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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活跃着的4万中国共产党员，凭什么能让当地150万人民跟着走？这片土地给出的答案极富张力：她自由却处处充满“规则”与“纪律”;她平等却又绝对崇尚“权威”;她是脚踏实地而扎根泥土的，却又四处飘散着浪漫的空气……
延安是什么？二十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全国各地的记者、文艺工作者，乃至各国的观察团，像浪花般汇起一股“圣地洪流”。他们带着各自不同的政见与意图，探究同一个问题：陕甘宁边区活跃着的4万中国共产党员，凭什么能让当地150万人民跟着走？
这片神秘土地给出的答案是极富张力的：她自由却处处充满“规则”与“纪律”;她平等却又绝对崇尚“权威”;她是脚踏实地而扎根泥土的，却又四处飘散着浪漫的空气……
平等与权威
在当时中国共产党所实践的“最原始的共产主义”中，平权，被许多延安的观察者看作一个重要的前提。
延安人不靠薪资过活，而靠供给制度和个人的生产。“衣食住所需的日常用品，医药物资、文化娱乐，大体上都有公家规定的标准。一般工作人员的生活水平虽有小小的差异，也只是量上的差，而不是质上的异。这片土地上没有极端的苦与乐，这对于稳定他们的工作精神有很大的作用。”1944年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的赵超构这样认为。
没有阶级的分化，没有身份的悬殊，甚至男女性别差异在延安也被刻意淡化。赵超构读《解放日报》，发现每天的第二版十有八九会放生产消息，所宣扬的劳动人民典型有男人也有女人，“什么人半夜就上山开荒，哪一家的女人每天纺纱几两”，女性与男性被置于同等的位置上。
同时，延安也崇尚权威。赵超构记载，当时的延安凡有三人以上的公众场所，总有毛泽东的画像。“共产党的朋友虽然不屑提倡英雄主义，他们对毛主席却用尽了英雄主义的方式来宣传拥护……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边区干部动员民众最有力的口号。”
1944年作为美军迪克西使团成员前往延安的美国人S·谢伟思曾回忆，建立在平等与民主之上的权威，是当地许多“公家人”和老百姓自觉维护的，以至于“无论人们向谁——理发员，或者农民，或是管理房间的服务员——提出问题，他们都能很好地说明共产党坚持抗战的纲领”。
自由与自律
延安除了平等与权威，也有民主，而延安的民主常常就“挂”在树杈上。抗大学生王仲方1937年到达延安，他曾说：“有这个会那个社的结社通知，愿意参加的可以签名。有人想发表见解，就在树杈上挂一张大纸，写上某某人在这里演讲某个问题。延河边的清凉山下，每到星期天，窑洞里有三五百人走出来，城里的和北门外抗大的学生也到这里寻亲访友。一上午有那么两三个小时，人群聚集。不管认不认识，都可以交流自己的见解，交流读书和学习心得。”
但自由也有另一面。在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几乎每个人都有严格的计划。“毛泽东、朱德诸人，每年在报上宣布他们的生产计划。不识字的乡农，也会由地方的劳动英雄替他们拟订计划。”赵超构如是记载。
赵超构有过对这种延安氛围是源于自律还是他律的疑惑？“是不是党和政府有意造成的？”但所有眼见的情形却将答案指向另一边：“生产运动差不多把每一家人都卷进忙碌的生活里面去。生活的标准化，使人们对于生活的希望、需求、趣味、感情等逐渐趋于统一……他们的小组批评，对于他们的意识观念有绝对的影响力。所谓‘对事实的认识一致，对党策的理解一致’，就是通过小组讨论实现的。”这是一种内在的纪律意识。
实用与浪漫
初到延安，赵超构随记者团拜访过毛泽东。“我发觉自己穿着新买的凉鞋，未免不郑重，但招待的人说，‘没关系，到了那里，你将发现比你穿得更随便的人，这边是不讲究这些细节的’。”
不讲究里包含着另一重含义：实用。延安是一个随处可见“实用”思想的地方。“延安所有的建筑，都是匆匆忙忙中完工的，虽然粗糙但简单实用。所有工作人员都从事实中建立朴素的理论。他们认为一个大学生学习英美式的经济学，不如精通边区的合作社和骡马大店。”
这在艺术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秧歌被抬到至高的地位。“你要是和他们（延安人）谈文艺，他总要问你看过秧歌剧没有，仿佛未看过秧歌剧就不配谈文艺似的。”
一位女同志出演宣传卫生的秧歌剧，剧本里说到一个女人因不懂卫生，接连生的6个孩子都死了。本子演出后，人们盛赞：“你们的秧歌比从前的好，句句话都是有用的。”延安人最引以为傲的秧歌剧《动员起来》，也不大像是艺术欣赏，更像是听取变工（农业劳动互助形式）问题的辩论会。
但延安生活并没有全然抹杀“人”的个性与情趣。被赵超构评价为百看不厌的秧歌剧《兄妹开荒》，讲的是妹妹给哥哥送饭，哥哥装睡的逗趣故事，“调皮的哥哥、天真的妹妹，极富乡村的浪漫情调”。
充盈與匮乏
党中央在延安的那些年，物资匮乏，基本的温饱是靠延安人自主奋斗来的。延安马列学院坐落在蓝家坪的半坡上。学员四五个人住一间窑洞，洞内放一张桌子，没有椅子。1938年一名学员进学校，每天可以吃到1.3斤小米、1斤青菜、3钱油、3钱盐。
延安的青菜很少，但“精神食粮不像青菜那样少”，美国新闻记者尼姆·威尔斯说。延安最不缺乏的，是学习的机会。“（延安）有夜校、日校，到处是课堂。这里有大批青年男女，自然就建立起一些大学和党的各种训练学校。他们很少有时间去闲逛，大多数人都通过努力工作而不断深造。”
黄华曾在陕北苏区红军总部做翻译。在延安看电影，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苏联塔斯社在延安有一个十几人的联络组，约半年有一架小运输机来延安，经常带来一些影片。为了看电影，全延安的干部学员都到杨家岭山坡下的广场集合，有的甚至要跑三四十里路。延安的文化生活是很丰富的……”
充盈的精神生活，某种程度上是所有延安人共同塑造的。1936年，文学评论家朱正明到过延安，他清楚地记得：“周末晚会上演出的节目什么都有，而且谁有才艺、谁有兴趣，都可以自由上台表演，不受约束，不遭干扰……”也正是在这样内在力量的支持下，延安人得以熬过缺医少药、缺菜少粮的日子。
（《解放日报》 杜晨薇、栗思/文）
延安是什么？二十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全国各地的记者、文艺工作者，乃至各国的观察团，像浪花般汇起一股“圣地洪流”。他们带着各自不同的政见与意图，探究同一个问题：陕甘宁边区活跃着的4万中国共产党员，凭什么能让当地150万人民跟着走？
这片神秘土地给出的答案是极富张力的：她自由却处处充满“规则”与“纪律”;她平等却又绝对崇尚“权威”;她是脚踏实地而扎根泥土的，却又四处飘散着浪漫的空气……
平等与权威
在当时中国共产党所实践的“最原始的共产主义”中，平权，被许多延安的观察者看作一个重要的前提。
延安人不靠薪资过活，而靠供给制度和个人的生产。“衣食住所需的日常用品，医药物资、文化娱乐，大体上都有公家规定的标准。一般工作人员的生活水平虽有小小的差异，也只是量上的差，而不是质上的异。这片土地上没有极端的苦与乐，这对于稳定他们的工作精神有很大的作用。”1944年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的赵超构这样认为。
没有阶级的分化，没有身份的悬殊，甚至男女性别差异在延安也被刻意淡化。赵超构读《解放日报》，发现每天的第二版十有八九会放生产消息，所宣扬的劳动人民典型有男人也有女人，“什么人半夜就上山开荒，哪一家的女人每天纺纱几两”，女性与男性被置于同等的位置上。
同时，延安也崇尚权威。赵超构记载，当时的延安凡有三人以上的公众场所，总有毛泽东的画像。“共产党的朋友虽然不屑提倡英雄主义，他们对毛主席却用尽了英雄主义的方式来宣传拥护……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边区干部动员民众最有力的口号。”
1944年作为美军迪克西使团成员前往延安的美国人S·谢伟思曾回忆，建立在平等与民主之上的权威，是当地许多“公家人”和老百姓自觉维护的，以至于“无论人们向谁——理发员，或者农民，或是管理房间的服务员——提出问题，他们都能很好地说明共产党坚持抗战的纲领”。
自由与自律
延安除了平等与权威，也有民主，而延安的民主常常就“挂”在树杈上。抗大学生王仲方1937年到达延安，他曾说：“有这个会那个社的结社通知，愿意参加的可以签名。有人想发表见解，就在树杈上挂一张大纸，写上某某人在这里演讲某个问题。延河边的清凉山下，每到星期天，窑洞里有三五百人走出来，城里的和北门外抗大的学生也到这里寻亲访友。一上午有那么两三个小时，人群聚集。不管认不认识，都可以交流自己的见解，交流读书和学习心得。”
但自由也有另一面。在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几乎每个人都有严格的计划。“毛泽东、朱德诸人，每年在报上宣布他们的生产计划。不识字的乡农，也会由地方的劳动英雄替他们拟订计划。”赵超构如是记载。
赵超构有过对这种延安氛围是源于自律还是他律的疑惑？“是不是党和政府有意造成的？”但所有眼见的情形却将答案指向另一边：“生产运动差不多把每一家人都卷进忙碌的生活里面去。生活的标准化，使人们对于生活的希望、需求、趣味、感情等逐渐趋于统一……他们的小组批评，对于他们的意识观念有绝对的影响力。所谓‘对事实的认识一致，对党策的理解一致’，就是通过小组讨论实现的。”这是一种内在的纪律意识。
实用与浪漫
初到延安，赵超构随记者团拜访过毛泽东。“我发觉自己穿着新买的凉鞋，未免不郑重，但招待的人说，‘没关系，到了那里，你将发现比你穿得更随便的人，这边是不讲究这些细节的’。”
不讲究里包含着另一重含义：实用。延安是一个随处可见“实用”思想的地方。“延安所有的建筑，都是匆匆忙忙中完工的，虽然粗糙但简单实用。所有工作人员都从事实中建立朴素的理论。他们认为一个大学生学习英美式的经济学，不如精通边区的合作社和骡马大店。”
这在艺术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秧歌被抬到至高的地位。“你要是和他们（延安人）谈文艺，他总要问你看过秧歌剧没有，仿佛未看过秧歌剧就不配谈文艺似的。”
一位女同志出演宣传卫生的秧歌剧，剧本里说到一个女人因不懂卫生，接连生的6个孩子都死了。本子演出后，人们盛赞：“你们的秧歌比从前的好，句句话都是有用的。”延安人最引以为傲的秧歌剧《动员起来》，也不大像是艺术欣赏，更像是听取变工（农业劳动互助形式）问题的辩论会。
但延安生活并没有全然抹杀“人”的个性与情趣。被赵超构评价为百看不厌的秧歌剧《兄妹开荒》，讲的是妹妹给哥哥送饭，哥哥装睡的逗趣故事，“调皮的哥哥、天真的妹妹，极富乡村的浪漫情调”。
充盈與匮乏
党中央在延安的那些年，物资匮乏，基本的温饱是靠延安人自主奋斗来的。延安马列学院坐落在蓝家坪的半坡上。学员四五个人住一间窑洞，洞内放一张桌子，没有椅子。1938年一名学员进学校，每天可以吃到1.3斤小米、1斤青菜、3钱油、3钱盐。
延安的青菜很少，但“精神食粮不像青菜那样少”，美国新闻记者尼姆·威尔斯说。延安最不缺乏的，是学习的机会。“（延安）有夜校、日校，到处是课堂。这里有大批青年男女，自然就建立起一些大学和党的各种训练学校。他们很少有时间去闲逛，大多数人都通过努力工作而不断深造。”
黄华曾在陕北苏区红军总部做翻译。在延安看电影，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苏联塔斯社在延安有一个十几人的联络组，约半年有一架小运输机来延安，经常带来一些影片。为了看电影，全延安的干部学员都到杨家岭山坡下的广场集合，有的甚至要跑三四十里路。延安的文化生活是很丰富的……”
充盈的精神生活，某种程度上是所有延安人共同塑造的。1936年，文学评论家朱正明到过延安，他清楚地记得：“周末晚会上演出的节目什么都有，而且谁有才艺、谁有兴趣，都可以自由上台表演，不受约束，不遭干扰……”也正是在这样内在力量的支持下，延安人得以熬过缺医少药、缺菜少粮的日子。
（《解放日报》 杜晨薇、栗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