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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中国经济存在三大结构性问题
（一）结构性价跌
所谓的结构性价跌就是PPI已经连续52个月负增长，但是CPI仍然保持正值。这与1998年上一轮价格下跌有着很大的不同。1998年上一轮价格下跌时，CPI也是负的。并且在1998年价格下跌时，CPI中的食品价格水平低于非食品价格，而此次结构性价跌则是食品价格高于非食品价格，因此对于那些恩格尔系数较高的低收入者来说就会更加敏感。其政策含义是，依靠大水漫灌式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就会面临很大的社会风险。
（二）结构性失业
一方面，东北、西北地区出现大量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或者“僵尸企业”待下岗职工。据称，目前东北每年人口流失高达200万到400万；另一方面，东南沿海地区，如广东、浙江这些地方却出现了“招工难”、用工成本上升的现象，这些地区目前正在拼命开发机器人，甚至提出了“用机器换人”的口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家调查系统”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前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排在第一位的是人工成本上升，占到71.996。与2014年同期相比，2015年以来在人工成本上有所增加的企业占到了57.896，明显增加的占到24.5%。而2015年，在调查问卷的企业家中，具有“用机器代替人”意愿的企业家已经占到了65.9%。
（三）结构性错配
一方面，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调查表示，企业家对本企业所在行业产能过剩情况的判断，由2012年的67.1%上升到2015年的74.7%。而企业的设备利用率由2012年的72.7%下降到2015年的67.896。但是另一方面，教育、医疗、养老、环保等领域供给严重不足。首先，在教育方面，哪个家长不为孩子上学发愁？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大学，家长们要花费多少心血和人力、物力、财力想方设法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但是好学校明显供给不足。其次，在医疗方面，伴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老龄化程度的提升以及医保制度的改善，对于医疗的需求在快速增长。但是，医院供给严重不足，不仅仅是北京，其他城市的大医院也大都人满为患。再次，在养老方面，问卷调查显示，“十三五时期”，50.3%的企业家最看好的行业是养老行业。
二、历史上中国政府应对价格下跌之经验
回顾历史，亚洲金融危机时，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应对价格下跌时采取的做法是双管齐下。
一方面，在需求侧，首先，当时政府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8年到2001年共发行了5100亿元国债，用于修建高速公路、大型水利、发电项目等等。其次，与此同时，大型银行提供了相应规模的配套贷款。再次，货币政策实为“宽松”，连续七次下调利率，增加货币供给。
此外，还有两条改革措施，但我认为应当归入需求侧。一是住房制度改革。改革开放初期，社科院的专家学者们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中去寻找根据，围绕着住房能否作为商品卖给个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是到了1998年，政府果断推动了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可以买卖了，从而打开了住房需求的大门。二是中国加入WTO，从需求侧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
另一方面，在供给侧，当时政府主要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二是发展民营中小企业。在国企改革方面，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是调整国有经济战略布局，将数十万家国有中小企业民营化。二是对包括石油、通信、电力等领域在内的大型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制上市。
但由于推进国企改革就会产生职工下岗问题，于是当时政府果断采取措施，大力促进民营中小企业发展，以此来增加就业岗位。其中一些具体措施包括：在中央层面，国家经贸委成立了中小企业司；在地方层面，地方政府设立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在金融领域，增加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贷款；在出口方面，赋予民营中小企业出口自主权，从而打开了出口的供给大门。
上述政策实施的结果是，自1998年到2002年，国有投资逐渐下降，民间投资逐渐上升。
三、对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若干思考
（一）处理好输血、止痛、动手术的关系
目前，围绕着宏观经济政策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主张继续投放财政货币信贷资金来刺激经济，我把它比喻为“输血”，或者是“打激素”。
第二种观点是把“新常态”解释为，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不需要改革，适应一下就好，忍耐一下就好，我把它比喻为“打止痛针”、“打麻药”。
第三种观点主张要加快国企改革、财税改革以及地方政府改革，我把它比喻为“动手术”，实际上是为了“止血”。
我个人对这三种观点的看法是：
关于第一种观点，如果主动脉在大量出血，即使输多少血也流不到毛细血管，并且还有可能心脏会承受不了。也就是说，如果国有企业在大量“失血”、地方政府在大量“失血”，不管输多少血也流不到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不仅如此，最后中央银行就会出问题，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出问题。
关于第二种观点，众所周知，阑尾炎最怕的是吃止痛药，吃了止痛药以后可能会好受一点儿，但是等到药劲过了以后，就可能已经“穿孔”了，想抢救都来不及了！所以第二种观点也很危险。
关于第三种观点，我认为，如果是为了动手术、止血，输一点儿血，打一点儿麻药是可以理解的，可能也是必须的；但是，如果光输血、打麻药，而迟迟不动手术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就会出大问题。
（二）加快供给侧改革，通过“动手术”达到“止血”的目的
在供给侧，要加快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要理顺价格形成机制。没有正确的价格信号，市场作用就无法正常发挥，市场主体就无法正常运行，市场秩序就会出现混乱。
二是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由于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所以，国有企业改革中，其实最重要的是推进财务公开，将国有企业的财务报表公之于众。 三是要发展民营经济。无论什么时候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都会面临职工下岗难题，更何况在经济下行期。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但是，发展民营企业不能再靠过去那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了，而要对民营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从理论上说清楚，从法律上给予保障。
四是要解决“僵尸企业”的退出问题。“僵尸企业”退不出去，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之间形成了“囚徒困境”。地方政府不愿意让“僵尸企业”退出主要是因为已经没有钱来安置下岗职工；而商业银行不愿意“僵尸企业”退出是因为担心不良资产就会暴露出来。因此要打破僵局，就必须改变各个相关主体的“报酬”关系。一方面，中央政府已经出手设立相关基金，用于化解钢铁、煤炭行业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也应当积极行动起来，采取“胡萝卜+大棒”的办法，推动商业银行采取行动，倒逼“僵尸企业”尽早退出。
五是加快研发创新，培育“造血机能”。供给侧改革，说到底，还是要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创新能力。要推进技术创新，首先需要制度创新；要推进制度创新，首先需要理论创新。最近的种种迹象表明，新一轮思想解放很可能是从经济学理论创新展开的。
（三）实施需求侧配套措施，为动手术的患者适当输血、打麻药
目前，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恐怕已经低于潜在增长率了。据统计，目前的潜在增长率平均测算值大约在7.19%左右；而实际增长速度已经低于7%。在此条件下，推进供给侧改革，虽然会对中国今后的长期发展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但是对于短期的经济增长却有可能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有可能加剧结构性价跌，加速经济下行。因此，必须针对不同需求，采取不同措施。
首先，对于传统的老需求，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适当的扩张性政策可能是需要的，但是要找准发展的瓶颈，实行结构性的扩张政策。比如：上一些早晚都要上、早上早获益的大型项目，并且趁着钢价、水泥的价格在下跌的时候建设，成本会比较低。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出来的种种问题表明，城市管道设施、农田水利设施以及交通运输瓶颈，这些方面应当抓紧建设一批重大项目。否则，等到钢铁、水泥等产能统统去掉之后再来建设的话，不仅成本还会上升，而且还不得不重新恢复产能。但是，在实施这些重大项目建设时，要尽量采用PPP模式，尽量把民间资本吸引进来，把那些无处可投的民间资本吸引进来，用有限的政府投资带动无限的民间投资，将这些资金投向那些有需求、有效益的重大项目。
其次，关于目前供给严重不足的新需求，主要依靠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共经历了三个大的周期。80年代的第一个周期，主要解决的是“吃”和“穿”的问题。90年代的第二个周期，主要解决的是“用”的问题，如家用电器。00年代的第三个周期，主要解决的是“住”和“行”的问题。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周期，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教育、医疗、养老、环保这样一些新的需求。对于这些新的需求，一方面，政府要尽职尽责，不能推卸责任；另一方面，政府也不能大包大揽，全部垄断。要改革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从补供方转为补需方。通过发行教育票、医疗票、养老票或推行教育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方式去“补需方”，然后可以就供方放开。如果能够把供方放开，民间资本、外资都可以进来了，就可以快速增加供给，大幅提高效率。这不仅可以提高效率、增加供给，还能够在保证公平的同时，增加公民的选择权。
总之，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有一个明显的规律，我们把它叫作“改革周期”，即每当遇到大的经济下行风险的时候，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我确信，如果不尽快推进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恐怕连“L”型都没有，而只能是面对危机。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大力度、实质性地推进供给侧改革、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并辅之以适当的定向刺激政策，中国经济就一定能够实现新的增长、迈上新的台阶。
（一）结构性价跌
所谓的结构性价跌就是PPI已经连续52个月负增长，但是CPI仍然保持正值。这与1998年上一轮价格下跌有着很大的不同。1998年上一轮价格下跌时，CPI也是负的。并且在1998年价格下跌时，CPI中的食品价格水平低于非食品价格，而此次结构性价跌则是食品价格高于非食品价格，因此对于那些恩格尔系数较高的低收入者来说就会更加敏感。其政策含义是，依靠大水漫灌式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就会面临很大的社会风险。
（二）结构性失业
一方面，东北、西北地区出现大量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或者“僵尸企业”待下岗职工。据称，目前东北每年人口流失高达200万到400万；另一方面，东南沿海地区，如广东、浙江这些地方却出现了“招工难”、用工成本上升的现象，这些地区目前正在拼命开发机器人，甚至提出了“用机器换人”的口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家调查系统”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前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排在第一位的是人工成本上升，占到71.996。与2014年同期相比，2015年以来在人工成本上有所增加的企业占到了57.896，明显增加的占到24.5%。而2015年，在调查问卷的企业家中，具有“用机器代替人”意愿的企业家已经占到了65.9%。
（三）结构性错配
一方面，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调查表示，企业家对本企业所在行业产能过剩情况的判断，由2012年的67.1%上升到2015年的74.7%。而企业的设备利用率由2012年的72.7%下降到2015年的67.896。但是另一方面，教育、医疗、养老、环保等领域供给严重不足。首先，在教育方面，哪个家长不为孩子上学发愁？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大学，家长们要花费多少心血和人力、物力、财力想方设法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但是好学校明显供给不足。其次，在医疗方面，伴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老龄化程度的提升以及医保制度的改善，对于医疗的需求在快速增长。但是，医院供给严重不足，不仅仅是北京，其他城市的大医院也大都人满为患。再次，在养老方面，问卷调查显示，“十三五时期”，50.3%的企业家最看好的行业是养老行业。
二、历史上中国政府应对价格下跌之经验
回顾历史，亚洲金融危机时，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应对价格下跌时采取的做法是双管齐下。
一方面，在需求侧，首先，当时政府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8年到2001年共发行了5100亿元国债，用于修建高速公路、大型水利、发电项目等等。其次，与此同时，大型银行提供了相应规模的配套贷款。再次，货币政策实为“宽松”，连续七次下调利率，增加货币供给。
此外，还有两条改革措施，但我认为应当归入需求侧。一是住房制度改革。改革开放初期，社科院的专家学者们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中去寻找根据，围绕着住房能否作为商品卖给个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是到了1998年，政府果断推动了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可以买卖了，从而打开了住房需求的大门。二是中国加入WTO，从需求侧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
另一方面，在供给侧，当时政府主要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二是发展民营中小企业。在国企改革方面，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是调整国有经济战略布局，将数十万家国有中小企业民营化。二是对包括石油、通信、电力等领域在内的大型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制上市。
但由于推进国企改革就会产生职工下岗问题，于是当时政府果断采取措施，大力促进民营中小企业发展，以此来增加就业岗位。其中一些具体措施包括：在中央层面，国家经贸委成立了中小企业司；在地方层面，地方政府设立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在金融领域，增加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贷款；在出口方面，赋予民营中小企业出口自主权，从而打开了出口的供给大门。
上述政策实施的结果是，自1998年到2002年，国有投资逐渐下降，民间投资逐渐上升。
三、对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若干思考
（一）处理好输血、止痛、动手术的关系
目前，围绕着宏观经济政策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主张继续投放财政货币信贷资金来刺激经济，我把它比喻为“输血”，或者是“打激素”。
第二种观点是把“新常态”解释为，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不需要改革，适应一下就好，忍耐一下就好，我把它比喻为“打止痛针”、“打麻药”。
第三种观点主张要加快国企改革、财税改革以及地方政府改革，我把它比喻为“动手术”，实际上是为了“止血”。
我个人对这三种观点的看法是：
关于第一种观点，如果主动脉在大量出血，即使输多少血也流不到毛细血管，并且还有可能心脏会承受不了。也就是说，如果国有企业在大量“失血”、地方政府在大量“失血”，不管输多少血也流不到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不仅如此，最后中央银行就会出问题，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出问题。
关于第二种观点，众所周知，阑尾炎最怕的是吃止痛药，吃了止痛药以后可能会好受一点儿，但是等到药劲过了以后，就可能已经“穿孔”了，想抢救都来不及了！所以第二种观点也很危险。
关于第三种观点，我认为，如果是为了动手术、止血，输一点儿血，打一点儿麻药是可以理解的，可能也是必须的；但是，如果光输血、打麻药，而迟迟不动手术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就会出大问题。
（二）加快供给侧改革，通过“动手术”达到“止血”的目的
在供给侧，要加快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要理顺价格形成机制。没有正确的价格信号，市场作用就无法正常发挥，市场主体就无法正常运行，市场秩序就会出现混乱。
二是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由于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所以，国有企业改革中，其实最重要的是推进财务公开，将国有企业的财务报表公之于众。 三是要发展民营经济。无论什么时候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都会面临职工下岗难题，更何况在经济下行期。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但是，发展民营企业不能再靠过去那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了，而要对民营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从理论上说清楚，从法律上给予保障。
四是要解决“僵尸企业”的退出问题。“僵尸企业”退不出去，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之间形成了“囚徒困境”。地方政府不愿意让“僵尸企业”退出主要是因为已经没有钱来安置下岗职工；而商业银行不愿意“僵尸企业”退出是因为担心不良资产就会暴露出来。因此要打破僵局，就必须改变各个相关主体的“报酬”关系。一方面，中央政府已经出手设立相关基金，用于化解钢铁、煤炭行业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也应当积极行动起来，采取“胡萝卜+大棒”的办法，推动商业银行采取行动，倒逼“僵尸企业”尽早退出。
五是加快研发创新，培育“造血机能”。供给侧改革，说到底，还是要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创新能力。要推进技术创新，首先需要制度创新；要推进制度创新，首先需要理论创新。最近的种种迹象表明，新一轮思想解放很可能是从经济学理论创新展开的。
（三）实施需求侧配套措施，为动手术的患者适当输血、打麻药
目前，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恐怕已经低于潜在增长率了。据统计，目前的潜在增长率平均测算值大约在7.19%左右；而实际增长速度已经低于7%。在此条件下，推进供给侧改革，虽然会对中国今后的长期发展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但是对于短期的经济增长却有可能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有可能加剧结构性价跌，加速经济下行。因此，必须针对不同需求，采取不同措施。
首先，对于传统的老需求，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适当的扩张性政策可能是需要的，但是要找准发展的瓶颈，实行结构性的扩张政策。比如：上一些早晚都要上、早上早获益的大型项目，并且趁着钢价、水泥的价格在下跌的时候建设，成本会比较低。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出来的种种问题表明，城市管道设施、农田水利设施以及交通运输瓶颈，这些方面应当抓紧建设一批重大项目。否则，等到钢铁、水泥等产能统统去掉之后再来建设的话，不仅成本还会上升，而且还不得不重新恢复产能。但是，在实施这些重大项目建设时，要尽量采用PPP模式，尽量把民间资本吸引进来，把那些无处可投的民间资本吸引进来，用有限的政府投资带动无限的民间投资，将这些资金投向那些有需求、有效益的重大项目。
其次，关于目前供给严重不足的新需求，主要依靠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共经历了三个大的周期。80年代的第一个周期，主要解决的是“吃”和“穿”的问题。90年代的第二个周期，主要解决的是“用”的问题，如家用电器。00年代的第三个周期，主要解决的是“住”和“行”的问题。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周期，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教育、医疗、养老、环保这样一些新的需求。对于这些新的需求，一方面，政府要尽职尽责，不能推卸责任；另一方面，政府也不能大包大揽，全部垄断。要改革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从补供方转为补需方。通过发行教育票、医疗票、养老票或推行教育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方式去“补需方”，然后可以就供方放开。如果能够把供方放开，民间资本、外资都可以进来了，就可以快速增加供给，大幅提高效率。这不仅可以提高效率、增加供给，还能够在保证公平的同时，增加公民的选择权。
总之，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有一个明显的规律，我们把它叫作“改革周期”，即每当遇到大的经济下行风险的时候，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我确信，如果不尽快推进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恐怕连“L”型都没有，而只能是面对危机。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大力度、实质性地推进供给侧改革、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并辅之以适当的定向刺激政策，中国经济就一定能够实现新的增长、迈上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