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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71年德意志帝国诞生以来，这个浸润于古典音乐、散发着古典哲学理性光芒的国家，经历了数度起伏。这里曾经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祥地，也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这里经历过社会经济的快速繁荣，也经历过战败后的迅速衰落。每次衰落之后，德国总能在短时期内再度崛起，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就连本轮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德国也早于其他欧美国家，率先实现强劲复苏。2010年，德国经济增长3.6%，为两德统一以来最快增速。
究其原因，强大的工业实力是德国数度崛起的直接推动力。现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曾说过，德意志帝国与其说是建立在铁与血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煤与铁之上。
如今，在工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德国制造”已成为世界市场上“质量和信誉”的代名词，也树立了德国“双高”（高使用价值和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大国的地位。美国《新闻周刊》曾发表题为“众厂之厂”的文章称，“德国制造”之所以称霸世界，是因为德国人能把普通的金属敲打成震惊世界的科技奇迹。
实业立国
身处欧洲中部的德国，既无地缘优势，也无资源禀赋，却能在100余年的时间里数度崛起为世界强国，其“独门秘籍”之一即为其实业立国道路。
德国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工业革命之际，即确立了工业在国家经济中的核心地位。100多年来，无论是备战、战后重建，还是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德国工业始终是国家振兴的中流砥柱。即使是在美英等国对金融业“神话”趋之若鹜的年代，德国也依然坚守自己的立国之本。
德国工业的核心思想是制造有高使用价值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为落实这一思想，德国在制造业发展中不断动态调整其发展重点。
19世纪德国工业革命起步于纺织工业，但明显落后于英国等发达国家。为扭转局面，德国将制造业发展重点从以纺织业为主的轻工业转向以铁路建设为中心的重工业，通过铁路建设带动其他工业发展。这一策略调整使得德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后来居上。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日本的微电子技术、集成电路技术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将仍满足于传统工业生产（如机床、汽车、照相机等）的德国甩在了身后。德国意识到微电子发展落后的教训，开始实施快速赶超战略。1990年至1994年，德国经济、科技、邮电三大部门对信息技术领域的投资年均增长825%，有效提升德国信息技术实力。
之后，由于东欧和亚洲国家廉价产品的挑战，德国再次调整发展策略，着手改进生产工艺，注重利用制造过程中的各种信息技术，提高资源使用率和保护环境。为此，德国投资4.5亿德国马克（约合3.2亿美元），实施为期五年的“生产2000”计划，其核心内容是“清洁制造、确保就业、提高竞争力”。该计划的实施大大提升了德国制造业的现代化水平。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极端天气及自然灾害频发，德国工业开始走上绿色发展之路，将重点放在新能源发展领域。
德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在全球化时代，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可以为国家经济发展持续提供动力。那些看似会威胁德国经济增长的国家——拥有廉价劳动力的新兴国家——恰恰给德国经济增长增添了动力。因为随着其经济快速发展，这些国家需要购买大量德国高科技设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建厂。
即使是在西方其他国家竞相发展金融创新时，德国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制造业产品质量与技术水平的提高上。这种制造业立国的发展战略，不仅让德国保持了较高的就业率，促进了德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也使得德国具备了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坚实产业基础。
隐性冠军
1986年，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之际，著名经济学家赫尔曼•西蒙教授在哈佛商学院作演讲，有个听众问他：“德国为什么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哪些企业贡献最大？”他一时语塞。回到德国后，他找到了答案。
西蒙提出，德国的出口贸易乃至整体经济的持续发展，主要得益于中小公司，尤其是一些在国际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却籍籍无名的中小企业。
这些年营业额低于5000欧元、雇员人数少于500人的企业，数量占到德国企业总数的99%，就业人数占到全国总数的70%，公司净产值占到全国总量的近一半。
这些中小企业被西蒙称为隐性冠军（Hidden Champions），他们从不会进入福布斯《财富》500强的排行榜，却“闷声发大财”；他们不像大型企业一样占据整个行业，并极力在产业链上游、下游进行纵向延伸；成功的中小企业可能只生产单一的专业产品，却努力将这个产品销售到全球、应用到无数行业中去。比如德国伍尔特公司，只生产螺丝、螺母等连接件产品，却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数百家销售网点。
德国特别注重壮大中小企业的规模，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社会稳定器的功能。为扶持中小企业，德国政府甚至采取了“限大促小”的政策，在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限制大企业在国内的竞争优势。中小企业发展战略帮助德国保障了大量就业，使德国形成了庞大的社会中产阶层，有效缩小了收入差距，为德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在全力支持国内中小企业的同时，德国也在积极推动大众、宝马、戴姆勒、西门子、拜耳、巴斯夫等大型企业向海外拓展。德国跨国企业的成功运营，不仅是在向全世界宣传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也是在向全世界传播德国严谨认真的民族精神，是德国质量强国形象的最佳代言。
“秘密武器”
1991年，在荷兰举行的国际奥林匹克技能大赛上，德国选手以24个工种第一名的好成绩获得团体冠军。当时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将此归结于职业教育：“国际奥林匹克技能竞赛中的优异成绩证明了我国‘双轨制’职业教育的质量。”
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被誉为德国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德国是一个原料缺乏的工业国家，仅拥有不到1亿的人口，却能够长期踞守世界出口大国的地位，主要原因就在于，德国通过大规模、系统化的职业教育，创造了质量型的人口红利优势。依靠独特的职业教育体系，德国培养了庞大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这些技术人才在德国人口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借此“武器”，德国可以在投入更少劳动力、使用同等数量的进口原料的条件下，加工生产出质量更好的产品，创造出更高的价值。
德国全社会都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形成了尊重产业工人的社会氛围。战后联邦德国第一位总理阿登纳曾说，“职业教育是全民族的事业。”
德国社会普遍认为，人才的定义范围并非局限于前沿行业或学科的领军人物，更包括在普通行业中发挥专长的个人。这种广义的人才观和平等尊重的社会共识，使得德国有大量年轻人愿意接受职业教育，成长为优秀的产业工人。在德国，大学毕业生仅占同龄人的20%，将近80%的年轻人接受的是职业教育，并由此走上工作岗位。
与德国一样，中国也是追赶型的后起国家，也是出口大国。随着劳动力成本进入补涨阶段，中国制造业的传统生产成本优势逐渐减弱，借鉴德国制造业的发展模式与职业教育体系，将有助于中国再造质量型的人口红利优势，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蜕变。
就连本轮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德国也早于其他欧美国家，率先实现强劲复苏。2010年，德国经济增长3.6%，为两德统一以来最快增速。
究其原因，强大的工业实力是德国数度崛起的直接推动力。现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曾说过，德意志帝国与其说是建立在铁与血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煤与铁之上。
如今，在工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德国制造”已成为世界市场上“质量和信誉”的代名词，也树立了德国“双高”（高使用价值和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大国的地位。美国《新闻周刊》曾发表题为“众厂之厂”的文章称，“德国制造”之所以称霸世界，是因为德国人能把普通的金属敲打成震惊世界的科技奇迹。
实业立国
身处欧洲中部的德国，既无地缘优势，也无资源禀赋，却能在100余年的时间里数度崛起为世界强国，其“独门秘籍”之一即为其实业立国道路。
德国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工业革命之际，即确立了工业在国家经济中的核心地位。100多年来，无论是备战、战后重建，还是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德国工业始终是国家振兴的中流砥柱。即使是在美英等国对金融业“神话”趋之若鹜的年代，德国也依然坚守自己的立国之本。
德国工业的核心思想是制造有高使用价值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为落实这一思想，德国在制造业发展中不断动态调整其发展重点。
19世纪德国工业革命起步于纺织工业，但明显落后于英国等发达国家。为扭转局面，德国将制造业发展重点从以纺织业为主的轻工业转向以铁路建设为中心的重工业，通过铁路建设带动其他工业发展。这一策略调整使得德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后来居上。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日本的微电子技术、集成电路技术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将仍满足于传统工业生产（如机床、汽车、照相机等）的德国甩在了身后。德国意识到微电子发展落后的教训，开始实施快速赶超战略。1990年至1994年，德国经济、科技、邮电三大部门对信息技术领域的投资年均增长825%，有效提升德国信息技术实力。
之后，由于东欧和亚洲国家廉价产品的挑战，德国再次调整发展策略，着手改进生产工艺，注重利用制造过程中的各种信息技术，提高资源使用率和保护环境。为此，德国投资4.5亿德国马克（约合3.2亿美元），实施为期五年的“生产2000”计划，其核心内容是“清洁制造、确保就业、提高竞争力”。该计划的实施大大提升了德国制造业的现代化水平。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极端天气及自然灾害频发，德国工业开始走上绿色发展之路，将重点放在新能源发展领域。
德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在全球化时代，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可以为国家经济发展持续提供动力。那些看似会威胁德国经济增长的国家——拥有廉价劳动力的新兴国家——恰恰给德国经济增长增添了动力。因为随着其经济快速发展，这些国家需要购买大量德国高科技设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建厂。
即使是在西方其他国家竞相发展金融创新时，德国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制造业产品质量与技术水平的提高上。这种制造业立国的发展战略，不仅让德国保持了较高的就业率，促进了德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也使得德国具备了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坚实产业基础。
隐性冠军
1986年，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之际，著名经济学家赫尔曼•西蒙教授在哈佛商学院作演讲，有个听众问他：“德国为什么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哪些企业贡献最大？”他一时语塞。回到德国后，他找到了答案。
西蒙提出，德国的出口贸易乃至整体经济的持续发展，主要得益于中小公司，尤其是一些在国际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却籍籍无名的中小企业。
这些年营业额低于5000欧元、雇员人数少于500人的企业，数量占到德国企业总数的99%，就业人数占到全国总数的70%，公司净产值占到全国总量的近一半。
这些中小企业被西蒙称为隐性冠军（Hidden Champions），他们从不会进入福布斯《财富》500强的排行榜，却“闷声发大财”；他们不像大型企业一样占据整个行业，并极力在产业链上游、下游进行纵向延伸；成功的中小企业可能只生产单一的专业产品，却努力将这个产品销售到全球、应用到无数行业中去。比如德国伍尔特公司，只生产螺丝、螺母等连接件产品，却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数百家销售网点。
德国特别注重壮大中小企业的规模，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社会稳定器的功能。为扶持中小企业，德国政府甚至采取了“限大促小”的政策，在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限制大企业在国内的竞争优势。中小企业发展战略帮助德国保障了大量就业，使德国形成了庞大的社会中产阶层，有效缩小了收入差距，为德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在全力支持国内中小企业的同时，德国也在积极推动大众、宝马、戴姆勒、西门子、拜耳、巴斯夫等大型企业向海外拓展。德国跨国企业的成功运营，不仅是在向全世界宣传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也是在向全世界传播德国严谨认真的民族精神，是德国质量强国形象的最佳代言。
“秘密武器”
1991年，在荷兰举行的国际奥林匹克技能大赛上，德国选手以24个工种第一名的好成绩获得团体冠军。当时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将此归结于职业教育：“国际奥林匹克技能竞赛中的优异成绩证明了我国‘双轨制’职业教育的质量。”
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被誉为德国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德国是一个原料缺乏的工业国家，仅拥有不到1亿的人口，却能够长期踞守世界出口大国的地位，主要原因就在于，德国通过大规模、系统化的职业教育，创造了质量型的人口红利优势。依靠独特的职业教育体系，德国培养了庞大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这些技术人才在德国人口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借此“武器”，德国可以在投入更少劳动力、使用同等数量的进口原料的条件下，加工生产出质量更好的产品，创造出更高的价值。
德国全社会都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形成了尊重产业工人的社会氛围。战后联邦德国第一位总理阿登纳曾说，“职业教育是全民族的事业。”
德国社会普遍认为，人才的定义范围并非局限于前沿行业或学科的领军人物，更包括在普通行业中发挥专长的个人。这种广义的人才观和平等尊重的社会共识，使得德国有大量年轻人愿意接受职业教育，成长为优秀的产业工人。在德国，大学毕业生仅占同龄人的20%，将近80%的年轻人接受的是职业教育，并由此走上工作岗位。
与德国一样，中国也是追赶型的后起国家，也是出口大国。随着劳动力成本进入补涨阶段，中国制造业的传统生产成本优势逐渐减弱，借鉴德国制造业的发展模式与职业教育体系，将有助于中国再造质量型的人口红利优势，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