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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文艺思潮呈现两种转向：一是向古典的温柔敦厚回归，二是走向天马行空的多元叙事。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与古典文学的传统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贾平凹、汪曾祺、王蒙、莫言等作品中都呈现了古典文学的质素；而与此同时，当代文学也表现出了创作上自由、题材多样的多元格局。
关键词：当代文艺思潮 温柔敦厚 天马行空
一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与古典文学的传统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
革命年代充满了激情与高亢旋律的文学是如何被温婉、感伤的旋律取代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少年诗人顾城就写出了《生命幻想曲》那样的幻美之作。他說过：“我喜欢古诗……喜欢屈原、李白、李贺、李煜，喜欢《庄子》的气度、《三国》的恢弘无情、《红楼梦》中恍若隔世的泪水人生。”“那风始终吹着——在萧萧落木中，在我的呼吸里，那横贯先秦、西汉、魏晋、唐宋的万里诗风；那风始终吹着，我常常变换位置来感知他们。”a他那多变的诗风显然与他吸纳“万里诗风”的胸怀有关。还有舒婷，也在自己的读书过程中发现，自己“最喜欢的是李清照和秦观的词，还有散文”b。顾城、舒婷都是在“文革”的狂热过后疏远了狂热，走向了温婉、感伤、清新的古典诗心。
小说家中，贾平凹不就是在还看不懂《红楼梦》的年纪就觉得看得“很有味道”了吗？c阿城不就是在下乡期间读了禅宗、庄子的书和《金瓶梅》的吗？d他们与顾城、舒婷可谓不谋而合。他们当时也许不会想到，他们对于温婉、感伤、清新的经典的喜爱会在“文革”结束后引领出新的文学风气。
而汪曾祺则可能是最早提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的口号的作家。他相信“一个真正有中国色彩的人物，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能分开的”e。他自道：“我大概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大……我觉得孔子是个很有人情的人……‘温柔敦厚，诗之教也。’我就是在这样的诗教里长大的。”“我的小说有一些优美的东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f他的《大淖记事》《岁寒三友》《鉴赏家》《故乡人》等作品都描绘了普通人重情义的真挚情感，显示了儒家文化传统在民间社会的根深蒂固。他将学习《世说新语》《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的心得融为一体，并将那心得与鲁迅的《故乡》《社戏》、废名的《竹林的故事》、萧红的《呼兰河传》、沈从文的《长河》，以及屠格涅夫、契诃夫、都德那些散文化的小说再融合在一处，从而创造出了当代散文化小说的一批精品。g
贾平凹是从学习孙犁开始走上文学之路的。而孙犁正是革命年代中保持了古典文心，写出了温婉、清新之作的作家。在十七年文坛上，孙犁也许是强调多从中国古典文学中汲取创作灵感最给力的一位作家。他推崇《史记》《红楼梦》《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谈到短篇小说的创作，他建议“好好读一本《唐宋传奇》，好好读一本《今古奇观》，读一本《宋人平话》，一本《聊斋志异》”h。这样的经验之谈在那个革命化的年代里难能可贵。贾平凹从《满月儿》到《商州初录》的探索之路，其实是将“荷花淀派”的清新与陶渊明、司马迁、韩愈、白居易、苏轼、柳宗元、曹雪芹、蒲松龄作品中的空灵、古朴融合在了一起。
王蒙喜欢李商隐的忧伤而不颓唐，李白、苏东坡的洒脱，白居易的华美而干净，也喜欢鲁迅《野草》中的《秋夜》《雪》那样富有想象力的篇章，并将这一切融入了他的“意识流”小说创作中，从而写出了具有“诗情词意”风格的“意识流”小说。i
而莫言的早期作品如《民间音乐》《透明的红萝卜》不是也都相当空灵、温婉吗？在谈到《透明的红萝卜》的风格时，他说道：“生活中是五光十色的，包含着许多虚幻的、难以捉摸的东西。生活中也充满了浪漫情调，不论多么严酷的生活，都包含着浪漫情调。生活本身就具有神秘美、哲理美和含蓄美。”“生活中原本就有的模糊、含蓄，决定了文艺作品的朦胧美。我觉得朦胧美在我们中国是有传统的，像李商隐的诗，这种朦胧美是不是中国的蓬松潇洒的哲学在文艺作品中的表现呢？文艺作品能写得像水中月镜中花一样，是一个很高的美学境界。”！0虽然故事的背景是“文革”，但是小说主人公黑孩那些奇特美丽的感觉、那个透明而虚幻的梦却被作家写得那么朦胧可爱、惹人神往。其中，既有作家本人的童年记忆，又有对心灵可以超越世界的哲理感悟，还有对人的丰富、细腻感觉的纤毫毕现的诗意刻画。
在经历一阵又一阵紧张、动荡的政治运动中，人心渐渐思静、思安。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回首温柔敦厚的文学传统，并在文学创作中写出了一篇篇温馨、感伤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在“文革”的暴风骤雨停止以后，与邓丽君的柔美歌曲、台湾校园歌曲一起，迅速流传开来，与“伤痕文学”的痛苦呐喊和“改革文学”的狂飙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照。
二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莫言大谈“朦胧美”的同时，他也发表了《天马行空》的文章。那是在他发表《透明的红萝卜》的同时，曾经以“管谟业”的本名发表过一篇创作谈《天马行空》，其中写道：“文学应该百无禁忌。”“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1一个“狂”字，一个“雄”字，一个“邪”字，准确地表达了莫言的追求与个性。他在此后的创作中就真的朝着狂放的道路奔去了。《红高粱》发表于1986年，那狂放的热情已经与《民间音乐》《透明的红萝卜》很不一样了。那是与士大夫“我本楚狂人”“我有迷魂招不得”颇为相似的狂放，也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砍头只当风吹帽”的民魂体现。《红高粱》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后，蜚声国际，为中国民魂感动世界、中国“酒神精神”的迅速扩散吹响了振奋人心的号角。
《红高粱》之前，曲波的《桥隆飙》就讲述过一个土匪被共产党改造成为抗日勇士的故事，《红高粱》以后，一批写“匪气”的小说争相涌现——水运宪的《乌龙山剿匪记》、贾平凹的《美穴地》《五魁》《白朗》、权延赤的《狼毒花》、叶广芩的《青木川》……这些作品中的“匪气”，更多与率性而鲜活的人性息息相通。我甚至觉得，在老鬼的小说《血色黄昏》《血与铁》、姜戎的小说《狼图腾》、邓一光的小说《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都梁的小说《亮剑》《血色浪漫》中，我们都可以明显感受到平民百姓中的“匪气”或“狂气”：无论是那些酷爱自由、在生活的底层也不屈不挠的知青，还是那些敢于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军人，都体现出中国百姓的狂气——狂，就是浪漫；狂，就是自由；狂，就是敢于斗争。而当作家们纷纷在充满“匪气”的故事中表达他们对“国民性”的新认识时，也就为狂放之风在文坛的渐渐高涨谱写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篇章。 与“匪气”叙事彼此激荡的，是“武侠热”的长盛不衰——港台文坛上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以及根据那些武侠小说改编的影视，一进入大陆就赢得阵阵喝彩。港台武侠小说在大陆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追捧，并且影响了许多文学青年走上武侠小说的创作道路，堪称奇迹。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电影《少林寺》《武当》、电视剧《霍元甲》的热映、热播也与港台武侠小说热彼此呼应，盛况空前。一直到1996年，导演周晓文拍出电影《秦颂》，2000年以后，张艺谋也拍出了武侠片《英雄》《十面埋伏》，2008年以后，香港导演叶伟信拍出电影《叶问》《叶问2》……武侠热，就这样成为新时期以来常说常新、常演常新的文艺奇观。这是与“匪气”叙事很不一样的文艺奇观——“匪气”的强悍、粗放与“侠气”的飘逸、豪放，判若冰火，却也在冥冥中昭示出相近的人生境界：自由、浪漫、无拘无束、豪情冲天。
而当“匪气”和“侠气”风云际会、彼此激荡时，温柔敦厚的诗情画意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淡化了许多，尽管仍然不乏作家对汪曾祺推崇有加、对温柔敦厚的诗情画意情有独钟——例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王安忆的《长恨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安妮宝贝的《莲花》、韩少功的《山南水北》……
思想解放，必然导致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与裂变，也必然导致人欲横流、狂气四射的社会风气的持续高涨。这已经不再是为了政治乌托邦的迷梦而冲锋陷阵的愚狂，而是时代的巨变催生的渴望——渴望更加率性地生活，渴望更多实现个性的价值。
只是，这一切谈何容易！复杂的社会矛盾、艰难的体制转型，都使得理想与现实的鸿沟令人惊叹，也使得思想解放的狂气常常裹挟了一股悲凉之声。从《红高粱》的“怀旧”主题到“武侠热”的古色古香，再联系到“改革文学”中改革家遭遇的重重阻碍，都不约而同昭示了狂之不易。
三
而且，并非狂气都浪漫。
这股狂气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相当失态了。
就在“朦胧诗”刚刚唤回温柔、感伤的情感之时，“在1982年，‘打倒北岛’的口号已经喊出”！2，一批更狂放的诗人以相当粗鲁的姿态蜂拥而上，发出了“反英雄”“反文化”的野性嘶喊：“信仰的沦丧、精神上的无目的，以及生活方式上无根底的堕落，为诗歌提供了最直接、最真实的写作材料和戳穿现实神话的动力。诗歌将成为这种文化末日景象的有力见证！”！3
这样的嘶吼与稍后乐坛上刮起的摇滚乐风暴一起，以狂飙突进之势盖过了“朦胧诗”的感伤、“诗化小说”的温情脉脉。
这样的嘶吼借助后来高涨的“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扩散开去。“反传统”“反权威”“反文化”的浪潮风靡一时。
甚至，连“朦胧诗”的代表人物顾城后来也常有狂野之论，甚至发出过“我有时真忍不住，想放火！想杀人！”这样的狂喊。！41993年他果然在绝望中杀了妻子并自杀，可谓狂躁至极。
贾平凹也在走过一段相当平坦的创作道路以后，突然陷入苦闷之中，写下了《废都》那样弥漫着颓废情绪和纵欲气息的狂放作品。
而苗长水的小说《染坊之子》、李存葆的纪实之作《沂蒙匪事》则仍然还原了土匪欺压百姓的疯狂与残忍。
就这样，在世俗化浪潮高涨的90年代，产生了疯狂的喧哗。那是世纪末情绪的体现，是思想解放带来的“现代派”苦闷、迷惘、狂躁情绪的爆发。
这样的爆发难免招致批评之声。何新的《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就针对“先锋小说”中的荒谬感发出呼唤“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和崇高感情”的声音。！5阳雨也曾发表《自由与失重》一文，提出“我们要不要、要什么样的文艺价值观念”的问题，发出“重建理想”的呼唤。！6这样倡导“正能量”的批评当然不可能抵消青年诗人、青年歌手们的狂躁冲动。
只是，嘶吼过了，竭尽全力冲击过了、颠覆过了，“朦胧诗”的经典地位其实并没有动摇，“后朦胧诗”的浪潮过后，留下的“反英雄”“反文化”作品有一些成了世俗化诗歌的经典，更多的似乎已经随风飘逝。
剩下的，除了张承志那样因为皈依伊斯兰教而产生的痛苦激情以外，对于更多人来说，便只是在狂欢的情绪中载沉载浮的情绪了——当今都市生活的纸醉金迷、日新月异为人欲横流打开了广阔的空间，一拨又一拨的青年男女在狂欢中忘却苦闷与迷惘，就像“70后”作家卫慧描述过的那样：
音乐正以绞肉机般的速度占领整个网吧……血脉贲张，乳白色的精液流过无数的烟蒂、高跟鞋和残枝败叶、枯壳烂果。
红色的血，白色的黏液，无色的泪水，黑色的毒汁，黄色的臭尿，我不再是我，而是鼹鼠、母狗、罂粟、百合、阴沟、绞肉机、行星、蛆虫、坟墓、耻毛、黎明、病房、战争、钢琴、达达、梦境、凶兆、宗教、谎言、国际歌的结合，这种结合像痔疮一样粘住创造的屁股不放。我继续在阴影里面手淫不止，生命不息。
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像卫慧那样疯狂》）
毒品、性、金钱、恐惧、心理医生、功名诱惑、方向迷失，等等，组成了1999年的城市迎接新世纪曙光的一杯喜庆鸡尾酒。
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是用越来越夸张越来越失控的话语制造追命夺魂的快感的一群纨绔子弟，一群吃着想象的翅膀和蓝色、幽惑、不惹真实的脉脉温情相互依存的小虫子，是附在这座城市骨头上的蛆虫，但又万分性感，甜蜜地蠕动，城市的古怪的浪漫与真实的诗意正是由我们这群人创造的。（《上海宝贝》）
从大都市到小县城，这样的场景，这样的情绪相当常见。青年男女们以这样的狂欢试图驱除生活的重压、人生的迷惘，哪怕只是短暂的时间。
狂欢的生活方式取代了“反英雄”“反文化”的狂吼，令人想起李白的诗：“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客中行》）还有杜牧的诗：“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还有柳永的词：“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雨霖铃》）……中国文人素有狂放之名。屈原问天、庄子逍遥、嵇康忤世、阮籍纵酒、李白抽刀、李贽自裁、黄宗羲抗清……代不绝人，显示了传统的另一面：酷爱自由、无意中庸、率性而活、天马行空。虽然，也有暴君杀人如麻的疯狂、暴徒草菅人命的猖狂、邪教蛊惑人心的迷狂，但文人的狂放还是催开了思想与文艺的繁花，结出了人文精神的硕果。只是，像刘伶那样“唯酒是务”，像禅宗末路之“狂禅”那样“呵佛骂祖”，也已是为人不齿的变态。从这个角度看，当代那些以党同伐异为能事的狂躁者，其实不过是“狂禅”的当代幽灵。他们故作惊人之语，只是欺世盗名的手段罢了。真可谓：“避世阳狂，即属机变，迹似任真，心实饰伪。”！7真名士，狂得飘逸；而居心叵测的狂徒，则常常狂得矫情、粗鄙。 随着“80后”“90后”作家成长起来，新的文学浪潮也扑面而来——“穿越”“玄幻”“仙侠”“灵异”……可谓五光十色、琳琅满目。这些新浪潮体现出当今青年作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同时也流露出他们远离现实矛盾的情绪。而当这样的作品迅速走红市场、受到广大网民的追捧时，一种天马行空却远离现实的轻飘感也就弥漫开来了。虽然，中国文学史上也有《西游记》《封神演义》这样天马行空、远离现实的经典，但近年令人眼花缭乱的种种新浪潮中是否已产生了具有经典意义的代表作，还有待时间的考验。同样是天马行空的思维，莫言的天马行空风格显然更富有浓烈的乡土气息、深刻的政治意味和熾热的人性能量。
如此说来，同样的天马行空，也有相去甚远的不同境界。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项目批准号：13&ZD122）子项目“莫言和新时期文学的新视野：世界性与本土性因素的交汇与建构”之阶段性成果
a顾城：《诗话录》，《黑眼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页。
b舒婷：《生活、书籍与诗》，《心烟》，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149页。
c贾平凹：《读书示小妹十八生日书》，《贾平凹散文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563页。
d王明逸：《生活经历和心理经历——访钟阿城》，《中国青年》1985年第8期。
e汪曾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北京文学》1983年第2期。
f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北京文学》1989年第1期。
g参见汪曾祺：《晚饭花集·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和《小说的散文化》（收入《塔上随笔》，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
h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孙犁文集》（四），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88页。
i王蒙：《诗情词意》，《王蒙文集》第七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47页。
！0莫言：《有追求才有特色》，《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
！1管谟业：《天马行空》，《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2期。
！2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页。
！3巴铁、李亚伟、廖亦武、苟明军：《先锋诗歌四人谈》，《作家》1989年第7期。
！4赵毅衡：《死亡诗学》，《墓床》，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396页。
！5何新：《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读书》1985年第11期。
！6阳雨：《自由与失重》，《文艺报》1988年4月16日。
！7钱锺书：《管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88—1089页。
关键词：当代文艺思潮 温柔敦厚 天马行空
一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与古典文学的传统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
革命年代充满了激情与高亢旋律的文学是如何被温婉、感伤的旋律取代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少年诗人顾城就写出了《生命幻想曲》那样的幻美之作。他說过：“我喜欢古诗……喜欢屈原、李白、李贺、李煜，喜欢《庄子》的气度、《三国》的恢弘无情、《红楼梦》中恍若隔世的泪水人生。”“那风始终吹着——在萧萧落木中，在我的呼吸里，那横贯先秦、西汉、魏晋、唐宋的万里诗风；那风始终吹着，我常常变换位置来感知他们。”a他那多变的诗风显然与他吸纳“万里诗风”的胸怀有关。还有舒婷，也在自己的读书过程中发现，自己“最喜欢的是李清照和秦观的词，还有散文”b。顾城、舒婷都是在“文革”的狂热过后疏远了狂热，走向了温婉、感伤、清新的古典诗心。
小说家中，贾平凹不就是在还看不懂《红楼梦》的年纪就觉得看得“很有味道”了吗？c阿城不就是在下乡期间读了禅宗、庄子的书和《金瓶梅》的吗？d他们与顾城、舒婷可谓不谋而合。他们当时也许不会想到，他们对于温婉、感伤、清新的经典的喜爱会在“文革”结束后引领出新的文学风气。
而汪曾祺则可能是最早提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的口号的作家。他相信“一个真正有中国色彩的人物，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能分开的”e。他自道：“我大概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大……我觉得孔子是个很有人情的人……‘温柔敦厚，诗之教也。’我就是在这样的诗教里长大的。”“我的小说有一些优美的东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f他的《大淖记事》《岁寒三友》《鉴赏家》《故乡人》等作品都描绘了普通人重情义的真挚情感，显示了儒家文化传统在民间社会的根深蒂固。他将学习《世说新语》《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的心得融为一体，并将那心得与鲁迅的《故乡》《社戏》、废名的《竹林的故事》、萧红的《呼兰河传》、沈从文的《长河》，以及屠格涅夫、契诃夫、都德那些散文化的小说再融合在一处，从而创造出了当代散文化小说的一批精品。g
贾平凹是从学习孙犁开始走上文学之路的。而孙犁正是革命年代中保持了古典文心，写出了温婉、清新之作的作家。在十七年文坛上，孙犁也许是强调多从中国古典文学中汲取创作灵感最给力的一位作家。他推崇《史记》《红楼梦》《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谈到短篇小说的创作，他建议“好好读一本《唐宋传奇》，好好读一本《今古奇观》，读一本《宋人平话》，一本《聊斋志异》”h。这样的经验之谈在那个革命化的年代里难能可贵。贾平凹从《满月儿》到《商州初录》的探索之路，其实是将“荷花淀派”的清新与陶渊明、司马迁、韩愈、白居易、苏轼、柳宗元、曹雪芹、蒲松龄作品中的空灵、古朴融合在了一起。
王蒙喜欢李商隐的忧伤而不颓唐，李白、苏东坡的洒脱，白居易的华美而干净，也喜欢鲁迅《野草》中的《秋夜》《雪》那样富有想象力的篇章，并将这一切融入了他的“意识流”小说创作中，从而写出了具有“诗情词意”风格的“意识流”小说。i
而莫言的早期作品如《民间音乐》《透明的红萝卜》不是也都相当空灵、温婉吗？在谈到《透明的红萝卜》的风格时，他说道：“生活中是五光十色的，包含着许多虚幻的、难以捉摸的东西。生活中也充满了浪漫情调，不论多么严酷的生活，都包含着浪漫情调。生活本身就具有神秘美、哲理美和含蓄美。”“生活中原本就有的模糊、含蓄，决定了文艺作品的朦胧美。我觉得朦胧美在我们中国是有传统的，像李商隐的诗，这种朦胧美是不是中国的蓬松潇洒的哲学在文艺作品中的表现呢？文艺作品能写得像水中月镜中花一样，是一个很高的美学境界。”！0虽然故事的背景是“文革”，但是小说主人公黑孩那些奇特美丽的感觉、那个透明而虚幻的梦却被作家写得那么朦胧可爱、惹人神往。其中，既有作家本人的童年记忆，又有对心灵可以超越世界的哲理感悟，还有对人的丰富、细腻感觉的纤毫毕现的诗意刻画。
在经历一阵又一阵紧张、动荡的政治运动中，人心渐渐思静、思安。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回首温柔敦厚的文学传统，并在文学创作中写出了一篇篇温馨、感伤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在“文革”的暴风骤雨停止以后，与邓丽君的柔美歌曲、台湾校园歌曲一起，迅速流传开来，与“伤痕文学”的痛苦呐喊和“改革文学”的狂飙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照。
二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莫言大谈“朦胧美”的同时，他也发表了《天马行空》的文章。那是在他发表《透明的红萝卜》的同时，曾经以“管谟业”的本名发表过一篇创作谈《天马行空》，其中写道：“文学应该百无禁忌。”“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1一个“狂”字，一个“雄”字，一个“邪”字，准确地表达了莫言的追求与个性。他在此后的创作中就真的朝着狂放的道路奔去了。《红高粱》发表于1986年，那狂放的热情已经与《民间音乐》《透明的红萝卜》很不一样了。那是与士大夫“我本楚狂人”“我有迷魂招不得”颇为相似的狂放，也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砍头只当风吹帽”的民魂体现。《红高粱》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后，蜚声国际，为中国民魂感动世界、中国“酒神精神”的迅速扩散吹响了振奋人心的号角。
《红高粱》之前，曲波的《桥隆飙》就讲述过一个土匪被共产党改造成为抗日勇士的故事，《红高粱》以后，一批写“匪气”的小说争相涌现——水运宪的《乌龙山剿匪记》、贾平凹的《美穴地》《五魁》《白朗》、权延赤的《狼毒花》、叶广芩的《青木川》……这些作品中的“匪气”，更多与率性而鲜活的人性息息相通。我甚至觉得，在老鬼的小说《血色黄昏》《血与铁》、姜戎的小说《狼图腾》、邓一光的小说《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都梁的小说《亮剑》《血色浪漫》中，我们都可以明显感受到平民百姓中的“匪气”或“狂气”：无论是那些酷爱自由、在生活的底层也不屈不挠的知青，还是那些敢于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军人，都体现出中国百姓的狂气——狂，就是浪漫；狂，就是自由；狂，就是敢于斗争。而当作家们纷纷在充满“匪气”的故事中表达他们对“国民性”的新认识时，也就为狂放之风在文坛的渐渐高涨谱写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篇章。 与“匪气”叙事彼此激荡的，是“武侠热”的长盛不衰——港台文坛上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以及根据那些武侠小说改编的影视，一进入大陆就赢得阵阵喝彩。港台武侠小说在大陆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追捧，并且影响了许多文学青年走上武侠小说的创作道路，堪称奇迹。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电影《少林寺》《武当》、电视剧《霍元甲》的热映、热播也与港台武侠小说热彼此呼应，盛况空前。一直到1996年，导演周晓文拍出电影《秦颂》，2000年以后，张艺谋也拍出了武侠片《英雄》《十面埋伏》，2008年以后，香港导演叶伟信拍出电影《叶问》《叶问2》……武侠热，就这样成为新时期以来常说常新、常演常新的文艺奇观。这是与“匪气”叙事很不一样的文艺奇观——“匪气”的强悍、粗放与“侠气”的飘逸、豪放，判若冰火，却也在冥冥中昭示出相近的人生境界：自由、浪漫、无拘无束、豪情冲天。
而当“匪气”和“侠气”风云际会、彼此激荡时，温柔敦厚的诗情画意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淡化了许多，尽管仍然不乏作家对汪曾祺推崇有加、对温柔敦厚的诗情画意情有独钟——例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王安忆的《长恨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安妮宝贝的《莲花》、韩少功的《山南水北》……
思想解放，必然导致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与裂变，也必然导致人欲横流、狂气四射的社会风气的持续高涨。这已经不再是为了政治乌托邦的迷梦而冲锋陷阵的愚狂，而是时代的巨变催生的渴望——渴望更加率性地生活，渴望更多实现个性的价值。
只是，这一切谈何容易！复杂的社会矛盾、艰难的体制转型，都使得理想与现实的鸿沟令人惊叹，也使得思想解放的狂气常常裹挟了一股悲凉之声。从《红高粱》的“怀旧”主题到“武侠热”的古色古香，再联系到“改革文学”中改革家遭遇的重重阻碍，都不约而同昭示了狂之不易。
三
而且，并非狂气都浪漫。
这股狂气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相当失态了。
就在“朦胧诗”刚刚唤回温柔、感伤的情感之时，“在1982年，‘打倒北岛’的口号已经喊出”！2，一批更狂放的诗人以相当粗鲁的姿态蜂拥而上，发出了“反英雄”“反文化”的野性嘶喊：“信仰的沦丧、精神上的无目的，以及生活方式上无根底的堕落，为诗歌提供了最直接、最真实的写作材料和戳穿现实神话的动力。诗歌将成为这种文化末日景象的有力见证！”！3
这样的嘶吼与稍后乐坛上刮起的摇滚乐风暴一起，以狂飙突进之势盖过了“朦胧诗”的感伤、“诗化小说”的温情脉脉。
这样的嘶吼借助后来高涨的“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扩散开去。“反传统”“反权威”“反文化”的浪潮风靡一时。
甚至，连“朦胧诗”的代表人物顾城后来也常有狂野之论，甚至发出过“我有时真忍不住，想放火！想杀人！”这样的狂喊。！41993年他果然在绝望中杀了妻子并自杀，可谓狂躁至极。
贾平凹也在走过一段相当平坦的创作道路以后，突然陷入苦闷之中，写下了《废都》那样弥漫着颓废情绪和纵欲气息的狂放作品。
而苗长水的小说《染坊之子》、李存葆的纪实之作《沂蒙匪事》则仍然还原了土匪欺压百姓的疯狂与残忍。
就这样，在世俗化浪潮高涨的90年代，产生了疯狂的喧哗。那是世纪末情绪的体现，是思想解放带来的“现代派”苦闷、迷惘、狂躁情绪的爆发。
这样的爆发难免招致批评之声。何新的《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就针对“先锋小说”中的荒谬感发出呼唤“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和崇高感情”的声音。！5阳雨也曾发表《自由与失重》一文，提出“我们要不要、要什么样的文艺价值观念”的问题，发出“重建理想”的呼唤。！6这样倡导“正能量”的批评当然不可能抵消青年诗人、青年歌手们的狂躁冲动。
只是，嘶吼过了，竭尽全力冲击过了、颠覆过了，“朦胧诗”的经典地位其实并没有动摇，“后朦胧诗”的浪潮过后，留下的“反英雄”“反文化”作品有一些成了世俗化诗歌的经典，更多的似乎已经随风飘逝。
剩下的，除了张承志那样因为皈依伊斯兰教而产生的痛苦激情以外，对于更多人来说，便只是在狂欢的情绪中载沉载浮的情绪了——当今都市生活的纸醉金迷、日新月异为人欲横流打开了广阔的空间，一拨又一拨的青年男女在狂欢中忘却苦闷与迷惘，就像“70后”作家卫慧描述过的那样：
音乐正以绞肉机般的速度占领整个网吧……血脉贲张，乳白色的精液流过无数的烟蒂、高跟鞋和残枝败叶、枯壳烂果。
红色的血，白色的黏液，无色的泪水，黑色的毒汁，黄色的臭尿，我不再是我，而是鼹鼠、母狗、罂粟、百合、阴沟、绞肉机、行星、蛆虫、坟墓、耻毛、黎明、病房、战争、钢琴、达达、梦境、凶兆、宗教、谎言、国际歌的结合，这种结合像痔疮一样粘住创造的屁股不放。我继续在阴影里面手淫不止，生命不息。
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像卫慧那样疯狂》）
毒品、性、金钱、恐惧、心理医生、功名诱惑、方向迷失，等等，组成了1999年的城市迎接新世纪曙光的一杯喜庆鸡尾酒。
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是用越来越夸张越来越失控的话语制造追命夺魂的快感的一群纨绔子弟，一群吃着想象的翅膀和蓝色、幽惑、不惹真实的脉脉温情相互依存的小虫子，是附在这座城市骨头上的蛆虫，但又万分性感，甜蜜地蠕动，城市的古怪的浪漫与真实的诗意正是由我们这群人创造的。（《上海宝贝》）
从大都市到小县城，这样的场景，这样的情绪相当常见。青年男女们以这样的狂欢试图驱除生活的重压、人生的迷惘，哪怕只是短暂的时间。
狂欢的生活方式取代了“反英雄”“反文化”的狂吼，令人想起李白的诗：“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客中行》）还有杜牧的诗：“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还有柳永的词：“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雨霖铃》）……中国文人素有狂放之名。屈原问天、庄子逍遥、嵇康忤世、阮籍纵酒、李白抽刀、李贽自裁、黄宗羲抗清……代不绝人，显示了传统的另一面：酷爱自由、无意中庸、率性而活、天马行空。虽然，也有暴君杀人如麻的疯狂、暴徒草菅人命的猖狂、邪教蛊惑人心的迷狂，但文人的狂放还是催开了思想与文艺的繁花，结出了人文精神的硕果。只是，像刘伶那样“唯酒是务”，像禅宗末路之“狂禅”那样“呵佛骂祖”，也已是为人不齿的变态。从这个角度看，当代那些以党同伐异为能事的狂躁者，其实不过是“狂禅”的当代幽灵。他们故作惊人之语，只是欺世盗名的手段罢了。真可谓：“避世阳狂，即属机变，迹似任真，心实饰伪。”！7真名士，狂得飘逸；而居心叵测的狂徒，则常常狂得矫情、粗鄙。 随着“80后”“90后”作家成长起来，新的文学浪潮也扑面而来——“穿越”“玄幻”“仙侠”“灵异”……可谓五光十色、琳琅满目。这些新浪潮体现出当今青年作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同时也流露出他们远离现实矛盾的情绪。而当这样的作品迅速走红市场、受到广大网民的追捧时，一种天马行空却远离现实的轻飘感也就弥漫开来了。虽然，中国文学史上也有《西游记》《封神演义》这样天马行空、远离现实的经典，但近年令人眼花缭乱的种种新浪潮中是否已产生了具有经典意义的代表作，还有待时间的考验。同样是天马行空的思维，莫言的天马行空风格显然更富有浓烈的乡土气息、深刻的政治意味和熾热的人性能量。
如此说来，同样的天马行空，也有相去甚远的不同境界。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项目批准号：13&ZD122）子项目“莫言和新时期文学的新视野：世界性与本土性因素的交汇与建构”之阶段性成果
a顾城：《诗话录》，《黑眼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页。
b舒婷：《生活、书籍与诗》，《心烟》，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149页。
c贾平凹：《读书示小妹十八生日书》，《贾平凹散文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563页。
d王明逸：《生活经历和心理经历——访钟阿城》，《中国青年》1985年第8期。
e汪曾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北京文学》1983年第2期。
f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北京文学》1989年第1期。
g参见汪曾祺：《晚饭花集·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和《小说的散文化》（收入《塔上随笔》，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
h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孙犁文集》（四），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88页。
i王蒙：《诗情词意》，《王蒙文集》第七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47页。
！0莫言：《有追求才有特色》，《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
！1管谟业：《天马行空》，《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2期。
！2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页。
！3巴铁、李亚伟、廖亦武、苟明军：《先锋诗歌四人谈》，《作家》1989年第7期。
！4赵毅衡：《死亡诗学》，《墓床》，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396页。
！5何新：《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读书》1985年第11期。
！6阳雨：《自由与失重》，《文艺报》1988年4月16日。
！7钱锺书：《管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88—10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