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世彤
　　英国志奋领学者，Stirling大学传媒管理硕士，长期致力于电视传媒的发展研究和咨询顾问工作。
　　一切由数字平台说了算，自然就会导致“理科生对文科生的野蛮收割”。在这种情况下，由政府出面，通过立法来保证新闻机构与数字平台的议价权利是非常必要的
　　近期，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新闻媒体和数字平台强制议价法案》（News Media and Digital Platforms Mandatory Bargaining Code），该法案旨在解决传统媒体与数字平台之间议价能力不平等的问题。法案将确保澳大利亚新闻媒体在数字平台使用其原创新闻内容时获得合理报酬;此外，该法案还提供了一个框架，让新闻媒体与数字平台可以进行友好协商，双方也可通过“公正和平衡”的仲裁程序来解决重大争端。《新闻媒体和数字平台强制议价法案》也是全球首部媒体议价法案。
　　法案刚通过时，澳大利亚的手机新闻用户发现他们无法从Facebook等社交平台上获得新闻内容了。在经历了短暂对峙后，Facebook让步了，与澳新闻媒体签订一项为期3年的协议，Facebook可通过Facebook News等产品为用户提供新闻内容，并由Facebook支付使用新闻内容的费用。随后谷歌、微软等机构都与澳新闻机构达成相应协议。《新闻媒体和数字平台强制议价法案》的出台，在解决媒体议价纷争上迈出重要一步，为世界树立了新闻机构与社交数字平台之间的关系模板。澳大利亚的“第一枪”也引来全球热议，毕竟当下数字平台与新闻机构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数字平台付给新闻机构的费用太少，几乎等于免费使用，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闻机构在内容上的投入。数字平台则可以通过用户生成的大量内容农场（低质信息），以极低成本赚取高流量。
　　目前，国内传统新闻机构也面临这样的困局。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传统新闻机构的广告收入锐减，我国特别是一些市县级媒体的广告收入也已陷入窘境。而此时，数字平台则快速成长。因为介质的关系，数字平台更为贴近受众，传播速度也更快，因此每每有重大新闻发生，众多新闻机构也不得不依靠这些数字平台来达到传播效果。这种共生共荣的局面虽然有些尴尬，但似乎也没有多少人去质疑。同样的，国内数字平台支付给新闻机构的费用也非常低，加上传统媒体自己开设的新媒体应用或者电商事业，大都难以独立发展。在此种局面下，类似澳大利亚这种强制议价法案，似乎成为比较现实的需求和选择。
　　我认识的一位老师，曾写过《收视率新闻学》一书。该书对中国台湾新闻界曾被收视率所困的情况做了深入研究。在追求收视率的时代里，电视新闻追求戏剧化表达，甚至不惜以表演的方式来演绎新闻，这极大地挑战并扭曲了传统新闻学理念。流量时代，新闻在数字平台的引导下，也变得越来越像“内容农场”，单纯追求眼球關注，追逐爆炸性转发，传统新闻机构坚守的新闻传统操守遭遇极大损害，甚至沦为数字平台的“低级打工者”。
　　大数据时代，受众主动搜索新闻会形成大数据，平台推送新闻也基于大数据，然而对于传统新闻机构而言，这些数据都是不透明的，数字平台也不会将其公之于众，特别是当这些数据与广告相关时，如自动比价系统数据、消费者画像系统数据等。在对数据无法掌控的前提下，新闻机构往往会发现，自己认为价值很高的内容，在数字平台眼里不值一文。这种认知差异，不仅存在于传统新闻机构与数字平台之间，也存在于自媒体创作人与数字平台之间。
　　一切由数字平台说了算，自然就会导致“理科生对文科生的野蛮收割”。在这种情况下，由政府出面，通过立法来保证新闻机构与数字平台的议价权利是非常必要的，以此让双方达成讨价还价的关系，实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模式。而传统新闻机构的权利维护，也有利于网络新闻的清净，有利于新闻行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