的设计理念中有两点让我很感兴趣，“看不见的格子”和“空间的时间感”。可否具体阐述一下其内涵？
吕敬人：谈到设计规则时，我们会想到西方的网格设计和黄金比。这些规矩让阅读变得条理清晰，而不是零零散散的。标题、体例、注释、图解都在一个系统中，虽然看不见“格子”，但是看起来却舒服。
建筑是容纳人和物的容器，书是容纳文本信息的容器。当你建筑房子的时候，如果它只是一个架子，它就只是一个“死”空间，但当人进来以后房子就变“活”了。当人在室内走动，就与空间产生了时间关系。
如果书只有封面，它就是静止的，而当有人翻开书，空白页相当于走进玄关，图画和文字相当于看到客厅，从封面到环衬到目录再到正文里每一个局部，其实都是文字在随着读者的翻阅而流动，这就是“时间感”。书是空间的产物，在翻阅过程中产生了时间。
所以书籍设计不是排版，不是把文字扔进去，而是要掌握快慢的节奏，设计阅读与人的时间关系，让阅读产生音乐感，导演一出“书戏”。
新京报：感觉因为人的加入，书籍拥有了生命。
吕敬人：对，书不是一个静止的物体，它是影响周遭环境的生命体。什么是环境？人在环境中活动，书吸引着人去翻阅，我可能迅速地翻阅，像在屋子里走一圈；我可能停在某一页，像在书房喝了一杯咖啡。遇到空白，快速翻阅；遇到图形，细细端详，每一个局部都在制造节奏感。
新京报：中国古代的书籍装帧跟现代装帧很不一样，带有浓厚的文人趣味，你对此怎么看？
吕敬人：古代做一本书要耗费很长时间。一次印一两百册，而不是泛泛的几万册。除了皇家、权贵、官府和有名的文人，没多少人能投入那么多成本刻制雕版。那时候文人对书的品位要求很高，中国汉字雕版至今依然被当做最精彩的艺术品之一。
古代书籍设计也在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改进，在数千年漫长的古籍创作中，它们经历了简策、卷轴、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形式。中国古代书籍的编排，字体灰度的掌握，比我们现在要讲究得多。
新京报：到民国时期，书籍设计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吕敬人：因为辛亥革命后全盘西化，线装书被取消了，竖排字改为横排字，全面仿效西方的书籍制作。很多人到国外取经，学到以后充分利用，涌现出一批装帧家，比如鲁迅、丰子恺、闻一多，他们博采众长，极大丰富了书籍的设计语言。鲁迅为自己的作品做了很多精彩的封面和插图，代表设计有《呐喊》《彷徨》，这些设计都能找到学习西方的出处。
新京报：新中国建立后的几十年，书籍设计又发生很大变化，你说过这和经济基础有关。
吕敬人：当时经济条件不好，做书籍设计是不可能的。有书读已经是恩赐了。所以书做个封皮就行了，封底还是白底的，因为节省铜板和油墨。现在人们条件好了，有精神追求了，就要求菜色新鲜，要求摆盘精致。所以说，装帧设计是折射时代的一面镜子。
新京报：对于目前的书籍装帧，你有过许多批评。你认为现在情况有所好转吗？
吕敬人：最近二十年中国的书籍设计发生了很多改变。在保留前辈风格的同时，引进了现代设计意识，包括整体设计，风格也更为多元。除了市面上标准化的作品，也出现了不少带有设计师个性的作品。
新京报：在上海举办书籍设计40年回顾展览期间，你曾参加了一场讨论亚洲书籍制作可能性的论坛。你认为存在一种统一的亚洲书籍设计的特征吗？
吕敬人：如果要归纳特征，那还是要用到杉浦老师的观点，“多主语”的亚洲。世界在发生变化，单主语显然不对。
（源自《新京报书评周刊》）
责编：胡祖义
吕敬人，1978年开始从事书籍设计工作，曾赴日求学，师从日本神户工科艺术大学教授杉浦康平，在杉浦康平那里第一次知道了做书原来有那么多学问。1998年，吕敬人成立独立工作室，2002年起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2013年起主持“敬人書籍设计研究班”工作。到2018年，吕敬人在书籍设计这条路上已经深耕了40年。
前不久，他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举办了《书籍问道——书籍设计40年》回顾展，他的“书籍设计”“书有五感”“纸有生命”等理念和他的人生经历贯穿其间。40年来，他只做了“做书”一件事。他说：“我喜欢，我离不开它，也做不了别的，它是工作，也是责任。”
新京报：2006年，你出版了讨论书籍设计的专著《书艺问道》，书名中的“道”字作何解？
吕敬人：“道”就是规则。书籍审美有它的规则，但更重要的是阅读规则。之前我们以为书籍设计就是要给书做装饰、做嫁衣，这种观念是有所欠缺的。做书需要理解信息传播的内在特征和规则，理解文本表现的特征和规则。文本表现形式是可以讲故事的，不同的“导演”，不同的“脚本”，可以演绎出不同的阅读感受。
“道”是永无止境的，所以我一直在“问道”。在《书艺问道》中，我提出我所追求的十个“道”，其中最核心的是“编辑设计”。设计者要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在设计中表现自己对文本的理解。
新京报：你对“信息设计”也很看重。
吕敬人：信息时代有大量的数据，一本书中的植物、动物、历史、事件、人物成长都是数据，它们需要视觉化以便传播。我们过去没有这个意识，“信息设计”就是要在海量信息中寻找差异。
新京报：你的设计理念中有两点让我很感兴趣，“看不见的格子”和“空间的时间感”。可否具体阐述一下其内涵？
吕敬人：谈到设计规则时，我们会想到西方的网格设计和黄金比。这些规矩让阅读变得条理清晰，而不是零零散散的。标题、体例、注释、图解都在一个系统中，虽然看不见“格子”，但是看起来却舒服。
建筑是容纳人和物的容器，书是容纳文本信息的容器。当你建筑房子的时候，如果它只是一个架子，它就只是一个“死”空间，但当人进来以后房子就变“活”了。当人在室内走动，就与空间产生了时间关系。
如果书只有封面，它就是静止的，而当有人翻开书，空白页相当于走进玄关，图画和文字相当于看到客厅，从封面到环衬到目录再到正文里每一个局部，其实都是文字在随着读者的翻阅而流动，这就是“时间感”。书是空间的产物，在翻阅过程中产生了时间。
所以书籍设计不是排版，不是把文字扔进去，而是要掌握快慢的节奏，设计阅读与人的时间关系，让阅读产生音乐感，导演一出“书戏”。
新京报：感觉因为人的加入，书籍拥有了生命。
吕敬人：对，书不是一个静止的物体，它是影响周遭环境的生命体。什么是环境？人在环境中活动，书吸引着人去翻阅，我可能迅速地翻阅，像在屋子里走一圈；我可能停在某一页，像在书房喝了一杯咖啡。遇到空白，快速翻阅；遇到图形，细细端详，每一个局部都在制造节奏感。
新京报：中国古代的书籍装帧跟现代装帧很不一样，带有浓厚的文人趣味，你对此怎么看？
吕敬人：古代做一本书要耗费很长时间。一次印一两百册，而不是泛泛的几万册。除了皇家、权贵、官府和有名的文人，没多少人能投入那么多成本刻制雕版。那时候文人对书的品位要求很高，中国汉字雕版至今依然被当做最精彩的艺术品之一。
古代书籍设计也在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改进，在数千年漫长的古籍创作中，它们经历了简策、卷轴、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形式。中国古代书籍的编排，字体灰度的掌握，比我们现在要讲究得多。
新京报：到民国时期，书籍设计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吕敬人：因为辛亥革命后全盘西化，线装书被取消了，竖排字改为横排字，全面仿效西方的书籍制作。很多人到国外取经，学到以后充分利用，涌现出一批装帧家，比如鲁迅、丰子恺、闻一多，他们博采众长，极大丰富了书籍的设计语言。鲁迅为自己的作品做了很多精彩的封面和插图，代表设计有《呐喊》《彷徨》，这些设计都能找到学习西方的出处。
新京报：新中国建立后的几十年，书籍设计又发生很大变化，你说过这和经济基础有关。
吕敬人：当时经济条件不好，做书籍设计是不可能的。有书读已经是恩赐了。所以书做个封皮就行了，封底还是白底的，因为节省铜板和油墨。现在人们条件好了，有精神追求了，就要求菜色新鲜，要求摆盘精致。所以说，装帧设计是折射时代的一面镜子。
新京报：对于目前的书籍装帧，你有过许多批评。你认为现在情况有所好转吗？
吕敬人：最近二十年中国的书籍设计发生了很多改变。在保留前辈风格的同时，引进了现代设计意识，包括整体设计，风格也更为多元。除了市面上标准化的作品，也出现了不少带有设计师个性的作品。
新京报：在上海举办书籍设计40年回顾展览期间，你曾参加了一场讨论亚洲书籍制作可能性的论坛。你认为存在一种统一的亚洲书籍设计的特征吗？
吕敬人：如果要归纳特征，那还是要用到杉浦老师的观点，“多主语”的亚洲。世界在发生变化，单主语显然不对。
（源自《新京报书评周刊》）
责编：胡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