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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初词坛以“浙西”、“阳羡”两派影响最大，纳兰性德则“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在当时独树一帜。后世词评家都对其词作清新自然、“独抒性灵”的风格倍加推崇。其词风受明末金坛诗人王次回《疑雨集》的影响甚深，本文通过纳兰词化用王次回诗歌的情况，尝试揭示其“舒写性灵”的创作倾向和审美趣味。
关键词： 纳兰词 王次回 性灵品格
纳兰性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有《侧帽词》、《饮水词》，刊有《通志堂集》二十卷，包括文赋、诗词、杂识等。另编有《通志堂经解》、《今词初集》等。纳兰性德之所以能在词史取得“清词大家”的地位及深受后世词评家和读者青睐，与其吸收历代词家优长和着意创新的态度密不可分。后代评论家对纳兰词接受“花间”、李煜、晏几道等风格的影响已有诸多论述，然对于在纳兰词中多有显露且意义重大的明末诗人王次回却鲜有论及。以下将就纳兰性德对王诗的推重藉以探讨其“舒写性灵”的词作风格。
一、从引用方式看王次回《疑雨集》对纳兰词的影响
《疑雨集》的作者是明末词人王次回（1593—1642），名彦泓，以字行，明末江苏金坛人。一生落拓，流离多舛，博学好古，善作艳情诗，有《疑雨集》存世。其“以香奁体盛传吴下”，“见者沁入肝脾，其里习俗为之一变”，成为继李商隐、韩偓之后艳体诗的集大成者。
明代王氏是金坛望族。王次回祖上十分显赫，王臬、王樵、王肯堂祖孙三代进士皆为博学鸿儒，在仕途政绩方面也有显著成绩和名望。王次回的祖父王启疆，是王樵的长子，王肯堂的长兄，曾任平湖训导、漳州教授，后升涉县知县。其父王楙锟，字伯弢，曾任福建南安知县。王次回娶妻贺氏，生有一女王朗，是明末清初著名女词人。王次回可谓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仕宦之家。但到他这一代，家道已逐渐衰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父王楙锟在任时因秉公执法，触动权贵，“为科道纠拾，坐藏至万余金”，“遂摭他事”而“其家竟用是毁”。到王次回，已经要为偿还债务而四处奔波。
王次回诗作多存于《疑雨集》中，共4卷，包括诗861首，残诗2篇，词2首。就其诗歌创作的特色，概而言之有以下两点：重“情”和尚“狂”。
王次回在诗歌中对“情”不作遮拦，每每有大胆的坦露。这主要体现在他的艳体诗和悼亡诗中：《题赠陈元亮别业》诗曰“自是幽怀清比玉，《闲情》一赋不为瑕。”对文学史上关于陶潜《闲情赋》的争论给出自己的见解，进以反驳萧统“白璧微瑕，唯在《闲情》一赋”的保守观点。在《残岁即事》、《即事》、《个人》等诗中屡有诸如“觅个柔乡寄此生”、“逢新偏忆旧缠绵”等坦露心扉的诗句。其中也有《效元相体》、《赠所欢》等诸多艳体篇目。同时，集中悼亡之作也颇多，其中有妻子长期卧病在床的痛苦写照，亦有妻子病逝后的追忆。如《悲遣十三章》、《死别》、《遗恨》等作，情感缠绵深挚，有悲亦有悔。在学习继承前代潘岳、元稹的悼亡诗的基础上，又多有创新之处。
“狂”是王次回的生活常态，他曾与友人结集诗社名“未狂社”，其狂狷性格在诗作中有更为明显的反映。据统计，“狂”字在《疑雨集》中共出现74次，如“自笑猖狂浪得名，吟笺犹未破新正”（《试笔》）、“生成骨相多愁料，非为狂名故效颦”（《感咏》）、“狂歌烂醉更阑后，此意谁人识苦辛”（《独酌有怀》）、“几夜猖狂别恨侵，踏歌相送最情深”、“应恨狂朋漂泊去，明朝问谁拾钗游”（《丁卯首春，余辞家薄游。端己首唱骊歌，情词凄宕，征途吟讽，依韵和之，并寄呈弢仲，以志同叹》）、“狂心难按是今年，花市湖堤早著鞭”（《未狂社诸君效剑南体》）、“更有一般同病在，狂名随处惹波澜”（《独居有怀端己弢仲》）、“有才轻艳真为累，作计疏狂不近名”（《小试失意自遣》）等等。
其实王次回的“狂”并非一味无拘束的狂狷，而是更多地带有类似阮籍那种“佯狂”的成分。其《独酌有怀》有句云：“每夕杯觞求好梦，半生词赋属伤神。狂歌烂醉更阑后，此意谁人识苦辛”。此中便透露出“狂”的无奈与辛酸。若将此诗与李白的《对月独酌》相比，则能明显看出诗人都有一种寂寞的心情在里面，但李白尚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乐观情怀与浪漫气质，而他只能在狂歌烂醉后逐渐清醒的寂静深夜，感到知己难遇，无人能解隐藏在这狂放言行之中的苦辣酸辛。只得渴望醉酒后能有好梦，梦醒后藉作诗填词聊以自慰，个中辛酸滋味唯有自知。
再如《半塘遇邑人庄敛之，同游虎丘山后，方舟抵锡山，获汲而归》，诗曰：“几拍歌声在半塘，感君同载不嫌狂。里中可语人偏少，世上无情事却忙。树石那知山后好，茶泉端爱雨前香。惠施欣与庄生对，不觉无言送日长。”此作表现出诗人对同行而不嫌他轻狂的庄敛之心怀感激，颔联后自注“予里中人百许，聚吴阊而登山者仅一二”。这反映出在当时的大多数人眼中作者是很不合时宜的“异类”，志同道合者是何等少之又少！王次回疏于常人、不为一般人所理解的作为以及他那狂狷不羁的个性，非常契合晚明的文人心态。而其诗歌与晚明尊崇自我、反对既定社会规则束缚的“童心”、“性灵”思想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王诗中也时有对“苦辛”之感的流露、对境遇窘困的慨叹。这与其家道中落、抑郁不得志而潦倒半生有直接关系。侯文灿《疑雨集序》说：“次回先生穷年力学，屡困场屋。断瑶琴，折玉兰。坎坷潦倒，实有屈子之哀，江淹之恨，步兵之失路无聊，与杜少陵无家垂老之忧伤憔悴。而特托之于儿女丁宁，闺门婉恋，以写其胸中之幽怨，不得概以红粉青楼、裁云镂月之句目之也。”故集中有不少题为《自悼》、《强欢》、《鳏绪三十二韵》的作品，这多是类似阮籍“穷途而哭”式的“佯狂”，既是他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以及对这种不满无能为力的逃避，也是诗人对人生悲剧性的体认。
在诗歌理论方面，王次回虽然没有专著论述，但在诗中间涉一二。如《试笔》诗云：“诗家窠臼宜翻洗，人日慵拈薛道衡。”可见他在诗歌创作时十分注重创新，要做到不落前人窠臼。《无题诗四首》其三云：“从来不作多情调，羞读关雎第四声。”强调不为煽情而写情，所有笔下文字都是心中真情之流露。 阅读纳兰词，我们会发现其对《疑雨集》有多次引用。《饮水词笺》（李勖笺）是纳兰词的第一个笺注本和校本，所收三百余首词中提及王诗的地方有72处之多，虽不免有牵强处，但亦能从中看出纳兰词受王次回影响之大。此后在较权威的纳兰词注本《纳兰词笺注》（张草纫笺注）和《饮水词笺校》（赵秀亭、冯统一合著）中提到纳兰词对王次回诗句引用之处都有30余次之多。
第一，纳兰词常引用《疑雨集》中的诗句，而反用其意。如《青衫湿·悼亡》（近来无限伤心事）是一首悼亡词，词中表现出作者对亡妻卢氏的深深怀念与痴情。其中“当时领略，而今断送，总负多情”句化自王次回《予怀》其二“也知此后风情减，只悔从前领略粗”句。王诗借明妃王昭君、魏文帝之甄妃的典故，叹息相会无年。两部作品中都透露出“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无奈与忧伤，但纳兰在词中反用其意，将王诗中情思渐消转为情意绵绵而不绝，更显真挚。
另外，《临江仙》（点滴芭蕉心欲碎）“欲眠还展旧时书。鸳鸯小字，犹记手生疏”化自王诗《湘灵》“戏仿曹娥把笔初，描花手法未生疏。沉吟欲作鸳鸯字，羞被郎窥不肯书”；《采桑子》（谢家庭院残更立）“不辨花丛那辨香”化自王诗《和笑仪看灯》“不辨花丛却辨香”，都是反用诗意的显例。
第二，纳兰词在引用《疑雨集》诗句的同时，亦借用、移接其诗境。如《浣溪沙》（五字诗中目乍成）词，抒写别后相思之情。上片追忆恋情，下片写今日之思，通过上下片情景的对比，突出相思之苦。其中“五字诗中目乍成”全句引用王次回《有赠》“矜严时已逗风情，五字诗中目乍成”句。王诗写诗人对女子一见钟情，并与其偷偷来往的情形。“尽教残福折书生”句化自王次回《梦游》诗其四“相对只消香共茗，半宵残福折书生”。王诗写主人公盼恋人连夜不来的相思苦闷。
《浣溪沙》（容易浓香近画屏）词，写与恋人初逢的场面。先是环境铺垫与渲染，进而写到初见之情景，下片主要写初逢后心绪慌乱的情绪，以明月作结，情形如画，生动传神。其中“风波狭路倍怜卿”句化自王次回《代所思别后》“风波狭路惊团扇，风月空庭泣浣衣”句。王诗以与作者交好的歌女阿姚的口吻写别后相思；“未接语言犹怅望”化自王诗《和端己韵》“未接语言当面笑，暂同行坐夙生缘”，抒写女子情愫的吐露。“才通商略已懵腾”化自王氏《赋得别梦依依到谢家》其一“今日眼波微动处，半通商略半矜持”，诗写曾让自己魂牵梦萦的女子终得相见时既欣喜又略带矜持的心态。
再如纳兰《采桑子》（白衣裳凭朱阑立）词写别后相思，上阕“白衣裳凭朱阑立，凉月趖西。点鬓霜微，岁晏知君归不归？”①化自王诗《寒词》之一：“从来国色玉光寒，昼视常疑月下看。况复此宵兼雪月，白衣裳凭赤阑干。”此诗写男女冬季情事。其意境略似，虽几乎全句引用，但相比王次回眼中月色雪影中的“国色玉光”，纳兰此词整体更显平淡语浅、流美深婉。
另外，《浣溪沙》（抛却无端恨转长）“但是有情皆满愿”套用王诗《和于氏诸子秋词》“但是有情皆满愿，妙莲花说不荒唐”；《金缕曲》（未得长无谓）“但有玉人常照眼”套用王诗《梦游》“但有玉人常照眼”；《采桑子》（桃花羞作无情死）“一片幽情冷处浓”化自王诗《寒词》“个人真与梅花似，一日幽香冷处浓”；《浣溪沙》（消息谁传到拒霜）“玉钗敲竹信茫茫”化用王诗《即事》“玉钗敲竹立旁皇，孤负楼心几夜凉”；《蝶恋花》（眼底风光留不住）中“和暖和香，又上雕鞍去”化用王诗《骊歌二叠》“和暖和香上马鞍”；《百字令》（人生能几）中“刚是尊前同一笑”化自王诗《续游十二首》“又到尊前一笑同”；《浪淘沙》（红影湿幽窗）中“曾是向他春梦里，瞥遇回廊”化自王诗《瞥见》“别来清减转多姿，花影长廊瞥见时”；《凤凰台上忆吹箫·守岁》中“如今但、一编消夜，冷暖谁知”化自王诗《灯夕悼感》“一编枯坐到三更”等等。
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遣词造句甚至词风方面，《疑雨集》对纳兰词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性德对《疑雨集》有很高的熟稔度，不论其套用、化用，还是正用、反用，都能做到不留痕迹、如同己出。这一方面体现出纳兰性德自身文学修养和写作手法之高，但更重要的是显露出纳兰对王次回诗歌写作倾向的认同以及二人在创作理念上的不谋而合——纯写内心、独抒性灵。从题材上看，纳兰性德的借鉴引用集中在《疑雨集》中的相思、爱情以及悼亡之作。
二、王次回《疑雨集》对纳兰词风的影响
考察《疑雨集》对纳兰词深层次的影响，则是两者在风格上的趋同性，即“性灵”风格的展现。这与其二人深受晚明以来文学风气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明前期，前后七子以程朱理学为本践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但从明嘉靖后期开始，王守仁的心学逐步突破礼教的藩篱，摆脱理学束缚，主张“心外无物”，强调心内求理，“致良知”。后李贽进一步将其发展为更具反叛色彩的“童心说”，猛烈抨击儒家说教、理学正统，鲜明地要求维护“人欲”，意在撕毁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虚假面具，可谓振聋发聩。后焦竑在诗歌上推崇“性灵”，在《雅娱阁集序》中提出“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苟其感不至，则情不深。情不深，则无以惊心而动魄，垂世而行远”，与李贽所言之“童心”一脉相承。戏曲大家汤显祖，则以自己的戏曲创作实践提出“情真”说，他强调无论诗文还是戏曲小说的创作，都重在一“情”字。而明末公安派亦强调文学要抒写性灵，表现真情，反对一味模拟。袁宏道在《序小修诗》中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对明末及清代的文学创作产生很大影响。
考察晚明的社会风气，也与这种“性灵”思想密不可分。明末程朱理学失去了其学术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文人更多地去追求自身个性的伸展与狂狷性情的外露。张翰在《松窗梦语》中总结当时社会风气说“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则都是对个性解放的肯定，人的本身欲求的展现：从世情小说《金瓶梅》、白话短篇“三言”、“二拍”到戏曲《牡丹亭》，再到颇具文人雅致、生活情趣以张岱等人为代表的晚明小品文，无不强烈地显示一种酷爱声色、尚“真情”崇“性灵”的趋向。纳兰性德接受了自晚明以来文学风气，并选取王次回的《疑雨集》作为学习对象，最终形成“性灵”之风格。 除此之外，纳兰性德不囿于学习一时一人。在《原诗》中他对当时诗坛盲目尊唐尊宋风气以及由此导致的“万户同声，千车一辙”的现象提出批评，而倡导杜甫“转益多师”的诗歌创作。纳兰词中小调最工，既有唐五代《花间词》的传统，又宗北宋晏氏词风；而长调则广泛学习周邦彦、秦观、辛弃疾诸家。
相比于王次回，纳兰性德有自己明确的词学主张。他选录《今词初集》所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舒写性灵”。在《渌水亭宴集诗序》中，他提出“无取铺张学海，所期抒写性情”的观点。在《渌水亭杂识》中说“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发乎情，止乎礼义，故谓之性。亦须有才，乃能挥拓；有学，乃不虚薄杜撰。才学之用于诗者，如是而已。”②对一味模仿、逞才逞学的作诗作文倾向一再提出批评。《填词》诗则针对词“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的说法提出自己的见解，通过对韩偓、屈原、杜甫诗歌创作的对比得出词并非是只写欢娱，没有比兴的结论。他反复强调，文章是为抒发真情而作。
明确的理论主张，使得纳兰性德选择了王次回作为他的学习和借鉴对象。反过来，王次回的《疑雨集》又对纳兰词“性灵”风格的最终形成起到十分重要和关键的作用。而他词中自始至终所展现的灵动与真情，是打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原因所在。
注释：
①纳兰性德撰，赵秀亭，冯统一笺校饮水词笺校（修订本）.中华书局，2010：38.
②纳兰性德.通志堂集（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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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纳兰性德撰，赵秀亭、冯统一笺校.饮水词笺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1]纳兰性德著，寇宗基、张政雨、布莉华解评.纳兰性德集[M].山西：三晋出版社，2008.
关键词： 纳兰词 王次回 性灵品格
纳兰性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有《侧帽词》、《饮水词》，刊有《通志堂集》二十卷，包括文赋、诗词、杂识等。另编有《通志堂经解》、《今词初集》等。纳兰性德之所以能在词史取得“清词大家”的地位及深受后世词评家和读者青睐，与其吸收历代词家优长和着意创新的态度密不可分。后代评论家对纳兰词接受“花间”、李煜、晏几道等风格的影响已有诸多论述，然对于在纳兰词中多有显露且意义重大的明末诗人王次回却鲜有论及。以下将就纳兰性德对王诗的推重藉以探讨其“舒写性灵”的词作风格。
一、从引用方式看王次回《疑雨集》对纳兰词的影响
《疑雨集》的作者是明末词人王次回（1593—1642），名彦泓，以字行，明末江苏金坛人。一生落拓，流离多舛，博学好古，善作艳情诗，有《疑雨集》存世。其“以香奁体盛传吴下”，“见者沁入肝脾，其里习俗为之一变”，成为继李商隐、韩偓之后艳体诗的集大成者。
明代王氏是金坛望族。王次回祖上十分显赫，王臬、王樵、王肯堂祖孙三代进士皆为博学鸿儒，在仕途政绩方面也有显著成绩和名望。王次回的祖父王启疆，是王樵的长子，王肯堂的长兄，曾任平湖训导、漳州教授，后升涉县知县。其父王楙锟，字伯弢，曾任福建南安知县。王次回娶妻贺氏，生有一女王朗，是明末清初著名女词人。王次回可谓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仕宦之家。但到他这一代，家道已逐渐衰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父王楙锟在任时因秉公执法，触动权贵，“为科道纠拾，坐藏至万余金”，“遂摭他事”而“其家竟用是毁”。到王次回，已经要为偿还债务而四处奔波。
王次回诗作多存于《疑雨集》中，共4卷，包括诗861首，残诗2篇，词2首。就其诗歌创作的特色，概而言之有以下两点：重“情”和尚“狂”。
王次回在诗歌中对“情”不作遮拦，每每有大胆的坦露。这主要体现在他的艳体诗和悼亡诗中：《题赠陈元亮别业》诗曰“自是幽怀清比玉，《闲情》一赋不为瑕。”对文学史上关于陶潜《闲情赋》的争论给出自己的见解，进以反驳萧统“白璧微瑕，唯在《闲情》一赋”的保守观点。在《残岁即事》、《即事》、《个人》等诗中屡有诸如“觅个柔乡寄此生”、“逢新偏忆旧缠绵”等坦露心扉的诗句。其中也有《效元相体》、《赠所欢》等诸多艳体篇目。同时，集中悼亡之作也颇多，其中有妻子长期卧病在床的痛苦写照，亦有妻子病逝后的追忆。如《悲遣十三章》、《死别》、《遗恨》等作，情感缠绵深挚，有悲亦有悔。在学习继承前代潘岳、元稹的悼亡诗的基础上，又多有创新之处。
“狂”是王次回的生活常态，他曾与友人结集诗社名“未狂社”，其狂狷性格在诗作中有更为明显的反映。据统计，“狂”字在《疑雨集》中共出现74次，如“自笑猖狂浪得名，吟笺犹未破新正”（《试笔》）、“生成骨相多愁料，非为狂名故效颦”（《感咏》）、“狂歌烂醉更阑后，此意谁人识苦辛”（《独酌有怀》）、“几夜猖狂别恨侵，踏歌相送最情深”、“应恨狂朋漂泊去，明朝问谁拾钗游”（《丁卯首春，余辞家薄游。端己首唱骊歌，情词凄宕，征途吟讽，依韵和之，并寄呈弢仲，以志同叹》）、“狂心难按是今年，花市湖堤早著鞭”（《未狂社诸君效剑南体》）、“更有一般同病在，狂名随处惹波澜”（《独居有怀端己弢仲》）、“有才轻艳真为累，作计疏狂不近名”（《小试失意自遣》）等等。
其实王次回的“狂”并非一味无拘束的狂狷，而是更多地带有类似阮籍那种“佯狂”的成分。其《独酌有怀》有句云：“每夕杯觞求好梦，半生词赋属伤神。狂歌烂醉更阑后，此意谁人识苦辛”。此中便透露出“狂”的无奈与辛酸。若将此诗与李白的《对月独酌》相比，则能明显看出诗人都有一种寂寞的心情在里面，但李白尚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乐观情怀与浪漫气质，而他只能在狂歌烂醉后逐渐清醒的寂静深夜，感到知己难遇，无人能解隐藏在这狂放言行之中的苦辣酸辛。只得渴望醉酒后能有好梦，梦醒后藉作诗填词聊以自慰，个中辛酸滋味唯有自知。
再如《半塘遇邑人庄敛之，同游虎丘山后，方舟抵锡山，获汲而归》，诗曰：“几拍歌声在半塘，感君同载不嫌狂。里中可语人偏少，世上无情事却忙。树石那知山后好，茶泉端爱雨前香。惠施欣与庄生对，不觉无言送日长。”此作表现出诗人对同行而不嫌他轻狂的庄敛之心怀感激，颔联后自注“予里中人百许，聚吴阊而登山者仅一二”。这反映出在当时的大多数人眼中作者是很不合时宜的“异类”，志同道合者是何等少之又少！王次回疏于常人、不为一般人所理解的作为以及他那狂狷不羁的个性，非常契合晚明的文人心态。而其诗歌与晚明尊崇自我、反对既定社会规则束缚的“童心”、“性灵”思想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王诗中也时有对“苦辛”之感的流露、对境遇窘困的慨叹。这与其家道中落、抑郁不得志而潦倒半生有直接关系。侯文灿《疑雨集序》说：“次回先生穷年力学，屡困场屋。断瑶琴，折玉兰。坎坷潦倒，实有屈子之哀，江淹之恨，步兵之失路无聊，与杜少陵无家垂老之忧伤憔悴。而特托之于儿女丁宁，闺门婉恋，以写其胸中之幽怨，不得概以红粉青楼、裁云镂月之句目之也。”故集中有不少题为《自悼》、《强欢》、《鳏绪三十二韵》的作品，这多是类似阮籍“穷途而哭”式的“佯狂”，既是他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以及对这种不满无能为力的逃避，也是诗人对人生悲剧性的体认。
在诗歌理论方面，王次回虽然没有专著论述，但在诗中间涉一二。如《试笔》诗云：“诗家窠臼宜翻洗，人日慵拈薛道衡。”可见他在诗歌创作时十分注重创新，要做到不落前人窠臼。《无题诗四首》其三云：“从来不作多情调，羞读关雎第四声。”强调不为煽情而写情，所有笔下文字都是心中真情之流露。 阅读纳兰词，我们会发现其对《疑雨集》有多次引用。《饮水词笺》（李勖笺）是纳兰词的第一个笺注本和校本，所收三百余首词中提及王诗的地方有72处之多，虽不免有牵强处，但亦能从中看出纳兰词受王次回影响之大。此后在较权威的纳兰词注本《纳兰词笺注》（张草纫笺注）和《饮水词笺校》（赵秀亭、冯统一合著）中提到纳兰词对王次回诗句引用之处都有30余次之多。
第一，纳兰词常引用《疑雨集》中的诗句，而反用其意。如《青衫湿·悼亡》（近来无限伤心事）是一首悼亡词，词中表现出作者对亡妻卢氏的深深怀念与痴情。其中“当时领略，而今断送，总负多情”句化自王次回《予怀》其二“也知此后风情减，只悔从前领略粗”句。王诗借明妃王昭君、魏文帝之甄妃的典故，叹息相会无年。两部作品中都透露出“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无奈与忧伤，但纳兰在词中反用其意，将王诗中情思渐消转为情意绵绵而不绝，更显真挚。
另外，《临江仙》（点滴芭蕉心欲碎）“欲眠还展旧时书。鸳鸯小字，犹记手生疏”化自王诗《湘灵》“戏仿曹娥把笔初，描花手法未生疏。沉吟欲作鸳鸯字，羞被郎窥不肯书”；《采桑子》（谢家庭院残更立）“不辨花丛那辨香”化自王诗《和笑仪看灯》“不辨花丛却辨香”，都是反用诗意的显例。
第二，纳兰词在引用《疑雨集》诗句的同时，亦借用、移接其诗境。如《浣溪沙》（五字诗中目乍成）词，抒写别后相思之情。上片追忆恋情，下片写今日之思，通过上下片情景的对比，突出相思之苦。其中“五字诗中目乍成”全句引用王次回《有赠》“矜严时已逗风情，五字诗中目乍成”句。王诗写诗人对女子一见钟情，并与其偷偷来往的情形。“尽教残福折书生”句化自王次回《梦游》诗其四“相对只消香共茗，半宵残福折书生”。王诗写主人公盼恋人连夜不来的相思苦闷。
《浣溪沙》（容易浓香近画屏）词，写与恋人初逢的场面。先是环境铺垫与渲染，进而写到初见之情景，下片主要写初逢后心绪慌乱的情绪，以明月作结，情形如画，生动传神。其中“风波狭路倍怜卿”句化自王次回《代所思别后》“风波狭路惊团扇，风月空庭泣浣衣”句。王诗以与作者交好的歌女阿姚的口吻写别后相思；“未接语言犹怅望”化自王诗《和端己韵》“未接语言当面笑，暂同行坐夙生缘”，抒写女子情愫的吐露。“才通商略已懵腾”化自王氏《赋得别梦依依到谢家》其一“今日眼波微动处，半通商略半矜持”，诗写曾让自己魂牵梦萦的女子终得相见时既欣喜又略带矜持的心态。
再如纳兰《采桑子》（白衣裳凭朱阑立）词写别后相思，上阕“白衣裳凭朱阑立，凉月趖西。点鬓霜微，岁晏知君归不归？”①化自王诗《寒词》之一：“从来国色玉光寒，昼视常疑月下看。况复此宵兼雪月，白衣裳凭赤阑干。”此诗写男女冬季情事。其意境略似，虽几乎全句引用，但相比王次回眼中月色雪影中的“国色玉光”，纳兰此词整体更显平淡语浅、流美深婉。
另外，《浣溪沙》（抛却无端恨转长）“但是有情皆满愿”套用王诗《和于氏诸子秋词》“但是有情皆满愿，妙莲花说不荒唐”；《金缕曲》（未得长无谓）“但有玉人常照眼”套用王诗《梦游》“但有玉人常照眼”；《采桑子》（桃花羞作无情死）“一片幽情冷处浓”化自王诗《寒词》“个人真与梅花似，一日幽香冷处浓”；《浣溪沙》（消息谁传到拒霜）“玉钗敲竹信茫茫”化用王诗《即事》“玉钗敲竹立旁皇，孤负楼心几夜凉”；《蝶恋花》（眼底风光留不住）中“和暖和香，又上雕鞍去”化用王诗《骊歌二叠》“和暖和香上马鞍”；《百字令》（人生能几）中“刚是尊前同一笑”化自王诗《续游十二首》“又到尊前一笑同”；《浪淘沙》（红影湿幽窗）中“曾是向他春梦里，瞥遇回廊”化自王诗《瞥见》“别来清减转多姿，花影长廊瞥见时”；《凤凰台上忆吹箫·守岁》中“如今但、一编消夜，冷暖谁知”化自王诗《灯夕悼感》“一编枯坐到三更”等等。
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遣词造句甚至词风方面，《疑雨集》对纳兰词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性德对《疑雨集》有很高的熟稔度，不论其套用、化用，还是正用、反用，都能做到不留痕迹、如同己出。这一方面体现出纳兰性德自身文学修养和写作手法之高，但更重要的是显露出纳兰对王次回诗歌写作倾向的认同以及二人在创作理念上的不谋而合——纯写内心、独抒性灵。从题材上看，纳兰性德的借鉴引用集中在《疑雨集》中的相思、爱情以及悼亡之作。
二、王次回《疑雨集》对纳兰词风的影响
考察《疑雨集》对纳兰词深层次的影响，则是两者在风格上的趋同性，即“性灵”风格的展现。这与其二人深受晚明以来文学风气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明前期，前后七子以程朱理学为本践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但从明嘉靖后期开始，王守仁的心学逐步突破礼教的藩篱，摆脱理学束缚，主张“心外无物”，强调心内求理，“致良知”。后李贽进一步将其发展为更具反叛色彩的“童心说”，猛烈抨击儒家说教、理学正统，鲜明地要求维护“人欲”，意在撕毁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虚假面具，可谓振聋发聩。后焦竑在诗歌上推崇“性灵”，在《雅娱阁集序》中提出“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苟其感不至，则情不深。情不深，则无以惊心而动魄，垂世而行远”，与李贽所言之“童心”一脉相承。戏曲大家汤显祖，则以自己的戏曲创作实践提出“情真”说，他强调无论诗文还是戏曲小说的创作，都重在一“情”字。而明末公安派亦强调文学要抒写性灵，表现真情，反对一味模拟。袁宏道在《序小修诗》中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对明末及清代的文学创作产生很大影响。
考察晚明的社会风气，也与这种“性灵”思想密不可分。明末程朱理学失去了其学术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文人更多地去追求自身个性的伸展与狂狷性情的外露。张翰在《松窗梦语》中总结当时社会风气说“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则都是对个性解放的肯定，人的本身欲求的展现：从世情小说《金瓶梅》、白话短篇“三言”、“二拍”到戏曲《牡丹亭》，再到颇具文人雅致、生活情趣以张岱等人为代表的晚明小品文，无不强烈地显示一种酷爱声色、尚“真情”崇“性灵”的趋向。纳兰性德接受了自晚明以来文学风气，并选取王次回的《疑雨集》作为学习对象，最终形成“性灵”之风格。 除此之外，纳兰性德不囿于学习一时一人。在《原诗》中他对当时诗坛盲目尊唐尊宋风气以及由此导致的“万户同声，千车一辙”的现象提出批评，而倡导杜甫“转益多师”的诗歌创作。纳兰词中小调最工，既有唐五代《花间词》的传统，又宗北宋晏氏词风；而长调则广泛学习周邦彦、秦观、辛弃疾诸家。
相比于王次回，纳兰性德有自己明确的词学主张。他选录《今词初集》所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舒写性灵”。在《渌水亭宴集诗序》中，他提出“无取铺张学海，所期抒写性情”的观点。在《渌水亭杂识》中说“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发乎情，止乎礼义，故谓之性。亦须有才，乃能挥拓；有学，乃不虚薄杜撰。才学之用于诗者，如是而已。”②对一味模仿、逞才逞学的作诗作文倾向一再提出批评。《填词》诗则针对词“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的说法提出自己的见解，通过对韩偓、屈原、杜甫诗歌创作的对比得出词并非是只写欢娱，没有比兴的结论。他反复强调，文章是为抒发真情而作。
明确的理论主张，使得纳兰性德选择了王次回作为他的学习和借鉴对象。反过来，王次回的《疑雨集》又对纳兰词“性灵”风格的最终形成起到十分重要和关键的作用。而他词中自始至终所展现的灵动与真情，是打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原因所在。
注释：
①纳兰性德撰，赵秀亭，冯统一笺校饮水词笺校（修订本）.中华书局，2010：38.
②纳兰性德.通志堂集（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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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纳兰性德撰，赵秀亭、冯统一笺校.饮水词笺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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