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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国家，有为国分忧的传统。有人通过干事分忧，有人通过说话分忧，有人通过边干事边说话分忧。最后这种人，很多都是传说中的“权威人士”。
这个词今天火了，因为5月25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和二版头条，专访了一个叫“权威人士”的人，谈当前经济形势。那这个权威人士究竟是谁呢？
称谓
这份中国第一大报，正史记录中开办自1948年。但1946年，这份报纸就在邯郸市创刊，报名是毛泽东亲自题写，但不是如今看到的版本。
1946年5月，有一篇发自延安的新华社稿件，说的是美国权威人士认为，英国已拒绝将太平洋三个英属岛屿的主权让给美国。
不经意间，这篇稿件开启了人民日报一个绵延数十年使用“权威人士”的传统。从那时起，到今年5月25日止，人民日报上共有1605篇文章提到“权威人士”，这个词共出现了1770次。首尾相接的这两次，跨越了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直到今天。简单说，在这份最高党报上，权威人士不绝如缕，生生不息。
“权威人士”第二次出现，是在一篇叫《中共权威人士评论目前时局》的新华社稿件中，“中共权威人士”发表了一段热情洋溢、态度坚定的评论：
与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业已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蒋介石卖国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曾经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他们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中国与世界，看成和过去一样，不许改变任何事物的样式，不许任何人违背他们的意志。自日本投降以后，他们决定要把中国恢复到过去的旧秩序。经过政治协商与军事调处等项欺骗办法，赢得时间之后，蒋介石卖国政府就调动了二百万军队，实行了全面的进攻。
这文风，让你想起了谁？嗯，没错，在《毛泽东选集》里，你能找到基本相同的表述。此后他几次作为“权威人士”纵论时局的报道，也同样能在他的文集里找到。相信你今天很少看到这样的报道，一大段完整的议论，带有明显的语气和自洽的逻辑，2000字一气呵成，记者做的主要贡献是加上了一个【新华社陕北三十日电】，以及重复“中共权威人士说”。
自此以后，这个“权威人士”多次出镜。无论痛骂蒋介石还是美国，风格一如既往。即便未必出自毛泽东本人的手笔，也无疑体现着中国最高决策层的意图，甚至个性与风格。
演变
分析一种现象，离不开时代。
如果翻阅从人民日报创刊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权威人士”的话语，会发现斗争的色彩一直比较浓烈。与之相对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权威人士”的形象要温和得多。
中央党校的唐爱军做过一个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经历了从“革命”到“建设”的话语体系转换。简单来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之前是革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革命思维占主导;之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转移后，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都发生了变化。
这两个话语体系之间的差异，既有用词的差异，也有词内涵的变迁，许多词本身其实早已今非昔比，比如“权威人士”。你会发现，以改革开放为界，能被冠以“权威人士”的，之前主要是因身份地位的权威性，之后主要是因技能和知识的权威性。
不过一个有趣的对比是，革命话语体系中的权威人士，并不全都是正面的。比如1948年3月10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就对一个“权威人士”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并进行了一番分析：
一般相信，这个所谓权威人士，如此熟悉蒋介石匪帮的内情，显然不是别人，而只能是替南京傀儡在后台牵线的“权威人士”，很可能就是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华的第一号代表司徒雷登自己。
尽管被骂，但司徒雷登的身份地位也如前分析，的确具备足够的权威性。
后来的呢？随手一搜今年人民日报上出现过的“权威人士”，大都是诸如“人民网将推出9种外文报道，邀请政界、学界、业界等权威人士进行在线访谈”。在那时光的演变中，“权威人士”逐渐从战争谈到外交，谈到经济、文化、社会，谈到更细致的教育、工业、媒体，谈到更细致的棉花价格、两国贸易额、围棋、房价，大多数时候，读者都能在上下文中找到他们的名字。“权威人士”从神坛走到了细分的岗位，走到了你的身边。
继承
加上今年5月25日的两次，今年的人民日报上共出现了6次“权威人士”。再往前数，2014年，14次;2013年，11次;2012年，14次;2011年，18次;2010年，16次;2009年，10次;2008年，8次……這么多次加起来，也没有昨天5月25日的这两次值得解读。
这次看上去颇为神秘，新闻的5W要素——何时（when）、何地（where）、何事（what）、何因（why）、何人（who）——基本不全。人民日报头版和二版所有流程的把关者们，显然对5W理论都了然于心，所以大可不必认为这是失误。
虽然你很少会看到这样一篇报道，但正因其神秘性，此文才更为动人。
我们不能忘记革命战争年代时为何使用“权威人士”。用这个词，事实上可视为一种斗争策略。他们出现的基本语境是，这件事很重要，需要由高级别领导人来发表看法，但又不方便挑明了说。
如今呢？这两篇人民日报文章，说白了是在定调子、给信心、找方向。许多网站的解读大致没错，这是在向外界传递中共中央对经济大势的分析与判断。
为何这样做？其实文章里说得很清楚，国际上，全球供求格局变化了;国内，进入“三期叠加”阶段，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产业结构调整“等不得、熬不得，也等不来、熬不起”。文章里还说，经济运行中“几家欢乐几家愁”。
也许你在媒体上会看到，经济学家、评论员们会用更为尖锐的措辞来形容当前形势，但所有这些说法，指向的其实是一样的紧迫感——到了必须有人站出来说经济形势的时候了，而且必须是高级别领导。
同样是定调、鼓劲，让人不禁想到4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那次会议的首要议题是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一谈方略，一谈形势，这两次的人民日报头版，完全可以作为互文看待。
我们同样要关注的是这次的语言风格。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绝大多数“权威人士”，语言都是人民日报惯常的风格，不会突出个体特征。但前面引用的许多“中共权威人士”的话，可不是这个风格，而是具有非常强的个人色彩，并且一针见血，落地有声。这次的两篇文章，也让人看到了一些类似的特质，随便找几句：
经济增长说到底是为了让人民生活更美好，“有活干，有钱挣”，人民群众能够对当前增长态势充分理解，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底气。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把一件东西摆近了看，往往会感觉很大，把它放远些看，就会显得很小。
这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劲头，有的可能需要两三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在一定时期内不要说全面收获，可能早期收获都见不到。但是，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技术。”创新是点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现在势头很好，我们要浓墨重彩做好这篇大文章，激发全社会拥抱“创时代”。
当前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对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仍要引起高度警惕，借债还钱，天经地义。
毋庸讳言，这是一种“短、实、新”的文风。这种文风，代表了十八大以来，中央对领导干部文风要求的高标准。而这种在中共中央机关报重要版面，由不具名的“权威人士”回应社会重大关切的做法，是沿袭自中共历史上一项悠久的传统。
相信这种“权威人士”还会被人民日报继续使用，在建设而非革命的话语体系之下，在真正需要的情况下。
这个词今天火了，因为5月25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和二版头条，专访了一个叫“权威人士”的人，谈当前经济形势。那这个权威人士究竟是谁呢？
称谓
这份中国第一大报，正史记录中开办自1948年。但1946年，这份报纸就在邯郸市创刊，报名是毛泽东亲自题写，但不是如今看到的版本。
1946年5月，有一篇发自延安的新华社稿件，说的是美国权威人士认为，英国已拒绝将太平洋三个英属岛屿的主权让给美国。
不经意间，这篇稿件开启了人民日报一个绵延数十年使用“权威人士”的传统。从那时起，到今年5月25日止，人民日报上共有1605篇文章提到“权威人士”，这个词共出现了1770次。首尾相接的这两次，跨越了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直到今天。简单说，在这份最高党报上，权威人士不绝如缕，生生不息。
“权威人士”第二次出现，是在一篇叫《中共权威人士评论目前时局》的新华社稿件中，“中共权威人士”发表了一段热情洋溢、态度坚定的评论：
与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业已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蒋介石卖国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曾经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他们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中国与世界，看成和过去一样，不许改变任何事物的样式，不许任何人违背他们的意志。自日本投降以后，他们决定要把中国恢复到过去的旧秩序。经过政治协商与军事调处等项欺骗办法，赢得时间之后，蒋介石卖国政府就调动了二百万军队，实行了全面的进攻。
这文风，让你想起了谁？嗯，没错，在《毛泽东选集》里，你能找到基本相同的表述。此后他几次作为“权威人士”纵论时局的报道，也同样能在他的文集里找到。相信你今天很少看到这样的报道，一大段完整的议论，带有明显的语气和自洽的逻辑，2000字一气呵成，记者做的主要贡献是加上了一个【新华社陕北三十日电】，以及重复“中共权威人士说”。
自此以后，这个“权威人士”多次出镜。无论痛骂蒋介石还是美国，风格一如既往。即便未必出自毛泽东本人的手笔，也无疑体现着中国最高决策层的意图，甚至个性与风格。
演变
分析一种现象，离不开时代。
如果翻阅从人民日报创刊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权威人士”的话语，会发现斗争的色彩一直比较浓烈。与之相对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权威人士”的形象要温和得多。
中央党校的唐爱军做过一个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经历了从“革命”到“建设”的话语体系转换。简单来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之前是革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革命思维占主导;之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转移后，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都发生了变化。
这两个话语体系之间的差异，既有用词的差异，也有词内涵的变迁，许多词本身其实早已今非昔比，比如“权威人士”。你会发现，以改革开放为界，能被冠以“权威人士”的，之前主要是因身份地位的权威性，之后主要是因技能和知识的权威性。
不过一个有趣的对比是，革命话语体系中的权威人士，并不全都是正面的。比如1948年3月10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就对一个“权威人士”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并进行了一番分析：
一般相信，这个所谓权威人士，如此熟悉蒋介石匪帮的内情，显然不是别人，而只能是替南京傀儡在后台牵线的“权威人士”，很可能就是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华的第一号代表司徒雷登自己。
尽管被骂，但司徒雷登的身份地位也如前分析，的确具备足够的权威性。
后来的呢？随手一搜今年人民日报上出现过的“权威人士”，大都是诸如“人民网将推出9种外文报道，邀请政界、学界、业界等权威人士进行在线访谈”。在那时光的演变中，“权威人士”逐渐从战争谈到外交，谈到经济、文化、社会，谈到更细致的教育、工业、媒体，谈到更细致的棉花价格、两国贸易额、围棋、房价，大多数时候，读者都能在上下文中找到他们的名字。“权威人士”从神坛走到了细分的岗位，走到了你的身边。
继承
加上今年5月25日的两次，今年的人民日报上共出现了6次“权威人士”。再往前数，2014年，14次;2013年，11次;2012年，14次;2011年，18次;2010年，16次;2009年，10次;2008年，8次……這么多次加起来，也没有昨天5月25日的这两次值得解读。
这次看上去颇为神秘，新闻的5W要素——何时（when）、何地（where）、何事（what）、何因（why）、何人（who）——基本不全。人民日报头版和二版所有流程的把关者们，显然对5W理论都了然于心，所以大可不必认为这是失误。
虽然你很少会看到这样一篇报道，但正因其神秘性，此文才更为动人。
我们不能忘记革命战争年代时为何使用“权威人士”。用这个词，事实上可视为一种斗争策略。他们出现的基本语境是，这件事很重要，需要由高级别领导人来发表看法，但又不方便挑明了说。
如今呢？这两篇人民日报文章，说白了是在定调子、给信心、找方向。许多网站的解读大致没错，这是在向外界传递中共中央对经济大势的分析与判断。
为何这样做？其实文章里说得很清楚，国际上，全球供求格局变化了;国内，进入“三期叠加”阶段，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产业结构调整“等不得、熬不得，也等不来、熬不起”。文章里还说，经济运行中“几家欢乐几家愁”。
也许你在媒体上会看到，经济学家、评论员们会用更为尖锐的措辞来形容当前形势，但所有这些说法，指向的其实是一样的紧迫感——到了必须有人站出来说经济形势的时候了，而且必须是高级别领导。
同样是定调、鼓劲，让人不禁想到4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那次会议的首要议题是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一谈方略，一谈形势，这两次的人民日报头版，完全可以作为互文看待。
我们同样要关注的是这次的语言风格。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绝大多数“权威人士”，语言都是人民日报惯常的风格，不会突出个体特征。但前面引用的许多“中共权威人士”的话，可不是这个风格，而是具有非常强的个人色彩，并且一针见血，落地有声。这次的两篇文章，也让人看到了一些类似的特质，随便找几句：
经济增长说到底是为了让人民生活更美好，“有活干，有钱挣”，人民群众能够对当前增长态势充分理解，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底气。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把一件东西摆近了看，往往会感觉很大，把它放远些看，就会显得很小。
这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劲头，有的可能需要两三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在一定时期内不要说全面收获，可能早期收获都见不到。但是，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技术。”创新是点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现在势头很好，我们要浓墨重彩做好这篇大文章，激发全社会拥抱“创时代”。
当前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对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仍要引起高度警惕，借债还钱，天经地义。
毋庸讳言，这是一种“短、实、新”的文风。这种文风，代表了十八大以来，中央对领导干部文风要求的高标准。而这种在中共中央机关报重要版面，由不具名的“权威人士”回应社会重大关切的做法，是沿袭自中共历史上一项悠久的传统。
相信这种“权威人士”还会被人民日报继续使用，在建设而非革命的话语体系之下，在真正需要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