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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7-05-01
[作者简介] 王鹏飞（1988-），男，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 从1972年中日建交到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自民党内主流派与反主流派的派阀纷争、制衡与重组经历了三个阶段：70年代初期，田中派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派阀联合赢得政权的筹码；70年代中期，福田派利用青岚会在中国“台湾问题”上发难田中内阁，致使中日实务性协定谈判陷入僵局；此后，三木内阁与福田内阁在“反霸问题”上顾虑重重，相继用“等距离外交”与“全方位外交”对应“反霸条款”，未能如愿奏效后才不得已重启谈判，回归中日缔约之正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过程，从起初以联合声明形式的“政治解决”到实现和约形式的“法律解决”，充分显现出派阀政治对日本内政与外交的结构性影响。
[关键词] 自民党；派阀政治；对中政策；中日邦交正常化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17）02-0104-06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后，根据《中日联合声明》规定，本应迅即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但从建交到缔约的交涉过程举步维艰，多种因素纠葛其内，一直难以明了。在中日学界的先期研究中，有学者将20世纪70年代自民党对中政策的变化归因于冷战形势变迁、美国对中日政策的转变、中日经济贸易发展等外部因素，①缺乏对同时期日本国内政治因素的深入分析；还有学者指明自民党内以“青岚会”为首的亲台势力的蓄意破坏举动是造成延缓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重要原因，②但忽视了自民党内派阀政治的内在影响。有鉴于此，本文拟回顾1972—1978年间自民党内部围绕对中政策的论争，依据日本国会会议录、外务省档案资料、日记、回忆录、新闻报刊等资料，从“派阀政治”角度，分析中日建交与中日和约缔结的政治过程，解读自民党内各派阀借助对从属议员的控制，通过政治势力的制衡、重组，参与党内决策、施压首相，继而左右日本外交政策的整个过程。借此解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一波三折的内在原因，深化日本对中政策制定的机理性认识，为当前我国对日政策提供历史镜鉴。
一、自民党的派阀分合与田中派的亲中政策
自“1955年体制”成立之后，自民党内部便形成以权力分配为焦点的派系抗争。各派阀领袖为角逐党总裁职位，继而问鼎相位掌控国政，纷纷以提供竞选资金、支持地方选举、分配党内职务与政府职位等形式，利诱拉拢国会议员加入己方，而国会议员为赢得选举实现连任，各自摒弃原有党属关系，投身于派阀向其领袖效忠，结成由“金钱、义理、人事、选举等因素结成的议员集团”。北西允、山田浩：《現代日本の政治》，京都：法律文化社，1983年，第174頁。
以1956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为开端，形成了由岸信介、池田勇人、河野一郎、佐藤荣作、大野伴睦、石井光次郎、石桥湛山、松村谦三·三木武夫为首的八大派阀。自此以后，每逢党总裁选举，新任党总裁所属派阀成为“主流派”，掌控自民党和国政运营。而选举失意的其余派阀则结成“反主流派”，对“主流派”形成牵制之势，意图时刻取而代之。进入1970年代，池田勇人、大野伴睦、河野一郎等派阀领袖相继过世，石桥湛山、松村谦三等人退隐政坛，八大派阀经历离散聚合与新老交替后，缩小衍化为五大派阀。“田中角荣以原佐藤派为基础，运用娴熟的政治手腕扩充势力，组建田中派；大平正芳在吸收池田派后，组建大平派；福田赳夫作为岸信介的继承人，以岸派为基盘成立福田派；三木武夫在松村谦三引退后，吸收其势力统合为三木派；中曾根康弘则在整合旧河野派的基础上组建中曾根派”福永文夫：《大平正芳——戦後保守とは何か》，東京：中央公論社，2008年，第159—160頁。，自民党内形成 “三角大福中”五强竞争的格局。
70年代初期，冷战格局发生深刻变化。鉴于美国对苏军备优势丧失和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尼克松政府对美国的全球战略作出重要调整，提出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新和平战略”时殷弘：《尼克松主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5页。。美国的亚洲政策在加强日美伙伴关系的同时，意图改善中美关系，以应对共同的苏联威胁。1971年7月9月，尼克松政府在未事前通报日本的情况下，派遣基辛格秘密访华。日本媒体把美国这种越过日本而直接与中国联系的行为称为“越顶外交”。10月25日，联合国第26届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发表《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使长久以来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关系得以冰释。可以说，中美从对峙转为缓和与中苏从同盟走向对抗，使美苏两极对峙的格局被美中苏相互制衡的“大三角关系”所取代，构建起超越意识形态对立与感情憎恶的新型国家关系。
在亚太地区，中美关系缓和也为中日关系的改变提供了可能。中国方面，基于现实考量，中日接近无疑能增加反苏战略的砝码，并且从长远着眼，中日复交有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和推动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日本方面，由于美国在亚太地区实施军力收缩政策，要求日本承担更多安全职责以应对苏联威胁，再加上“尼克松冲击”对日本造成的被抛弃感觉更使佐藤荣作内阁长期奉行的唯美国马首是瞻与亲台反华的外交路线陷入被动。
在日本国内，进入70年代，经济界出于对中国市场的期望掀起访华热潮，无论是对中日贸易依赖程度较高的中小企业，还是同台湾关系密切的大型商社均表明接受中国方面提出的“贸易四原则”贸易四原则为：（1）不与帮助台湾、韩国的企业进行贸易；（2）不与向台湾、韩国大量投资的企业进行贸易；（3）不与为美国侵略越南、老挝、柬埔寨提供武器的企业进行贸易；（4）不与在日本的美日合作企业进行贸易。參见：《日中覚書貿易会談に関する周恩来総理発言メモ》，日中国交回復促進議員連盟：《日中関係資料集：1945—1971年》，東京：日中国交回復促進議員連盟，1971年，第313—314頁。，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经济交流。值得注意的是，根据1970年5月日本时事通信社的民调显示，“这时日本民众对中国抱有好感的比率仅为2.5%，而与之相反，对中国抱有反感的比率高达33.2%，甚至超过苏联的31.9%，北朝鲜的32.6%”。中嶋嶺雄、《日中友好という幻想》，東京：PHP研究所，2002年，第192頁。由此可见，此时日本的对中政策出发点并非出自民意，而是日本政治家基于对世界形势的预判和现实利益的多重考虑。 在这一背景下，自民党内部各派阀就如何制定今后的对中政策，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大平、三木、田中三派主张顺应世界格局变化适时改变对中政策；福田派则囿于佐藤荣作与岸信介的限制，难以改变既往的亲台路线。五派中实力最弱的中曾根派，希望作为影响政局的中间派，骑墙观望待价而沽。进入70年代后，自民党内部围绕对中政策的对立和争论成为影响派阀政治演变的主要因素。
为争夺相位，田中、福田、大平、三木四派纷纷投入到公选中，中曾根派鉴于自身势力弱小，在田中派巨额资金诱使下宣布脱出竞选转而支持田中，由此形成“三角大福”竞相逐鹿的局面。根据选前预测，“田中（134票）、福田（125票）、大平（115票）、三木（105票）”，伊藤昌哉：《自民党战国史》，王泰平、王振宁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41页。田中与福田虽然领先，但位于其后的大平与三木两派如果选择联合也能一举跃居第一，如不选择联合，大平与三木两派支持田中与福田的任何一方都将直接决定党总裁的归属。田中角荣鉴于如果福田上台，极有可能成为受佐藤操控的傀儡政权，为摆脱长久以来的佐藤—岸体制，便宣称：“一旦我取得政权，便立即实现中日建交”，田川誠一：《日中交渉秘録：田川日記—14年の証言》，東京：毎日新聞社，1973年，第337頁。长久以来具有亲中色彩的大平、三木两派对佐藤内阁奉行的亲台反中政策甚为不满，田中采取亲中政策意在借此实现同大平派的联合。为彻底锁定胜局，选举前夕的7月2日，田中、大平、三木三派进行会谈，形成共同致力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策协定，并以此为约定，保证三木派在第二轮竞选中支持田中，迫使福田派失去可以联合的对象而陷入孤立境地。
7月5日，在自民党第27届临时党大会首轮投票中，“田中获156票、福田150票、大平101票、三木69票”，土屋繁：《自民党派閥興亡史》，東京：花伝社，2000年，203頁。因无人单独获得半数而进入第二轮投票。最终，田中角荣凭借大平派与三木派的支持，在第二轮投票中以282票比190票的悬殊结果击败福田赳夫当选党总裁。可以说，田中角荣在党总裁公选中巧妙地利用中国问题，实现了派阀间的合纵、继而夺取政权。田中角荣的当选为中日恢复邦交奠定了日本方面的政治基础。作为铺垫，田中角荣先后派遣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自民党众议员藤山爱一郎等人出访中国。在知悉中方立场后，便协同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等人于1972年9月25日正式访华。以中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为基础，历经四轮首脑会谈，在反复磋商、逐字斟酌下，就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大问题基本达成一致，两国政府于9月29日共同发表《中日联合声明》。该声明的发表，标志着中日两国以“政治解决”方式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凭借同中国复交，日本在坚守对美协调路线的基础上，又同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在亚太构建了如等边三角形般的日美中“小三角关系”。但中日复交后，日台关系的存续问题成为争论焦点。亲台势力认为若为实现中日复交而采取废止《日台条约》的政策，将严重影响日台关系的根基。各派阀在日台关系问题上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裂隙。作为弥补，在台湾问题上，田中内阁虽然表明台湾是中国领土，并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承诺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方立场，但在日本与台湾当局“断交”后，采取“明断暗往”策略，以民间交流形式继续维持同台湾的实质关系，为日后自民党亲台势力渲染“台湾地位未定论”、“两个中国论”埋下隐患，在日台关系上留下了被操弄的空间。
二、田中派与“青岚会”围绕《中日航空运输协定》的派阀纷争
1973年7月17日，自民党反主流派出于对田中内阁外交政策的愤恨，为推翻田中内阁实现福田赳夫上台，由反中亲台的自民党要人在党内歃血为盟组建名为“青岚会”按照石原慎太郎的说辞，“青岚乃是夏日的暴风雨，电闪雷鸣，骤雨狂风，但风雨过后必将是草木复苏万里晴空”，参见：塩田道夫：《命燃ゆる政治家玉置和郎》，東京：グラフ社，1998年，第163頁。的政策团体。“福田派10人、中曾根派9人、椎名派4人、水田派3人、三木派1人、无派阀4人”。参见河内孝：《血の政治—青嵐会という物語》，東京：新潮社，2009年，第37頁。以“在外交上坚持同自由主义国家紧密连携”，“打破自民党内妥协、官僚主义、立场摇摆不定的旧有恶习”，“告知国民国防与治安的必要”，“制定自主自由宪法”中川一郎、石原慎太郎、藤尾正行：《青嵐会—血判と憂国の論理》，東京：浪曼，1973年，第195—196頁。为宗旨，主张对自民党进行再编，废止金权政治和摆脱官僚化以确立由政治家主导政治，将斗争矛头直指代表金权政治与官僚主义的田中角荣、大平正芳。
青岚会认为“政府去年9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邦交，触及为我国复兴、发展给予莫大帮助的日台关系的根本” “我国在安全保障上失多得少” “完全违反我国外交的基本方针” “今后中日间的实务性协定，必须留意不损伤我国同台湾的政治、经济、技术关系”。中川一郎、石原慎太郎、藤尾正行：《青嵐会—血判と憂国の論理》，第201—202頁。青岚会成立后便同田中内阁发生严重对立，以反对签署中日间实务性协定中最为重要的《中日航空运输协定》为目标，百般阻挠中日复交后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致使中日航空协定上升为重大政治问题。
1974年2月，田中、大平、三木、中曾根四派联合组建以河野洋平为中心的“自民党正常化联络会议”，以抵制青岚会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行径，双方在同月举行的自民党总务会上就以何种形式缔结航空协定发生激烈争执，自民党总务会最终有条件通过决议，要求日后政府在处理日台航线问题时，应遵循“党议决定”原则，并同党副总裁及“党三役”（干事长、总务会长、政调会长）协商，达成“以《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在缔结中日航空协定的同时，以民间形式维持日台航线”河内孝：《血の政治—青嵐会という物語》，東京：新潮社，2009年，第123頁。的妥协案。1974年3月24日至4月17日，两国政府再度于北京展開交涉，4月20日，《中日航空运输协定》历经坎坷最终签订。大平外相就日台航线存续问题发表谈话：“日本国政府根据日中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自该声明发表之日起，不再承认台湾飞机上的旗帜标志代表国旗；不承认‘中华航空公司’是代表国家的航空公司。”外務省アジア局中国課監修：《日中関係基本資料集：1949年—1997年》，東京：霞山会，1998年，第471頁。同日，台湾当局发表断航声明，日台航线就此中断。此后，青岚会力图把恢复日台航线作为批准协定的前提条件，继续制造事端。5月7日，在以青岚会为主的80名国会议员缺席情况下，众议院正式批准了《中日航空运输协定》。9月29日，在时值中日建交两周年之际，两国正式通航。 田中内阁虽然在外交上实现了艰难突破，但在举国空前的“金权选举”批判浪潮中，自民党在1974年的参议院选举中遭遇惨败。在田中穷于应对时局之时，具有广泛受众的综合杂志《文艺春秋》11月号，刊载了题为《田中角荣研究——他的金脉与人脉》一文，是为披露田中角荣“金权政治”的特辑，致使舆论哗然，内阁支持率下降至12%，不支持率攀升至69%。王振锁、徐万胜：《日本近现代政治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306页。11月11日，慌乱中的田中意图通过重新平衡派阀关系，改组内阁以稳定政局，但在举国“打倒田中内阁”的挞伐声中，最终于11月26日引咎辞职。
田中派的失势，使围绕党总裁的争夺旋即在福田、大平、三木、中曾根四派之间展开。与田中派同为主流派的大平派主张公选，期冀借助田中派支持以人数优势取胜。反主流派的福田派深知在田中与大平联合下进行公选将使自己重蹈覆辙，因而坚决反对，三木派则明确提出“这次应将政权交由反主流派，宣称应由三木与福田决定”，福永文夫：《大平正芳——戦後保守とは何か》，第188頁。反主流派均希望以党内协商形式选任总裁。派阀之间各执己见，甚至一度出现福田、三木、中曾根三派意图脱党组建“革新俱乐部”，或三木与民社、社会、公明三党成立联合政权的迹象。为防止式微的自民党走向分裂，经党内长老椎名悦三郎裁定，由推行“保守革新”路线、形象廉洁的三木武夫继任总裁，这一方案得到派阀间的认可。12月9日，三木武夫拜相组阁。
三、派阀制衡和重组以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约
椎名裁定，一方面避免了大平派与福田派在公选中直接对决，败者另建新党的危险，另一方面也符合田中派利用弱小的三木派作为临时政权，自身选择暂时蛰伏待他日东山再起，同时防止大平、福田两派趁机坐大的思虑。因此三木政权自组建伊始便具有浓厚的“派阀均衡”色彩。1974年12月14日，三木武夫在施政演说中就外交政策提到：“维持友好的日美关系，强化日本外交的基轴”、“关于日中关系，诚实履行《日中联合声明》的诸项原则，促进中日和约的缔结”、“关于日苏关系，对于缔结日苏和平条约这一悬案，我打算予以积极对待”，「衆議院会議録第74回国会 本会議 第4号三木内閣総理大臣の所信に関する演説」（1974年12月14日）， http：//kokkai.ndl.go.jp/SENTAKU/syugiin/074/0001/main.html。将田中、大平意图构筑的美日中三国“等边三角形”关系，替换为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在对中、对苏问题上实行同步推进的“等距离外交”构想。
中日和约是实现“等距离外交”的重要一环，问题在于和约中涉及的“反霸问题”使日本有所顾忌，担心此举将使苏联认为中日缔结了反苏同盟，而阻遏日苏关系的改善和“北方四岛”领土问题的解决。因此，围绕“反霸问题”的谈判进程步履维艰，从1974年开始提出至1975年3月，中日之间共进行了五次预备性谈判，期间双方在是否将反霸权条款写进和约问题上各执一端。中方认为理应将《中日联合声明》中已写明的“双方不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写进和约。日方担心提及反霸会触怒苏联。为泛化“反霸”一词而使之失去针对性，1975年9月，宫泽外相在联合国大会抛出有关反霸的四项原则，即“一、不仅反对亚太地区的霸权，在世界所有地区的霸权都应反对；二、日本反對霸权，不是针对特定的第三国；三、反对霸权并不意味着中日采取联合行动；四、反霸和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精神不相违背。”田中明彦：《日中関係：1945—1990》，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第95頁。“宫泽四原则”将“反霸问题”形骸化的做法使中日分歧加深，和约谈判一度停滞。处于“保守旁流”的三木派在中日和约谈判触及“反霸”问题时慑于苏联压力并受制党内分歧，难以主导外交决策，最终致使中日和约谈判中断。
1976年2月，洛克希德贿赂案东窗事发，三木武夫企图利用田中派身陷金权政治丑闻的时机摆脱困境，以首相名义要求彻查该案，然而此举引发了其他派阀的强烈不满，为原本在对中政策上政策迥异的大平与福田两派合作提供了契机。8月福田、大平、田中三派组建“举党体制协议会”共同掀起“逼三木下台”的倒阁运动。洛克希德案暴露出自民党内派阀抗争激化，金权勾连已经向海外企业蔓延。为政不廉的自民党政权一再失信于民，1976年12月在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惨遭失败，只获得249个议席，只能依靠临时追认8名无所属议员的形式，勉强确保对国会多数的控制，为承担败选责任，三木武夫黯然下台。伴随着三木下台，派阀力学较量再开。由于田中角荣身负洛克希德贿赂案的指控，党总裁的争夺在大平与福田两派之间展开。大平与福田本为宿敌，但在朝野力量处于伯仲之间、自民党式微的境况下，为避免总裁公选加剧党的分裂，二人决定合作，私下约定福田赳夫担任首相主管内阁，大平担任干事长主营党务和竞选，以两年为期之后互换，两派力图妥协共存，以摆脱朝野逆转导致自民党政权倾覆的危局。
鉴于三木内阁“等距离外交”的无疾而终，福田上台后积极奉行“全方位外交”，在其任内第一年致力于改善日苏关系。但由于1978年2月，勃列日涅夫在致福田赳夫的亲笔信中只字未提“北方领土”的解决问题，对苏外交的挫折，让福田内阁将外交政策的重心从修复日苏关系转移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上来。
1977年1月，福田内阁成立伊始便在展开对苏交涉的同时，委托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向中方传递日方愿意重启谈判的意愿。1月31日，福田赳夫在施政演说中讲道：“毫不动摇以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切实发展同中国的善邻友好关系，这对于亚洲建立和平的国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两国在尽早实现缔结一事上的热情是一致的，政府将以满足双方条件的形式，决意进一步努力以图实现。”「衆議院会議録第80回国会 本会議 第2号」（1978年1月31日），http：//kokkai.ndl.go.jp/SENTAKU/syugiin/080/0001/main.html。首次在公开场合发表缔约意愿。2月，针对阻挠谈判的“反霸条款”，福田内阁在国会首次表明“中方如果能对日本宪法第九条所规定的内容明确理解的话，（日本）也可以在条约的前言或正文中加入反霸条款”，福田赳夫：《回顧九十年》，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第298頁。明确对“宫泽四原则”作出让步。 9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就中日和约问题指出：“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就是两个字‘签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9页。可见，中方基于现实政治考量也做出相应调整，将尽快实现中日缔约这一政策需要置于第一位，为防止再启谈判过程时节外生枝，选择暂时规避包括“反霸条款内涵”和“领土争端问题”等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难题。10月，福田内阁派遣曾致力于中日建交的田中派实力人物二阶堂进访华，同意把“反霸条款”写进和约正文，作为条件要求增加“不针对任何第三国”的内容，这一方案得到中方首肯。1978年，国际局势的发展为中日重启和约谈判提供了可能。一方面，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近两年的徘徊，“邓小平正在主导政权，中国政治出现了强化日中关系，以谋求经济发展的清晰战略”渡辺昭夫：《戦後日本の宰相たち》，東京：中央公論社，1995年，第294頁。；另一方面，美国卡特政府也在同时期推行联中制苏战略。在自民党内部，从属于福田派的园田直外相力主推进早日缔结中日和约，多次发表牵制苏联的谈话以排除其干扰。一度成为中日谈判主要障碍的青岚会，也因多数从属于福田派，在福田赳夫亲自游说下，青岚会成员最终服从党议决定。
1978年7月，中日两国中断两年多的和约谈判在北京重启。8月8日园田直外相访华，曾引起分歧的“反霸条款”，最终在双方会意下表述为“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考虑到苏联因素，在“第三国条款”则表述为：“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面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8月12日，延宕六年之久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终于在北京正式签署。
结 语
若回视自1972年中日建交到1978年中日缔约的整个历程，日本的对中政策，显现出的实情是，由于6年间自民党内主流派与反主流派因派阀纷争、制衡与重组导致政权次第更迭，在对中政策上几经转向摇摆不定：从田中角荣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与大平、三木派联合以赢得总裁选举的筹码，到福田赳夫暗中利用青岚会在“台湾问题”上阻碍中日间的实务性协定谈判从而打击田中、大平，再到三木与福田在“反霸问题”上顾虑重重，企图联合中国制衡苏联，又企图在中苏对抗下独善其身。自民党的各政治派阀间彼此博弈，将中国问题视为政争的工具。
可以说，中日间虽存在四个政治文件作为两国关系友好发展的基石，但日本对外政策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民党“派阀力学”的结构性调整。中国从大局出发，选择在“历史认识”、“台湾问题”、“钓鱼岛领土问题”等悬而未决的政治难题上采取既不放弃原则又灵活处置的方针。但事与愿违，当初有意规避的问题，时至今日逐渐发酵，业已成为中日两国之间难以应对的政治课题。自民党内部右翼势力有意利用同中国达成的政治妥协，在今日颠倒是非，挑起事端制造对立、意图煽动民族情绪以实现自身的上台。长久以来曾一度致力于中日友好且主导日本政坛诞生过多位首相的宏池会派系与木曜研究会派系（田中派与大平派），今日已日渐式微，而曾在“台湾问题”与“反霸问题”多次掣肘中日谈判，叫嚣东西、隳突南北的青岚会，其成员藤尾正行、中川一郎、渡边美智雄等人却在日后跻身政界中枢，森喜朗甚至一度拜相，四度当选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更是一手导演“购岛闹剧”，致使中日关系急剧恶化降至冰点。值得警醒的是青岚会幕后的福田派，今日则更名为清和政策研究会发展成为自民党内第一派阀，安倍晋三便是继承其父辈衣钵凭借该派支持成为日本首相。起源于岸信介派的清和政策研究会，现今作为自民党主流派，其所奉行的亲台、亲美路线是自民党政治的底流。
根据目下情势判断，安倍长期政权仍将持续数年，按照其既定政治路线，政治右倾化和摆脱战后和平宪法的可能性将日趋加剧。而台湾民进党上台后日台关系的迅速接近，似有再掀臺海跌宕乱波的动静。但是，特朗普的胜选，骤增了未来美国亚太战略的不确定性。在世界即将再次迎来变局的关口，以何种形式维系日美同盟，以何种姿态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及如何确立新的对中政策，均将成为今后日本政治的重要课题。上述问题，皆可通过透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成立过程而一目了然。
① 添谷芳秀：《日本外交と中国：1945—1972》，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1996年；増田弘：《ニクソン訪中と冷戦構造の変容——米中接近の衝撃と周辺諸国》， 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张文彬：《中美接近与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变——1971年“尼克松冲击”对中日复交的影响评析》，《社会科学战线》 2009年第10期；冯昭奎：《复交40年：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日本学刊》 2012年第5期。
② 丁兆中：《中日复交后日本政界激进亲台势力的嬗变》，《国际论坛》 2008年第4期；齐膺军：《日本自民党内的“亲台派”及“亲华派”与中日复交》，《历史教学》 2013年第5期；吕耀东：《中日复交后“台湾问题”的凸显与外交对决》，《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6年第6期。
（责任编辑：董灏智）
[作者简介] 王鹏飞（1988-），男，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 从1972年中日建交到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自民党内主流派与反主流派的派阀纷争、制衡与重组经历了三个阶段：70年代初期，田中派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派阀联合赢得政权的筹码；70年代中期，福田派利用青岚会在中国“台湾问题”上发难田中内阁，致使中日实务性协定谈判陷入僵局；此后，三木内阁与福田内阁在“反霸问题”上顾虑重重，相继用“等距离外交”与“全方位外交”对应“反霸条款”，未能如愿奏效后才不得已重启谈判，回归中日缔约之正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过程，从起初以联合声明形式的“政治解决”到实现和约形式的“法律解决”，充分显现出派阀政治对日本内政与外交的结构性影响。
[关键词] 自民党；派阀政治；对中政策；中日邦交正常化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17）02-0104-06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后，根据《中日联合声明》规定，本应迅即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但从建交到缔约的交涉过程举步维艰，多种因素纠葛其内，一直难以明了。在中日学界的先期研究中，有学者将20世纪70年代自民党对中政策的变化归因于冷战形势变迁、美国对中日政策的转变、中日经济贸易发展等外部因素，①缺乏对同时期日本国内政治因素的深入分析；还有学者指明自民党内以“青岚会”为首的亲台势力的蓄意破坏举动是造成延缓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重要原因，②但忽视了自民党内派阀政治的内在影响。有鉴于此，本文拟回顾1972—1978年间自民党内部围绕对中政策的论争，依据日本国会会议录、外务省档案资料、日记、回忆录、新闻报刊等资料，从“派阀政治”角度，分析中日建交与中日和约缔结的政治过程，解读自民党内各派阀借助对从属议员的控制，通过政治势力的制衡、重组，参与党内决策、施压首相，继而左右日本外交政策的整个过程。借此解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一波三折的内在原因，深化日本对中政策制定的机理性认识，为当前我国对日政策提供历史镜鉴。
一、自民党的派阀分合与田中派的亲中政策
自“1955年体制”成立之后，自民党内部便形成以权力分配为焦点的派系抗争。各派阀领袖为角逐党总裁职位，继而问鼎相位掌控国政，纷纷以提供竞选资金、支持地方选举、分配党内职务与政府职位等形式，利诱拉拢国会议员加入己方，而国会议员为赢得选举实现连任，各自摒弃原有党属关系，投身于派阀向其领袖效忠，结成由“金钱、义理、人事、选举等因素结成的议员集团”。北西允、山田浩：《現代日本の政治》，京都：法律文化社，1983年，第174頁。
以1956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为开端，形成了由岸信介、池田勇人、河野一郎、佐藤荣作、大野伴睦、石井光次郎、石桥湛山、松村谦三·三木武夫为首的八大派阀。自此以后，每逢党总裁选举，新任党总裁所属派阀成为“主流派”，掌控自民党和国政运营。而选举失意的其余派阀则结成“反主流派”，对“主流派”形成牵制之势，意图时刻取而代之。进入1970年代，池田勇人、大野伴睦、河野一郎等派阀领袖相继过世，石桥湛山、松村谦三等人退隐政坛，八大派阀经历离散聚合与新老交替后，缩小衍化为五大派阀。“田中角荣以原佐藤派为基础，运用娴熟的政治手腕扩充势力，组建田中派；大平正芳在吸收池田派后，组建大平派；福田赳夫作为岸信介的继承人，以岸派为基盘成立福田派；三木武夫在松村谦三引退后，吸收其势力统合为三木派；中曾根康弘则在整合旧河野派的基础上组建中曾根派”福永文夫：《大平正芳——戦後保守とは何か》，東京：中央公論社，2008年，第159—160頁。，自民党内形成 “三角大福中”五强竞争的格局。
70年代初期，冷战格局发生深刻变化。鉴于美国对苏军备优势丧失和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尼克松政府对美国的全球战略作出重要调整，提出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新和平战略”时殷弘：《尼克松主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5页。。美国的亚洲政策在加强日美伙伴关系的同时，意图改善中美关系，以应对共同的苏联威胁。1971年7月9月，尼克松政府在未事前通报日本的情况下，派遣基辛格秘密访华。日本媒体把美国这种越过日本而直接与中国联系的行为称为“越顶外交”。10月25日，联合国第26届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发表《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使长久以来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关系得以冰释。可以说，中美从对峙转为缓和与中苏从同盟走向对抗，使美苏两极对峙的格局被美中苏相互制衡的“大三角关系”所取代，构建起超越意识形态对立与感情憎恶的新型国家关系。
在亚太地区，中美关系缓和也为中日关系的改变提供了可能。中国方面，基于现实考量，中日接近无疑能增加反苏战略的砝码，并且从长远着眼，中日复交有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和推动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日本方面，由于美国在亚太地区实施军力收缩政策，要求日本承担更多安全职责以应对苏联威胁，再加上“尼克松冲击”对日本造成的被抛弃感觉更使佐藤荣作内阁长期奉行的唯美国马首是瞻与亲台反华的外交路线陷入被动。
在日本国内，进入70年代，经济界出于对中国市场的期望掀起访华热潮，无论是对中日贸易依赖程度较高的中小企业，还是同台湾关系密切的大型商社均表明接受中国方面提出的“贸易四原则”贸易四原则为：（1）不与帮助台湾、韩国的企业进行贸易；（2）不与向台湾、韩国大量投资的企业进行贸易；（3）不与为美国侵略越南、老挝、柬埔寨提供武器的企业进行贸易；（4）不与在日本的美日合作企业进行贸易。參见：《日中覚書貿易会談に関する周恩来総理発言メモ》，日中国交回復促進議員連盟：《日中関係資料集：1945—1971年》，東京：日中国交回復促進議員連盟，1971年，第313—314頁。，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经济交流。值得注意的是，根据1970年5月日本时事通信社的民调显示，“这时日本民众对中国抱有好感的比率仅为2.5%，而与之相反，对中国抱有反感的比率高达33.2%，甚至超过苏联的31.9%，北朝鲜的32.6%”。中嶋嶺雄、《日中友好という幻想》，東京：PHP研究所，2002年，第192頁。由此可见，此时日本的对中政策出发点并非出自民意，而是日本政治家基于对世界形势的预判和现实利益的多重考虑。 在这一背景下，自民党内部各派阀就如何制定今后的对中政策，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大平、三木、田中三派主张顺应世界格局变化适时改变对中政策；福田派则囿于佐藤荣作与岸信介的限制，难以改变既往的亲台路线。五派中实力最弱的中曾根派，希望作为影响政局的中间派，骑墙观望待价而沽。进入70年代后，自民党内部围绕对中政策的对立和争论成为影响派阀政治演变的主要因素。
为争夺相位，田中、福田、大平、三木四派纷纷投入到公选中，中曾根派鉴于自身势力弱小，在田中派巨额资金诱使下宣布脱出竞选转而支持田中，由此形成“三角大福”竞相逐鹿的局面。根据选前预测，“田中（134票）、福田（125票）、大平（115票）、三木（105票）”，伊藤昌哉：《自民党战国史》，王泰平、王振宁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41页。田中与福田虽然领先，但位于其后的大平与三木两派如果选择联合也能一举跃居第一，如不选择联合，大平与三木两派支持田中与福田的任何一方都将直接决定党总裁的归属。田中角荣鉴于如果福田上台，极有可能成为受佐藤操控的傀儡政权，为摆脱长久以来的佐藤—岸体制，便宣称：“一旦我取得政权，便立即实现中日建交”，田川誠一：《日中交渉秘録：田川日記—14年の証言》，東京：毎日新聞社，1973年，第337頁。长久以来具有亲中色彩的大平、三木两派对佐藤内阁奉行的亲台反中政策甚为不满，田中采取亲中政策意在借此实现同大平派的联合。为彻底锁定胜局，选举前夕的7月2日，田中、大平、三木三派进行会谈，形成共同致力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策协定，并以此为约定，保证三木派在第二轮竞选中支持田中，迫使福田派失去可以联合的对象而陷入孤立境地。
7月5日，在自民党第27届临时党大会首轮投票中，“田中获156票、福田150票、大平101票、三木69票”，土屋繁：《自民党派閥興亡史》，東京：花伝社，2000年，203頁。因无人单独获得半数而进入第二轮投票。最终，田中角荣凭借大平派与三木派的支持，在第二轮投票中以282票比190票的悬殊结果击败福田赳夫当选党总裁。可以说，田中角荣在党总裁公选中巧妙地利用中国问题，实现了派阀间的合纵、继而夺取政权。田中角荣的当选为中日恢复邦交奠定了日本方面的政治基础。作为铺垫，田中角荣先后派遣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自民党众议员藤山爱一郎等人出访中国。在知悉中方立场后，便协同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等人于1972年9月25日正式访华。以中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为基础，历经四轮首脑会谈，在反复磋商、逐字斟酌下，就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大问题基本达成一致，两国政府于9月29日共同发表《中日联合声明》。该声明的发表，标志着中日两国以“政治解决”方式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凭借同中国复交，日本在坚守对美协调路线的基础上，又同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在亚太构建了如等边三角形般的日美中“小三角关系”。但中日复交后，日台关系的存续问题成为争论焦点。亲台势力认为若为实现中日复交而采取废止《日台条约》的政策，将严重影响日台关系的根基。各派阀在日台关系问题上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裂隙。作为弥补，在台湾问题上，田中内阁虽然表明台湾是中国领土，并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承诺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方立场，但在日本与台湾当局“断交”后，采取“明断暗往”策略，以民间交流形式继续维持同台湾的实质关系，为日后自民党亲台势力渲染“台湾地位未定论”、“两个中国论”埋下隐患，在日台关系上留下了被操弄的空间。
二、田中派与“青岚会”围绕《中日航空运输协定》的派阀纷争
1973年7月17日，自民党反主流派出于对田中内阁外交政策的愤恨，为推翻田中内阁实现福田赳夫上台，由反中亲台的自民党要人在党内歃血为盟组建名为“青岚会”按照石原慎太郎的说辞，“青岚乃是夏日的暴风雨，电闪雷鸣，骤雨狂风，但风雨过后必将是草木复苏万里晴空”，参见：塩田道夫：《命燃ゆる政治家玉置和郎》，東京：グラフ社，1998年，第163頁。的政策团体。“福田派10人、中曾根派9人、椎名派4人、水田派3人、三木派1人、无派阀4人”。参见河内孝：《血の政治—青嵐会という物語》，東京：新潮社，2009年，第37頁。以“在外交上坚持同自由主义国家紧密连携”，“打破自民党内妥协、官僚主义、立场摇摆不定的旧有恶习”，“告知国民国防与治安的必要”，“制定自主自由宪法”中川一郎、石原慎太郎、藤尾正行：《青嵐会—血判と憂国の論理》，東京：浪曼，1973年，第195—196頁。为宗旨，主张对自民党进行再编，废止金权政治和摆脱官僚化以确立由政治家主导政治，将斗争矛头直指代表金权政治与官僚主义的田中角荣、大平正芳。
青岚会认为“政府去年9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邦交，触及为我国复兴、发展给予莫大帮助的日台关系的根本” “我国在安全保障上失多得少” “完全违反我国外交的基本方针” “今后中日间的实务性协定，必须留意不损伤我国同台湾的政治、经济、技术关系”。中川一郎、石原慎太郎、藤尾正行：《青嵐会—血判と憂国の論理》，第201—202頁。青岚会成立后便同田中内阁发生严重对立，以反对签署中日间实务性协定中最为重要的《中日航空运输协定》为目标，百般阻挠中日复交后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致使中日航空协定上升为重大政治问题。
1974年2月，田中、大平、三木、中曾根四派联合组建以河野洋平为中心的“自民党正常化联络会议”，以抵制青岚会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行径，双方在同月举行的自民党总务会上就以何种形式缔结航空协定发生激烈争执，自民党总务会最终有条件通过决议，要求日后政府在处理日台航线问题时，应遵循“党议决定”原则，并同党副总裁及“党三役”（干事长、总务会长、政调会长）协商，达成“以《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在缔结中日航空协定的同时，以民间形式维持日台航线”河内孝：《血の政治—青嵐会という物語》，東京：新潮社，2009年，第123頁。的妥协案。1974年3月24日至4月17日，两国政府再度于北京展開交涉，4月20日，《中日航空运输协定》历经坎坷最终签订。大平外相就日台航线存续问题发表谈话：“日本国政府根据日中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自该声明发表之日起，不再承认台湾飞机上的旗帜标志代表国旗；不承认‘中华航空公司’是代表国家的航空公司。”外務省アジア局中国課監修：《日中関係基本資料集：1949年—1997年》，東京：霞山会，1998年，第471頁。同日，台湾当局发表断航声明，日台航线就此中断。此后，青岚会力图把恢复日台航线作为批准协定的前提条件，继续制造事端。5月7日，在以青岚会为主的80名国会议员缺席情况下，众议院正式批准了《中日航空运输协定》。9月29日，在时值中日建交两周年之际，两国正式通航。 田中内阁虽然在外交上实现了艰难突破，但在举国空前的“金权选举”批判浪潮中，自民党在1974年的参议院选举中遭遇惨败。在田中穷于应对时局之时，具有广泛受众的综合杂志《文艺春秋》11月号，刊载了题为《田中角荣研究——他的金脉与人脉》一文，是为披露田中角荣“金权政治”的特辑，致使舆论哗然，内阁支持率下降至12%，不支持率攀升至69%。王振锁、徐万胜：《日本近现代政治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306页。11月11日，慌乱中的田中意图通过重新平衡派阀关系，改组内阁以稳定政局，但在举国“打倒田中内阁”的挞伐声中，最终于11月26日引咎辞职。
田中派的失势，使围绕党总裁的争夺旋即在福田、大平、三木、中曾根四派之间展开。与田中派同为主流派的大平派主张公选，期冀借助田中派支持以人数优势取胜。反主流派的福田派深知在田中与大平联合下进行公选将使自己重蹈覆辙，因而坚决反对，三木派则明确提出“这次应将政权交由反主流派，宣称应由三木与福田决定”，福永文夫：《大平正芳——戦後保守とは何か》，第188頁。反主流派均希望以党内协商形式选任总裁。派阀之间各执己见，甚至一度出现福田、三木、中曾根三派意图脱党组建“革新俱乐部”，或三木与民社、社会、公明三党成立联合政权的迹象。为防止式微的自民党走向分裂，经党内长老椎名悦三郎裁定，由推行“保守革新”路线、形象廉洁的三木武夫继任总裁，这一方案得到派阀间的认可。12月9日，三木武夫拜相组阁。
三、派阀制衡和重组以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约
椎名裁定，一方面避免了大平派与福田派在公选中直接对决，败者另建新党的危险，另一方面也符合田中派利用弱小的三木派作为临时政权，自身选择暂时蛰伏待他日东山再起，同时防止大平、福田两派趁机坐大的思虑。因此三木政权自组建伊始便具有浓厚的“派阀均衡”色彩。1974年12月14日，三木武夫在施政演说中就外交政策提到：“维持友好的日美关系，强化日本外交的基轴”、“关于日中关系，诚实履行《日中联合声明》的诸项原则，促进中日和约的缔结”、“关于日苏关系，对于缔结日苏和平条约这一悬案，我打算予以积极对待”，「衆議院会議録第74回国会 本会議 第4号三木内閣総理大臣の所信に関する演説」（1974年12月14日）， http：//kokkai.ndl.go.jp/SENTAKU/syugiin/074/0001/main.html。将田中、大平意图构筑的美日中三国“等边三角形”关系，替换为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在对中、对苏问题上实行同步推进的“等距离外交”构想。
中日和约是实现“等距离外交”的重要一环，问题在于和约中涉及的“反霸问题”使日本有所顾忌，担心此举将使苏联认为中日缔结了反苏同盟，而阻遏日苏关系的改善和“北方四岛”领土问题的解决。因此，围绕“反霸问题”的谈判进程步履维艰，从1974年开始提出至1975年3月，中日之间共进行了五次预备性谈判，期间双方在是否将反霸权条款写进和约问题上各执一端。中方认为理应将《中日联合声明》中已写明的“双方不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写进和约。日方担心提及反霸会触怒苏联。为泛化“反霸”一词而使之失去针对性，1975年9月，宫泽外相在联合国大会抛出有关反霸的四项原则，即“一、不仅反对亚太地区的霸权，在世界所有地区的霸权都应反对；二、日本反對霸权，不是针对特定的第三国；三、反对霸权并不意味着中日采取联合行动；四、反霸和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精神不相违背。”田中明彦：《日中関係：1945—1990》，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第95頁。“宫泽四原则”将“反霸问题”形骸化的做法使中日分歧加深，和约谈判一度停滞。处于“保守旁流”的三木派在中日和约谈判触及“反霸”问题时慑于苏联压力并受制党内分歧，难以主导外交决策，最终致使中日和约谈判中断。
1976年2月，洛克希德贿赂案东窗事发，三木武夫企图利用田中派身陷金权政治丑闻的时机摆脱困境，以首相名义要求彻查该案，然而此举引发了其他派阀的强烈不满，为原本在对中政策上政策迥异的大平与福田两派合作提供了契机。8月福田、大平、田中三派组建“举党体制协议会”共同掀起“逼三木下台”的倒阁运动。洛克希德案暴露出自民党内派阀抗争激化，金权勾连已经向海外企业蔓延。为政不廉的自民党政权一再失信于民，1976年12月在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惨遭失败，只获得249个议席，只能依靠临时追认8名无所属议员的形式，勉强确保对国会多数的控制，为承担败选责任，三木武夫黯然下台。伴随着三木下台，派阀力学较量再开。由于田中角荣身负洛克希德贿赂案的指控，党总裁的争夺在大平与福田两派之间展开。大平与福田本为宿敌，但在朝野力量处于伯仲之间、自民党式微的境况下，为避免总裁公选加剧党的分裂，二人决定合作，私下约定福田赳夫担任首相主管内阁，大平担任干事长主营党务和竞选，以两年为期之后互换，两派力图妥协共存，以摆脱朝野逆转导致自民党政权倾覆的危局。
鉴于三木内阁“等距离外交”的无疾而终，福田上台后积极奉行“全方位外交”，在其任内第一年致力于改善日苏关系。但由于1978年2月，勃列日涅夫在致福田赳夫的亲笔信中只字未提“北方领土”的解决问题，对苏外交的挫折，让福田内阁将外交政策的重心从修复日苏关系转移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上来。
1977年1月，福田内阁成立伊始便在展开对苏交涉的同时，委托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向中方传递日方愿意重启谈判的意愿。1月31日，福田赳夫在施政演说中讲道：“毫不动摇以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切实发展同中国的善邻友好关系，这对于亚洲建立和平的国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两国在尽早实现缔结一事上的热情是一致的，政府将以满足双方条件的形式，决意进一步努力以图实现。”「衆議院会議録第80回国会 本会議 第2号」（1978年1月31日），http：//kokkai.ndl.go.jp/SENTAKU/syugiin/080/0001/main.html。首次在公开场合发表缔约意愿。2月，针对阻挠谈判的“反霸条款”，福田内阁在国会首次表明“中方如果能对日本宪法第九条所规定的内容明确理解的话，（日本）也可以在条约的前言或正文中加入反霸条款”，福田赳夫：《回顧九十年》，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第298頁。明确对“宫泽四原则”作出让步。 9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就中日和约问题指出：“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就是两个字‘签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9页。可见，中方基于现实政治考量也做出相应调整，将尽快实现中日缔约这一政策需要置于第一位，为防止再启谈判过程时节外生枝，选择暂时规避包括“反霸条款内涵”和“领土争端问题”等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难题。10月，福田内阁派遣曾致力于中日建交的田中派实力人物二阶堂进访华，同意把“反霸条款”写进和约正文，作为条件要求增加“不针对任何第三国”的内容，这一方案得到中方首肯。1978年，国际局势的发展为中日重启和约谈判提供了可能。一方面，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近两年的徘徊，“邓小平正在主导政权，中国政治出现了强化日中关系，以谋求经济发展的清晰战略”渡辺昭夫：《戦後日本の宰相たち》，東京：中央公論社，1995年，第294頁。；另一方面，美国卡特政府也在同时期推行联中制苏战略。在自民党内部，从属于福田派的园田直外相力主推进早日缔结中日和约，多次发表牵制苏联的谈话以排除其干扰。一度成为中日谈判主要障碍的青岚会，也因多数从属于福田派，在福田赳夫亲自游说下，青岚会成员最终服从党议决定。
1978年7月，中日两国中断两年多的和约谈判在北京重启。8月8日园田直外相访华，曾引起分歧的“反霸条款”，最终在双方会意下表述为“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考虑到苏联因素，在“第三国条款”则表述为：“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面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8月12日，延宕六年之久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终于在北京正式签署。
结 语
若回视自1972年中日建交到1978年中日缔约的整个历程，日本的对中政策，显现出的实情是，由于6年间自民党内主流派与反主流派因派阀纷争、制衡与重组导致政权次第更迭，在对中政策上几经转向摇摆不定：从田中角荣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与大平、三木派联合以赢得总裁选举的筹码，到福田赳夫暗中利用青岚会在“台湾问题”上阻碍中日间的实务性协定谈判从而打击田中、大平，再到三木与福田在“反霸问题”上顾虑重重，企图联合中国制衡苏联，又企图在中苏对抗下独善其身。自民党的各政治派阀间彼此博弈，将中国问题视为政争的工具。
可以说，中日间虽存在四个政治文件作为两国关系友好发展的基石，但日本对外政策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民党“派阀力学”的结构性调整。中国从大局出发，选择在“历史认识”、“台湾问题”、“钓鱼岛领土问题”等悬而未决的政治难题上采取既不放弃原则又灵活处置的方针。但事与愿违，当初有意规避的问题，时至今日逐渐发酵，业已成为中日两国之间难以应对的政治课题。自民党内部右翼势力有意利用同中国达成的政治妥协，在今日颠倒是非，挑起事端制造对立、意图煽动民族情绪以实现自身的上台。长久以来曾一度致力于中日友好且主导日本政坛诞生过多位首相的宏池会派系与木曜研究会派系（田中派与大平派），今日已日渐式微，而曾在“台湾问题”与“反霸问题”多次掣肘中日谈判，叫嚣东西、隳突南北的青岚会，其成员藤尾正行、中川一郎、渡边美智雄等人却在日后跻身政界中枢，森喜朗甚至一度拜相，四度当选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更是一手导演“购岛闹剧”，致使中日关系急剧恶化降至冰点。值得警醒的是青岚会幕后的福田派，今日则更名为清和政策研究会发展成为自民党内第一派阀，安倍晋三便是继承其父辈衣钵凭借该派支持成为日本首相。起源于岸信介派的清和政策研究会，现今作为自民党主流派，其所奉行的亲台、亲美路线是自民党政治的底流。
根据目下情势判断，安倍长期政权仍将持续数年，按照其既定政治路线，政治右倾化和摆脱战后和平宪法的可能性将日趋加剧。而台湾民进党上台后日台关系的迅速接近，似有再掀臺海跌宕乱波的动静。但是，特朗普的胜选，骤增了未来美国亚太战略的不确定性。在世界即将再次迎来变局的关口，以何种形式维系日美同盟，以何种姿态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及如何确立新的对中政策，均将成为今后日本政治的重要课题。上述问题，皆可通过透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成立过程而一目了然。
① 添谷芳秀：《日本外交と中国：1945—1972》，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1996年；増田弘：《ニクソン訪中と冷戦構造の変容——米中接近の衝撃と周辺諸国》， 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张文彬：《中美接近与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变——1971年“尼克松冲击”对中日复交的影响评析》，《社会科学战线》 2009年第10期；冯昭奎：《复交40年：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日本学刊》 2012年第5期。
② 丁兆中：《中日复交后日本政界激进亲台势力的嬗变》，《国际论坛》 2008年第4期；齐膺军：《日本自民党内的“亲台派”及“亲华派”与中日复交》，《历史教学》 2013年第5期；吕耀东：《中日复交后“台湾问题”的凸显与外交对决》，《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6年第6期。
（责任编辑：董灏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