墩形遗址（简称土墩）的分布十分广泛，几乎只要有人类定居的地方就会有土墩遗留下来。其形态和规模差别很大，小型土墩直径只有数米，大型土墩直径可达几十甚至上百米；其功能也不尽相同，绝大多数土墩是墓葬或墓葬群，从石器时代一直延续至铁器时代。
　　土墩是最常见、最容易被发现的人类文化遗存之一，所以也成为早期考古发掘最重要的对象之一。对土墩的发掘与研究为田野考古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一度程度上奠定了考古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比如对北美土墩的发掘让学者们意识到其建造者是当地的土著文明而不是外来文明，让大众对美洲土著文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引起人们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反思；北欧，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土墩的发掘积累了丰富的共生文化遗存资料，进而从田野考古的角度实证了“三期论”，是考古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英国学者通过对土墩的发掘，让其罗马化时代之前的历史为世人所熟知，也让史前史的研究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土墩发掘的历史是田野考古走向成熟的一个缩影，土墩发掘技术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这里选择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案例，通过这些例子能让我们大体了解田野考古工作方法的发展脉络。需要说明的是，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的进步不是线性的，而是不均衡的。比如同样是西方学者，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在欧洲本土的发掘水平往往高于同时期在中东、西亚一带，这主要还是与发掘性质有关。欧洲本土的考古发掘往往带有解决学术问题的色彩；而在中东、西亚一带，发掘则多是想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特别是珍贵文物，发掘时通常会根据工人发现的文物数量及价值给予数额不等的奖励），往往一个考古学家需要管理数百甚至上千人的发掘团队，还要考虑到食宿、安全、交通、与当地政府交涉等问题，其面临的困难是在欧洲本土发掘的学者所难以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做到规范和精细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已经基本建立起一套科学、规范的考古发掘制度，但在中东、西亚，直到20世纪40年代很多考古工地的发掘水平仍停留在简单的“挖宝”阶段。
　　早期发掘
　　19世纪50年代以前，田野考古的先驱们所进行的工作多带有猎奇、寻宝，或夏日消遣娱乐的色彩，工作方法相对简单粗暴，比较极端的例子是1849年梅里韦瑟（John Merewether，1797—1850）在埃夫伯里（Avebury District）只用了26天时间便发掘了31座土墩，可想而知其工作不可能精细。


　　早期的发掘方法一般是在土墩顶部挖坑或者穿过土墩的中央开探沟，通常不会对土墩进行整体发掘，挖掘的目的只是在于寻找墓葬以及重要文物，探坑与探沟的大小没有一定之规，地层剖面以及葬俗信息全被忽视，墓葬整体结构不明确，发掘过程中哪些部分应该保留，哪些部分应该被清理也没有标准，有时在恶劣的天气下也进行挖掘，在这种潮湿泥泞的环境下是不可能弄清楚遗迹的地层情况以及土墩结构的，更不用说记录详细的发掘过程和进行精确的绘图了。
　　当然，学科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苛求前人，毕竟早期的学者能走到田野之中已经是一大进步，正是他们工作上的不足与失误为下一辈学者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全面发掘
　　皮特·里弗斯将军在考古学史上是一位承前启后式的人物，在他之前的田野考古学者大多是归入古物学者一类，虽然他们也做田野发掘，但发掘和资料收集的水平及眼光还比较初级；在他之后，田野发掘技术趋于成熟，遗物收集和信息的记录也更为规范，考古学已经真正地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皮特·里弗斯在土墩的发掘方面也有类似的历史地位，1893—1894年发掘的沃尔土墩（Wor Barrow）即为典型例证。皮特·里弗斯先发掘土墩外围的环壕，对发掘环壕时出土的文物用三维坐标记录其位置，细小的骨骼碎片、陶片也都被收集起来，这与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一致的。墩体发掘时，皮特·里弗斯采用了与前辈们相似的做法—开探沟，但他开的是宽近14米的大探沟，发掘时在大探沟的中轴线上保留了一系列上窄下宽、横截面为方形的土柱（pillars），用来保留土墩原始高度以及地层剖面信息。探沟发掘结束后，土墩剩余的部分也被完全发掘，这样才不会遗漏任何遗迹，只有土柱被保留至最后，出土器物同樣用三维数据记录出土位置。发掘过程中所做的精准的测绘工作在当时也是出类拔萃的，如遗物出土层位图和土墩的总平面图，即使用今天的眼光去看也是十分优秀的工作。


　　李济先生1926年在西阴村“灰土岭”发掘时也保留了“土尖”，从“土尖”的外观形态以及英文表述方式推测，李先生很可能在留学期间看过皮特·里弗斯的著作或接触过相关资料，受其启发采用了相似的发掘方法。
　　成熟阶段
　　虽然皮特·里弗斯19世纪末的田野工作方法在当时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学者的发掘，但也有不足之处，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土墩纵向大剖面资料记录太少，给后来研究者复原土墩原始状态造成了不小的困难。20世纪20年代，土墩的发掘技术渐趋成熟，如1925年西里尔·福克斯（Cyril Fred Fox，1882—1967，最早获得剑桥大学考古学博士学位的学者之一）在耶塞菲格（Ysceifiog）发掘的青铜时代土墩。
　　发掘前福克斯在土墩两侧各插一列小木桩，并标明桩号，同一列的木桩间距只有约0.3米，以木桩为测量的基点与基线，可以快速测量遗迹单位和出土文物的三维坐标。福克斯在发掘过程中根据遗迹现象的分布范围绘制了7个土墩的剖面图，其中纵向1个，横向6个。根据其保留的资料可以非常精准地复原土墩的地层和遗迹信息。


　　1947年，惠勒在印度卡纳塔克邦的布拉马吉里（Brahmagiri）发掘时用四分法解剖了一座约公元前1世纪的墓葬，发掘时按照对角线的顺序发掘，中间留0.45—0.9米宽的隔梁，隔梁是交错式的，这样可以绘出土墩完整的横纵剖面，而不被隔梁所中断。虽然现在的科技手段日新月异，能获取过去无法想象的历史信息，但仅从发掘技术上来说，我们今天的发掘水平仍没有超出惠勒70多年前的工作。
　　文中史料部分主要参考自Archaeology from the Earth、The Pioneers of English Archaeology、Pitt Rivers—The life and archaeological work of lieutenant-General Augustus Henry Lane Fox Pitt Rivers，DCL，FRS，FSA。
　　（作者为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