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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华夏，上下五千。维桑与梓，必恭敬止。
看完《锦绣江南之锦绣东方》纪录片，五味哽嗓，思如潮涌。中国丝绸，曾如日中辉，泽披天下。欧洲工业革命之后，被欧美日赶超。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锦绣江南之锦绣东方》顺势而作，用镜头串起了一个个为蚕桑丝绸作出贡献的耕耘者。
蚕桑王国与丝绸学子
浙江湖州含山的一场蚕花庙会拉开了第一集序幕，吴兴潞村六十三岁的顾水娥，因蚕养得好，被选为蚕姑，女儿选为蚕花娘娘，这对养蚕人来说是莫大荣幸。七十岁的史阿勤为了求得一朵蚕花而参加庙会，因为它能够护佑一年蚕事的顺利。当然，今天江南种桑养蚕的阿婆们不需要像老通宝那样“因为贫困而孤注一掷去养春蚕”。在柬埔寨暹粒桑园，文拉妮培育着蚕茧，索伊在手工木机上织锦。对她们来说，用手工艺养活自己和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阿婆们的蚕花世界和暹粒桑园里的织机声，勾起了我儿时的回忆。
半壁西湖半壁绸，这里的“半壁”主要集中在我儿时生长的杭州东园巷一带。此地南宋时曾辟为皇家御园，故称“东园”。清末时，杭城有三座机神庙，而祀奉机神最多最全、规模最大的机神庙在东园巷。
墙门里的顾家有两台木质摇丝机，我常去摇几下，纯粹为了好玩。我家西边是杭州井冈山摇纺厂，南面是杭州红峰丝织厂，东北面有国营春光丝绸厂……有如《东城杂记·织成十景图》所云：“杭东城机杼之声，比户相闻。”及始龀之年，我就读于“机神庙小学”。此学堂建于1909年，丝绸行业公会为解决丝绸业子女的读书问题，借机神庙创办了“观成学堂”。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东园巷小学。
也许冥冥中与丝绸有缘。在一片机杼声中，我熬过了童年，跨过了少年，在弱冠之际，走进了浙江丝绸工学院，成为了一名丝绸人。
锦绣年华与丝魂国礼
丝生于桑蚕而成于织绣，源于中华而惠于全球。
第二届杭州全球旗袍大赛拉开了“锦绣年华”的大幕。以振兴祥包文其先生的服装生涯为导线，回顾了新中国以来丝绸服装的商海沉浮;黄鼎翔家族创办的新加坡娘惹文化则是海外华人对中国丝绸文化深深眷恋的缩影;科莫织绣艺术博物馆里的中国丝绸藏品则见证从15世纪到近代，中国丝绸对欧洲丝织品的影响力;万事利与云锦传人戴建的联手、与LVMH数码双面印花技术合作，则显示了中国丝绸人深耕民族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丝绸科技高端。黛博拉与梁宇佳，一个是伦敦资深设计师，因为“旗袍”而爱上丝绸、走进杭州;一个是在意大利学习服装设计的中国留学生，几经周折才从国内找到心仪的丝绸面料。一东一西，一来一往昭示了东西丝绸文化的流变。无论是振兴祥对传统丝绸技艺的坚守或是万事利對现代丝绸发展的探索，都是中国丝绸人从成长走向成熟的表现。
笔者因北京奥运会与万事利及振兴祥结缘。2004年12月，万事利递交了奥运会特许商品经营商申请，为加强设计力量，成立了浙理工大-万事利奥运产品研发中心，我受聘担任研发中心主任。次年5月，万事利正式获准为全球四大奥运商品（丝绸类）特许经营商之一。一年后，我们设计开发的8大类180余款奥运丝绸产品遍销美国、日本和中国大陆等1500余家专卖店，受到广大消费者欢迎和喜爱。
2007年2月28日，全国人大代表沈爱琴身披由我设计的奥运礼帛进京参加“两会”，递交了“奥运丝绸”议案，引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重视，沈爱琴将我撰写的《关于在奥运会颁奖仪式上使用丝绸纪念品中的报告》向习书记一一作了介绍，习书记非常高兴并叮嘱一定要成功。
2007年11月，北京奥委会文化活动部确定了我们设计的奥运奖牌绶带方案。
丝绸绶带被确认时，还有一件大事悬而未决，就是奥运颁奖礼服。
2008年春节前一天傍晚，我接到奥组委文化活动部陈曦主任电话，让我尽快赴京。在新年钟声敲响之前，我带着奥组委的秘件回到杭州，里面装的是青花瓷、粉红二组奥运会颁奖礼仪服装设计方案。我们在规定时间内把首样交到奥组会审核。几经审改，确定了成衣制作最后标准。
8月9日，北京奥运会颁奖礼服以独特的中国丝绸文化和织绣技艺亮相颁奖台上，惊艳全场。尤其是“青花瓷”礼服，在网络评选中，它以超过50%的得票率遥遥领先。这份荣誉成为万事利登上中国乃至世界丝绸舞台的转折点，圆了沈爱琴等老一辈丝绸人的梦，也开启了以屠红燕为代表的第二代丝绸人的新征程。
锦程之路与中国丝绸之道
中国丝绸是世界上生产最多的，但不再是最好的。它以副标题形式刊登在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上，同时提到的还有一个正在恢复国家往日辉煌之路的杭州男子——费建明。此事深深刺痛这位中国人，同时也激发了他的斗志。为了改写这个差距，他与一批志同道合的中国丝绸人奋力搏击，用他的胆略和智慧把达利公司的丝绸服装出口量做到了全国第一;他的使命已超越了一家一业的兴衰，他要借中国“一带一路”之势，作重建世界丝绸新秩序之为。2016年国际丝绸联盟创立并将秘书处落户杭州，费建明先生担任秘书长。2017年联盟大会上，世界丝绸产业界首次形成发布“世界丝绸杭州共识”;2018年在科莫国际丝绸联盟主席扩大会议上，重点探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现代发展规划。中国丝绸人在世界丝绸舞台上不断发声，且其声越来越强。
中国丝绸要改“大”为“强”，不仅需要有一批“费建明式”的丝绸“强者”“智者”，还需要有撰写历史、批评历史的世界级“学者”。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之一。2018年5月，他策划的一场“神机妙算：世界织机与织造艺术”大展成为国际上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织机展览;2018年7月，赵丰应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邀请，为李约瑟未完成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织机卷》续编。为此，他准备花十年时间来完成这部丝绸史上的巨作。
中国蚕丝事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东桑西移，农工贸一体，与世界顶级品牌联手，与世界一流研究机构学术互访，南南合作，东西兼容，借“一带一路”之势重建世界丝绸新途。伸手想碰太阳，植入丝的光芒，让我们一起为中国丝绸复兴扬帆远航。
作者系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教授
看完《锦绣江南之锦绣东方》纪录片，五味哽嗓，思如潮涌。中国丝绸，曾如日中辉，泽披天下。欧洲工业革命之后，被欧美日赶超。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锦绣江南之锦绣东方》顺势而作，用镜头串起了一个个为蚕桑丝绸作出贡献的耕耘者。
蚕桑王国与丝绸学子
浙江湖州含山的一场蚕花庙会拉开了第一集序幕，吴兴潞村六十三岁的顾水娥，因蚕养得好，被选为蚕姑，女儿选为蚕花娘娘，这对养蚕人来说是莫大荣幸。七十岁的史阿勤为了求得一朵蚕花而参加庙会，因为它能够护佑一年蚕事的顺利。当然，今天江南种桑养蚕的阿婆们不需要像老通宝那样“因为贫困而孤注一掷去养春蚕”。在柬埔寨暹粒桑园，文拉妮培育着蚕茧，索伊在手工木机上织锦。对她们来说，用手工艺养活自己和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阿婆们的蚕花世界和暹粒桑园里的织机声，勾起了我儿时的回忆。
半壁西湖半壁绸，这里的“半壁”主要集中在我儿时生长的杭州东园巷一带。此地南宋时曾辟为皇家御园，故称“东园”。清末时，杭城有三座机神庙，而祀奉机神最多最全、规模最大的机神庙在东园巷。
墙门里的顾家有两台木质摇丝机，我常去摇几下，纯粹为了好玩。我家西边是杭州井冈山摇纺厂，南面是杭州红峰丝织厂，东北面有国营春光丝绸厂……有如《东城杂记·织成十景图》所云：“杭东城机杼之声，比户相闻。”及始龀之年，我就读于“机神庙小学”。此学堂建于1909年，丝绸行业公会为解决丝绸业子女的读书问题，借机神庙创办了“观成学堂”。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东园巷小学。
也许冥冥中与丝绸有缘。在一片机杼声中，我熬过了童年，跨过了少年，在弱冠之际，走进了浙江丝绸工学院，成为了一名丝绸人。
锦绣年华与丝魂国礼
丝生于桑蚕而成于织绣，源于中华而惠于全球。
第二届杭州全球旗袍大赛拉开了“锦绣年华”的大幕。以振兴祥包文其先生的服装生涯为导线，回顾了新中国以来丝绸服装的商海沉浮;黄鼎翔家族创办的新加坡娘惹文化则是海外华人对中国丝绸文化深深眷恋的缩影;科莫织绣艺术博物馆里的中国丝绸藏品则见证从15世纪到近代，中国丝绸对欧洲丝织品的影响力;万事利与云锦传人戴建的联手、与LVMH数码双面印花技术合作，则显示了中国丝绸人深耕民族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丝绸科技高端。黛博拉与梁宇佳，一个是伦敦资深设计师，因为“旗袍”而爱上丝绸、走进杭州;一个是在意大利学习服装设计的中国留学生，几经周折才从国内找到心仪的丝绸面料。一东一西，一来一往昭示了东西丝绸文化的流变。无论是振兴祥对传统丝绸技艺的坚守或是万事利對现代丝绸发展的探索，都是中国丝绸人从成长走向成熟的表现。
笔者因北京奥运会与万事利及振兴祥结缘。2004年12月，万事利递交了奥运会特许商品经营商申请，为加强设计力量，成立了浙理工大-万事利奥运产品研发中心，我受聘担任研发中心主任。次年5月，万事利正式获准为全球四大奥运商品（丝绸类）特许经营商之一。一年后，我们设计开发的8大类180余款奥运丝绸产品遍销美国、日本和中国大陆等1500余家专卖店，受到广大消费者欢迎和喜爱。
2007年2月28日，全国人大代表沈爱琴身披由我设计的奥运礼帛进京参加“两会”，递交了“奥运丝绸”议案，引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重视，沈爱琴将我撰写的《关于在奥运会颁奖仪式上使用丝绸纪念品中的报告》向习书记一一作了介绍，习书记非常高兴并叮嘱一定要成功。
2007年11月，北京奥委会文化活动部确定了我们设计的奥运奖牌绶带方案。
丝绸绶带被确认时，还有一件大事悬而未决，就是奥运颁奖礼服。
2008年春节前一天傍晚，我接到奥组委文化活动部陈曦主任电话，让我尽快赴京。在新年钟声敲响之前，我带着奥组委的秘件回到杭州，里面装的是青花瓷、粉红二组奥运会颁奖礼仪服装设计方案。我们在规定时间内把首样交到奥组会审核。几经审改，确定了成衣制作最后标准。
8月9日，北京奥运会颁奖礼服以独特的中国丝绸文化和织绣技艺亮相颁奖台上，惊艳全场。尤其是“青花瓷”礼服，在网络评选中，它以超过50%的得票率遥遥领先。这份荣誉成为万事利登上中国乃至世界丝绸舞台的转折点，圆了沈爱琴等老一辈丝绸人的梦，也开启了以屠红燕为代表的第二代丝绸人的新征程。
锦程之路与中国丝绸之道
中国丝绸是世界上生产最多的，但不再是最好的。它以副标题形式刊登在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上，同时提到的还有一个正在恢复国家往日辉煌之路的杭州男子——费建明。此事深深刺痛这位中国人，同时也激发了他的斗志。为了改写这个差距，他与一批志同道合的中国丝绸人奋力搏击，用他的胆略和智慧把达利公司的丝绸服装出口量做到了全国第一;他的使命已超越了一家一业的兴衰，他要借中国“一带一路”之势，作重建世界丝绸新秩序之为。2016年国际丝绸联盟创立并将秘书处落户杭州，费建明先生担任秘书长。2017年联盟大会上，世界丝绸产业界首次形成发布“世界丝绸杭州共识”;2018年在科莫国际丝绸联盟主席扩大会议上，重点探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现代发展规划。中国丝绸人在世界丝绸舞台上不断发声，且其声越来越强。
中国丝绸要改“大”为“强”，不仅需要有一批“费建明式”的丝绸“强者”“智者”，还需要有撰写历史、批评历史的世界级“学者”。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之一。2018年5月，他策划的一场“神机妙算：世界织机与织造艺术”大展成为国际上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织机展览;2018年7月，赵丰应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邀请，为李约瑟未完成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织机卷》续编。为此，他准备花十年时间来完成这部丝绸史上的巨作。
中国蚕丝事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东桑西移，农工贸一体，与世界顶级品牌联手，与世界一流研究机构学术互访，南南合作，东西兼容，借“一带一路”之势重建世界丝绸新途。伸手想碰太阳，植入丝的光芒，让我们一起为中国丝绸复兴扬帆远航。
作者系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