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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其实出得我心里很有感慨。为什么?因为我在做记者之前,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航空公司做飞机维修师。修飞机,大家听着应该挺风光的,但是实际上因为我比较笨,经常被安排去调整飞机上大家坐的小桌板,小桌板底下有两个螺丝,我去调整这个螺丝,然后把这个小桌板调水平。所以,我要从机头,把所有的小桌板一个一个放下来,然后从机尾开始一个个调整,调整到机头。这么多小桌板,如果哪个不平,师傅就会骂我。当时我就心里在想,我这一辈子也不要和机器打交道了。
这个男人就蒙了,他的手缓缓地从我身上垂了下来。我坐上采访车,回头望了他一眼,那个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是一种近乎心碎到极致的绝望,没有人再帮他了。
这条新闻我们赶出来了,抢上了热点,获得了很多关注。可是我心里很内疚。我一直在想,抢新闻这3个字,把这个男人给伤了。我有时候反问自己,我们做的这个新闻,真的是我们心中的真相吗?我赶新闻赶得连时间都没了,去关注在事故当中受难的这些人了吗?
所以,过了几个月,我又去了长海医院的烧伤科,这一次我下定决定,我要好好看看他们,10个病人,如今剩下了5个。有一个病人叫古莲云,她的丈夫去世了,她一个人养20岁的儿子,就是因为要为儿子买房子,所以她去这个工厂做工,结果把自己烧成那个样子。她对我说,她不怕疼,但是她觉得对不起儿子,还不如死掉呢,现在活着就是连累他。说到这儿,她突然哭了,说:“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宁愿做个猪,我也不要做我儿子的妈妈了。”她的儿子就站在我们旁边,采访的时候一言不发,不愿意面对镜头。这时,他突然就冲到我们的摄像机前面,大吼:“如果你下辈子愿意做个猪,我就陪你做一个小猪仔。”
后来,我跟她的儿子成了朋友,加了他的微信,发现他从来不去说自己家里这一切的遭遇。他像所有年轻人一样,有自己的爱好,喜欢跑步,去晒自己的跑步轨迹,然后拍张自拍,写上一句“主要看气质”。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把他妈妈全身涂满了药水之后,等他妈妈不疼了,睡着了,他换上球鞋,然后绕着医院,绕着他妈妈,几十圈几十圈,就这样地跑。
我就这样,分了好几次去记录这些幸存者的生活。2015年的大年三十,我也是和他们在一起度过的,采访完他们,新的一年就开始了。
我在最后的采访报道中,写了这么一段话,我说:“昆山爆炸幸存者,在大年三十说什么也不要在医院待了,他们要到对面的宾馆去住一晚,和家里人一起看着春晚,他们才觉得这就是过年。电视机里头,刘德华在唱着《回家的路》。我知道他们回家的路特别难,一把火把他们烧成了鬼,他们想从鬼重新变回人,找回尊严,回到社会,维护家庭,把失去的要回来。”
很多家属看了我写的这段话,就给我发信息,表达感谢。就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内疚就消失了。再回头去看我之前做的新闻,我觉得那只是新闻真相的一部分,仅仅呈现了灾难的血腥和惨烈,而没有真正地去关心那些正在受难的人,和他们的家庭,这些人就是真相的一部分,我们应该让他们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知道。
我其实特别想表达的是,报道真相是每一个记者的初心,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记者可以讲一个滴水不漏的故事,把所有的真相都放在里面。我能够做的,也越来越习惯做的,就是蹲守在一个群体里,去体会他们。我也时刻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再用那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一个复杂的问题了。作为一个记者,我将尽全力,去把自己看到的更多的真相,呈现给大家。
其实每次出差,包括这一次我坐飞机,都会看我飞机前面那个小桌板,调得平不平。有时候我在想,我现在不和机器打交道了,而是和人打交道,但是一篇报道端得平不平,一点也不比调这个小桌板要轻松。谢谢大家。
(编辑/张金余)
这个男人就蒙了,他的手缓缓地从我身上垂了下来。我坐上采访车,回头望了他一眼,那个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是一种近乎心碎到极致的绝望,没有人再帮他了。
这条新闻我们赶出来了,抢上了热点,获得了很多关注。可是我心里很内疚。我一直在想,抢新闻这3个字,把这个男人给伤了。我有时候反问自己,我们做的这个新闻,真的是我们心中的真相吗?我赶新闻赶得连时间都没了,去关注在事故当中受难的这些人了吗?
所以,过了几个月,我又去了长海医院的烧伤科,这一次我下定决定,我要好好看看他们,10个病人,如今剩下了5个。有一个病人叫古莲云,她的丈夫去世了,她一个人养20岁的儿子,就是因为要为儿子买房子,所以她去这个工厂做工,结果把自己烧成那个样子。她对我说,她不怕疼,但是她觉得对不起儿子,还不如死掉呢,现在活着就是连累他。说到这儿,她突然哭了,说:“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宁愿做个猪,我也不要做我儿子的妈妈了。”她的儿子就站在我们旁边,采访的时候一言不发,不愿意面对镜头。这时,他突然就冲到我们的摄像机前面,大吼:“如果你下辈子愿意做个猪,我就陪你做一个小猪仔。”
后来,我跟她的儿子成了朋友,加了他的微信,发现他从来不去说自己家里这一切的遭遇。他像所有年轻人一样,有自己的爱好,喜欢跑步,去晒自己的跑步轨迹,然后拍张自拍,写上一句“主要看气质”。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把他妈妈全身涂满了药水之后,等他妈妈不疼了,睡着了,他换上球鞋,然后绕着医院,绕着他妈妈,几十圈几十圈,就这样地跑。
我就这样,分了好几次去记录这些幸存者的生活。2015年的大年三十,我也是和他们在一起度过的,采访完他们,新的一年就开始了。
我在最后的采访报道中,写了这么一段话,我说:“昆山爆炸幸存者,在大年三十说什么也不要在医院待了,他们要到对面的宾馆去住一晚,和家里人一起看着春晚,他们才觉得这就是过年。电视机里头,刘德华在唱着《回家的路》。我知道他们回家的路特别难,一把火把他们烧成了鬼,他们想从鬼重新变回人,找回尊严,回到社会,维护家庭,把失去的要回来。”
很多家属看了我写的这段话,就给我发信息,表达感谢。就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内疚就消失了。再回头去看我之前做的新闻,我觉得那只是新闻真相的一部分,仅仅呈现了灾难的血腥和惨烈,而没有真正地去关心那些正在受难的人,和他们的家庭,这些人就是真相的一部分,我们应该让他们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知道。
我其实特别想表达的是,报道真相是每一个记者的初心,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记者可以讲一个滴水不漏的故事,把所有的真相都放在里面。我能够做的,也越来越习惯做的,就是蹲守在一个群体里,去体会他们。我也时刻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再用那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一个复杂的问题了。作为一个记者,我将尽全力,去把自己看到的更多的真相,呈现给大家。
其实每次出差,包括这一次我坐飞机,都会看我飞机前面那个小桌板,调得平不平。有时候我在想,我现在不和机器打交道了,而是和人打交道,但是一篇报道端得平不平,一点也不比调这个小桌板要轻松。谢谢大家。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