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遗址内发现的“一堆石头”，在被考古专家认定为“良渚古城”的城墙后，有人惊呼“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可能将被改写”，以林华东、罗以民为代表的“质疑派”提出了“城墙只是大坝或圩田”的质疑，争议由此开始！
　　从杭州市区打车到良渚古城遗址花了一个多小时，司机沿途不断向人打探，感慨遗址太偏僻。沿着104国道，记者先找到了良渚古城东城墙遗址，在离一家电器厂不到200米的地方，一座大棚遮住一个长方形的坑道，72岁的长命村村民阿毛蹲在坑道一边，用抽水机抽地下渗上来的水。作为看护古城东墙的唯一村民，阿毛每个月700元工资，他很开心，因为“比干农活强”。
　　往西穿过几个村落，记者又在一处耕田附近看到了良渚古城南城墙遗址，一条土狗对着记者叫唤，一辆没了支架的自行车躺在地上。最后来到规模最大的西城墙，终于见到了考古队员的身影，他们正指挥着几个村民挖石头，一位拿着洛阳铲的考古队员提醒记者少拍两张照片：“我们队长叮嘱不让人拍照的，最近这个事情在网上闹得很凶。”
　　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遗址内发现的“一堆石头”，在被考古专家认定为“良渚古城”的城墙后，有人惊呼“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可能将被改写”，很快成为媒体追逐的热点，一份“加快良渚遗址‘申遗’工作进程”的提案也被提交到全国“两会”。
　　就在杭州市民排着长队准备一睹五千年前古城墙风采时，以林华东、罗以民为代表的“质疑派”提出了“城墙只是大坝或圩田”的质疑，争议由此开始！
　　
　　发现“中华第一城”
　　
　　2007年11月29日，浙江省文物局与杭州市政府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宣布了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在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莫角山四周发现了一座距今约5000年的完整良渚文化古城的城墙基址，东西长1500米至1700米，南北长1800米至1900米，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中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一座，堪称“中华第一城”，其意义不亚于殷墟的发现。
　　古城墙发现者之一的浙江省考古所良渚工作站站长刘斌介绍，2006年6月的一天，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葡萄畈村的村民要在良渚文物保护区内建房子。为防止破坏埋在地下的文物，良渚遗址工作站的考古队依照惯例先行勘探。
　　在一片稻田下，考古队员们先发现了一条南北走向的河沟，宽约45米，河床内有许多良渚晚期的碎陶片。刘斌决定在沟渠东侧挖个坑，看看除了陶片还有些什么，结果发现这里的土质为黄土，并不同于良渚一带灰黑色淤泥，明显是人工从外面搬运而来，而在黄土下面，竟然铺着一层大小均匀的石块，“由于当地经常发洪水，我们当时只以为这可能是个河堤遗址。”可随着发掘工作的继续，刘斌的看法开始改变，“四周的城墙都出现了。”
　　2007年4月下旬，这条底部铺垫石块、大量黄土夯建的南北向“堤坝”遗迹终于露面：南至凤山，北接东苕溪，长约1000余米，宽约40－60米；到了6月初，考古队员又在莫角山北侧的河池头村，发现了一段东西向、底部铺垫石头的遗迹；9月中旬，西起苕溪，东接雉山的一段又找到了；10月下旬，莫角山东侧发现了相同遗迹；直到11月上旬，在莫角山南侧发现又一条“底部铺垫石块、大量黄土夯建”的遗迹。
　　“发现第二个底部铺垫石头的遗址时就有过城墙的大胆推断，直到围了起来，才最终证实了城墙的存在。”刘斌说。
　　一些专家认为，如果这座占地290万平方米的古城背后意味着一个良渚古国的存在，那它将是夏商周之前更早的一个朝代，因为和文字一样，“城”也是区分氏族社会和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曾在接受杭州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良渚古城发现的意义不亚于殷墟的发现，因为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前还从未发现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良渚古城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古城遗址，堪称‘中华第一城’。”
　　当所有人都沉浸在石器时代的古城被发现的快乐之中时，质疑的声音也不请自来。
　　
　　一个不懂考古，一个不懂历史
　　
　　2008年1月3日，也就是浙江省文物局联合杭州市政府宣布“重大考古新发现”一个月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林华东在浙江电视台《新闻超市》栏目中率先对良渚古城提出了质疑，“当时我就表示，仍有许多悬疑无法解释清楚，结论似乎下得太早。”2008年1月31日，林华东以“良渚发现的并非古城”为题，在浙江省社科院主管的时政新闻类杂志《观察与思考》上，指出了个人对于良渚古城的八大疑点，如判断城墙年代的证据并不充分、城墙为何如此宽大、为何没有发现城门等。
　　和林华东同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罗以民，随后又在下一期的《观察与思考》杂志上发表了长达1．5万字的《证伪“良渚古城”》一文，直接否定良渚古城存在的同时，更是大胆提出了“城墙只是宋代以后的水坝”的论断。
　　罗以民的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天，作为本次古城墙鉴定团队中名气最响的中国考古学泰斗、北大教授严文明首次回应，对于罗以民认为的“石器时代根本无法大量开采出如此坚硬的石头”的论断，严文明称“作者太缺乏常识了”，“新石器时代开采石头的事例很多，作者会有这种想法，只能证明他的考古知识很欠缺。”
　　“说我不懂考古？我还说他不懂历史呢，历史上记载，万历三十七年和康熙五十五年，离‘良渚古城’仅100米的东苕溪两度发洪水，当时的水坝都被洪水冲垮了，5000年前泥土夯筑的‘良渚古城’有什么理由不被冲垮？”作为研究杭州地方史方面的专家，罗以民认为考古应该综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否则很容易闹大笑话。
　　3月8日，杭州余杭区政府、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发表《申明》称，“发布良渚古城发现的消息，在学术上是十分慎重和严肃的。”《申明》再次指出，两位学者所作出的结论，“显然没有严肃的考古学方面的证据，缺乏考古学常识，根本经不住良渚古城考古发现的诘问。”
　　《新民周刊》记者几经周折，对林华东、罗以民这两个质疑者，以及“支持派”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文物局局长蒋卫东、浙江省考古所良渚工作站站长刘斌、上海博物馆考古部主任（良渚古城评估小组成员之一）宋建进行了专访。
　　
　　“生活垃圾”决定城墙年龄？
　　
　　林华东和罗以民的文章中，对“良渚古城”年代的质疑是个核心问题。由余杭区政府、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申明》称古城的年代确凿无疑，良渚古城下限年代早于良渚晚期，也就是距今4300年左右。
　　“有两个步骤的依据，一是四面的城墙有着完整的地层堆积，均是良渚时期的，二是这些地层压在城墙的上面，以此推断良渚古城下限年代早于良渚晚期。”蒋卫东说。
　　《申明》称，“考古人员在对古城墙东、南、西、北四面墙体部分的探沟发掘中，在四面城墙的外侧，无一例外，都发现了叠压城墙的倾斜状良渚晚期地层堆积，其中西城墙葡萄畈发掘点的倾斜状堆积中，还出土了几十件可修复完整的陶器和数百袋棱角分明的陶片。”此外，“在西城墙白元畈、南城墙探沟的城墙内侧，也都发现有良渚晚期的地层堆积”。
　　“在地层里发现良渚时期的陶片，就能说这是良渚时期的地层吗？”罗以民说，“今天你口袋里装了一块良渚陶片，难道就是良渚时代的人？陶片是五千年前的，关键是要看什么时候放进去的。”罗以民认为，良渚时期的陶片以及地层应该是通过河流冲击堆积而成的。
　　林华东则提出了另一种可能，“这些城墙外良渚文化晚期陶片的地层堆积，不能排除后人在营建城墙堆土时，无意间从良渚文化晚期遗址中挖来泥土，并堆筑在其城墙外侧，从而形成我们目前所见的现象，即‘次生堆积’。”
　　
　　该推论引来古城发现人员刘斌的不满，“‘次生堆积’往往呈现出一种地层‘倒装’现象，即包含早期遗物的地层叠压在包含晚期遗物的地层之上，而良渚古城城墙内外侧的地层堆积中，均是原生态的。”他表示，该学者提出这样的推论已经“脱离了学术讨论的范围”。
　　在2007年11月29日新闻发布会上，刘斌就将这种城外形成的地层堆积推测为“城内的居民将生活垃圾倒在城外”。林华东则认为这种假设不符合逻辑，“居民为何要爬上城墙再把垃圾倒掉”。
　　对于自己“次生堆积”的概念被认为“缺乏考古常识”，林华东回应：“居民随意把垃圾倒在自家附近才叫‘原生堆积’，走那么远的路把垃圾倒在统一地方，本身就是‘次生堆积’。”
　　良渚古城评估小组成员宋建回忆，“在评估时当地提供了详尽的材料，地层是考古中断定年代的一个方法，没想到这个问题能够引发争议”。
　　蒋卫东则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这个年代的确切性有地层压在那里，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谁对此有异议，地层就摆在野外，到现场一看就知道了。”
　　
　　筑墙的石头从何而来
　　
　　年轻时曾在部队当过一年采石工的罗以民说自己对于石头“十分敏感″，在去良渚古城考察多次后，他发现尤其在所谓的“北城墙”有着大量的棱角分明、大小均等、重量约在三四十公斤的火成岩（花岗岩就是火成岩的一种，硬度达摩氏5－7级），“那是得用现在的合金钢钎，抡起18磅的大锤、顺着岩缝花大力气才能凿开的石头，别说‘石器时代’，就连青铜器、铁器都不可能‘破石’，这么多石头是怎么来的呢？”
　　对此，蒋卫东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回应：“建筑如此大规模的城墙，用石量是非常大的，当然从河滩上取现成的鹅卵石是最简单的方法，我们现在发现的西城墙就以这个卵石为主，但像北城墙的石头棱角就比较分明。当时这么大的工程，可以想象卵石肯定是不够用，只能去附近山上开采。”
　　开采石头的技术是否成熟呢？“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玉比石头硬吧，当时的人还能在上面雕刻出精美的纹饰就足以证明。在良渚遗址发掘60年来，我们也发现了大量良渚时期以火成岩为材质的石器。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事情也不稀奇，如埃及的金字塔，那么大的石块比我们这个还方方正正，怎么开采，它当时也没有所谓的钢。”
　　而林华东则有不同的看法，“玉器与石器是不可相提并论的，首先玉器是少量的，在那个时代作为法器的玉石，它的社会功能是十分神圣的，为了能够制作出精美的玉器，不惜一切代价，但开采大量坚硬的、大小均等的石头在当时几乎不可能，至少现在得不出合理解释。”
　　“正因为工程量巨大，所以这个古城发现之后，专家才给予这么高的评价。”林华东说：“为了完成这么大的建筑，肯定要有一部分人是完全脱离生产来做这个事情的，这就需要当时社会强有力的组织力量、社会调动能力和后勤服务保障能力等，这不是一个我们能够想象的部落社会能够完成的，这也是为什么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可能被改写，古城墙就是证据。”至于古人是如何搬运这些石块的，蒋卫东承认，这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毕竟“考古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是城墙，还是堤坝？
　　
　　据报道，2007年12月6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在抵达良渚古城墙遗址后，第一个就抛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们根据什么迹象，判断这是个古城墙？”陪同的刘斌回答：“一是人工加工的石头，二是来自周边山上、堆压在石头上面的黄土，三是外面的护城河。”张柏随即反问：“为什么不是水坝呢？”
　　刘斌坦言，在发现瓶窑镇葡萄畈村的石头遗迹后，考古队员也曾初步推测有可能是良渚时期人工修建的河堤遗迹。但由于这一遗迹位于莫角山遗址西侧约200米的平行位置，极有可能是莫角山遗址边的西城墙，后来又在四周均发现了城墙遗址，因此肯定了城墙的判断，但不排除古城墙也具有防水功能的可能。
　　“它根本就是个宋代以后的堤坝。”罗以民认为，一部分可能是“圩（同‘围’）田”的水坝，某一部分也可能是苕溪的“备塘”。“现在良渚古城这个地方，从明朝到清朝，就有四个均有厚墙的大圩子，这种墙，宋朝、明朝的人看了就像城一样，所以明代杭州地方史学家田艺蘅在自己的专著《□□诸山记》（载康熙《钱塘县志》卷二，前两字辨认不清，疑为‘城北’）中记载，‘其外如垣堞濠堑，故曰城湟山。’正因为考古学家并没有看过这些史书，才误以为是古城墙。”
　　罗以民还指出，所谓的“护城河”遗址，在古清朝的地图上都是有的，“就是当时的塘河，‘塘’在杭州话里就是‘堤坝’的意思。”林华东也曾撰文表示，在明朝之时此处曾兴建堤塘大坝以抗洪水灾害。
　　此外，罗以民认为，现在发现的“城墙”也十分符合水坝的建筑特色。“底宽40－60米、夯筑的高度仅有4－5米，根本无法达到防御的目的，倒十分像水坝的样子。”林华东也指出，如此之宽的城墙，高度起码要到20－30米才符合逻辑。
　　“人们习惯性的思维，老把史前的城与明清的城相提并论，实际上，史前的城墙本身就有一些在建筑方面的缺陷和工艺的落后，比如城墙的厚度必须得那么宽。”蒋卫东解释：“在春秋时期，我们才开始使用所谓的‘板筑’技术，即左右两边用板夹起来，中间可以用夯土夯起来，宽度只有十多米的城墙。而在早期的时候，因为没有这个技术，所以如果要堆高，只能是加宽，也是顺理成章的。”
　　如何解释城墙无法起到防御功能呢？蒋卫东认为，这需要进一步的考古挖掘，“也许城墙的实际高度要在10米左右”，同时，他也提出了一种大胆的设想，“日本也有又宽又低的城墙，他们使用的防御措施是在城墙上面放置用圆木架起来的栅栏，人可以住在上面防守。”而在被问到如何评价“水坝说”时，蒋卫东表示：“你见过四周都封闭的水坝吗？”
　　
　　城门未见，何以称城？
　　
　　“至今仍未发现城门，却早早地断定是城墙，我觉得有些欠慎重。”林华东认为，要判断古城必须要有两个“硬件”，一是城墙，二是城门，“城里面的街道、河流、房屋之类的遗址还可以进一步发掘，但城门没有发现这是硬伤。”
　　罗以民也撰文指出，“佟伟华《我国史前至商代前期筑城技术之发展》与赵辉、魏峻《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两篇史前城墙考古的扛鼎之作介绍，史前古城皆有城门，有的还有数座城门，因为城是需要让人进出的”。
　　对此，蒋卫东坦言：“有些学术争论正是需要下一步解决的问题，包括城门问题。城门在哪里、几个城门，都需要进一步继续考证。”为何城墙迟迟未能发现呢？“明清的城都用砖石包着的话，找起来城门来就相对比较容易，但史前的城都是土墙，如果城墙曾经出现过断裂就更难辨认，这个需要进一步细化地发掘。”
　　蒋卫东还提出了一种预测，即“水城门”的可能。“当时可能有水道进城，一是生活需要用水，二是城内也发现过舟船的遗址，那个时期，舟船仍是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像莫角山上堆了那么多土，就有可能是用船来运的，因此，引一条河入城也是非常可能的。”
　　发现良渚古城的消息一传出，便引来众多关注目光。有人就提出，要把良渚古城开发成杭州的“兵马俑”，成为继西湖之后的第二张城市名片。在今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市政协主席孙忠焕就提交了《关于加强浙江省杭州市良渚文化遗址保护及加快其“申遗”工作进程的建议》的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