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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制度安排在运动员培养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从赛而佳则学、体而优则仕、技不良则困、健儿当自强等四个方面，对我国运动员的培养进行了制度安排视角的多棱镜透视。
关键词：多棱镜 运动员 培养 制度安排
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5）12-0017-03
一提起运动员，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他们与鲜花、掌声、金牌等联系在一起。在我国，运动员能够上大学是人们向往的，退役后到机关事业单位更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在现行制度安排下，许多运动员打开了通往理想的人生通道。然而，邹春兰、张尚武、黄穗等一系列事件动辄萦绕于社会，成为体育领域挥之不去的阴云。或许，习惯于政府安置的路径依赖后，觉得这不符合常理，但这却是一种制度安排，或者说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基于此，本文拟从制度安排视角下，尝试对我同运动员的培养进行多棱镜透视。
1 升学记：赛而佳则学
十年寒窗，铸就了很多孩子的大学梦想。一名出色的运动员，也能成就上大学的宿愿。对于那些成绩优异的运动员，国家开辟了多种绿色通道让运动员能够上大学，如免试、单招、特招等方式，使大批运动员能够进入大学校园提升学历教育。对于免试入学的运动员而言，不仅能够自由选择中意的知名高校，而且能够选择喜欢的非体育专业。如邓亚萍、姚明、刘翔、郭晶晶等一大批奥运冠军。特招和单招则都是针对达到二级及以上的运动员，通过国家规定的考试基准如高中统一考试和同家体育总局组织的单独招生考试，也能够具备上大学的资格。两者不同的是，前者只能选择运动训练和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后者则可以选择非体育专业。在现行体制下，这一标准拓宽了很多运动员的入学门槛，省级及以上的专业运动员一般情况下都能够具备高校入学资格。即使运动成绩不很突出但达到二级以上的很多高中学生运动员，也能够如愿进入高校就读。
如果说运动员如愿上大学已是常态，而研究生教育对运动员这个特殊的群体，也不再是可望不可及。2003年，北京体育大学获得教育部批准，创建了独一无二的研究生冠军班，可免斌招收奥运会冠军和世界冠军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成为同内唯一的一所免试入学的冠军研究生高等院校。2015年9月，研究生冠军班便迎来了23名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事实上，运动员上大学并不是我同独创，同外运动员上大学也是一大特色。然而，由于国外运动员上大学的身份是学生运动员，在教育方面运动员与普通学生并无太多区别，从而能够使运动员在专业培养、综合素质等方面达到较高层次。在我国，运动员上大学则是一种待遇，能够享受到重重优惠，如入学资格标准低、运动成绩替代学分制、“挂名”等，从而使得运动员上大学已经成为一种形式，重训轻文的思想根深蒂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面子工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制度安排屡受质疑，认为“有破坏教育公平、培养质量欠佳、高校学术献媚等”弊端。
实质上，运动员上大学这种形式，是解决现行运动员出路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基于竞技体育的国家政治意识的一种国家策略。这种制度安排应该以更广阔的视角来考察其利弊：其一，国家给予运动员这种机会，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接受教育，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其二，高校作为运动员培养的主体，既然已经将其视为学校的一张名片，应尽可能地在教育方面给予运动员更多关怀和照顾，如派专职教师进行学习管理、合理地安排补课与答疑时间等；其三，最关键的是运动员自己，应珍惜这个机会，发挥运动员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学习上“管住自己，一旦设定目标，绝不轻言放弃”。如此以来，国家的制度安排便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社会也不再会有诟病，运动员自身则实现了更好地发展。
2 从政记：体而优则仕
悉数因赛出名而步入仕途的体育界精英人物，不乏其人。人们熟知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从乒乓球运动员转型为教练，进而逐步升为部长级；奥运冠军邓亚萍退役后先被任命为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后被选任为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兼中国搜索网络股份公司总经理；熊倪退役后任体工队副大队长，目前任湖南省体育局副局长。
运动员退役后的安置历来是体育工作的一项制度安排，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制订相应的政策，关于做好退役运动员安置工作的意见频频出台。尤其在计划经济时期，运动员退役后的工作安置是政府部门、运动员等关注的重要使命，省队以其以上队员均能够得相应安置。如果拥有中专及以上学历，运动员便可以安排在干部岗位，成为同家干部，最不济也能安排在企业中成为工人阶层。对于以从事农业为主占80%以上的农业大同来说，一旦被选上当了运动员，这在当时相当于完成了“鲤鱼跳龙门”的人生跨越，成为了令人羡艳“城里人”。在当时严格的户籍制度管控下，这个职业是相当令人向往的。
随着汁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深刻社会转型，各个领域的人事聘用和管理制度已被打破，社会已经进入市场安排制度体系。然而，“赛而优则仕”这一制度安排却在体育界一直沿袭至今，有着浓重的汁划政治色彩。尽管这些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转岗从政在全国并不鲜见，但山东省体育局一次性安排和任命9名竞技成绩优异的优秀运动员，在全国引起了人们的众多关注。2012年初，“中国运动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运动员”的言论也曾经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同内外的关注。这一观点在国外得到了高度认同，但在国内却是另一番景象。在我国，运动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声望在制度的安排下一直处于中上层，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运动员的职业声望无法获得制度安排的预期或者说制度安排很难获得市场认同，使得我国运动员在退役后面临种种困难。
或许人们对于运动员的“官位”安排可能还不会有太多质疑，毕竟他们曾为我国的体育事业做出了贡献。但对于他们长期离职缺岗不谋政事，却遭到了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据了解，很多运动员虽然任职于某一职位，但长期缺岗仍保留着职位和待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当各行业各领域的用人制度都进入市场机制之时，运动员退役后的行政职业转换安置已不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新华社曾与2011年年初痛批金牌换官帽的“郭晶晶们”超国民待遇。不久，又出现了“黄穗事件”，再次引起广泛关注，称其一直享受着“有工作、不上班、领空饷”的特殊待遇，却出现在澳大利亚的黄金大奖赛上。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对此进行了深度评论，并对当前运动员管理体制进行了严厉抨击。当然，事情发生后，相关部门已经做出了回应，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显然，“赛而优则仕”虽然一度成为政府对运动员的合理安排，但时过境迁，这一制度安排已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触及到了更多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归根到底，“赛而优则仕”实际上反映了运动员培养的制度困境和配置缺陷。 3 窘迫记：技不良则困
运动员安置工作虽然得到了同家的高度重视，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运动员退役后的安置工作并不能得到市场认可。举重冠军邹春兰则是被人发现在长春市一家浴池为顾客搓澡，报道称其“邹春兰现象”，因为它并非个例，艾冬梅也因为生活困境而出售金牌。2011年7月14日，在北京王府井地铁口有个体操前世界冠军乞讨，在被驱赶之后离开。经查证他原来确实是一名体操选手，还曾经入选过同家队，他就是大运会金牌得主张尚武。那么，被“困”后的生活也就分为两种：一种是靠自己所能维持生汁；另一种则是彻底萎靡不振。邹春兰和张尚武分别是这两种“困”生活的代表。
作为运动员而言，技不良则困的局面能够为社会所理解和认可。虽然未能得到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也未能获得仕途的制度安排，但是靠自己的体力和能力度日，是真正的平民生活，也是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广泛的民众生活方式。只是，由于长期从事竞技体育让身体出现异常难以恢复才让人感到惋惜。对于沦为乞讨一族的运动员其实他们本身也可能在行乞之前做过很大的思想斗争，但是迫于自己没有别的任何生活经验和生活能力，也只能如此。因此他们急需得到帮助，比如通过培训或从事与本专业相关健身活动等等。
从运动员本身的经历说明事实不失为一种现身说法，无论是邹春兰当搓澡、艾冬梅出售奖牌还是张尚武街头卖艺都是很现实的教材，他们的说法和对运动员的理解更是耐人寻味：邹春兰说“我现在只有不到小学3年级的文化，拼音都不会。”张尚武表示自己退役后的伤病情况“后遗症还有很多，这些伤困扰我的生活”。其次便是知识的匮乏，张尚武说道：“缺少知识，一个是文化知识，另一个就是技能方面的知识”。艾冬梅则忆往昔后悔不迭，甚至说过“如果将来我的孩子要敢当运动员，我就打断她的腿”。邹春兰代表了常年从事体育训练而彻底荒废学业，不得不屈身当苦力的一类运动员；而张尚武则代表了由于心理落差沦落行乞卖艺的一类人；艾冬梅则是代表了彻底后悔当运动员的一类人，他们对体育失去了理智的看法，或者应该更准确的讲，或许是因为体育带给了他们太多的伤痛。
4 奋进记：健儿当自强
广西南宁举重运动员夫妻开烧囟店的报道曾引起了人们对运动员自主创业的讨论。“曾经举起运动员的尊严，现在举起生活的重担”的店面对联，饱含着运动员在创业时的艰难，更透射出运动员骨子里迸发出的不服输品格。“举重夫妻烧囟店”曾经一度激励并感动着很多人。雅典奥运冠军劳丽诗，即使政府向她抛出橄榄枝，做教练、公务员、或高校教师都可以帮助安置，“虽然说那是铁饭碗，但我不稀罕这样的虚荣”。这从另一侧面又反映出了即使符合制度安排体制，但在社会流动日趋增强，社会成员的自我意识正在呈现，以期获得更高的社会认同。
运动员退役后就业难一直是个难题，意味着除了少部分的塔尖运动员，其他处于塔身和塔基的运动员群体，他们在退役后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谋划未来。《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经济补偿办法》（同人部发[2003]18号）的出台，是运动员退役安置工作的历史性转折。自从以后，自主择业成为绝大部分运动员的出路。2013年，江苏省优秀运动队调整退役运动员共计139名，其中自主择业112名，组织安置27名。不少教练和体育界业内人士表示，运动员退役后出路不同，在举国体制下，运动员只能依靠自主学习，提升个人能力。
《运动员聘用办法》（体人字[2007]412号）的出台，宣告了运动员退役安置已经成为历史，即使成绩优异的运动员也是需要按照既定的程序转型到相应岗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也是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缩影。“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信念是支持运动员退役后的必有信念。古语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不管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事业，自强是每一个运动员已经具备的先赋品质。
5 结语
运动员这个特殊的群体，支撑着我国体育事业的繁荣。在制度安排下，他们曾经是人人羡慕的职业，如能够上大学，进入“公家”单位等，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却遭遇了种种困境。在体育明星们被频频施予经济、权力等种种稀缺资源时，人们的视野中出现了更多的邹春兰、艾冬梅和张尚武们。这一失落且悲壮的运动员群体，不断地惊醒着全社会脆弱的神经。他们文化基础薄弱、除体育外无其它特长，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利益受损群体，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弱势群体，无法享受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发展成果。这种格局搅动着竞技体育良性运行的发展轨迹。
当前，我们正处于以民生为主题的和谐社会构建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将机关事业单位作为重点领域进行深刻改革的关键时期，当前我同运动员培养体制将会持续引发全社会的讨论和思考。这种讨论将进一步推动运动员培养体制的社会化、市场化趋势，从而最终倒逼运动员培养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一根本性的变革便是在必须将教育作为“我同运动员群体的战略抉择”。恰逢《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出台，“改革推进校园足球发展”整个足球界和教育部门相关行业都十分振奋。毫无疑问，足球改革从某种角度映射出了运动员培养方式上的根本转变，即由体育与教育的结合不断向融合推进，最终实现我同运动员培养模式的历史性转折。
关键词：多棱镜 运动员 培养 制度安排
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5）12-0017-03
一提起运动员，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他们与鲜花、掌声、金牌等联系在一起。在我国，运动员能够上大学是人们向往的，退役后到机关事业单位更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在现行制度安排下，许多运动员打开了通往理想的人生通道。然而，邹春兰、张尚武、黄穗等一系列事件动辄萦绕于社会，成为体育领域挥之不去的阴云。或许，习惯于政府安置的路径依赖后，觉得这不符合常理，但这却是一种制度安排，或者说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基于此，本文拟从制度安排视角下，尝试对我同运动员的培养进行多棱镜透视。
1 升学记：赛而佳则学
十年寒窗，铸就了很多孩子的大学梦想。一名出色的运动员，也能成就上大学的宿愿。对于那些成绩优异的运动员，国家开辟了多种绿色通道让运动员能够上大学，如免试、单招、特招等方式，使大批运动员能够进入大学校园提升学历教育。对于免试入学的运动员而言，不仅能够自由选择中意的知名高校，而且能够选择喜欢的非体育专业。如邓亚萍、姚明、刘翔、郭晶晶等一大批奥运冠军。特招和单招则都是针对达到二级及以上的运动员，通过国家规定的考试基准如高中统一考试和同家体育总局组织的单独招生考试，也能够具备上大学的资格。两者不同的是，前者只能选择运动训练和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后者则可以选择非体育专业。在现行体制下，这一标准拓宽了很多运动员的入学门槛，省级及以上的专业运动员一般情况下都能够具备高校入学资格。即使运动成绩不很突出但达到二级以上的很多高中学生运动员，也能够如愿进入高校就读。
如果说运动员如愿上大学已是常态，而研究生教育对运动员这个特殊的群体，也不再是可望不可及。2003年，北京体育大学获得教育部批准，创建了独一无二的研究生冠军班，可免斌招收奥运会冠军和世界冠军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成为同内唯一的一所免试入学的冠军研究生高等院校。2015年9月，研究生冠军班便迎来了23名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事实上，运动员上大学并不是我同独创，同外运动员上大学也是一大特色。然而，由于国外运动员上大学的身份是学生运动员，在教育方面运动员与普通学生并无太多区别，从而能够使运动员在专业培养、综合素质等方面达到较高层次。在我国，运动员上大学则是一种待遇，能够享受到重重优惠，如入学资格标准低、运动成绩替代学分制、“挂名”等，从而使得运动员上大学已经成为一种形式，重训轻文的思想根深蒂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面子工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制度安排屡受质疑，认为“有破坏教育公平、培养质量欠佳、高校学术献媚等”弊端。
实质上，运动员上大学这种形式，是解决现行运动员出路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基于竞技体育的国家政治意识的一种国家策略。这种制度安排应该以更广阔的视角来考察其利弊：其一，国家给予运动员这种机会，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接受教育，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其二，高校作为运动员培养的主体，既然已经将其视为学校的一张名片，应尽可能地在教育方面给予运动员更多关怀和照顾，如派专职教师进行学习管理、合理地安排补课与答疑时间等；其三，最关键的是运动员自己，应珍惜这个机会，发挥运动员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学习上“管住自己，一旦设定目标，绝不轻言放弃”。如此以来，国家的制度安排便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社会也不再会有诟病，运动员自身则实现了更好地发展。
2 从政记：体而优则仕
悉数因赛出名而步入仕途的体育界精英人物，不乏其人。人们熟知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从乒乓球运动员转型为教练，进而逐步升为部长级；奥运冠军邓亚萍退役后先被任命为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后被选任为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兼中国搜索网络股份公司总经理；熊倪退役后任体工队副大队长，目前任湖南省体育局副局长。
运动员退役后的安置历来是体育工作的一项制度安排，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制订相应的政策，关于做好退役运动员安置工作的意见频频出台。尤其在计划经济时期，运动员退役后的工作安置是政府部门、运动员等关注的重要使命，省队以其以上队员均能够得相应安置。如果拥有中专及以上学历，运动员便可以安排在干部岗位，成为同家干部，最不济也能安排在企业中成为工人阶层。对于以从事农业为主占80%以上的农业大同来说，一旦被选上当了运动员，这在当时相当于完成了“鲤鱼跳龙门”的人生跨越，成为了令人羡艳“城里人”。在当时严格的户籍制度管控下，这个职业是相当令人向往的。
随着汁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深刻社会转型，各个领域的人事聘用和管理制度已被打破，社会已经进入市场安排制度体系。然而，“赛而优则仕”这一制度安排却在体育界一直沿袭至今，有着浓重的汁划政治色彩。尽管这些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转岗从政在全国并不鲜见，但山东省体育局一次性安排和任命9名竞技成绩优异的优秀运动员，在全国引起了人们的众多关注。2012年初，“中国运动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运动员”的言论也曾经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同内外的关注。这一观点在国外得到了高度认同，但在国内却是另一番景象。在我国，运动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声望在制度的安排下一直处于中上层，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运动员的职业声望无法获得制度安排的预期或者说制度安排很难获得市场认同，使得我国运动员在退役后面临种种困难。
或许人们对于运动员的“官位”安排可能还不会有太多质疑，毕竟他们曾为我国的体育事业做出了贡献。但对于他们长期离职缺岗不谋政事，却遭到了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据了解，很多运动员虽然任职于某一职位，但长期缺岗仍保留着职位和待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当各行业各领域的用人制度都进入市场机制之时，运动员退役后的行政职业转换安置已不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新华社曾与2011年年初痛批金牌换官帽的“郭晶晶们”超国民待遇。不久，又出现了“黄穗事件”，再次引起广泛关注，称其一直享受着“有工作、不上班、领空饷”的特殊待遇，却出现在澳大利亚的黄金大奖赛上。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对此进行了深度评论，并对当前运动员管理体制进行了严厉抨击。当然，事情发生后，相关部门已经做出了回应，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显然，“赛而优则仕”虽然一度成为政府对运动员的合理安排，但时过境迁，这一制度安排已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触及到了更多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归根到底，“赛而优则仕”实际上反映了运动员培养的制度困境和配置缺陷。 3 窘迫记：技不良则困
运动员安置工作虽然得到了同家的高度重视，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运动员退役后的安置工作并不能得到市场认可。举重冠军邹春兰则是被人发现在长春市一家浴池为顾客搓澡，报道称其“邹春兰现象”，因为它并非个例，艾冬梅也因为生活困境而出售金牌。2011年7月14日，在北京王府井地铁口有个体操前世界冠军乞讨，在被驱赶之后离开。经查证他原来确实是一名体操选手，还曾经入选过同家队，他就是大运会金牌得主张尚武。那么，被“困”后的生活也就分为两种：一种是靠自己所能维持生汁；另一种则是彻底萎靡不振。邹春兰和张尚武分别是这两种“困”生活的代表。
作为运动员而言，技不良则困的局面能够为社会所理解和认可。虽然未能得到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也未能获得仕途的制度安排，但是靠自己的体力和能力度日，是真正的平民生活，也是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广泛的民众生活方式。只是，由于长期从事竞技体育让身体出现异常难以恢复才让人感到惋惜。对于沦为乞讨一族的运动员其实他们本身也可能在行乞之前做过很大的思想斗争，但是迫于自己没有别的任何生活经验和生活能力，也只能如此。因此他们急需得到帮助，比如通过培训或从事与本专业相关健身活动等等。
从运动员本身的经历说明事实不失为一种现身说法，无论是邹春兰当搓澡、艾冬梅出售奖牌还是张尚武街头卖艺都是很现实的教材，他们的说法和对运动员的理解更是耐人寻味：邹春兰说“我现在只有不到小学3年级的文化，拼音都不会。”张尚武表示自己退役后的伤病情况“后遗症还有很多，这些伤困扰我的生活”。其次便是知识的匮乏，张尚武说道：“缺少知识，一个是文化知识，另一个就是技能方面的知识”。艾冬梅则忆往昔后悔不迭，甚至说过“如果将来我的孩子要敢当运动员，我就打断她的腿”。邹春兰代表了常年从事体育训练而彻底荒废学业，不得不屈身当苦力的一类运动员；而张尚武则代表了由于心理落差沦落行乞卖艺的一类人；艾冬梅则是代表了彻底后悔当运动员的一类人，他们对体育失去了理智的看法，或者应该更准确的讲，或许是因为体育带给了他们太多的伤痛。
4 奋进记：健儿当自强
广西南宁举重运动员夫妻开烧囟店的报道曾引起了人们对运动员自主创业的讨论。“曾经举起运动员的尊严，现在举起生活的重担”的店面对联，饱含着运动员在创业时的艰难，更透射出运动员骨子里迸发出的不服输品格。“举重夫妻烧囟店”曾经一度激励并感动着很多人。雅典奥运冠军劳丽诗，即使政府向她抛出橄榄枝，做教练、公务员、或高校教师都可以帮助安置，“虽然说那是铁饭碗，但我不稀罕这样的虚荣”。这从另一侧面又反映出了即使符合制度安排体制，但在社会流动日趋增强，社会成员的自我意识正在呈现，以期获得更高的社会认同。
运动员退役后就业难一直是个难题，意味着除了少部分的塔尖运动员，其他处于塔身和塔基的运动员群体，他们在退役后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谋划未来。《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经济补偿办法》（同人部发[2003]18号）的出台，是运动员退役安置工作的历史性转折。自从以后，自主择业成为绝大部分运动员的出路。2013年，江苏省优秀运动队调整退役运动员共计139名，其中自主择业112名，组织安置27名。不少教练和体育界业内人士表示，运动员退役后出路不同，在举国体制下，运动员只能依靠自主学习，提升个人能力。
《运动员聘用办法》（体人字[2007]412号）的出台，宣告了运动员退役安置已经成为历史，即使成绩优异的运动员也是需要按照既定的程序转型到相应岗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也是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缩影。“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信念是支持运动员退役后的必有信念。古语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不管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事业，自强是每一个运动员已经具备的先赋品质。
5 结语
运动员这个特殊的群体，支撑着我国体育事业的繁荣。在制度安排下，他们曾经是人人羡慕的职业，如能够上大学，进入“公家”单位等，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却遭遇了种种困境。在体育明星们被频频施予经济、权力等种种稀缺资源时，人们的视野中出现了更多的邹春兰、艾冬梅和张尚武们。这一失落且悲壮的运动员群体，不断地惊醒着全社会脆弱的神经。他们文化基础薄弱、除体育外无其它特长，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利益受损群体，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弱势群体，无法享受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发展成果。这种格局搅动着竞技体育良性运行的发展轨迹。
当前，我们正处于以民生为主题的和谐社会构建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将机关事业单位作为重点领域进行深刻改革的关键时期，当前我同运动员培养体制将会持续引发全社会的讨论和思考。这种讨论将进一步推动运动员培养体制的社会化、市场化趋势，从而最终倒逼运动员培养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一根本性的变革便是在必须将教育作为“我同运动员群体的战略抉择”。恰逢《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出台，“改革推进校园足球发展”整个足球界和教育部门相关行业都十分振奋。毫无疑问，足球改革从某种角度映射出了运动员培养方式上的根本转变，即由体育与教育的结合不断向融合推进，最终实现我同运动员培养模式的历史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