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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见，可那年离别，我们都没有好好告别，而现在相见也遥遥无期。在渐渐长大的日子里，我才意识到，是真的和他分开了。
甘肃来的哥哥
小学二年级的一天，我多了一个哥哥。
那天妈妈坐火车去南宁老家上坟还没回来，早上上学前，爸爸突然对我说：“今天妈妈回来，给你带了个哥哥。”
放学飞奔到了家门口，我还在掏书包里的钥匙，门突然就被一只浑圆的大手打开，一张红扑扑的圆脸朝我咧嘴笑，脑袋上头发剃得光光的。他先打破陌生的氛围，“妹妹，你回来啦！”后来每每想起哥哥，都是从见面的那个瞬间开始的。
关于这个哥哥从哪来，我是断断续续从父母的谈话中知道的。
据说他的爸爸妈妈很早就分开了，他爸娶了个对他不好的后妈，常动手打他，爸爸也不怎么护着他。有一天他气不过，倔强地摔门离家出走了，不知道怎么逃的票就上了火车，从甘肃天水老家开始了流浪南下。
火车开到南宁时，他和我妈正好在同一列车上。衣服破破烂烂、头发像杂草丛生，浑身是泥。我妈见了，实在看不过眼，把他领回南宁的住处，给他洗了个热水澡，换了身干净衣服，还给他剪了个板寸头，他里里外外像换了个人。
这个男孩子当下居然叫了一声“妈”。
我妈心头一热，立刻做了个重大决定，不把他当失物一样送去派出所被招领，而是直接带回我们在桂林的家。就这样，我有哥哥了。他13岁，我8岁。
哥哥本姓王，为了尽快让他上学，神通广大的我妈给他上了户口，随了我们家的周姓，起名周自勇。院子里的其他小伙伴家里都是孤零零的一个孩子，我逢人就骄傲地介绍：这是我哥！
哥哥和我在同一所小学，因为流浪荒废了学业，只能从小学五年级重新上起。他本来学习就不太用功，好多功课都不会，成绩还赶不上比他小5岁的我。有时候，他还得向我请教学习。
哥哥对我很好。有一次下雨天我忘了带伞，哥哥从家把伞拿出来替我撑着。伞太小，他的半边身子都淋湿了。哥哥干脆把伞柄塞在我手里，自己用手护着头跑出去，在雨里撒着欢越跑越远，回过头来冲我喊：“妹妹，你拿好伞，我先回家了！”然后消失在了雨中。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拥有哥哥的喜悦很快就因随之而来的恶毒谣言而消散。
唯一的一张合影
有一次，我的同学不知道从哪听来的闲话，骂哥哥是“野种”。我哥从前走江湖的习气立马上身，对那个同学一顿拳打脚踢。那天哥哥是裹着纱布被妈妈从学校班主任那里领回家的。
之后谣言开始肆意传播，有人说哥哥是妈妈的私生子，传到最后，居然变成了哥哥是我们家躲在农村里生的孩子，“看他长得那么‘土’就知道”。
我开始不喜欢这个哥哥了。对哥哥的厌恶到达顶峰，是我拿着40分数学考卷回家的时候。我耷拉着脑袋在爸妈面前挨训，哥哥从我身后经过看到试卷上的红字，幸灾乐祸地和妈妈说：“妈，你还老说妹妹聪明，你看你看，她也才考40分呀！”
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朝我做了个鬼脸跑开了。
那个没有二胎的年代，在我们的小伙伴中间，哥哥是个突兀的存在。我渐渐从开始的欢喜变成了疏离。我害怕和这个“野种”有什么牵扯。
一天放学，我回家推开门，看到一个瘦高男人坐在客厅里，马脸长长，高鼻梁上架着副眼镜，说话口音有点熟悉。妈妈说，这是哥哥的亲爸爸。
晚上，妈妈哭红了眼，说哥哥要和他亲爸爸走了。我心里却是高兴的。
后来才知道，计划生育办的人找妈妈谈过几次，妈妈最终熬不过厂里人的唾沫星子，找人在报纸上登出了寻人启事。没多久，哥哥的亲生父亲就出现了。
哥哥倔强，不走。他说：“妈妈，我现在就认你们是我爸妈，我不要和他走。”拗不过哥哥，那个男人只好自己先离开了桂林。当时的我一阵扫兴，怪那个男人没带走这个“野种”，哥哥又在我们家继续住下来。
后来哥哥的功课每况愈下，越来越野，妈妈更经常被传唤去学校。哥哥也越来越爱和爸妈顶撞。最烈的一次，他像当年从自己家里消失了那样，也从我们家消失了。我跟着爸妈进他房间收拾残局，发现书被撕得碎了一地，扯开的枕头羽毛委屈地飘着。
在场的我竟然添油加醋地起哄：“我不想要哥哥，他太坏了！快让他走！”
于是妈妈又给那个男人写信，把他召唤来桂林。这次，哥哥终于被说动了，决定和男人回甘肃。临走那天，爸妈带着哥哥和他的亲生父亲一起游桂林。在伏波山上，我们叫路人帮忙给我们拍了一张合照。脸上带着“高原红”的哥哥一脸严肃，而我嘟着嘴做起鬼脸。那是我们“一家”唯一的一张合影。
杳无音讯
男人在带哥哥走之前，我用毛笔在红纸海报上写了张光荣榜，讲述爸妈收养哥哥的“壮举”。光荣榜被贴在厂里的公告栏里，上下班的人经过都会停下单车，饶有兴致地读完。然后这个故事成了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哥哥离开我家那年，我们正准备住进新房子，哥哥天天去帮忙刷墙。本来其中一间房说好我和哥哥合住上下铺，他离开，我便有了一个独立大房间，自然是高兴的。
再收到哥哥的消息，是我上大三的时候。信上他说，离開我们家以后，当时不识几个字的他没记住家里的新地址，只有一个大致印象。他还说，自己现在在新疆的部队当兵，马上就复员……“对了，妹妹应该上大学了吧？肯定是越来越漂亮了。”
我一边念信，一边掉下了眼泪。本想给他回信，但推算着，拿到的这封信是哥哥一年前写的，那时爸妈早已调离了原来的单位，信好不容易才辗转到我们手上。这一年多过去，也许他已经复员了，地址怎么填？人要去哪里找呢？
再之后我忙于学业和出国，回信这事也没了下文。
妈妈每每想起他，都会说，哥哥以前经常帮做家务，很懂事的。妈妈还说，当兵应该最能治哥哥刚烈的性子，还好他没留在桂林，不然尴尬的身份也入不了伍。现在想来，哥哥应该已经成家，或许也有了娃，我的女儿应该喊他舅舅。
我答应妈妈，有一天会通过万能的网络或者电视台寻亲节目找到他。可除了他原本姓王，然后和我们改姓周，叫周自勇之外，其他的线索一无所知。
都说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见，可那年离别，我们都没有好好告别，而现在相见也遥遥无期。在渐渐长大的日子里，我才意识到，是真的和他分开了。
孙庆红摘自《家人》
甘肃来的哥哥
小学二年级的一天，我多了一个哥哥。
那天妈妈坐火车去南宁老家上坟还没回来，早上上学前，爸爸突然对我说：“今天妈妈回来，给你带了个哥哥。”
放学飞奔到了家门口，我还在掏书包里的钥匙，门突然就被一只浑圆的大手打开，一张红扑扑的圆脸朝我咧嘴笑，脑袋上头发剃得光光的。他先打破陌生的氛围，“妹妹，你回来啦！”后来每每想起哥哥，都是从见面的那个瞬间开始的。
关于这个哥哥从哪来，我是断断续续从父母的谈话中知道的。
据说他的爸爸妈妈很早就分开了，他爸娶了个对他不好的后妈，常动手打他，爸爸也不怎么护着他。有一天他气不过，倔强地摔门离家出走了，不知道怎么逃的票就上了火车，从甘肃天水老家开始了流浪南下。
火车开到南宁时，他和我妈正好在同一列车上。衣服破破烂烂、头发像杂草丛生，浑身是泥。我妈见了，实在看不过眼，把他领回南宁的住处，给他洗了个热水澡，换了身干净衣服，还给他剪了个板寸头，他里里外外像换了个人。
这个男孩子当下居然叫了一声“妈”。
我妈心头一热，立刻做了个重大决定，不把他当失物一样送去派出所被招领，而是直接带回我们在桂林的家。就这样，我有哥哥了。他13岁，我8岁。
哥哥本姓王，为了尽快让他上学，神通广大的我妈给他上了户口，随了我们家的周姓，起名周自勇。院子里的其他小伙伴家里都是孤零零的一个孩子，我逢人就骄傲地介绍：这是我哥！
哥哥和我在同一所小学，因为流浪荒废了学业，只能从小学五年级重新上起。他本来学习就不太用功，好多功课都不会，成绩还赶不上比他小5岁的我。有时候，他还得向我请教学习。
哥哥对我很好。有一次下雨天我忘了带伞，哥哥从家把伞拿出来替我撑着。伞太小，他的半边身子都淋湿了。哥哥干脆把伞柄塞在我手里，自己用手护着头跑出去，在雨里撒着欢越跑越远，回过头来冲我喊：“妹妹，你拿好伞，我先回家了！”然后消失在了雨中。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拥有哥哥的喜悦很快就因随之而来的恶毒谣言而消散。
唯一的一张合影
有一次，我的同学不知道从哪听来的闲话，骂哥哥是“野种”。我哥从前走江湖的习气立马上身，对那个同学一顿拳打脚踢。那天哥哥是裹着纱布被妈妈从学校班主任那里领回家的。
之后谣言开始肆意传播，有人说哥哥是妈妈的私生子，传到最后，居然变成了哥哥是我们家躲在农村里生的孩子，“看他长得那么‘土’就知道”。
我开始不喜欢这个哥哥了。对哥哥的厌恶到达顶峰，是我拿着40分数学考卷回家的时候。我耷拉着脑袋在爸妈面前挨训，哥哥从我身后经过看到试卷上的红字，幸灾乐祸地和妈妈说：“妈，你还老说妹妹聪明，你看你看，她也才考40分呀！”
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朝我做了个鬼脸跑开了。
那个没有二胎的年代，在我们的小伙伴中间，哥哥是个突兀的存在。我渐渐从开始的欢喜变成了疏离。我害怕和这个“野种”有什么牵扯。
一天放学，我回家推开门，看到一个瘦高男人坐在客厅里，马脸长长，高鼻梁上架着副眼镜，说话口音有点熟悉。妈妈说，这是哥哥的亲爸爸。
晚上，妈妈哭红了眼，说哥哥要和他亲爸爸走了。我心里却是高兴的。
后来才知道，计划生育办的人找妈妈谈过几次，妈妈最终熬不过厂里人的唾沫星子，找人在报纸上登出了寻人启事。没多久，哥哥的亲生父亲就出现了。
哥哥倔强，不走。他说：“妈妈，我现在就认你们是我爸妈，我不要和他走。”拗不过哥哥，那个男人只好自己先离开了桂林。当时的我一阵扫兴，怪那个男人没带走这个“野种”，哥哥又在我们家继续住下来。
后来哥哥的功课每况愈下，越来越野，妈妈更经常被传唤去学校。哥哥也越来越爱和爸妈顶撞。最烈的一次，他像当年从自己家里消失了那样，也从我们家消失了。我跟着爸妈进他房间收拾残局，发现书被撕得碎了一地，扯开的枕头羽毛委屈地飘着。
在场的我竟然添油加醋地起哄：“我不想要哥哥，他太坏了！快让他走！”
于是妈妈又给那个男人写信，把他召唤来桂林。这次，哥哥终于被说动了，决定和男人回甘肃。临走那天，爸妈带着哥哥和他的亲生父亲一起游桂林。在伏波山上，我们叫路人帮忙给我们拍了一张合照。脸上带着“高原红”的哥哥一脸严肃，而我嘟着嘴做起鬼脸。那是我们“一家”唯一的一张合影。
杳无音讯
男人在带哥哥走之前，我用毛笔在红纸海报上写了张光荣榜，讲述爸妈收养哥哥的“壮举”。光荣榜被贴在厂里的公告栏里，上下班的人经过都会停下单车，饶有兴致地读完。然后这个故事成了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哥哥离开我家那年，我们正准备住进新房子，哥哥天天去帮忙刷墙。本来其中一间房说好我和哥哥合住上下铺，他离开，我便有了一个独立大房间，自然是高兴的。
再收到哥哥的消息，是我上大三的时候。信上他说，离開我们家以后，当时不识几个字的他没记住家里的新地址，只有一个大致印象。他还说，自己现在在新疆的部队当兵，马上就复员……“对了，妹妹应该上大学了吧？肯定是越来越漂亮了。”
我一边念信，一边掉下了眼泪。本想给他回信，但推算着，拿到的这封信是哥哥一年前写的，那时爸妈早已调离了原来的单位，信好不容易才辗转到我们手上。这一年多过去，也许他已经复员了，地址怎么填？人要去哪里找呢？
再之后我忙于学业和出国，回信这事也没了下文。
妈妈每每想起他，都会说，哥哥以前经常帮做家务，很懂事的。妈妈还说，当兵应该最能治哥哥刚烈的性子，还好他没留在桂林，不然尴尬的身份也入不了伍。现在想来，哥哥应该已经成家，或许也有了娃，我的女儿应该喊他舅舅。
我答应妈妈，有一天会通过万能的网络或者电视台寻亲节目找到他。可除了他原本姓王，然后和我们改姓周，叫周自勇之外，其他的线索一无所知。
都说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见，可那年离别，我们都没有好好告别，而现在相见也遥遥无期。在渐渐长大的日子里，我才意识到，是真的和他分开了。
孙庆红摘自《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