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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一部《舌尖上的中国》又一次点燃了观众的热情。与此前《大国崛起》《公司的力量》热播不同，此次的热潮是“自下而上”被掀起的。纪录片是电视节目类型中品质相对较高的产品，一直瞄准的是高端受众。《舌尖上的中国》一片则是从电视到网络，从微博到街谈巷议，从品味美食到品味文化……直到普通民众的喜爱和褒奖铺天盖地时，该片的创制者们才意识到“真的是火了”。在记者就中国纪录片的现状与趋势走访了五位颇有发言权的业内人士后，发现这一结论已成共识。
真实：纪录之本
《传媒》：纪录片的魅力是什么？
刘文：这个问题被问到过很多次。毫无疑问——真实。
纪录片能用真实的故事把遥远的人们彼此之间通过心灵沟通起来。可能片中的人物我们从未见闻，但也许在某一时刻，我们在情感上、精神上相遇了，这样的共鸣让我们感觉到故事就在我们身边真实地发生过。此外，纪录片视听影像本身的震撼力和感召力，再加上配音所赋予的形象，传递出的真实故事背后的情感，这就是纪录片的力量。
《传媒》：《舌尖上的中国》收获如此广泛热捧的原因是什么？该片的热播对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而言，意义何在？
刘文：首先题材本身是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当时，这个片子开始宣介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它是一部美食片，满足所谓“吃货”的需求，但实际上观众最终被打动是因为片中蕴含的人的情感。那段话确实写得特别好，“风的味道、山的味道、家乡的味道、母亲的味道”。
与美食有关的情境把人与人之间联系了起来，幻化出人们内心的共鸣、儿时的记忆、家乡的思念、母亲的关爱。观众不光是感受到了美食的诱惑，更多的还是体验到了这种情感上的幸福。在幸福中，观众又体会到了美食背后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一个人和一个家族的关系。
要说意义，第一，使纪录片频道原先定位的中高端人群，或者以前不是长期坚守看电视的或并未长期关注纪录片的人们，重新回到了电视机旁。第二，我觉得《舌尖上的中国》可能更重要的是说它很鲜明地改变了纪录片的叙述方式，也就是我们一再摸索的所谓国际化的表达方式，在一种对客观的讲述中却最终表达的是民族情感和文化价值。
《传媒》：我们注意到《舌尖上的中国》选择了以电视为主，互联网、iPad等移动终端渠道多平台播出的方式，请问纪录频道在新媒体渠道的开拓上有哪些举措？
刘文：这一点国外比我们做得更加成功，很多影视作品从一开始就有和网络的互动。目前，国内很多网络频道反映，受众其实并非满足于看碎片化的内容，只要有好的节目，观众更喜欢长篇。一些视频网站也明确表示，需要好的长篇，可以更长时间地留住受众。
实际上，我们也很希望在电视媒介播放之后，有更加广泛的延伸传播。比如延伸到每个人自己的收视时间里，让观众主动搜索这个节目，搜索这个频道。我想这是纪录频道今后要更加全面和广泛地推动的一件事情。
当网络传播的需求量开始增大时，也是我们必须要解答未来面临的课题之时。未来我们要在传统纪录片之后做它的网络版，比如今年我们拍摄的《春晚》，在5小时的春晚背后其实还有几百个小时的花絮，而恰恰这些节目编辑以后就会成为网络受众喜爱的内容。现在我们正在和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合作制作《春晚》的国际版，他们需要的正是网络版，他们说，观众更喜欢看片中没有出现的拍摄花絮。
《传媒》：精品纪录片一定是需要大量投资和强大制作班底的，这两大基础，似乎除了央视，其他地方台、制作公司都难以承担，那么，中国纪录片市场的活跃度是否受到了一定的局限，您怎么看？
刘文：你讲的这个情况其实并不完全是事实。卫视或地方台，大多是把资金投入在综艺节目和电视剧上了，因为这样的投入可以在短期内为频道带来直观的效益。投入500万到1000万拍纪录片，与很多电视剧的成本相比应该是很小的数目，几家电视台联合可以几千万去做一部电视剧。也就是说，央视之所以能做这样的片子不完全是因为所谓的“不差钱”，而是一个国家级媒体应该具备的胸怀和视野，以及对这一目标的不懈追求。
事实上，我们正在通过不断的努力，希望在央视之外培养和培育中国自己的制作机构和制作队伍，此后，还要积极地扶持它，然后我们出资来进行委托制作。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市场运作的机制，纪录片的制作体质和品质才可以得到更大的提升。
推动产业发展，单靠央视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国家纪录片文化基金。在欧美，很多国家的纪录片发展是靠国家文化基金来扶持和推动的，他们很清醒地认识到，纪录片是传播国家价值和国家观点的一个很重要也是最便捷的，又能够让大家都容易接受的传播方式。
《传媒》：您刚才提到要在央视之外培养和培育中国自己的制作机构和制作队伍，这一思路准备从何入手？
刘文：我们已经在做了。去年9月份，我们投入1000万举办的“活力中国”纪录片征集活动，共有60多家公司参标，最后中标的13家。这些片子现在已经逐步地在频道中进行播放了，特别是央视的多语种外语频道，如英西法俄，他们联合选片的时候专门挑选了“活力中国”里面的很多片子，将这些片子翻译成多国语种传播出去也是我们的希望。
去年的“活力中国”项目只是面向了北京的制作机构，今年8月，我们将面向全国的制作机构来组织2012年的“活力中国”的大型征集活动，包括电视台，甚至还有大学生，投入也将比去年还要多。这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要通过委托制作的市场化方式，建立一整套的纪录片项目监理流程及节目标准体系，来推动中国纪录片产业化的水准和进程。
可是，要养鱼，水从哪里来呢？未来我们也希望吸纳更多的社会资金，由大企业赞助或建立专业的国家纪录片文化基金。也就是说，纪录频道仅仅是一个引领者，我们希望更多的中国有实力的纪录片制作机构成长起来，我们也相信会不断地有更多中国的优秀纪录片能在国际主流平台上播出。那时，才真正实现了“多面呈现，立体表达”这个纪录片频道的形象。
《传媒》：说到这儿，央视开设纪录片频道的初衷是不是就得到了解释？ 刘文：从对外的角度来看，这个选题是成立的。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很多外国人都想了解“神秘的中国”，但恰恰过去我们没有一个主流的平台，没有一个国家队，更多的可能是通过参赛等方式进入国外的单个作品。那么，央视建立了纪录频道，而且它的标识为什么是“立方体”，就是要“多面呈现，立体表达”，也就是说，不一定说我们呈现的中国就是正确的或者唯一的，但我给出的是多面的解读，观众可以自己去形成立体的感受。
从对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还是要满足观众差异化的需求。当一种电视产品被广泛地、高频度地、长时间地传播之后，包括电视剧、综艺节目，诚然这里面也有很多优秀作品，但确确实实在某些时段里，那么多的频道我们却无法选择到我们喜爱的节目，这就是同质化严重的问题，另外也是节目水平落差参差不齐的问题。事实上，观众需要一种相对高端的，能让心灵、情感、价值追求从容地、安静地得到满足的一种电视产品。纪录频道应运而生了。
《传媒》：纪录片频道开播以来，经营状况如何？
刘文：频道开播后，包括它一年半的收视也好、品牌影响力也好、所产生的广告的效益也好，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在广告经营方面，我们希望的是量要小，品质要高。在量上，我们对节目总长有所控制，所以不希望广告时间太长而出现挤占节目的现象；在品质上，我们对广告的内容和制作水准都有要求，更多的是希望那种拍摄得有纪录片色彩的品牌故事能够进入频道。因此，如果可能，未来要以增加广告额度来吸引高品质的客户甚至国际一流的客户。
在资金筹集方面，让更多的品牌企业加入到推动产业的队伍中来是纪录片产业吸纳社会资金的第一步。我们的很多纪录片项目中都引入了社会资金来进行品牌合作，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片子要投1000万，有一家企业愿意进行品牌合作的话，可能他投500万我投500万，这就意味着，我们另外的500万可以再做另一个项目。第二步就是要申请和推动建立国家纪录片基金，从政府的层面让更多的制作机构参与并得到发展，这也是欧美国家经过多年实践已经证明了的推动产业非常可行的方式。
《传媒》：您对纪录频道未来的发展有着怎样的期望值？
刘文：我们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这个片子会热，但没想到会火。《舌尖上的中国》的成功给我们未来的纪录片创作指明了方向——既要讲求专业素质，更重要的是，还要关注老百姓真正的需求。纪录片到底能够给观众的心灵诉求有多大程度的满足，这是一次很好的考量。
一个片子能够影响到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从未有过的这种群众自发性的推动，我想不会有很多次，但起码这一次就是给中国纪录片打了一针强心剂。这让我们更有信心，用更好的方式，更好的目标来做好我们的片子。
这个事业不仅仅是央视，更应该是全社会的。目前，很多电视台包括卫视，都在积极地播出一些纪录片，相信到下半年，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可能会更好。纪录频道通过近期的两次推介会也可以看到，有更多的社会资金来积极推动纪录片事业。
现在，除了历史人物类的和刚才谈到的“活力中国”现实类的内容以外，其实我们还想推动的就是新闻类纪录片。比如，日本地震，一周后我们就能跟上，就是说，新闻发生的第一时间，我们的编导就在现场，贴近当下、贴近时效地把新闻背后的东西，甚至情感和心灵的东西，用纪录的方式呈献给观众。有了那一天，我们就当之无愧成为了世界纪录片的主流频道。
深度：纪录之魂
《传媒》：据我所知，国外纪录片的投资，事先要经过严格的选题论证，那么，央视在纪录片的项目运营上，是如何筛选选题的？
陈晓卿：“人”的因素在纪录片里是最重要的。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有一个六人小组，这六个人负责全世界国家地理频道节目生产和制作的监督和审查。有个笑话说，这六个人的照片经常被各个摄制组用大头针扎在墙上——因为他们的“挑剔”。他们几乎已经是专家，这个小组也几乎更像是一个学术研究核心机构。假如谈到基因，他们立刻知道该去找谁。他们只负责节目形式，一个选题在该领域有多大的价值，他们会请相关的专家来帮助判断并最后确定。我们目前对节目选题的筛选，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纪录片的选题实际上需要较好的基础科学研究和人文科学研究作为基础，这个差距可能不光是频道和频道之间的差距。我曾经想拍一个小松鼠，我就开始找国内有记录过啮齿类动物行为长达两三年之久的专家，找不到，非常非常困难。因此，我们现在判断选题更多的是现实类的题目，文化类的题目其次。
具体流程的话，我们有个“月会制度”，就是我们项目运营部和整个频道汇总大家的初选选题共同论证。至于选题能不能做，我们有一个手册，主题、市场定位、观众定位、传播意义、投资回报……都要进行论证和判断。
《传媒》：目前，项目运营部是不是有很多项目在开展？
陈晓卿：纪录频道存在的意义首先是播出平台。它的平台属性决定了它必须与社会上多方的制作力量合作，包括地方电视台、国外电视台、一些生产机构。合作方式不外乎三种：一种是合拍，一种是委托定制，第三就是购买。
现在我们想让它的第二属性更加明晰一些。《舌尖上的中国》《南海1号》《故宫》《超级工程》《丝路》都是频道自制的节目，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想努力把频道的自制属性展现出来。
正如你所说，是不是有很多项目在开展，如果说出这个数字可能会让你感到很吃惊——一个月里最多的开工项目是84个。
《传媒》：在节目编排上，纪录频道是不是重播率太高了呢？
陈晓卿：现在的纪录频道自然重播比较多，等真正在频道成熟以后，会进行更加科学的编排组合。不会再有今天重播昨天的内容，可能会播三个月之前的，甚至是去年这个时候的节目。
纪录片毕竟时效性不强，经济学上的长尾理论符合纪录片的播出和销售，重播是其延时效应的不断发挥。就拿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来说，它已经成熟到一定程度了，它还是会重播去年的节目，当然，它会根据当前的热门主题编排重播内容，比如暑假期间播过《鲨鱼季》，一个月每天同一时段都会播鲨鱼。那么，这实际上对片子的需求量是极大的，就需要有一个强大的片库支撑。 《传媒》：替所有的“舌尖迷”们问一个问题，《舌尖上的中国》还能拍几部？
陈晓卿：按照目前的前期调研和低比例出现在屏幕上的素材来看，会一直持续做下去；再者，中国“吃”的题材、“吃”的文化，我们未知的还很多，我相信会一直做下去。
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出现了很多想通过我们这个片子介绍这儿、推介那儿的，这个片子肯定不会那么做，还是会按照它原有的路子，原有的选题标准去做。
任学安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副总监、纪录片《大国崛起》《公司的力量》总导演
《传媒》：您对当前的纪录片热有何感想？
任学安：纪录片界作为一个专业的群体，过去是小众的，我们也一直在呼吁纪录片的春天什么时候到来，现在确实有了走在春天里的感受。那么，纪录片是不是由此就像股市一样能进入一个持续较长时间的牛市？我觉得很难说，我一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传媒》：那么，您认为纪录片业的繁荣要靠什么呢？
任学安：我看过一个数据，每年我国电视节目的生产量是300万小时，但是纪录片产量大概只有5000小时。可见，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品种。在这个非常小的品种里，又有多少能够被观众记忆、被观众关注呢？这取决于你能不能生产出像《舌尖上的中国》这样优秀的作品来。
繁荣，还是依托于作品本身。就像电影一样，一年如果没有几部票房过5亿美元的大片，很难说今年的电影业怎么样。
《传媒》：大片从哪里来？生产精品的纪录片要具备哪些因素？
任学安：大片理应出自央视。这么说并非因为我是央视的人，而是因为央视那么大体量，资金实力雄厚，频道资源丰富，资源整合能力强，从业人员也是全国单一机构里最多的。更重要的，央视具备雄视全国乃至世界的视野和态度，因此，这个机构不出大片，那还让谁来承担呢？
好的纪录片确实要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第一是主题。不一定宏大，但一定要深邃；一定得切中时代的脉搏，得跟公众的情绪产生共振。这是最基本的。如果不能产生这样的共鸣，投再多的钱、请再大的腕儿，也很难做好。
第二，确实要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加以支持。如果没有足够的经费，首先是新的技术无法应用，其次想去的拍摄地无法到达。无论是《大国崛起》还是《公司的力量》，每一次都是七八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在30天以上，一个剧组扎在那儿，一个小规模的剧组至少是5个人，5个人在国外，成本是非常高的。
第三，从编创本身来讲，一定要跟社会的精英阶层合作。我不敢说这是唯一的路，但这样走的话，成功率会大一些。比如《舌尖上的中国》，食物背后我们看到了文化、看到了历史、看到了情感，这些东西其实是跟知识界、学界、资深媒体都进行了很好的合作与互动得来的。
《传媒》：您从业以来，有没有令自己非常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对于纪录片创作，您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任学安：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我不敢说我学得多好，但是记录的意识、对记录的理解，在那四年里，是浸透到血脉里了。那种观念和意识，就是不在乎是不是特别宏大，也不在乎是不是粗糙，但表达一定要是真诚的。
后来，等到我自己能够做纪录片，还是在从业十多年以后。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做了很多片子，也把它命名为纪录片，比如《世界的呼唤——市场经济与职业道德》《20年、20人》等。但到后来，我觉得真正像纪录片的，还是《大国崛起》。
从我个人从业的体验来讲，我理解的纪录片，或者说我欣赏的纪录片，至少你要有相当的阅历。这个阅历并不代表专业性，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人生的体验。有了这个东西，再加上你还具备的专业视角和专业的表达方式。
《传媒》：之前，在采访刘文总监和陈晓卿导演的时候，两位都提到，《舌尖上的中国》的热播也有一点儿运气的因素，就是得以在央视一套的《魅力记录》栏目与观众见面，您是否赞同？
任学安：无论《大国崛起》也好，还是《公司的力量》也好，其实是没有在一套播过的。这次的《舌尖上的中国》是在一套次黄金时段播出的。我们台里内部也一直在说：“假如这次一套没有开设《魅力记录》这样一个栏目的话，《舌尖上的中国》还会不会像今天这样被广泛地传播。”我个人认为它不是一个伪问题，而是传媒格局变化的背景下，央视的英明决策。
第一，这是一个国家级文化单位对文化责任的担当。晚间次黄金时段过去播的是电视剧，基本上是二轮剧，且迎合为主的剧种偏多。播出结构重新调整，安排了纪录片这样一个电视节目中最高端的品种，现在成功了。现在50分钟的纪录片，平均收视率0.55。再者，成本也低了。过去一集电视剧几十万上百万的购买价格。纪录片虽然是大制作，其实到不了那样的价格，而且纪录片是我们自制的，可以反复地播放。
第二，播出平台不一样。由于央视一套本身具有的地位和它的性质，决定了一个片子能不能到这个平台上来播出，其实是一种规格。就像一个艺人能不能到国家大剧院去演出，国家大剧院的标准就是你必须是全球顶级的。
第三，传播的广泛性不一样。央视一套的覆盖目前仍然是最广的，达到了97%以上，其他的频道都是在80%多。
因此，无论是从投入的角度、收视率的角度，从产品结构的调整上，还是从承担文化责任的角度来看，这个决策都是足以让人敬佩的做法。
大众化：纪录之愿
《传媒》：您怎么看当前的纪录片“火”现象？
陆小华：纪录片引起了如此广泛的热议，让我们看到，今天，纪录片正在进入一个由“同行消费”走向“大众消费”的过程。过去喜欢纪录片、看纪录片、议论纪录片主要是在同行之间，公众议论比较少。如今，通过各方的努力，纪录片正在成为大众的精神消费品。我认为，只有公众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精神产品来消费，纪录片才可能有更大的接受空间，才可能有更大的市场空间。
究其原因，首先，纪录片受到人们的热议，恰恰是因为今天是一个需要沉思的时代。一方面，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更加期待精神产品；另一方面，创作者观察、关切、沉思后形成的作品也是与时代脉搏紧密契合的。 其次，这样一部片子能够热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传播渠道多了。今天的纪录片不仅在影院看、电视上看，而且有诸多的频道，特别是有新媒体的传播。比如，很多人关注这部纪录片是从微博开始的——因为微博传播而关注，分享式传播、关系链传播在纪录片的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直至引发广泛关注。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我们一定要看到，纪录片是一种再发现、再认识的过程。影像可以帮助人们思考，帮助人们再认识，帮助人们重新还原过去的生活中可能遗漏的环节和细节——我们可能遗漏的人类演变的过程；我们可能遗漏的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我们可能遗漏的我们应该坚持的东西……这个“重新发现”是今天纪录片能够大发展的原因。
《传媒》：您如何评价纪录片的新收看渠道与习惯？
陆小华：不可否认，电视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媒介，但越来越多的收视份额正在从电视向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转移。这在国内外都是不争的事实，美国CNN的收视人数今年4月进入了2001年4月以来的最低点。
当公众的收视习惯转向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甚至微博上的链接都成为视频收看重要的入口时，纪录片走向新媒体就将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虽然晚10点前后的时段是社会主流人群重新回归电视前的时间，但是不可否认，当人们还没有养成收看纪录片的习惯时，恰恰需要其他的热点来引爆、来引领，纪录片才有可能成功。
《传媒》：纪录片一直存在，为什么过去它相对边缘，而现在走到了舞台的中央？
陆小华：这与从事纪录片的这个群体所做出的持续的努力非常有关系，与纪录片人这些年奉献给观众的那些引起巨大反响的作品有关系，但纪录片究竟会不会从此迎来春天，我倒觉得，很难说一两部片子出现之后就会一飞冲天。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期待未来的纪录片有大的发展？一定可以。探寻真实，永无止境。这种信心来源于正在进入“人人皆可为”的时代。如果人人都可以用影像记录，它就一定可以。虽然我们未必一定能到达真相，但诸多的影像还原是可以无限逼近真相的。摄像器材的轻便化，让人人都可拍摄。这使得在今天这个时代，个人记忆和公众记忆、个人记忆和社会记忆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人们能够得出对当下社会更丰富的视角，这样的影像可能会更加逼近真相、逼近现实、逼近我们的内心。
《传媒》：您认为，纪录片的核心是什么？纪录片的门槛到底有多高？
陆小华：纪录片的核心是“提问”。有提问，纪录片才可能有切口，才可能深邃；有提问，才说明它有和社会沟通的欲望和能力，才有好的表达；有提问，才有和公众期望的共振，才有好的播出效果。
“新拍客运动”吸引了无数想参与到其中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最应该利用的优势和基础就是把你眼中的社会、你眼中的世界、你眼中的历史通过影像思考的方式反映出来。
纪录片的门槛其实很高，但也可以说不高。在历史上，中国二十四史，每一朝既有有组织的修国史的方式，也有个人撰写的历史。纪录片也一样，每个人，只要你是观察者、思考者，你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记录来，至于这个记录的水平如何，够不够专业水准，并不妨碍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纪录片的创作者。
邓晔 搜狐视频CEO
《传媒》：您对当前中国“网络视频”的发展现状有怎样的看法？在其中，搜狐视频的特色是什么？
邓晔：网络视频在经历了长达7年的坎坷成长之后，已经逐步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但不可否认，质量仍参差不齐。
搜狐视频一贯致力于为网友提供高品质的正版高清视频体验。目前已成为中国最大且唯一提供100%正版高清节目的视频平台，内容涵盖电影、电视剧、纪录片、视频新闻、电视直播、动漫、综艺等优质内容。在“权威媒体、专业制作、诚意出品”三大理念基础之上，搜狐视频背靠搜狐整体的矩阵优势，将努力搭建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媒体平台。
《传媒》：您认为纪录片与网络视频的结合点是什么？二者有哪些共通之处？
邓晔：从目前情况来看，纪录片的视频内容对于整个互联网视频而言，尚属蓝海地带，其竞争程度尚未达到影视剧版权市场的激烈程度，但对于纪录片这一优质的视频类别，网民的收视习惯正在逐步建立中。
网络视频发力纪录片领域，一来可以突破电视台展示时段的束缚，解决网友随时看随地海量收看的需求，其次，互联网的海量存储、广泛来源，也能满足网友的多样性需求。
《传媒》：搜狐将以怎样的战略布局来筹谋视频与纪录片的嫁接？
邓晔：发挥搜狐门户优势，发挥搜狐视频领先优势，做纪录片门户平台，做中国最大的纪录片网络播出平台。搜狐已经在自制和平台搭建上做出有有益尝试，并保持领先优势。
《传媒》：网民的纪录片热情体现在哪里？搜狐如何看待这一热情的市场潜质？
邓晔：举个例子，崔永元2011年新作《我的抗战2》在搜狐视频、新浪视频、腾讯视频、优酷网、土豆网5家同步播出，搜狐视频取得以下成绩：第一周播放数过千万，打破《我的抗战》一个月过千万的记录；率先完成广告消化任务，也是唯一一个按期完成广告投放消化的视频网站；总播放次数3848万余次，是另外四家播放量总和的2倍。对此，崔永元发微博说“严肃的作品自然有人严肃地对待”。
这就回答了你的问题：网民对优质纪录题材的内容，其热情绝不亚于目前市场上唱主角的影视剧。目前，之所以纪录题材还没有成为市场的主体，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优秀内容的稀缺，对于优秀的纪录片，无论是网民的热度还是市场的热度都是高涨的，这就更加激励了内容生产者和渠道平台的积极性，我们也会投入更多的资源，作开拓性的工作。
《传媒》：目前搜狐视频的内容中，有多少是电视台提供的纪录片，有多少是带有纪录片色彩的UGC内容？大概各占多大比重？用户访问情况如何？网民喜好上能看出什么问题或得出什么结论吗？
邓晔：目前搜狐视频纪录片的内容来源，30%来自电视台，50%来自UGC，20%来自版权采购。从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观看需求和偏好来看，网友更喜欢看与周围生活，与社会热点相关联的片子。譬如前一段搜狐视频取得版权的《舌尖上的中国》，因为切近时代的脉动，而取得网络播出不俗的效果。
《传媒》：搜狐视频是否有自制的纪录片节目？请简单介绍。
邓晔：搜狐视频有自制纪录片栏目《大视野》，之前以历史文化为主打，上线不到一年，播放总数破7亿，创造互联网自制栏目和纪录片栏目播放数之最。目前《大视野》正在改版，改版之后，将更多贴近现实题材，靠拢时代，相信将会带给大家更强烈的震撼。
《传媒》：您认为优秀的民间“拍客”应具备哪些素质？着眼于此，搜狐现在有哪些具体的做法？
邓晔：我们认为的优秀拍客，从技术上可以用三点去考虑：新闻的敏感性、影像叙事的深度和趣味、制作手法的纯熟。而真正对优秀拍客的要求和所有传媒工作者是一样的，就是对时代的敏锐感悟。
一直以来，搜狐视频着力优质UGC内容的开发，陆续和北京卫视、英国使馆文化处就大型拍客项目达成合作，目前正在酝酿的“新青年拍客运动”也将会以校园青年拍客为主体，为广大网民提供全新的拍客服务和视频新体验。
《传媒》：您认为，来自于民间的“拍客”纪录片有可能是因为什么而打动观众呢？想必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在评价标准上，诞生于网友之手的“优秀纪录片”一定与央视等媒体的大制作有所不同，您可否给许多怀揣纪录片梦的“拍客”们介绍一些宝贵经验或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邓晔：真实、真诚、接地气是我们重点关注的角度。刚才也谈到了，切近时代脉搏，会成为产生拍客精品内容的必要条件。
在对纪录片的实际操作中，像央视、各省级卫视，以及“三多堂”等大型机构，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制作流程，从投融资、制作到推广、发行、售卖是一套成熟的体系，但反过来，这套产业化的体系某种程度上也对作品的选题、立意、手法等产生着一定的约束。
相比之下，网友的作品更多地会弱化商业色彩，而将作品内容本身作为最重要的出发点，这就首先对应了“真诚”二字，不扭捏、不做作，有情而作、有感而发。因此，我相信，出自网友之手的作品尽管在技巧上，包括制作手法上会有所欠缺，但只要应了“真诚”，应了“真实”，一定会有不输于大型制作机构的精品出现。
搜狐视频鼓励并期待这样的创作诞生，也有能力和意愿支持与帮助优秀的作者和作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在网友们普遍感到困难的推广、发行甚至售卖等环节上为大家助力，使整个产业从源头上良性循环，为广大网络受众打造精彩的视觉盛宴。
真实：纪录之本
《传媒》：纪录片的魅力是什么？
刘文：这个问题被问到过很多次。毫无疑问——真实。
纪录片能用真实的故事把遥远的人们彼此之间通过心灵沟通起来。可能片中的人物我们从未见闻，但也许在某一时刻，我们在情感上、精神上相遇了，这样的共鸣让我们感觉到故事就在我们身边真实地发生过。此外，纪录片视听影像本身的震撼力和感召力，再加上配音所赋予的形象，传递出的真实故事背后的情感，这就是纪录片的力量。
《传媒》：《舌尖上的中国》收获如此广泛热捧的原因是什么？该片的热播对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而言，意义何在？
刘文：首先题材本身是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当时，这个片子开始宣介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它是一部美食片，满足所谓“吃货”的需求，但实际上观众最终被打动是因为片中蕴含的人的情感。那段话确实写得特别好，“风的味道、山的味道、家乡的味道、母亲的味道”。
与美食有关的情境把人与人之间联系了起来，幻化出人们内心的共鸣、儿时的记忆、家乡的思念、母亲的关爱。观众不光是感受到了美食的诱惑，更多的还是体验到了这种情感上的幸福。在幸福中，观众又体会到了美食背后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一个人和一个家族的关系。
要说意义，第一，使纪录片频道原先定位的中高端人群，或者以前不是长期坚守看电视的或并未长期关注纪录片的人们，重新回到了电视机旁。第二，我觉得《舌尖上的中国》可能更重要的是说它很鲜明地改变了纪录片的叙述方式，也就是我们一再摸索的所谓国际化的表达方式，在一种对客观的讲述中却最终表达的是民族情感和文化价值。
《传媒》：我们注意到《舌尖上的中国》选择了以电视为主，互联网、iPad等移动终端渠道多平台播出的方式，请问纪录频道在新媒体渠道的开拓上有哪些举措？
刘文：这一点国外比我们做得更加成功，很多影视作品从一开始就有和网络的互动。目前，国内很多网络频道反映，受众其实并非满足于看碎片化的内容，只要有好的节目，观众更喜欢长篇。一些视频网站也明确表示，需要好的长篇，可以更长时间地留住受众。
实际上，我们也很希望在电视媒介播放之后，有更加广泛的延伸传播。比如延伸到每个人自己的收视时间里，让观众主动搜索这个节目，搜索这个频道。我想这是纪录频道今后要更加全面和广泛地推动的一件事情。
当网络传播的需求量开始增大时，也是我们必须要解答未来面临的课题之时。未来我们要在传统纪录片之后做它的网络版，比如今年我们拍摄的《春晚》，在5小时的春晚背后其实还有几百个小时的花絮，而恰恰这些节目编辑以后就会成为网络受众喜爱的内容。现在我们正在和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合作制作《春晚》的国际版，他们需要的正是网络版，他们说，观众更喜欢看片中没有出现的拍摄花絮。
《传媒》：精品纪录片一定是需要大量投资和强大制作班底的，这两大基础，似乎除了央视，其他地方台、制作公司都难以承担，那么，中国纪录片市场的活跃度是否受到了一定的局限，您怎么看？
刘文：你讲的这个情况其实并不完全是事实。卫视或地方台，大多是把资金投入在综艺节目和电视剧上了，因为这样的投入可以在短期内为频道带来直观的效益。投入500万到1000万拍纪录片，与很多电视剧的成本相比应该是很小的数目，几家电视台联合可以几千万去做一部电视剧。也就是说，央视之所以能做这样的片子不完全是因为所谓的“不差钱”，而是一个国家级媒体应该具备的胸怀和视野，以及对这一目标的不懈追求。
事实上，我们正在通过不断的努力，希望在央视之外培养和培育中国自己的制作机构和制作队伍，此后，还要积极地扶持它，然后我们出资来进行委托制作。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市场运作的机制，纪录片的制作体质和品质才可以得到更大的提升。
推动产业发展，单靠央视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国家纪录片文化基金。在欧美，很多国家的纪录片发展是靠国家文化基金来扶持和推动的，他们很清醒地认识到，纪录片是传播国家价值和国家观点的一个很重要也是最便捷的，又能够让大家都容易接受的传播方式。
《传媒》：您刚才提到要在央视之外培养和培育中国自己的制作机构和制作队伍，这一思路准备从何入手？
刘文：我们已经在做了。去年9月份，我们投入1000万举办的“活力中国”纪录片征集活动，共有60多家公司参标，最后中标的13家。这些片子现在已经逐步地在频道中进行播放了，特别是央视的多语种外语频道，如英西法俄，他们联合选片的时候专门挑选了“活力中国”里面的很多片子，将这些片子翻译成多国语种传播出去也是我们的希望。
去年的“活力中国”项目只是面向了北京的制作机构，今年8月，我们将面向全国的制作机构来组织2012年的“活力中国”的大型征集活动，包括电视台，甚至还有大学生，投入也将比去年还要多。这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要通过委托制作的市场化方式，建立一整套的纪录片项目监理流程及节目标准体系，来推动中国纪录片产业化的水准和进程。
可是，要养鱼，水从哪里来呢？未来我们也希望吸纳更多的社会资金，由大企业赞助或建立专业的国家纪录片文化基金。也就是说，纪录频道仅仅是一个引领者，我们希望更多的中国有实力的纪录片制作机构成长起来，我们也相信会不断地有更多中国的优秀纪录片能在国际主流平台上播出。那时，才真正实现了“多面呈现，立体表达”这个纪录片频道的形象。
《传媒》：说到这儿，央视开设纪录片频道的初衷是不是就得到了解释？ 刘文：从对外的角度来看，这个选题是成立的。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很多外国人都想了解“神秘的中国”，但恰恰过去我们没有一个主流的平台，没有一个国家队，更多的可能是通过参赛等方式进入国外的单个作品。那么，央视建立了纪录频道，而且它的标识为什么是“立方体”，就是要“多面呈现，立体表达”，也就是说，不一定说我们呈现的中国就是正确的或者唯一的，但我给出的是多面的解读，观众可以自己去形成立体的感受。
从对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还是要满足观众差异化的需求。当一种电视产品被广泛地、高频度地、长时间地传播之后，包括电视剧、综艺节目，诚然这里面也有很多优秀作品，但确确实实在某些时段里，那么多的频道我们却无法选择到我们喜爱的节目，这就是同质化严重的问题，另外也是节目水平落差参差不齐的问题。事实上，观众需要一种相对高端的，能让心灵、情感、价值追求从容地、安静地得到满足的一种电视产品。纪录频道应运而生了。
《传媒》：纪录片频道开播以来，经营状况如何？
刘文：频道开播后，包括它一年半的收视也好、品牌影响力也好、所产生的广告的效益也好，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在广告经营方面，我们希望的是量要小，品质要高。在量上，我们对节目总长有所控制，所以不希望广告时间太长而出现挤占节目的现象；在品质上，我们对广告的内容和制作水准都有要求，更多的是希望那种拍摄得有纪录片色彩的品牌故事能够进入频道。因此，如果可能，未来要以增加广告额度来吸引高品质的客户甚至国际一流的客户。
在资金筹集方面，让更多的品牌企业加入到推动产业的队伍中来是纪录片产业吸纳社会资金的第一步。我们的很多纪录片项目中都引入了社会资金来进行品牌合作，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片子要投1000万，有一家企业愿意进行品牌合作的话，可能他投500万我投500万，这就意味着，我们另外的500万可以再做另一个项目。第二步就是要申请和推动建立国家纪录片基金，从政府的层面让更多的制作机构参与并得到发展，这也是欧美国家经过多年实践已经证明了的推动产业非常可行的方式。
《传媒》：您对纪录频道未来的发展有着怎样的期望值？
刘文：我们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这个片子会热，但没想到会火。《舌尖上的中国》的成功给我们未来的纪录片创作指明了方向——既要讲求专业素质，更重要的是，还要关注老百姓真正的需求。纪录片到底能够给观众的心灵诉求有多大程度的满足，这是一次很好的考量。
一个片子能够影响到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从未有过的这种群众自发性的推动，我想不会有很多次，但起码这一次就是给中国纪录片打了一针强心剂。这让我们更有信心，用更好的方式，更好的目标来做好我们的片子。
这个事业不仅仅是央视，更应该是全社会的。目前，很多电视台包括卫视，都在积极地播出一些纪录片，相信到下半年，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可能会更好。纪录频道通过近期的两次推介会也可以看到，有更多的社会资金来积极推动纪录片事业。
现在，除了历史人物类的和刚才谈到的“活力中国”现实类的内容以外，其实我们还想推动的就是新闻类纪录片。比如，日本地震，一周后我们就能跟上，就是说，新闻发生的第一时间，我们的编导就在现场，贴近当下、贴近时效地把新闻背后的东西，甚至情感和心灵的东西，用纪录的方式呈献给观众。有了那一天，我们就当之无愧成为了世界纪录片的主流频道。
深度：纪录之魂
《传媒》：据我所知，国外纪录片的投资，事先要经过严格的选题论证，那么，央视在纪录片的项目运营上，是如何筛选选题的？
陈晓卿：“人”的因素在纪录片里是最重要的。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有一个六人小组，这六个人负责全世界国家地理频道节目生产和制作的监督和审查。有个笑话说，这六个人的照片经常被各个摄制组用大头针扎在墙上——因为他们的“挑剔”。他们几乎已经是专家，这个小组也几乎更像是一个学术研究核心机构。假如谈到基因，他们立刻知道该去找谁。他们只负责节目形式，一个选题在该领域有多大的价值，他们会请相关的专家来帮助判断并最后确定。我们目前对节目选题的筛选，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纪录片的选题实际上需要较好的基础科学研究和人文科学研究作为基础，这个差距可能不光是频道和频道之间的差距。我曾经想拍一个小松鼠，我就开始找国内有记录过啮齿类动物行为长达两三年之久的专家，找不到，非常非常困难。因此，我们现在判断选题更多的是现实类的题目，文化类的题目其次。
具体流程的话，我们有个“月会制度”，就是我们项目运营部和整个频道汇总大家的初选选题共同论证。至于选题能不能做，我们有一个手册，主题、市场定位、观众定位、传播意义、投资回报……都要进行论证和判断。
《传媒》：目前，项目运营部是不是有很多项目在开展？
陈晓卿：纪录频道存在的意义首先是播出平台。它的平台属性决定了它必须与社会上多方的制作力量合作，包括地方电视台、国外电视台、一些生产机构。合作方式不外乎三种：一种是合拍，一种是委托定制，第三就是购买。
现在我们想让它的第二属性更加明晰一些。《舌尖上的中国》《南海1号》《故宫》《超级工程》《丝路》都是频道自制的节目，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想努力把频道的自制属性展现出来。
正如你所说，是不是有很多项目在开展，如果说出这个数字可能会让你感到很吃惊——一个月里最多的开工项目是84个。
《传媒》：在节目编排上，纪录频道是不是重播率太高了呢？
陈晓卿：现在的纪录频道自然重播比较多，等真正在频道成熟以后，会进行更加科学的编排组合。不会再有今天重播昨天的内容，可能会播三个月之前的，甚至是去年这个时候的节目。
纪录片毕竟时效性不强，经济学上的长尾理论符合纪录片的播出和销售，重播是其延时效应的不断发挥。就拿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来说，它已经成熟到一定程度了，它还是会重播去年的节目，当然，它会根据当前的热门主题编排重播内容，比如暑假期间播过《鲨鱼季》，一个月每天同一时段都会播鲨鱼。那么，这实际上对片子的需求量是极大的，就需要有一个强大的片库支撑。 《传媒》：替所有的“舌尖迷”们问一个问题，《舌尖上的中国》还能拍几部？
陈晓卿：按照目前的前期调研和低比例出现在屏幕上的素材来看，会一直持续做下去；再者，中国“吃”的题材、“吃”的文化，我们未知的还很多，我相信会一直做下去。
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出现了很多想通过我们这个片子介绍这儿、推介那儿的，这个片子肯定不会那么做，还是会按照它原有的路子，原有的选题标准去做。
任学安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副总监、纪录片《大国崛起》《公司的力量》总导演
《传媒》：您对当前的纪录片热有何感想？
任学安：纪录片界作为一个专业的群体，过去是小众的，我们也一直在呼吁纪录片的春天什么时候到来，现在确实有了走在春天里的感受。那么，纪录片是不是由此就像股市一样能进入一个持续较长时间的牛市？我觉得很难说，我一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传媒》：那么，您认为纪录片业的繁荣要靠什么呢？
任学安：我看过一个数据，每年我国电视节目的生产量是300万小时，但是纪录片产量大概只有5000小时。可见，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品种。在这个非常小的品种里，又有多少能够被观众记忆、被观众关注呢？这取决于你能不能生产出像《舌尖上的中国》这样优秀的作品来。
繁荣，还是依托于作品本身。就像电影一样，一年如果没有几部票房过5亿美元的大片，很难说今年的电影业怎么样。
《传媒》：大片从哪里来？生产精品的纪录片要具备哪些因素？
任学安：大片理应出自央视。这么说并非因为我是央视的人，而是因为央视那么大体量，资金实力雄厚，频道资源丰富，资源整合能力强，从业人员也是全国单一机构里最多的。更重要的，央视具备雄视全国乃至世界的视野和态度，因此，这个机构不出大片，那还让谁来承担呢？
好的纪录片确实要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第一是主题。不一定宏大，但一定要深邃；一定得切中时代的脉搏，得跟公众的情绪产生共振。这是最基本的。如果不能产生这样的共鸣，投再多的钱、请再大的腕儿，也很难做好。
第二，确实要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加以支持。如果没有足够的经费，首先是新的技术无法应用，其次想去的拍摄地无法到达。无论是《大国崛起》还是《公司的力量》，每一次都是七八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在30天以上，一个剧组扎在那儿，一个小规模的剧组至少是5个人，5个人在国外，成本是非常高的。
第三，从编创本身来讲，一定要跟社会的精英阶层合作。我不敢说这是唯一的路，但这样走的话，成功率会大一些。比如《舌尖上的中国》，食物背后我们看到了文化、看到了历史、看到了情感，这些东西其实是跟知识界、学界、资深媒体都进行了很好的合作与互动得来的。
《传媒》：您从业以来，有没有令自己非常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对于纪录片创作，您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任学安：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我不敢说我学得多好，但是记录的意识、对记录的理解，在那四年里，是浸透到血脉里了。那种观念和意识，就是不在乎是不是特别宏大，也不在乎是不是粗糙，但表达一定要是真诚的。
后来，等到我自己能够做纪录片，还是在从业十多年以后。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做了很多片子，也把它命名为纪录片，比如《世界的呼唤——市场经济与职业道德》《20年、20人》等。但到后来，我觉得真正像纪录片的，还是《大国崛起》。
从我个人从业的体验来讲，我理解的纪录片，或者说我欣赏的纪录片，至少你要有相当的阅历。这个阅历并不代表专业性，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人生的体验。有了这个东西，再加上你还具备的专业视角和专业的表达方式。
《传媒》：之前，在采访刘文总监和陈晓卿导演的时候，两位都提到，《舌尖上的中国》的热播也有一点儿运气的因素，就是得以在央视一套的《魅力记录》栏目与观众见面，您是否赞同？
任学安：无论《大国崛起》也好，还是《公司的力量》也好，其实是没有在一套播过的。这次的《舌尖上的中国》是在一套次黄金时段播出的。我们台里内部也一直在说：“假如这次一套没有开设《魅力记录》这样一个栏目的话，《舌尖上的中国》还会不会像今天这样被广泛地传播。”我个人认为它不是一个伪问题，而是传媒格局变化的背景下，央视的英明决策。
第一，这是一个国家级文化单位对文化责任的担当。晚间次黄金时段过去播的是电视剧，基本上是二轮剧，且迎合为主的剧种偏多。播出结构重新调整，安排了纪录片这样一个电视节目中最高端的品种，现在成功了。现在50分钟的纪录片，平均收视率0.55。再者，成本也低了。过去一集电视剧几十万上百万的购买价格。纪录片虽然是大制作，其实到不了那样的价格，而且纪录片是我们自制的，可以反复地播放。
第二，播出平台不一样。由于央视一套本身具有的地位和它的性质，决定了一个片子能不能到这个平台上来播出，其实是一种规格。就像一个艺人能不能到国家大剧院去演出，国家大剧院的标准就是你必须是全球顶级的。
第三，传播的广泛性不一样。央视一套的覆盖目前仍然是最广的，达到了97%以上，其他的频道都是在80%多。
因此，无论是从投入的角度、收视率的角度，从产品结构的调整上，还是从承担文化责任的角度来看，这个决策都是足以让人敬佩的做法。
大众化：纪录之愿
《传媒》：您怎么看当前的纪录片“火”现象？
陆小华：纪录片引起了如此广泛的热议，让我们看到，今天，纪录片正在进入一个由“同行消费”走向“大众消费”的过程。过去喜欢纪录片、看纪录片、议论纪录片主要是在同行之间，公众议论比较少。如今，通过各方的努力，纪录片正在成为大众的精神消费品。我认为，只有公众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精神产品来消费，纪录片才可能有更大的接受空间，才可能有更大的市场空间。
究其原因，首先，纪录片受到人们的热议，恰恰是因为今天是一个需要沉思的时代。一方面，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更加期待精神产品；另一方面，创作者观察、关切、沉思后形成的作品也是与时代脉搏紧密契合的。 其次，这样一部片子能够热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传播渠道多了。今天的纪录片不仅在影院看、电视上看，而且有诸多的频道，特别是有新媒体的传播。比如，很多人关注这部纪录片是从微博开始的——因为微博传播而关注，分享式传播、关系链传播在纪录片的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直至引发广泛关注。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我们一定要看到，纪录片是一种再发现、再认识的过程。影像可以帮助人们思考，帮助人们再认识，帮助人们重新还原过去的生活中可能遗漏的环节和细节——我们可能遗漏的人类演变的过程；我们可能遗漏的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我们可能遗漏的我们应该坚持的东西……这个“重新发现”是今天纪录片能够大发展的原因。
《传媒》：您如何评价纪录片的新收看渠道与习惯？
陆小华：不可否认，电视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媒介，但越来越多的收视份额正在从电视向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转移。这在国内外都是不争的事实，美国CNN的收视人数今年4月进入了2001年4月以来的最低点。
当公众的收视习惯转向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甚至微博上的链接都成为视频收看重要的入口时，纪录片走向新媒体就将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虽然晚10点前后的时段是社会主流人群重新回归电视前的时间，但是不可否认，当人们还没有养成收看纪录片的习惯时，恰恰需要其他的热点来引爆、来引领，纪录片才有可能成功。
《传媒》：纪录片一直存在，为什么过去它相对边缘，而现在走到了舞台的中央？
陆小华：这与从事纪录片的这个群体所做出的持续的努力非常有关系，与纪录片人这些年奉献给观众的那些引起巨大反响的作品有关系，但纪录片究竟会不会从此迎来春天，我倒觉得，很难说一两部片子出现之后就会一飞冲天。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期待未来的纪录片有大的发展？一定可以。探寻真实，永无止境。这种信心来源于正在进入“人人皆可为”的时代。如果人人都可以用影像记录，它就一定可以。虽然我们未必一定能到达真相，但诸多的影像还原是可以无限逼近真相的。摄像器材的轻便化，让人人都可拍摄。这使得在今天这个时代，个人记忆和公众记忆、个人记忆和社会记忆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人们能够得出对当下社会更丰富的视角，这样的影像可能会更加逼近真相、逼近现实、逼近我们的内心。
《传媒》：您认为，纪录片的核心是什么？纪录片的门槛到底有多高？
陆小华：纪录片的核心是“提问”。有提问，纪录片才可能有切口，才可能深邃；有提问，才说明它有和社会沟通的欲望和能力，才有好的表达；有提问，才有和公众期望的共振，才有好的播出效果。
“新拍客运动”吸引了无数想参与到其中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最应该利用的优势和基础就是把你眼中的社会、你眼中的世界、你眼中的历史通过影像思考的方式反映出来。
纪录片的门槛其实很高，但也可以说不高。在历史上，中国二十四史，每一朝既有有组织的修国史的方式，也有个人撰写的历史。纪录片也一样，每个人，只要你是观察者、思考者，你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记录来，至于这个记录的水平如何，够不够专业水准，并不妨碍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纪录片的创作者。
邓晔 搜狐视频CEO
《传媒》：您对当前中国“网络视频”的发展现状有怎样的看法？在其中，搜狐视频的特色是什么？
邓晔：网络视频在经历了长达7年的坎坷成长之后，已经逐步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但不可否认，质量仍参差不齐。
搜狐视频一贯致力于为网友提供高品质的正版高清视频体验。目前已成为中国最大且唯一提供100%正版高清节目的视频平台，内容涵盖电影、电视剧、纪录片、视频新闻、电视直播、动漫、综艺等优质内容。在“权威媒体、专业制作、诚意出品”三大理念基础之上，搜狐视频背靠搜狐整体的矩阵优势，将努力搭建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媒体平台。
《传媒》：您认为纪录片与网络视频的结合点是什么？二者有哪些共通之处？
邓晔：从目前情况来看，纪录片的视频内容对于整个互联网视频而言，尚属蓝海地带，其竞争程度尚未达到影视剧版权市场的激烈程度，但对于纪录片这一优质的视频类别，网民的收视习惯正在逐步建立中。
网络视频发力纪录片领域，一来可以突破电视台展示时段的束缚，解决网友随时看随地海量收看的需求，其次，互联网的海量存储、广泛来源，也能满足网友的多样性需求。
《传媒》：搜狐将以怎样的战略布局来筹谋视频与纪录片的嫁接？
邓晔：发挥搜狐门户优势，发挥搜狐视频领先优势，做纪录片门户平台，做中国最大的纪录片网络播出平台。搜狐已经在自制和平台搭建上做出有有益尝试，并保持领先优势。
《传媒》：网民的纪录片热情体现在哪里？搜狐如何看待这一热情的市场潜质？
邓晔：举个例子，崔永元2011年新作《我的抗战2》在搜狐视频、新浪视频、腾讯视频、优酷网、土豆网5家同步播出，搜狐视频取得以下成绩：第一周播放数过千万，打破《我的抗战》一个月过千万的记录；率先完成广告消化任务，也是唯一一个按期完成广告投放消化的视频网站；总播放次数3848万余次，是另外四家播放量总和的2倍。对此，崔永元发微博说“严肃的作品自然有人严肃地对待”。
这就回答了你的问题：网民对优质纪录题材的内容，其热情绝不亚于目前市场上唱主角的影视剧。目前，之所以纪录题材还没有成为市场的主体，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优秀内容的稀缺，对于优秀的纪录片，无论是网民的热度还是市场的热度都是高涨的，这就更加激励了内容生产者和渠道平台的积极性，我们也会投入更多的资源，作开拓性的工作。
《传媒》：目前搜狐视频的内容中，有多少是电视台提供的纪录片，有多少是带有纪录片色彩的UGC内容？大概各占多大比重？用户访问情况如何？网民喜好上能看出什么问题或得出什么结论吗？
邓晔：目前搜狐视频纪录片的内容来源，30%来自电视台，50%来自UGC，20%来自版权采购。从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观看需求和偏好来看，网友更喜欢看与周围生活，与社会热点相关联的片子。譬如前一段搜狐视频取得版权的《舌尖上的中国》，因为切近时代的脉动，而取得网络播出不俗的效果。
《传媒》：搜狐视频是否有自制的纪录片节目？请简单介绍。
邓晔：搜狐视频有自制纪录片栏目《大视野》，之前以历史文化为主打，上线不到一年，播放总数破7亿，创造互联网自制栏目和纪录片栏目播放数之最。目前《大视野》正在改版，改版之后，将更多贴近现实题材，靠拢时代，相信将会带给大家更强烈的震撼。
《传媒》：您认为优秀的民间“拍客”应具备哪些素质？着眼于此，搜狐现在有哪些具体的做法？
邓晔：我们认为的优秀拍客，从技术上可以用三点去考虑：新闻的敏感性、影像叙事的深度和趣味、制作手法的纯熟。而真正对优秀拍客的要求和所有传媒工作者是一样的，就是对时代的敏锐感悟。
一直以来，搜狐视频着力优质UGC内容的开发，陆续和北京卫视、英国使馆文化处就大型拍客项目达成合作，目前正在酝酿的“新青年拍客运动”也将会以校园青年拍客为主体，为广大网民提供全新的拍客服务和视频新体验。
《传媒》：您认为，来自于民间的“拍客”纪录片有可能是因为什么而打动观众呢？想必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在评价标准上，诞生于网友之手的“优秀纪录片”一定与央视等媒体的大制作有所不同，您可否给许多怀揣纪录片梦的“拍客”们介绍一些宝贵经验或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邓晔：真实、真诚、接地气是我们重点关注的角度。刚才也谈到了，切近时代脉搏，会成为产生拍客精品内容的必要条件。
在对纪录片的实际操作中，像央视、各省级卫视，以及“三多堂”等大型机构，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制作流程，从投融资、制作到推广、发行、售卖是一套成熟的体系，但反过来，这套产业化的体系某种程度上也对作品的选题、立意、手法等产生着一定的约束。
相比之下，网友的作品更多地会弱化商业色彩，而将作品内容本身作为最重要的出发点，这就首先对应了“真诚”二字，不扭捏、不做作，有情而作、有感而发。因此，我相信，出自网友之手的作品尽管在技巧上，包括制作手法上会有所欠缺，但只要应了“真诚”，应了“真实”，一定会有不输于大型制作机构的精品出现。
搜狐视频鼓励并期待这样的创作诞生，也有能力和意愿支持与帮助优秀的作者和作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在网友们普遍感到困难的推广、发行甚至售卖等环节上为大家助力，使整个产业从源头上良性循环，为广大网络受众打造精彩的视觉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