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春田这部书，若一语道我的感受：犀利，虎虎有生气。在近二十年来日渐发达的南社研究当中，此书以“革命与抒情”为题，取角尖新，且到位。虽然重点探讨南社的诗歌，是个老问题；而“抒情传统”由于这几年王德威、陈国球等学者的提倡，对学界也不陌生，但在清末革命的脉络里阐述南社的诗歌，具有浓郁的历史现场感，而“抒情传统”则含有理论的切入和文化研究的导向，遂给诠释带来活力并展示了新的图景和面向，因此使这部著作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厚度—一个可喜的收获。
在清末民初，南社以上海为中心，历时十数年，成员达千余人，掌握新传媒空间，生产了巨量的诗歌作品，此历史存在令人瞩目。但在近现代文学史上，南社的处境却一向尴尬。且不说长时间里被套上“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之类的紧箍咒，政治不“正确”，即使从时下流行的“文学现代性”的观点看，对于南社诗人坚持古典的“保守”性这一点，学者们觉得棘手，甚至望而却步。无论在思想和形式上，前有梁启超、黄遵宪的“诗界革命”，后有“五四”新文化和白话文学，南社诗歌尽管数量庞大，其激情浪漫非所谓豪放婉约所能涵盖，然而在“现代”的夹缝里，其历史意义难以定位。近年来关于南社的专著不绝如缕，我想角度不同，总体上凸现了南社这一卓绝的历史存在，尤其关注到南社在清末民初对于报刊等公共传播的垄断地位，在社会影响和文化转型等层面揭示了它的重要性。虽然我们对南社的历史大为改观，但在文学上，特别是作为其最大贡献的诗歌，其尴尬地位似乎没多大改变。
对春田来说，不止于文学评价，更着重历史的展开，实际上他所提出而着重处理的是民族感情的现代性问题，在我看来也是最有启示的部分。众所周知，南社在政治上接受反清“革命”路线，不少同盟会要角的加入，更增强了南社的革命性。革命若没有激情的投入，则难以持久且缺乏其合法性；革命也需要广为传播，方能波澜壮阔。南社的诗歌充分发挥了这方面的功能，展示了革命对感情的召唤和感情为革命的社会动员，而南社对革命认同含有结束专制、建立民主共和新中国的理想，其诗歌明确表达了这一理想，凝聚了集体的意志，在此意义上春田在“民族共同体”与“感情结构”的理论框架中来阐述“抒情传统”，是恰到好处的，这就不同于那种盲目追随或简单套用某些时髦的概念或理论，而是含有自身强烈问题意识的挪用和活用，给我们呈现的也不是一般文学史的关于作品思想和艺术方面的分析评价，而具体蕴含在“文化政治”的叙事中，用作者的话来说：
南社的文化政治特征集中体现在通过文化想象和实践来面对整体性的现实忧患的姿态上。一方面，南社群体发扬了江南的地方性知识和历史传统资源，在新的全球格局中将之转化为打造新的民族共同体的行动；另一方面，南社群体发展出多种表征和介入危机的文化实践形式与策略，着力于革命文化的语言、情感、象征和仪式层面的重构。其集会、宴饮、刊刻、办报、诗歌唱和、评论写作，其实都具有某种公共性，对清末民初的舆论转变与民意流动厥功甚伟，尤其是“革命”从舶来理念转变为现实中痛痒相关的认识和情感要求，南社群体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这里吸收了近时关于南社在报刊传媒方面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勘探文学的文化地图，围绕现代传播的“公共性”，作了出色的具结构性的演绎。如上面提到的通过“集会、宴饮、刊刻、办报、诗歌唱和、评论写作”等方面来说明南社是如何拓展诗的社群及其公共文化空间，当然不止这些方面，书稿中更有专章从戏剧、仪式和摄影等展示了南社如何运用各种公共形式，很大程度上利用现代沟通和视觉技术来加强诗歌的公共性，通过感情的集体动员来达到散布革命与民主的理念。新的角度固然能带来新的叙事，而春田也在史料方面用功，查阅了大量原始资料，涉及许多少被关注之处，因此这部书对于南社的诗歌与革命的复杂关系的论述是令人信服的，而且在研究方法上能把宏观与微观、政治与美学、理论与史料、文学与文化等方面相结合，做出了可喜的成绩。
当初春田来科大读博士课程，准备做晚清革命话语的研究。当修完课程而要写论文时，临阵之际发现革命理想与有限时间之间的落差，一方面觉得革命话语头绪太多，弄得不好会流于浮泛；另一方面或许因为近年来我对清末民初的通俗文学与报刊、视觉文化兴趣愈浓，结果他选择了南社。那时我的反应较简单，只是很久以前在《新史学》杂志上看到过王汎森先生的一段话，大意是南社诗歌的情感表达值得从文化史角度加以研究，我觉得很有启发。另外我提议干脆做南社后期的“通俗”转向，这方面似有足够的开拓空间。事实上吸引春田的仍是革命的南社，显然他要从头来过，也有意针砭南社研究中某种“去革命”的倾向。对于指导学生，我向来採取自由主义，对春田尤其是，因为他比较特别。早先在北大读硕士，有幸得到陈平原兄的指导，硕士论文做“五四”娜拉的话语分析，前年在台湾出版，受到好评。春田天资聪明，且勤奋，同辈皆以才子目之，他对中国文化有担当，理论意识也比我强。虽然我也涉猎各种理论，但在研究过程中常被史料所淹没，到后来理论会越被简约，甚至退到后面去了。在这部书里，我觉得前面“导论”部分理论的铺垫多了一些，且过多引用了众家的理论文本，但总体上对于“革命”和“现代性”研究范式作一种批评审视，我觉得是健康的，其中浸透着春田自己的问题意识和自我追求，这对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一般我们谈论近现代中国的“转型”，很大程度上限于“思想”领域，而这部书让人看到清末民初民族“感情结构”的建构与形成，已逸出思想史范畴，且涉及传播、视觉等文化面向，像这样跨界的研究大有可为，因为我觉得做文学研究的，不必做得太闷，不应成为思想的附庸，也不应以阐述艺术成就为目的，而应当注重其与情感结构、物质文化的关联，方法上可多方取经，结合概念史、传播学、视觉文化等，这样能使研究走得更宽，使历史书写更有趣，也会更有启示。
关于“情感结构”的历史性，这部书也带出了新的问题，我想趁此机会略谈点看法，就教于方家。首先无可回避的是语言问题，对此一般的“文学现代性”诠释路向不免要捉襟见肘。我们也知道，南社在思想和文化上是深刻认同“国粹派”的。在二十世纪初形成的反清革命话语中，以“光复”汉族往昔的灿烂文明为号召，而汉语本身则是文化主体的象征。在创始于一九○五年的《国粹学报》上，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发展了国粹派的文学理论，这也是南社的思想渊源所在。章太炎反对吴稚晖等人的中国使用世界语的主张，阐明了汉语与历史及文学传统密不可分的观点。关于“国粹”及其与南社的关系，郑师渠、孙之梅等学者都有论述，最近林少阳、韩子奇两兄对于“国粹”的传统再生的文化意涵也做了出色的研究，春田此书在“欧风与国魂”一节中以高旭为例，指出那是“一种古与今、中与西的辩证的综合”，说明对于“国粹”不等同于旧文化这一点，学界有了某种共识。 基于“国粹”的认识，不采用世界语固不待言，南社诗人有意与梁、黄为代表的“诗界革命”相区别。如高旭称赞黄遵宪“独辟异境”，但“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诗词，终不如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有味也”，所谓“有味”涉及文学特质、传统资源和抒情美学等复杂问题，这里不能细论。然而明乎此，可知南社诗歌所发挥的情感动员中，具国粹意识的语言扮演了民族主体的角色，与政治上“种族革命”相一致，语言本身赋予反清“革命”以合法性，无论内容与形式援用历史文化与抒情传统的丰富资源，使这一主体赋形生动，实现从专制朝向民主、从“几复风流”到“民族共同体”的新“国魂”的转型。文学史上常把南社诗歌与“诗界革命”混为一谈，乃皮相之见。
在南社那里，所谓“几复风流”是一种历史重构，与江南地缘的历史文化传统一样，经过有清三百年的专制统治，首先须被唤醒，须克服长期以来的“奴隶心态”而转向具民族意识的新“国魂”，其间充满了挣扎、斗争与觉醒。不但是南社诗人面临这个问题，一般士人不外乎是，其中也包括鲁迅。他对中国“国民性”，尤其对于“麻木”这一点深恶痛绝，对此我们耳熟能详。麻木即没感觉，更遑论思想。在这样的语境里来看刘鹗《老残游记》的《自叙》，通篇讲哭。男儿有泪不轻弹，但作者为何如此自我表述？和小说有何关联？刘鹗说：“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因此“哭泣”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感情表现，最后说：“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亦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不得不哭有时代的理由，且作者相信大家感同身受，有个哭泣的共同体，要大家能哭，能哭出来，但是否能哭、是否能哭出来，就需要感情的自我解放，从“麻木”中解放出来。
甲午之后国人倾心西学，而思想的更始要有相应的感情结构与人格转型，但怎么转？当时有两种方式。鲁迅是个典型。他早年师从章太炎，深受“复古”思潮的影响，一度是南社的同路人，但在加入《新青年》之后，反戈一击，对传统文化的抨击不遗余力，且相信“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换言之鲁迅将自身置于传统之外，虽然也不无怀疑，这在“新文化”诸公当中情况要复杂一点，就像他的“铁屋子”比喻，自己难免被旧文化所传染，即使麻木者被“超人”唤醒，也未必幸福。另一种是像南社所谓“保守”的方式，文化要换血，得通过自己的机体，在传统的长河中，语言是贴身衣装，的确南社的诗歌见证了感情结构的集体转型，蕴含着自我与传统的更新，在此过程中文化本位给集体认同带来巨大的凝聚力，充盈激情的主体需要相互间不断激励，各种现代沟通之具为之发挥了技术性作用。悲壮慷慨固然是基本风格特征，然而如果没有大多南社文人所崇尚的文采风流、香草美人，大约也会流于苍白和概念化。
受条件限制，春田此书对于南社后期未能充分展开，但对于一些重要议题如一九一○年代中期反袁斗争、唐宋诗之争、消闲文学的兴起、通俗转向及丧失思想“领导权”等，都一一涉及，并独抒己见，这些见解皆足资参考。在这里，我要感谢春田的这项研究，带动了我对南社的关注，回想当初我的建议，即民初南社的通俗转向问题，越想越觉得问题多多，既涉及史料，也存在观念的陷阱，这里就不多谈了。
月初春田告我这本书通过评审并获得出版资助，嘱我为序。我为之欢喜，因付梓在即，遂匆匆缀文以为序。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于香江将军澳寓所
在清末民初，南社以上海为中心，历时十数年，成员达千余人，掌握新传媒空间，生产了巨量的诗歌作品，此历史存在令人瞩目。但在近现代文学史上，南社的处境却一向尴尬。且不说长时间里被套上“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之类的紧箍咒，政治不“正确”，即使从时下流行的“文学现代性”的观点看，对于南社诗人坚持古典的“保守”性这一点，学者们觉得棘手，甚至望而却步。无论在思想和形式上，前有梁启超、黄遵宪的“诗界革命”，后有“五四”新文化和白话文学，南社诗歌尽管数量庞大，其激情浪漫非所谓豪放婉约所能涵盖，然而在“现代”的夹缝里，其历史意义难以定位。近年来关于南社的专著不绝如缕，我想角度不同，总体上凸现了南社这一卓绝的历史存在，尤其关注到南社在清末民初对于报刊等公共传播的垄断地位，在社会影响和文化转型等层面揭示了它的重要性。虽然我们对南社的历史大为改观，但在文学上，特别是作为其最大贡献的诗歌，其尴尬地位似乎没多大改变。
对春田来说，不止于文学评价，更着重历史的展开，实际上他所提出而着重处理的是民族感情的现代性问题，在我看来也是最有启示的部分。众所周知，南社在政治上接受反清“革命”路线，不少同盟会要角的加入，更增强了南社的革命性。革命若没有激情的投入，则难以持久且缺乏其合法性；革命也需要广为传播，方能波澜壮阔。南社的诗歌充分发挥了这方面的功能，展示了革命对感情的召唤和感情为革命的社会动员，而南社对革命认同含有结束专制、建立民主共和新中国的理想，其诗歌明确表达了这一理想，凝聚了集体的意志，在此意义上春田在“民族共同体”与“感情结构”的理论框架中来阐述“抒情传统”，是恰到好处的，这就不同于那种盲目追随或简单套用某些时髦的概念或理论，而是含有自身强烈问题意识的挪用和活用，给我们呈现的也不是一般文学史的关于作品思想和艺术方面的分析评价，而具体蕴含在“文化政治”的叙事中，用作者的话来说：
南社的文化政治特征集中体现在通过文化想象和实践来面对整体性的现实忧患的姿态上。一方面，南社群体发扬了江南的地方性知识和历史传统资源，在新的全球格局中将之转化为打造新的民族共同体的行动；另一方面，南社群体发展出多种表征和介入危机的文化实践形式与策略，着力于革命文化的语言、情感、象征和仪式层面的重构。其集会、宴饮、刊刻、办报、诗歌唱和、评论写作，其实都具有某种公共性，对清末民初的舆论转变与民意流动厥功甚伟，尤其是“革命”从舶来理念转变为现实中痛痒相关的认识和情感要求，南社群体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这里吸收了近时关于南社在报刊传媒方面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勘探文学的文化地图，围绕现代传播的“公共性”，作了出色的具结构性的演绎。如上面提到的通过“集会、宴饮、刊刻、办报、诗歌唱和、评论写作”等方面来说明南社是如何拓展诗的社群及其公共文化空间，当然不止这些方面，书稿中更有专章从戏剧、仪式和摄影等展示了南社如何运用各种公共形式，很大程度上利用现代沟通和视觉技术来加强诗歌的公共性，通过感情的集体动员来达到散布革命与民主的理念。新的角度固然能带来新的叙事，而春田也在史料方面用功，查阅了大量原始资料，涉及许多少被关注之处，因此这部书对于南社的诗歌与革命的复杂关系的论述是令人信服的，而且在研究方法上能把宏观与微观、政治与美学、理论与史料、文学与文化等方面相结合，做出了可喜的成绩。
当初春田来科大读博士课程，准备做晚清革命话语的研究。当修完课程而要写论文时，临阵之际发现革命理想与有限时间之间的落差，一方面觉得革命话语头绪太多，弄得不好会流于浮泛；另一方面或许因为近年来我对清末民初的通俗文学与报刊、视觉文化兴趣愈浓，结果他选择了南社。那时我的反应较简单，只是很久以前在《新史学》杂志上看到过王汎森先生的一段话，大意是南社诗歌的情感表达值得从文化史角度加以研究，我觉得很有启发。另外我提议干脆做南社后期的“通俗”转向，这方面似有足够的开拓空间。事实上吸引春田的仍是革命的南社，显然他要从头来过，也有意针砭南社研究中某种“去革命”的倾向。对于指导学生，我向来採取自由主义，对春田尤其是，因为他比较特别。早先在北大读硕士，有幸得到陈平原兄的指导，硕士论文做“五四”娜拉的话语分析，前年在台湾出版，受到好评。春田天资聪明，且勤奋，同辈皆以才子目之，他对中国文化有担当，理论意识也比我强。虽然我也涉猎各种理论，但在研究过程中常被史料所淹没，到后来理论会越被简约，甚至退到后面去了。在这部书里，我觉得前面“导论”部分理论的铺垫多了一些，且过多引用了众家的理论文本，但总体上对于“革命”和“现代性”研究范式作一种批评审视，我觉得是健康的，其中浸透着春田自己的问题意识和自我追求，这对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一般我们谈论近现代中国的“转型”，很大程度上限于“思想”领域，而这部书让人看到清末民初民族“感情结构”的建构与形成，已逸出思想史范畴，且涉及传播、视觉等文化面向，像这样跨界的研究大有可为，因为我觉得做文学研究的，不必做得太闷，不应成为思想的附庸，也不应以阐述艺术成就为目的，而应当注重其与情感结构、物质文化的关联，方法上可多方取经，结合概念史、传播学、视觉文化等，这样能使研究走得更宽，使历史书写更有趣，也会更有启示。
关于“情感结构”的历史性，这部书也带出了新的问题，我想趁此机会略谈点看法，就教于方家。首先无可回避的是语言问题，对此一般的“文学现代性”诠释路向不免要捉襟见肘。我们也知道，南社在思想和文化上是深刻认同“国粹派”的。在二十世纪初形成的反清革命话语中，以“光复”汉族往昔的灿烂文明为号召，而汉语本身则是文化主体的象征。在创始于一九○五年的《国粹学报》上，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发展了国粹派的文学理论，这也是南社的思想渊源所在。章太炎反对吴稚晖等人的中国使用世界语的主张，阐明了汉语与历史及文学传统密不可分的观点。关于“国粹”及其与南社的关系，郑师渠、孙之梅等学者都有论述，最近林少阳、韩子奇两兄对于“国粹”的传统再生的文化意涵也做了出色的研究，春田此书在“欧风与国魂”一节中以高旭为例，指出那是“一种古与今、中与西的辩证的综合”，说明对于“国粹”不等同于旧文化这一点，学界有了某种共识。 基于“国粹”的认识，不采用世界语固不待言，南社诗人有意与梁、黄为代表的“诗界革命”相区别。如高旭称赞黄遵宪“独辟异境”，但“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诗词，终不如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有味也”，所谓“有味”涉及文学特质、传统资源和抒情美学等复杂问题，这里不能细论。然而明乎此，可知南社诗歌所发挥的情感动员中，具国粹意识的语言扮演了民族主体的角色，与政治上“种族革命”相一致，语言本身赋予反清“革命”以合法性，无论内容与形式援用历史文化与抒情传统的丰富资源，使这一主体赋形生动，实现从专制朝向民主、从“几复风流”到“民族共同体”的新“国魂”的转型。文学史上常把南社诗歌与“诗界革命”混为一谈，乃皮相之见。
在南社那里，所谓“几复风流”是一种历史重构，与江南地缘的历史文化传统一样，经过有清三百年的专制统治，首先须被唤醒，须克服长期以来的“奴隶心态”而转向具民族意识的新“国魂”，其间充满了挣扎、斗争与觉醒。不但是南社诗人面临这个问题，一般士人不外乎是，其中也包括鲁迅。他对中国“国民性”，尤其对于“麻木”这一点深恶痛绝，对此我们耳熟能详。麻木即没感觉，更遑论思想。在这样的语境里来看刘鹗《老残游记》的《自叙》，通篇讲哭。男儿有泪不轻弹，但作者为何如此自我表述？和小说有何关联？刘鹗说：“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因此“哭泣”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感情表现，最后说：“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亦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不得不哭有时代的理由，且作者相信大家感同身受，有个哭泣的共同体，要大家能哭，能哭出来，但是否能哭、是否能哭出来，就需要感情的自我解放，从“麻木”中解放出来。
甲午之后国人倾心西学，而思想的更始要有相应的感情结构与人格转型，但怎么转？当时有两种方式。鲁迅是个典型。他早年师从章太炎，深受“复古”思潮的影响，一度是南社的同路人，但在加入《新青年》之后，反戈一击，对传统文化的抨击不遗余力，且相信“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换言之鲁迅将自身置于传统之外，虽然也不无怀疑，这在“新文化”诸公当中情况要复杂一点，就像他的“铁屋子”比喻，自己难免被旧文化所传染，即使麻木者被“超人”唤醒，也未必幸福。另一种是像南社所谓“保守”的方式，文化要换血，得通过自己的机体，在传统的长河中，语言是贴身衣装，的确南社的诗歌见证了感情结构的集体转型，蕴含着自我与传统的更新，在此过程中文化本位给集体认同带来巨大的凝聚力，充盈激情的主体需要相互间不断激励，各种现代沟通之具为之发挥了技术性作用。悲壮慷慨固然是基本风格特征，然而如果没有大多南社文人所崇尚的文采风流、香草美人，大约也会流于苍白和概念化。
受条件限制，春田此书对于南社后期未能充分展开，但对于一些重要议题如一九一○年代中期反袁斗争、唐宋诗之争、消闲文学的兴起、通俗转向及丧失思想“领导权”等，都一一涉及，并独抒己见，这些见解皆足资参考。在这里，我要感谢春田的这项研究，带动了我对南社的关注，回想当初我的建议，即民初南社的通俗转向问题，越想越觉得问题多多，既涉及史料，也存在观念的陷阱，这里就不多谈了。
月初春田告我这本书通过评审并获得出版资助，嘱我为序。我为之欢喜，因付梓在即，遂匆匆缀文以为序。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于香江将军澳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