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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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出有因”较之“无理取闹”直接影响了犯罪动机的恶劣程度,进而拉低了主观罪责的基准线.在刑法未明确将受过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相同行为规定为入罪条件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不能任意将之扩大解释为入罪条件.针对“迫使他人交付财物”型的强拿硬要,不必过于纠结寻衅滋事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别,而应将注意力转移至想象竞合关系上来.判断上访索财“可谴责性”的关键在于行为人索财的目的是否合理,手段与目的是否相当.因信访所遭受的“威胁”“要挟”等不利状态,本身就是法治政府所应承受之重,政府不会因此而陷入精神强制.国家机关工作秩序不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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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401120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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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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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出有因”较之“无理取闹”直接影响了犯罪动机的恶劣程度,进而拉低了主观罪责的基准线.在刑法未明确将受过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相同行为规定为入罪条件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不能任意将之扩大解释为入罪条件.针对“迫使他人交付财物”型的强拿硬要,不必过于纠结寻衅滋事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别,而应将注意力转移至想象竞合关系上来.判断上访索财“可谴责性”的关键在于行为人索财的目的是否合理,手段与目的是否相当.因信访所遭受的“威胁”“要挟”等不利状态,本身就是法治政府所应承受之重,政府不会因此而陷入精神强制.国家机关工作秩序不应是“多个机关”工作秩序的集合,否则会得出“不影响任何一个国家机关工作正常开展的(多次)违法行为等同于导致国家机关工作无法正常开展的犯罪(扰乱)行为”的错误结论.如果不延展“故意+过失”的适用范围或“明知”的内涵,依照传统罪过理论无法妥善应对“造成严重后果”与责任主义原则相统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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