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礼物一直是人类学研究领域中的经典话题，本文试图考察中国的礼物馈赠的现实变迁，以此来分析人际关系网络的复杂性与功能性。
礼物交换话题到今天依然经久不衰，就是因为它牵涉到了包括关系、情感、道德、传统、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也就是莫斯说的社会的“总体呈献”。在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礼物馈赠仍然是人们交往或者建立关系的重要手段。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变迁，人们的观念发生转变，礼物馈赠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礼物与人情
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几年不联系的朋友会突然发来结婚的消息和婚礼的请帖，虽然人们厌恶这种行为，但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随礼，原因如下。首先，礼物仍然作为一种维系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而发挥作用。一方面，对于未来某一时刻交往的绸缪，使人们往往不愿意轻易放弃一段关系。另一方面，在关系本位的中国，个体在关系网中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连接的，关系网络中的任何一点都有其他点与之相连。关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个体更倾向于投资这种潜在的支持力量。
然而，这种随礼现象中却存在着形式和情感的悖论。文化的惯性和关系的压力，使大部分人在感情空位的情况下选择随礼，所谓“随”，包含着一种从众的心态，这种礼物基本上都属于仪式化的礼物馈赠。这种情况下的随礼被当作一种祝福礼仪的异化，甚至被斥为一种敛财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原有感情的伤害。拒绝随礼是表达愤怒最简单的方法，但是笔者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一种迂回的通过随礼来终止人情关系的策略。这是指双方以前并没有礼债关系，一方还是选择了随礼，这种情况下，送礼者并不希望与对方建立礼债关系，而是借送礼单方终止了人情关系。尤其当感情受到伤害时，礼物转变成了一种终止关系的策略。黄玉琴曾经提到人情关系的非正常终止过程中的现象：与一家亲戚中断人情往来，通常是集体性的行为，即与亲缘关系相同的几家同时断绝人情往来。首先，这种终止关系的策略都是通过退出交换网络，不再有礼物的赠予和还礼；其次，随着公共领域的衰落，人们逐渐退守到私人领域，群体的约束力随之减小，虽然个体仍旧处于关系网络之中，但是对于关系的维护有了很强的自主性和个性化的选择，中断人情往来成为一种个体性的行为。
二、礼物的变迁
随礼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中国传统社会中，礼物的交换具有在场性，即礼物的交换构成一个社会实践，送礼的一方和收礼的一方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域之中，进行面对面的交换。婚礼上通常设有礼单，送礼的人必须亲自到场，到礼单登记处送上礼物，并登记在册。当下中国社会中，在诸如婚礼等仪式中的礼物已经基本上以金钱的形式馈赠。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也记录了结婚彩礼以“干折”的形式支付，礼物的“物”已经越来越被“钱”所替换，所以现在随礼也被称为“礼钱”。这是由于钱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高效率性和高流通性，符合现代社会生活这种快节奏的特征。另外，现代社会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特征，人口分散，以往的熟人社会渐渐崩溃，形成了一种半熟人社会，因此，参加一次婚礼可能意味着跨越大半个中国，随着银行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出现了“人没到礼到”的新现象。通过转账等不到场的形式进行的随礼，缺失了一种面对面的义务，人际关系也相对脆弱。并不是所有的随礼都可以不在场，个体往往会不计成本地参加自己最好的朋友的婚礼，因此，关系的远近不仅表现在礼物之“物”上，也表现在礼物之“礼”上，“礼”是通过个体的在场实现的，而这一点却被忽略了。
随着个体活动范围的扩大，人际关系网络不仅仅局限在亲属关系中，阎云翔就分析了屯亲和朋友在礼物交换的核心区域的重要性。在城市生活中，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大多数人生活在核心家庭中，城市中散落着无数的独立的小家庭，亲属们分散在各行各业中，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在同一片土地上耕耘。但是，生活的残酷，使人们依然需要情感的慰藉和支持，于是非亲属关系的朋友、同学取代了以前亲属关系所占据的位置。萨林斯认为慷慨互惠是一种近亲间的自愿分享或是一种“贵族的义务”，现实生活中，最好的朋友也扮演了一种近亲的角色，好朋友之间的关系完全是通过义气或者感情而建立的，而不是一种生物性的血缘关系。这也是现代社会中，亲属关系弱化的结果之一。反映在礼物馈赠中（不考虑工具性的礼物馈赠），社会距离是以个体的情感距离为标准的。个体自主选择建立的非亲属关系在生命历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占据权威地位的亲属关系已经完全衰落，亲属关系依然是人际关系网络中的重要一环。
三、结语
礼物的工具性和功利性越来越强。格雷戈里探讨了礼物与商品的关系，他认为礼物与商品是能够互相转化的，而关于这一点，萨林斯提出“礼物经济与商品经济并非二元对立，而是一个连续体的两个极点。从一个极点到另一个极点移动的关键变量是‘亲属关系距离’：礼物交换往往是在亲属之间进行的，随着亲属关系距离的延长，交换者变成了陌生人，商品交换也就出现了”。城市化的进程打破了传统中国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个体离开熟人社会进入城市中，成为单个的原子，消费的逻辑将人们置于“流动的生活”中，消费社会的日常不再允许滞留过去（那意味着成为垃圾），而是指向“今天”。因为个人的自我已经断裂，变成了“自我的他者”，礼物因此指向未来，不再留恋过去，而未来正是一种目的论和工具论的目标，礼物也不可避免地减少了昔日温暖而怀旧的色彩，多了一份冷漠和功利。因此，当下中国礼物交换的变迁既是亲属关系距离扩大的结果，同时，也是现代消费社会的必然要求。
（中央民族大学）
礼物交换话题到今天依然经久不衰，就是因为它牵涉到了包括关系、情感、道德、传统、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也就是莫斯说的社会的“总体呈献”。在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礼物馈赠仍然是人们交往或者建立关系的重要手段。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变迁，人们的观念发生转变，礼物馈赠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礼物与人情
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几年不联系的朋友会突然发来结婚的消息和婚礼的请帖，虽然人们厌恶这种行为，但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随礼，原因如下。首先，礼物仍然作为一种维系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而发挥作用。一方面，对于未来某一时刻交往的绸缪，使人们往往不愿意轻易放弃一段关系。另一方面，在关系本位的中国，个体在关系网中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连接的，关系网络中的任何一点都有其他点与之相连。关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个体更倾向于投资这种潜在的支持力量。
然而，这种随礼现象中却存在着形式和情感的悖论。文化的惯性和关系的压力，使大部分人在感情空位的情况下选择随礼，所谓“随”，包含着一种从众的心态，这种礼物基本上都属于仪式化的礼物馈赠。这种情况下的随礼被当作一种祝福礼仪的异化，甚至被斥为一种敛财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原有感情的伤害。拒绝随礼是表达愤怒最简单的方法，但是笔者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一种迂回的通过随礼来终止人情关系的策略。这是指双方以前并没有礼债关系，一方还是选择了随礼，这种情况下，送礼者并不希望与对方建立礼债关系，而是借送礼单方终止了人情关系。尤其当感情受到伤害时，礼物转变成了一种终止关系的策略。黄玉琴曾经提到人情关系的非正常终止过程中的现象：与一家亲戚中断人情往来，通常是集体性的行为，即与亲缘关系相同的几家同时断绝人情往来。首先，这种终止关系的策略都是通过退出交换网络，不再有礼物的赠予和还礼；其次，随着公共领域的衰落，人们逐渐退守到私人领域，群体的约束力随之减小，虽然个体仍旧处于关系网络之中，但是对于关系的维护有了很强的自主性和个性化的选择，中断人情往来成为一种个体性的行为。
二、礼物的变迁
随礼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中国传统社会中，礼物的交换具有在场性，即礼物的交换构成一个社会实践，送礼的一方和收礼的一方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域之中，进行面对面的交换。婚礼上通常设有礼单，送礼的人必须亲自到场，到礼单登记处送上礼物，并登记在册。当下中国社会中，在诸如婚礼等仪式中的礼物已经基本上以金钱的形式馈赠。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也记录了结婚彩礼以“干折”的形式支付，礼物的“物”已经越来越被“钱”所替换，所以现在随礼也被称为“礼钱”。这是由于钱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高效率性和高流通性，符合现代社会生活这种快节奏的特征。另外，现代社会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特征，人口分散，以往的熟人社会渐渐崩溃，形成了一种半熟人社会，因此，参加一次婚礼可能意味着跨越大半个中国，随着银行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出现了“人没到礼到”的新现象。通过转账等不到场的形式进行的随礼，缺失了一种面对面的义务，人际关系也相对脆弱。并不是所有的随礼都可以不在场，个体往往会不计成本地参加自己最好的朋友的婚礼，因此，关系的远近不仅表现在礼物之“物”上，也表现在礼物之“礼”上，“礼”是通过个体的在场实现的，而这一点却被忽略了。
随着个体活动范围的扩大，人际关系网络不仅仅局限在亲属关系中，阎云翔就分析了屯亲和朋友在礼物交换的核心区域的重要性。在城市生活中，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大多数人生活在核心家庭中，城市中散落着无数的独立的小家庭，亲属们分散在各行各业中，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在同一片土地上耕耘。但是，生活的残酷，使人们依然需要情感的慰藉和支持，于是非亲属关系的朋友、同学取代了以前亲属关系所占据的位置。萨林斯认为慷慨互惠是一种近亲间的自愿分享或是一种“贵族的义务”，现实生活中，最好的朋友也扮演了一种近亲的角色，好朋友之间的关系完全是通过义气或者感情而建立的，而不是一种生物性的血缘关系。这也是现代社会中，亲属关系弱化的结果之一。反映在礼物馈赠中（不考虑工具性的礼物馈赠），社会距离是以个体的情感距离为标准的。个体自主选择建立的非亲属关系在生命历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占据权威地位的亲属关系已经完全衰落，亲属关系依然是人际关系网络中的重要一环。
三、结语
礼物的工具性和功利性越来越强。格雷戈里探讨了礼物与商品的关系，他认为礼物与商品是能够互相转化的，而关于这一点，萨林斯提出“礼物经济与商品经济并非二元对立，而是一个连续体的两个极点。从一个极点到另一个极点移动的关键变量是‘亲属关系距离’：礼物交换往往是在亲属之间进行的，随着亲属关系距离的延长，交换者变成了陌生人，商品交换也就出现了”。城市化的进程打破了传统中国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个体离开熟人社会进入城市中，成为单个的原子，消费的逻辑将人们置于“流动的生活”中，消费社会的日常不再允许滞留过去（那意味着成为垃圾），而是指向“今天”。因为个人的自我已经断裂，变成了“自我的他者”，礼物因此指向未来，不再留恋过去，而未来正是一种目的论和工具论的目标，礼物也不可避免地减少了昔日温暖而怀旧的色彩，多了一份冷漠和功利。因此，当下中国礼物交换的变迁既是亲属关系距离扩大的结果，同时，也是现代消费社会的必然要求。
（中央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