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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人，上学时不是个好学生，打架打到被退学，换过十几所学校，可是他长大后一直念着老师的好，老想着给老师买洋房。他虽然富甲一方，但最常吃的是地瓜粥，穿的是旧衣服，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有钱人。
但这些，都不影响人们敬重这位叫李尚大的闽籍华侨。他2008年去世的时候，7000多人自发前往参加追悼会，后来人们还为他扫墓、建纪念公园。
做好事，留别人的名
李尚大曾捐资上亿元，在中国创办、资助了20多所学校。
1985年12月，离开家乡安溪10多年后首次回乡，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为母校慈山小学捐建教学楼。第二年他又捐建了一栋教学楼。第三年成立慈山学校初中部，他还请了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画家黄永玉、音乐家蔡继琨等人来指导。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李尚大干脆把生意交给儿子打理，每年回国三四趟，到学校里和师生们住在一起，听课、参加运动会。
“我从小不肯好好念书，是教育的力量改造了我，救了我。我永远感念我的慈母坚持把我留在学校里，由我的事实证明教育对人、对社会的重要。”因为自己曾经是出了名的坏学生，李尚大特地对老师们说，“我们对成绩稍低的同学，是有更大的责任教好他、培养他、爱护他，岂可遗弃他？这才是我们办学真正的目的。我恳求你们坚持教育，尤其是注重对差生的教育。能将坏学生培养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专才，你们就是功臣。”
不仅是家乡安溪，厦门、泉州、福州、北京等地的数十所大中小学，也留下了李尚大的满满爱心。他生前做过许多好事，修公路、建学校，却很少留下自己的名字。
2000年4月16日，黎明大学由他出资兴建的七座大楼举办落成典礼，除了项南大楼和慈山大楼，其他都是以他老师的名字命名：吴龙江大楼、陈后潮大楼、张圣才大楼、黄丹季大楼、汪德辉大楼。
他在给黎明大学校领导的信中写道：“我有机会能为梁披云老师（黎明大学创建者）尽点绵力，乃是我所乐为，绝非为树立我的名而为的。用‘李尚大’三个字，只会贬低了黎明大学的地位与作用。此事我已在1995年，向梁老慎重表明了，绝对不是客气话，请你们理解。如果一定要留点痕迹，可用慈山建委会的名义捐建。”
同年11月，他在集美大学捐建的“村牧楼”落成。在庆典仪式上，他说：“陈村牧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之一。他一生从教，鞠躬尽瘁，以校为家，爱生如子，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我永远怀念他。”
慷慨与吝啬
李尚大捐资助学慷慨得很，对自己却不大方，四菜一汤是他一日三餐的标配，地瓜粥、米粉、咸菜、猪脚他最常吃。他的堂侄李如吉回忆道：“他的一件西装穿了十几年。”这说的是他每年回安溪老家，都穿同一套西装。倒不是没钱买，而是他觉得，印尼天气热，西装利用率不高，买了也是浪费。
他曾说：“我并未曾有流芳万世的念头，只要我们所作所为是有益于人的事，就会得到安慰。”
虽然没有流芳万世的念头，李尚大却被许多人记在了心里。
1965年印尼排华，许多已经放弃印尼国籍却没有回到中国的华人，被印尼当局在巨港、棉阑等地“圈地为牢”，不能读书，不能就业，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30多年后，这群人从几万繁衍到了30多万，他们的子女不识字，也不会说印尼话。
1989年，李尚大听说了这件事，感到很震惊。他到巨港、棉阑等地了解情况后，让次子李龙羽放弃商务，展开救助。他对儿子说：“我们做生意的人，这次赚不到钱，还有第二次，拯救这些侨亲若失去时机，将抱憾终生。”
李尚大并没有想到，这件事办起来竟会如此不易：“我不自量力，原以为是数千人，未意竟是数万人、十几万人，最终达到30多万人。我确实以最大的勇气、最大的努力，经过许多困难。”
为了帮这些人加入印尼籍，李尚大多方奔走，光是调查的资料就装了几十辆卡车。而李龙羽，也是从印尼地方到印尼中央，一层层反映交涉。到了1996年年中，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当时这事不仅在印尼华人界传颂，也为世界各国的华侨所称赞，而李尚大说：“我是心甘情愿的，不虚此生了。”
1994年，江泽民前往印尼参加会议，还专门会见了李尚大一家人。江泽民对李尚大说：“你在印尼做了许多好事，我代表国家感谢你；你在中国做了许多好事，我个人感谢你。”
关于这次会见，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当时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准备把江泽民下榻之处定在印尼香格里拉酒店，等到正式订房的时候，却被日本大使馆抢先一步，订走了酒店最好的房间。作为酒店股东之一的李尚大知道后，当即表示，作为炎黄子孙，责无旁贷地应该让祖籍国的亲人住上最好的房间。之后，他自己承担损失，为中国大使馆预订了最好的房间。当了“大哥”好多年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做好事不留名的人，小时候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问题学生。李尚大的父亲李瑶悌，曾经是一支民间队伍的团长，卸甲归乡后热心公益，却英年早逝。李尚大由母亲带大，虽然家境宽裕，他却不好好读书，耍点小聪明，应付考试，考过了，就忘了。
在厦门大同小学上学时，班主任吴龙江教授国语，用《爱的教育》当教材，讲得很生动。李尚大调皮捣蛋，吴龙江教不好他，感到很惭愧。“每次骂我的时候，都流眼泪，他讲，你是很好，但是怎么会这样坏？”李尚大回忆说。
双十中学的陈后潮老师，每每让李尚大罚站，他自己也跟着站。晚上李尚大偷偷跑去吃东西、看电影，“冬天冷的要死，他还站在那里。我晚上一点了才回来，他把我抓出来，说不要大声喊，来，来，我同你讲，你这样做对不对？你不可以这样。好像爸爸教训孩子—样。”
但那时，小小年纪的李尚大并不能体谅老师的苦心。据好友黄永玉回忆，李尚大几乎念遍了厦门除女子中学以外所有的中学，不是开除便是退学，最后才来到集美学校读高中。
当时抗日战争刚刚拉开序幕，为了躲避战乱，集美学校内迁安溪，在一座老文庙里继续教学。李尚大虽然调皮，对同学却很爱护，是大家的“头儿”“大哥”。抗战期间，有些学生寒暑假没法回家，就住到他湖头的家里去。 “尚大还没有走到家门口，还在田间，就喊：‘阿母，阿母，同学来了，鸡抓去杀吧。’”李尚大的同班同学高墀岩回忆说，“他母亲也很好的，对同学很好。”李尚大的母亲气量很大，有几个同学没钱念书，还是她给的钱。
“老妈妈要做大伙食，二三十个同学，吃一个月。她没有给尚大一个人偷偷地开过小灶，一样的。”黄永玉比李尚大小三岁，念初中，却被李尚大“慧眼识英雄”，当成了朋友。黄永玉很向往湖头的那个大家庭，可是李尚大眯着小眼睛说：“三百多里，抱你去还是背你去？”
虽然没去成湖头，但对黄永玉来说，只要李尚大没回家的暑假，那便是过年了。“为什么呢？他可以同我们讲怎么练身体啊。他本人的身体很强壮，他又有钱。”黄永玉说，“他一高兴起来，会请我们吃东西。我们就一直讨他的好，买花生啊。”
母亲给李尚大的钱特别多，因为她知道他做“大哥”，要请大家吃饭，“买那个‘笃笃面’，不是一个人吃，都是三个五个人吃。”
那时候的生活，让黄永玉怀念至今，“空荡荡一座大文庙剩下我们这一点点人，号兵不再吹号，连号兵传达都成为密友，大厨房伙食照开，进出校门自由，图书馆正常开放。固然，有时候校长或先生不定期要巡查一番，李尚大端坐读书的神气，简直就像个活孔子，一定感动得校长和先生要死。”他在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
虽然李尚大是个问题学生，骨子里却不失赤子之心。当时安溪遭日机轰炸，他心里很是不平，打算去当兵报效祖国，但因为年龄不到，不能报名。到了高二上学期，全省学生集中训练后，他便去报考空军。“各方面合格了，当时去重庆，恐怕半个月都走不到，接到通知，要去报到，已经过期了。”高墀岩说。
带头踩平了警察局
1938年秋天，集美学校一位新来的教员去县城看戏，被警察局局长带人痛打了一顿，说他调戏了坐在他旁边的局长夫人。
“这绝不可能！”黄永玉说，“为什么不可能呢？连我们这帮小孩子都明白，集美学校的声誉那么神圣，聘请老师从来非常严格，道德、学识都经过慎重考察，难以想象会让浮浪人物混进教师队伍里来。”
但这是百口莫辩的事。事情发生后，学校领导马上向政府表态，说会做出处理。
消息传来，全校都轰动了。时任集美学校校长陈村牧知道李尚大爱打抱不平，专门交代老师说：“李尚大啊，一定要把他好好照看，不能给他去打。”
为了甩开老师，李尚大对同学说：“哎，我们到那边去，老师一直跟着，等他没时间回去了，我再来跟你们会合。”
那天晚上，李尚大带着一大帮同学，把警察局砸得稀烂。“用现在的话，就是踩平了，”黄永玉回忆道，“局长、股长们一个个收拾得像僵虫模样。”
高墀岩也参与了这次闹事，回来后，县长却说，这些同学把孙中山的照片挂在厅上，把蒋介石的两张照片弄碎了，还踩上几脚，“他一定要查这个带头人，带头人当然是李尚大，就要抓李尚大。”
这场风波很快演变成一场波及全省的学潮，最后那个警察局局长被革职，而学校也不得不开除了李尚大和另外两个带头的学生。“安溪政府，当时呢，他也不敢惹集美学校，集美学校是陈嘉庚的学校，省政府主席陈仪都不敢惹。但是我们学校自己还要管自己。他把警察局基本上踩平了，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到最后把两三个学生开除了，那么李尚大是排头的。”黄永玉说。
“三天之后全校师生在广场开了一个旷古未有、别开生面的‘欢送开除同学大会’。”黄永玉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这恐怕是解决政治和文化矛盾的最爽脆的范例，既照顾政府的面子又维护了陈嘉庚先生的集美学校的尊严和声誉。那位为看戏而闯祸的教员也悄然蒸发于‘大会’之外。”
“我就这样给开除了，”李尚大说，“老师、先生、同学还来送我。”
离开集美学校的李尚大，之后很顺利地进入了泉州的名校培元中学。多年后，他才知道，原来这事还多亏了陈村牧的暗中帮助。
白胖子跳土风舞，跳进了大学
中学毕业后，李尚大来到福建战时的省会——永安。他找到了集美校友、福建省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蔡继琨，想找个事干。最后，“什么事也没干过”的李尚大，给蔡继琨“提起了皮包”，当了他的生活秘书。
这活没干多久，李尚大便跑路了，一转身来到了重庆。他拿着个写着漂流各地同学名字的小本本，找到在“军之友社”跳南洋土风舞，红了半边天的陈其准。
长得黑黑胖胖的陈其准为李尚大想出路：“你跟我一起跳双人舞！你看你一身白肉，一黑一白，要乐死他们……”
李尚大一听，气得挥起了拳头，骂了句闽南粗话道：…赛你凉！’你把我当什么人？”
“你说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土风舞是什么舞？”陈其准也生气了，“你讲，我跳舞是下贱工作吗？”
李尚大无言了，想想又问：“那我不会怎么办？”
“你不会我能让你上台吗？教你三天！”陈其准答道。
就这样，一黑一白的两个胖墩，跳上了“军之友社”的舞台，当时《中央日报》还登了个新闻，平日不爱大笑的蒋介石被人告知这事后，还“哈哈笑了三秒半钟”。
李尚大跳了两个多月土风舞，赚到了学费，又考上了重庆的朝阳大学。这所学校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法科大学，1949年改建为中国政法大学，1950年并人中国人民大学。不过没读多久，李尚大又坐不住了。1943年，他迎着轰炸跑回闽南，和初中同学吴灿英结了婚。
婚后，李尚大安分了不少，半年后到福建学院法学系就读，直到1 946年毕业。当时抗战胜利已经一年，他和几个好友在厦门鹭江道开了间天平行贸易公司。
这公司里的人，除了李尚大外，都是共产党员。他潇洒自如，做着掩护工作。
“好多的同学，是地下党的，都住在他那边，宣传的刊物也都保存在他那边。”高墀岩回忆道。
1949年，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在厦门搞大屠杀，李尚大的公司成为目标，被彻底砸掉。幸好一名特务当过李尚大父亲的护兵，故意带人到他店铺隔壁搜捕，让他逃过一劫。后来那人找到李尚大，要他即刻离开大陆。 当时情况很危急，李尚大用的机票还是没有登记的。他打电话告诉弟弟，要到香港去，不回来了。“我弟弟他一听到消息：好，好，你走，你走。那个时候，我弟弟要是讲不能走，（我就不走了），因为我平常都是自己吹牛皮，说我不怕。假使现在有人讲我怕死跑掉，我不敢说不走。”
一千万美元买一个陈嘉庚的名字
1949年，李尚大辗转逃到了印尼。那里有许多他父亲的故友、老部下，但这一次，他没有选择接受他们的帮助。他说：“让我先在印尼码头上混三两年吧！眼前我什么都不懂，怎么做争隋？”
黄永玉在一篇悼念文章中，详细记述了李尚大的那段岁月：
于是在一个陈姓名人码头上找到一个扛生橡胶块的工作。每块生胶重一百零八公斤，从这个地方的码头仓库里扛出来，过码头，上跳板，进船舱，入舱底，堆叠整齐：随船开出到另一个地方，再把生胶扛上肩膀，上船面、过跳板，到码头，进仓库，一块块码齐。苏门答腊、巨港、楠榜、雅加达……真的足足玩命地干了三年。从苦力提升工头，到仓库管理，让老板发现了：“你是个大学生！你玩得还真像那么回事！”
“不是玩，是上学。”
“码头有什么好学？”
“它是本大辞典，大百科全书的第一页！我从码头学起……”
“你别走，我提升你，把好的位置给你……”
“我三年流汗吃苦不是为你，是为我自己。从今天起我要忙自己的事情了。”他微笑点头而别。
这以后，李尚大和朋友合作，做些收购土特产的小生意，买咖啡、橡胶、椰干等。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他的生意做大了，开始经营伐木业，接下来又是瓷砖厂、轧钢厂、酒店、房地产、石油……几十年的奋斗，让李尚大成了印尼几大富豪之一。
富起来的李尚大依旧慷慨。这些事同样被黄永玉写在了文章中：
尚大在祖国只花钱不赚钱……开辟205国道，建厦大医学院，参与开办集美大学，厦门中山医学院心血管研究中心，泉州黎明大学拓建八幢大楼，蔡继琨音乐学院……厦大医学院聘请国外专家，每月月薪由尚大支付……
他两个儿子龙羽和川羽，对我说：“我们在印尼努力赚钱，好让他在家乡办这办那。”
女儿雪蕾在香港，按月提着大包小包钞票往回跑。
1994年，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华人科学家李远哲找到李尚大，希望他帮忙在美国柏克莱大学捐建一栋化学大楼，要一千万美元。李尚大毫不犹豫答应下来，不过他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他要用“陈嘉庚”冠名这栋大楼。李远哲当然没有异议。于是李尚大找了几个印尼的富豪，一起捐了这一千万美元。
他一直记着陈嘉庚的这句话：“不该花的钱一分钱也不能花，该花的就是几万、几十万也要花。”
但是后来，李尚大却和李远哲绝交了，原因很简单。央视纪录片导演夏蒙回忆说：“台海局势紧张的时候，李尚大十分担忧两岸的形势，多次在电话里表达他的关切。他说作为海外华人，他真的不希望看到两岸‘擦枪走火’，发生战争。对于‘台独’，他是坚决反对的。他是陈嘉庚国际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参与学会工作的李远哲先生曾是他的好友。但在李远哲追随陈水扁鼓吹‘台独’之后，他不惜绝交，毅然致信李远哲，阐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大义。”
但这些，都不影响人们敬重这位叫李尚大的闽籍华侨。他2008年去世的时候，7000多人自发前往参加追悼会，后来人们还为他扫墓、建纪念公园。
做好事，留别人的名
李尚大曾捐资上亿元，在中国创办、资助了20多所学校。
1985年12月，离开家乡安溪10多年后首次回乡，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为母校慈山小学捐建教学楼。第二年他又捐建了一栋教学楼。第三年成立慈山学校初中部，他还请了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画家黄永玉、音乐家蔡继琨等人来指导。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李尚大干脆把生意交给儿子打理，每年回国三四趟，到学校里和师生们住在一起，听课、参加运动会。
“我从小不肯好好念书，是教育的力量改造了我，救了我。我永远感念我的慈母坚持把我留在学校里，由我的事实证明教育对人、对社会的重要。”因为自己曾经是出了名的坏学生，李尚大特地对老师们说，“我们对成绩稍低的同学，是有更大的责任教好他、培养他、爱护他，岂可遗弃他？这才是我们办学真正的目的。我恳求你们坚持教育，尤其是注重对差生的教育。能将坏学生培养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专才，你们就是功臣。”
不仅是家乡安溪，厦门、泉州、福州、北京等地的数十所大中小学，也留下了李尚大的满满爱心。他生前做过许多好事，修公路、建学校，却很少留下自己的名字。
2000年4月16日，黎明大学由他出资兴建的七座大楼举办落成典礼，除了项南大楼和慈山大楼，其他都是以他老师的名字命名：吴龙江大楼、陈后潮大楼、张圣才大楼、黄丹季大楼、汪德辉大楼。
他在给黎明大学校领导的信中写道：“我有机会能为梁披云老师（黎明大学创建者）尽点绵力，乃是我所乐为，绝非为树立我的名而为的。用‘李尚大’三个字，只会贬低了黎明大学的地位与作用。此事我已在1995年，向梁老慎重表明了，绝对不是客气话，请你们理解。如果一定要留点痕迹，可用慈山建委会的名义捐建。”
同年11月，他在集美大学捐建的“村牧楼”落成。在庆典仪式上，他说：“陈村牧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之一。他一生从教，鞠躬尽瘁，以校为家，爱生如子，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我永远怀念他。”
慷慨与吝啬
李尚大捐资助学慷慨得很，对自己却不大方，四菜一汤是他一日三餐的标配，地瓜粥、米粉、咸菜、猪脚他最常吃。他的堂侄李如吉回忆道：“他的一件西装穿了十几年。”这说的是他每年回安溪老家，都穿同一套西装。倒不是没钱买，而是他觉得，印尼天气热，西装利用率不高，买了也是浪费。
他曾说：“我并未曾有流芳万世的念头，只要我们所作所为是有益于人的事，就会得到安慰。”
虽然没有流芳万世的念头，李尚大却被许多人记在了心里。
1965年印尼排华，许多已经放弃印尼国籍却没有回到中国的华人，被印尼当局在巨港、棉阑等地“圈地为牢”，不能读书，不能就业，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30多年后，这群人从几万繁衍到了30多万，他们的子女不识字，也不会说印尼话。
1989年，李尚大听说了这件事，感到很震惊。他到巨港、棉阑等地了解情况后，让次子李龙羽放弃商务，展开救助。他对儿子说：“我们做生意的人，这次赚不到钱，还有第二次，拯救这些侨亲若失去时机，将抱憾终生。”
李尚大并没有想到，这件事办起来竟会如此不易：“我不自量力，原以为是数千人，未意竟是数万人、十几万人，最终达到30多万人。我确实以最大的勇气、最大的努力，经过许多困难。”
为了帮这些人加入印尼籍，李尚大多方奔走，光是调查的资料就装了几十辆卡车。而李龙羽，也是从印尼地方到印尼中央，一层层反映交涉。到了1996年年中，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当时这事不仅在印尼华人界传颂，也为世界各国的华侨所称赞，而李尚大说：“我是心甘情愿的，不虚此生了。”
1994年，江泽民前往印尼参加会议，还专门会见了李尚大一家人。江泽民对李尚大说：“你在印尼做了许多好事，我代表国家感谢你；你在中国做了许多好事，我个人感谢你。”
关于这次会见，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当时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准备把江泽民下榻之处定在印尼香格里拉酒店，等到正式订房的时候，却被日本大使馆抢先一步，订走了酒店最好的房间。作为酒店股东之一的李尚大知道后，当即表示，作为炎黄子孙，责无旁贷地应该让祖籍国的亲人住上最好的房间。之后，他自己承担损失，为中国大使馆预订了最好的房间。当了“大哥”好多年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做好事不留名的人，小时候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问题学生。李尚大的父亲李瑶悌，曾经是一支民间队伍的团长，卸甲归乡后热心公益，却英年早逝。李尚大由母亲带大，虽然家境宽裕，他却不好好读书，耍点小聪明，应付考试，考过了，就忘了。
在厦门大同小学上学时，班主任吴龙江教授国语，用《爱的教育》当教材，讲得很生动。李尚大调皮捣蛋，吴龙江教不好他，感到很惭愧。“每次骂我的时候，都流眼泪，他讲，你是很好，但是怎么会这样坏？”李尚大回忆说。
双十中学的陈后潮老师，每每让李尚大罚站，他自己也跟着站。晚上李尚大偷偷跑去吃东西、看电影，“冬天冷的要死，他还站在那里。我晚上一点了才回来，他把我抓出来，说不要大声喊，来，来，我同你讲，你这样做对不对？你不可以这样。好像爸爸教训孩子—样。”
但那时，小小年纪的李尚大并不能体谅老师的苦心。据好友黄永玉回忆，李尚大几乎念遍了厦门除女子中学以外所有的中学，不是开除便是退学，最后才来到集美学校读高中。
当时抗日战争刚刚拉开序幕，为了躲避战乱，集美学校内迁安溪，在一座老文庙里继续教学。李尚大虽然调皮，对同学却很爱护，是大家的“头儿”“大哥”。抗战期间，有些学生寒暑假没法回家，就住到他湖头的家里去。 “尚大还没有走到家门口，还在田间，就喊：‘阿母，阿母，同学来了，鸡抓去杀吧。’”李尚大的同班同学高墀岩回忆说，“他母亲也很好的，对同学很好。”李尚大的母亲气量很大，有几个同学没钱念书，还是她给的钱。
“老妈妈要做大伙食，二三十个同学，吃一个月。她没有给尚大一个人偷偷地开过小灶，一样的。”黄永玉比李尚大小三岁，念初中，却被李尚大“慧眼识英雄”，当成了朋友。黄永玉很向往湖头的那个大家庭，可是李尚大眯着小眼睛说：“三百多里，抱你去还是背你去？”
虽然没去成湖头，但对黄永玉来说，只要李尚大没回家的暑假，那便是过年了。“为什么呢？他可以同我们讲怎么练身体啊。他本人的身体很强壮，他又有钱。”黄永玉说，“他一高兴起来，会请我们吃东西。我们就一直讨他的好，买花生啊。”
母亲给李尚大的钱特别多，因为她知道他做“大哥”，要请大家吃饭，“买那个‘笃笃面’，不是一个人吃，都是三个五个人吃。”
那时候的生活，让黄永玉怀念至今，“空荡荡一座大文庙剩下我们这一点点人，号兵不再吹号，连号兵传达都成为密友，大厨房伙食照开，进出校门自由，图书馆正常开放。固然，有时候校长或先生不定期要巡查一番，李尚大端坐读书的神气，简直就像个活孔子，一定感动得校长和先生要死。”他在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
虽然李尚大是个问题学生，骨子里却不失赤子之心。当时安溪遭日机轰炸，他心里很是不平，打算去当兵报效祖国，但因为年龄不到，不能报名。到了高二上学期，全省学生集中训练后，他便去报考空军。“各方面合格了，当时去重庆，恐怕半个月都走不到，接到通知，要去报到，已经过期了。”高墀岩说。
带头踩平了警察局
1938年秋天，集美学校一位新来的教员去县城看戏，被警察局局长带人痛打了一顿，说他调戏了坐在他旁边的局长夫人。
“这绝不可能！”黄永玉说，“为什么不可能呢？连我们这帮小孩子都明白，集美学校的声誉那么神圣，聘请老师从来非常严格，道德、学识都经过慎重考察，难以想象会让浮浪人物混进教师队伍里来。”
但这是百口莫辩的事。事情发生后，学校领导马上向政府表态，说会做出处理。
消息传来，全校都轰动了。时任集美学校校长陈村牧知道李尚大爱打抱不平，专门交代老师说：“李尚大啊，一定要把他好好照看，不能给他去打。”
为了甩开老师，李尚大对同学说：“哎，我们到那边去，老师一直跟着，等他没时间回去了，我再来跟你们会合。”
那天晚上，李尚大带着一大帮同学，把警察局砸得稀烂。“用现在的话，就是踩平了，”黄永玉回忆道，“局长、股长们一个个收拾得像僵虫模样。”
高墀岩也参与了这次闹事，回来后，县长却说，这些同学把孙中山的照片挂在厅上，把蒋介石的两张照片弄碎了，还踩上几脚，“他一定要查这个带头人，带头人当然是李尚大，就要抓李尚大。”
这场风波很快演变成一场波及全省的学潮，最后那个警察局局长被革职，而学校也不得不开除了李尚大和另外两个带头的学生。“安溪政府，当时呢，他也不敢惹集美学校，集美学校是陈嘉庚的学校，省政府主席陈仪都不敢惹。但是我们学校自己还要管自己。他把警察局基本上踩平了，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到最后把两三个学生开除了，那么李尚大是排头的。”黄永玉说。
“三天之后全校师生在广场开了一个旷古未有、别开生面的‘欢送开除同学大会’。”黄永玉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这恐怕是解决政治和文化矛盾的最爽脆的范例，既照顾政府的面子又维护了陈嘉庚先生的集美学校的尊严和声誉。那位为看戏而闯祸的教员也悄然蒸发于‘大会’之外。”
“我就这样给开除了，”李尚大说，“老师、先生、同学还来送我。”
离开集美学校的李尚大，之后很顺利地进入了泉州的名校培元中学。多年后，他才知道，原来这事还多亏了陈村牧的暗中帮助。
白胖子跳土风舞，跳进了大学
中学毕业后，李尚大来到福建战时的省会——永安。他找到了集美校友、福建省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蔡继琨，想找个事干。最后，“什么事也没干过”的李尚大，给蔡继琨“提起了皮包”，当了他的生活秘书。
这活没干多久，李尚大便跑路了，一转身来到了重庆。他拿着个写着漂流各地同学名字的小本本，找到在“军之友社”跳南洋土风舞，红了半边天的陈其准。
长得黑黑胖胖的陈其准为李尚大想出路：“你跟我一起跳双人舞！你看你一身白肉，一黑一白，要乐死他们……”
李尚大一听，气得挥起了拳头，骂了句闽南粗话道：…赛你凉！’你把我当什么人？”
“你说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土风舞是什么舞？”陈其准也生气了，“你讲，我跳舞是下贱工作吗？”
李尚大无言了，想想又问：“那我不会怎么办？”
“你不会我能让你上台吗？教你三天！”陈其准答道。
就这样，一黑一白的两个胖墩，跳上了“军之友社”的舞台，当时《中央日报》还登了个新闻，平日不爱大笑的蒋介石被人告知这事后，还“哈哈笑了三秒半钟”。
李尚大跳了两个多月土风舞，赚到了学费，又考上了重庆的朝阳大学。这所学校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法科大学，1949年改建为中国政法大学，1950年并人中国人民大学。不过没读多久，李尚大又坐不住了。1943年，他迎着轰炸跑回闽南，和初中同学吴灿英结了婚。
婚后，李尚大安分了不少，半年后到福建学院法学系就读，直到1 946年毕业。当时抗战胜利已经一年，他和几个好友在厦门鹭江道开了间天平行贸易公司。
这公司里的人，除了李尚大外，都是共产党员。他潇洒自如，做着掩护工作。
“好多的同学，是地下党的，都住在他那边，宣传的刊物也都保存在他那边。”高墀岩回忆道。
1949年，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在厦门搞大屠杀，李尚大的公司成为目标，被彻底砸掉。幸好一名特务当过李尚大父亲的护兵，故意带人到他店铺隔壁搜捕，让他逃过一劫。后来那人找到李尚大，要他即刻离开大陆。 当时情况很危急，李尚大用的机票还是没有登记的。他打电话告诉弟弟，要到香港去，不回来了。“我弟弟他一听到消息：好，好，你走，你走。那个时候，我弟弟要是讲不能走，（我就不走了），因为我平常都是自己吹牛皮，说我不怕。假使现在有人讲我怕死跑掉，我不敢说不走。”
一千万美元买一个陈嘉庚的名字
1949年，李尚大辗转逃到了印尼。那里有许多他父亲的故友、老部下，但这一次，他没有选择接受他们的帮助。他说：“让我先在印尼码头上混三两年吧！眼前我什么都不懂，怎么做争隋？”
黄永玉在一篇悼念文章中，详细记述了李尚大的那段岁月：
于是在一个陈姓名人码头上找到一个扛生橡胶块的工作。每块生胶重一百零八公斤，从这个地方的码头仓库里扛出来，过码头，上跳板，进船舱，入舱底，堆叠整齐：随船开出到另一个地方，再把生胶扛上肩膀，上船面、过跳板，到码头，进仓库，一块块码齐。苏门答腊、巨港、楠榜、雅加达……真的足足玩命地干了三年。从苦力提升工头，到仓库管理，让老板发现了：“你是个大学生！你玩得还真像那么回事！”
“不是玩，是上学。”
“码头有什么好学？”
“它是本大辞典，大百科全书的第一页！我从码头学起……”
“你别走，我提升你，把好的位置给你……”
“我三年流汗吃苦不是为你，是为我自己。从今天起我要忙自己的事情了。”他微笑点头而别。
这以后，李尚大和朋友合作，做些收购土特产的小生意，买咖啡、橡胶、椰干等。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他的生意做大了，开始经营伐木业，接下来又是瓷砖厂、轧钢厂、酒店、房地产、石油……几十年的奋斗，让李尚大成了印尼几大富豪之一。
富起来的李尚大依旧慷慨。这些事同样被黄永玉写在了文章中：
尚大在祖国只花钱不赚钱……开辟205国道，建厦大医学院，参与开办集美大学，厦门中山医学院心血管研究中心，泉州黎明大学拓建八幢大楼，蔡继琨音乐学院……厦大医学院聘请国外专家，每月月薪由尚大支付……
他两个儿子龙羽和川羽，对我说：“我们在印尼努力赚钱，好让他在家乡办这办那。”
女儿雪蕾在香港，按月提着大包小包钞票往回跑。
1994年，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华人科学家李远哲找到李尚大，希望他帮忙在美国柏克莱大学捐建一栋化学大楼，要一千万美元。李尚大毫不犹豫答应下来，不过他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他要用“陈嘉庚”冠名这栋大楼。李远哲当然没有异议。于是李尚大找了几个印尼的富豪，一起捐了这一千万美元。
他一直记着陈嘉庚的这句话：“不该花的钱一分钱也不能花，该花的就是几万、几十万也要花。”
但是后来，李尚大却和李远哲绝交了，原因很简单。央视纪录片导演夏蒙回忆说：“台海局势紧张的时候，李尚大十分担忧两岸的形势，多次在电话里表达他的关切。他说作为海外华人，他真的不希望看到两岸‘擦枪走火’，发生战争。对于‘台独’，他是坚决反对的。他是陈嘉庚国际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参与学会工作的李远哲先生曾是他的好友。但在李远哲追随陈水扁鼓吹‘台独’之后，他不惜绝交，毅然致信李远哲，阐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