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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质量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国家赋予川渝两地的重大战略任务。明晰产业发展特征、困境与提质路径是高质量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内在要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逐年改善、产业集聚趋势明显、吸纳就业能力优良，但也面临着协同建链水平不高、创新能力相对不强和高技能人才较为缺乏三大制约。为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需要建构产业协同的合理布局、筑牢产业提质的创新基础、引导产业发展协作共赢。
[关键词]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21）050009-10
[作者] 李标 副教授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成都 611130
李溪铭 博士研究生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1130
张航讲师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1130
一、引言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以下简称“双城经济圈”）是党中央基于“全国一盘棋”的整体布局考量，结合成渝地区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实际发展情况，顺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而制定的重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历史地看，成渝地区在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层面上经历了“打基础”的成渝经济区、“强支撑”的成渝城市群和“提質效”的双城经济圈三个阶段的发展升华。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多年努力，成渝地区着力完善产业体系，筑牢产业基础，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总体上，2000- 2019年成渝地区经济总量以年均约14%的增速升至65060. 45亿元;2019年人均GDP为63530. 96元，比2000年增加了10.4倍①。新时代，国家赋予了双城经济圈重大发展机遇。立足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的分析框架，双城经济圈顺利实现“一极两地两中心”战略目标离不开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支撑。
从已有文献资料成果来看，双城经济圈总体上依循马克思劳动地域分工理论选择产业，并在空间范围内进行了具体布局。2011年《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与2016年《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公布实施后，成渝地区因势利导在先进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投资急剧增加，成都市和重庆市主城区的现代服务业处于主导地位，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已开始向周边地区转移[1]。理论上，产业布局不仅需要考虑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还应该综合考量城市的功能需要，也即产业布局应兼顾产业分工与功能分工。有研究发现，双城经济圈的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产业发展呈现出产业分工向功能分工转化的迹象，成都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这种表现较为明显[2]。经过多年的发展，双城经济圈产业空间布局具有“两极强、中间弱”的鲜明特征。从产业竞争力角度出发的研究发现，双城经济圈整体产业竞争力呈现双主城区牵头，中枢发展轴凹陷的U型吊桥空间结构[3]。也有学者指出，双城经济圈两大极核城市出现了突出的产业同构现象，且中间地带尚未形成与极核协同发展的产业基础[4]。
综上，经历成渝经济区与成渝城市群发展阶段的多年积累，成渝地区产业发展已打下了良好基础，为双城经济圈发展阶段质量改善提供了前置条件。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提质增效需要把握区域产业发展的总体情况、理清当前面临的制约、设计科学合理的实践路径。
二、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特征
1.产业结构逐步改善
依据2016年《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对成渝城市群的空间划分，本文选取四川15个地级市及重庆市的27个区、县数据加总值作为基础数据样本，并通过整理相应县（市、区）三次产业产值及占比得到图1。在总量上，2010-2019年，双城经济圈三次产业增加值不断上升，其中，第三产业产值增长明显快于第一、二产业。这说明双城经济圈整体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与区域产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较为吻合。在结构层面，2010-2019年，双城经济圈整体呈现“一产占比降低，二产占比先升后降，三产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变化趋势。其中，第三产业比重于2016年超过第二产业比重，并在2018年超过地区GDP的50%，成为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源。这一演化轨迹体现了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发展动能逐步改善、发展质量不断提高的趋势。
2.产业集聚趋势明显
本文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 2002）将生产性服务业划分为“交通运输业、信息传输及计算机服务业、金融业、科研技术服务及地质勘查业、租赁及商品服务业”五大行业，以及根据制造业内涵界定，使用相关行业的就业数据①计算并比较双城经济圈各县（市、区）2010年和2018年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的区位熵，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双城经济圈整体呈现生产性服务业向成渝两大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除内江市和资阳市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熵略微上升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仅在成渝两大中心城市大幅增加，这说明两大中心城市具备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聚集能力。在制造业方面，双城经济圈外围区域制造业集聚度不断上升，尤其以德阳市和广安市最为突出。相对地，成都市制造业集聚度则出现了大幅下降，制造业向外转移、生产性服务业向内集聚的趋势显著，这也是成都市“集约化、规模化、涓滴化”产业发展模式的具体表现。与成都市不同，重庆市制造业集聚度约上升了0. 23，这说明重庆市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同时，也承接了一定的制造业转移②。
3.吸纳就业能力不断增强
就业是衡量产业发展活力的重要指标。图2报告了双城经济圈的就业规模与失业率。其中，图2 （a）描绘了2010-2019年双城经济圈整体就业规模与失业率，图2 （b）展示了2019年双城经济圈各县（市、区）就业规模与失业率①。总体来看，双城经济圈产业创造就业与吸纳就业的能力不断增强。由图2 （a）可知，双城经济圈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上涨，就业总量明显上升。此外，双城经济圈失业率在l%左右波动，显著低于全国平均失业率水平，这也进一步说明双城经济圈经济发展活力较强，解决就业能力较强。双城经济圈各县（市、区）在创造就业与吸纳就业方面的能力有显著差异。根据图2 （b），一方面，双城经济圈极核提供就业机会、吸纳劳动力的实力大于非极核的县（市、区）;另一方面，双城经济圈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匹配现象在县（市、区）层面上表现突出。失业率大于1%的有成都市、自贡市、遂宁市和乐山市，说明这4个城市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双城经济圈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相应，表现出非农化的趋势，且二产吸纳就业有所下降、三产吸纳就业明显上升。其中，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相对较为稳定，2016年达到峰值以后出现了下滑迹象，这可能与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升级有关，从而降低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三、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困境
1.协同建链水平不高
立足全国宏观视角看，双城经济圈产业选择与布局具有较强的同质性。重庆片区与四川片区产业发展重点有15个行业领域完全一致①，同质化竞争无可避免。成渝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主要原因在于：川渝两地要素基础与禀赋类似、地理区位相近、行政体制分割下激烈的地方政府竞争以及成渝“中部塌陷区域”行政单元相对独立发展。尽管两大极核区域重点选择与布局的产业相近，但在产业链条环节上却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且非极核区域在发展特色产业的同时围绕极核区域重点产业进行了相关配套布局，从而这些地区也形成了微观的差异化产业格局。理论上，这种相对独立、近似匀质的状态有利于双城经济圈在空间范围内充分整合利用产业发展资源，围绕具有较大影响力、较强竞争力的优势产业统筹布局关联产业，延伸拓展产业链与价值链。然而，囿于竞争惯性、市场分割、经济网络不紧密等因素影响，双城经济圈产业同质化竞争依然相对激烈，建构区域协同化、一体化的产业链与价值链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2.创新能力相对不强
产业发展质量提升离不开创新，而且与区域创新格局有着重要关联。双城经济圈创新强度水平（R&D经费占GDP比重）较低，其地理分布也不均衡。2019年双城经济圈创新强度约为2.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与北京（6.3%）、上海（4%）等发达地区差距显著。如图4所示，双城经济圈R&D经费投入主要集中于两大极核区域②，非极核区域R&D经费占比并不高。
从整体上看，双城经济圈处于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的转化阶段。根据2019年四川进口设备免税统计数据，近4年来高档数控机床进口额占比高达53%③，这侧面表明了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进程中模仿创新与技术引进的特征。双城经济圈规模以上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较少，产品科技含量与附加值不高。从典型城市专利授权量分析，2019年重庆市是43870项，成都市是50775项，远低于一线城市北京（131716项）、上海（100600项）、广州（104813项）和深圳（166600项）的专利授权量（详见表3）。综上，双城经济圈技术支撑能力以及创新产出水平明显低于发达地区，距离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创新维度方面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3.高技能人才较为缺乏
劳动力要素是产业发展最基本的要素。双城经济圈劳动力资源丰裕富足，极核区域的人口流人和非极核区域的人口流出能够印证这一点（详见图5，负号代表人口流出）。一方面，双城经济圈极核吸纳人口能力较强，劳动力呈现持续输入态势。2015——2019年，成都市每年流人的劳动力超过150萬人，流人重庆市九大主城区的劳动力更多，每年超过180万人。另一方面，双城经济圈非极核县（市、区）的人口流动长期呈现出净流出状态，且劳动力输出规模较大。重庆非极核区县每年人口净流出规模在470万人以上，而四川省非极核县（市、区）劳动力输出规模更是在830万以上。可见，双城经济圈劳动要素流动性高、规模较大，能够为产业发展提供良好基础。
尽管双城经济圈拥有众多高等院校，每年均培养出大量专业特色突出、技能水平较高的人才，但留在成渝地区工作的比例却不高，有相当一部分流向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天津等新一线城市。究其原因，双城经济圈本地企业培育不够，能够提供的合适工作岗位较为有限。尤其在金融和计算机方面，成都市和重庆市每年都有大量的高校毕业生流向深圳、上海、北京、杭州这些金融和电子信息产业更为发达的城市。以西南财经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两校2020年的金融专业和计算机专业毕业生留在川渝地区工作的比例也仅50%左右，其余毕业生则主要流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详见表2）。金融和电子信息产业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关键支撑，然而这些专业人才的大量外流使得本属于双城经济圈的比较优势转移到了其他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双城经济圈产业高质量发展。
四、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提质路径
1.建构产业协同发展的合理布局
城市群发展规划能够有效推动区域要素流动与高效集聚，行之有效的政策规划是释放区域发展活力、实现发展中营造平衡的重要推动力量[5]。因而，双城经济圈应协同编制不同层级、不同类别规划，推动形成产业协同布局的有效支撑。一是依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编制双城经济圈各类规划。成都和重庆两大中心城市应率先从该规划纲要出发，积极对接、协同调整各自产业发展方向。在成都都市圈、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编制及其调整过程中，两地应加强信息沟通，推动两大都市圈的产业选择与布局协同。二是双城经济圈毗邻地区以及极核区域与非极核区域在编制城市空间规划、产业发展规划时均应主动对接，平等协商融入各自的优势，基于双城经济圈全域空间范围构建产业链，形成布局科学、特色鲜明、经济集约的产业体系。三是积极优化产业分工，发挥“1十1>2”的互补优势，加快推动跨越行政单位的高能级产业集群构建。双城经济圈应基于本地的比较优势，立足于整个经济圈“一盘棋”的视角，在各自优势产业中“优中择优”，坚持错位发展、有序竞争，促进产业高效分工、双向转移，加快形成产业合理分工格局。例如，充分发挥重庆市装备制造业、汽车产业等以及成都市高端服务业、电子信息产业等比较优势，推动两城及其辐射地区的产业整合，形成特色优势突出的产业集群，释放集聚红利。
加快优化公共资源的一体化配置，降低要素与产品跨地域流动成本，夯实产业协同发展的要素支撑。完善的公共资源配置是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是产业协同发展与提质增效的重要支撑。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应在公共资源一体化配置方面加大建设力度。一是应加强各子区域之间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衔接，加强中心城市内部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轨道交通、快速通道、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内联外通水平，缩减要素与产品的流动时间。二是有条件的地区应扩大双城经济圈公共交通“一卡通”的覆盖空间范围，加快推进医保、社保、公积金等公共服务的跨地域办理，形成统一的公共服务共享机制，促进要素低成本自由流动。 2.筑牢产业提质的创新基础
注重补齐科研基础设施短板。一是加强科学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成都、重庆与绵阳的科学城应结合科研行业结构，积极策划、配置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科技研发创造有利环境。二是积极提升基础科学创新能力。应积极利用成渝两城的相对优势，加强与创新资源优势单位对接，加强国家级实验室及实验平台与市内高等院校的合作力度。充分发挥双城经济圈核动力、电子信息业、生物制药等研究优势，促进国家实验室落户，促进科研产业能级提升。三是加大高端科技人才引进力度。加大高端人才落户的政策优惠力度，积极吸纳海内外高技能人才落户双城经济圈;通过解决高水平学历毕业生落户、住房补贴、子女教育等问题促进高技能人才集聚，破解双城经济圈的高技能人才失衡问题。
形成产学研高效协同创新体系。一是加强双城经济圈高技术企业与高等学校的合作。着力创新科研人才培养机制，搭建高等学校与高技术企业的合作平台，强化理论应用能力，拓宽高技术企业吸纳高水平优秀应届生的就业路径，确保高技术企业保持活力。二是稳固双城经济圈高技术企业与研究所、科研实验室的合作。通过构建技术合作开发平台，促进高技术企業与科学研究所合作效率提升，形成“科技支持企业、资本支撑创新”格局。
着力建构内外协同创新网络。一是着力打造由极核城市、中心城市以及节点城市支撑的三层协同创新网络。成渝两城应利用自身在创新网络中的地位及桥梁的角色引导其他节点城市进行创新联系[6]。联合争取更多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落地成渝地区，支撑创新主体在基础研发、技术应用与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建立优势科技资源共享机制，推动双方技术资源开放互通。二是着力增强双城经济圈在全国创新体系的节点能级。着力加强双城经济圈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成熟科技园区的研发合作与知识共享。立足优势产业，构建跨省域技术合作平台，提升双城经济圈科技研发在全国创新合作网络中的地位。三是参与更大空间尺度的科创合作。双城经济圈创新主体应组建或参与“一带一路”科学城联盟、“一带一路”技术转移协作联盟，积极举办“一带一路”科技创新交流合作活动，加大与周边国家的科技合作力度，促进与沿线地区的科技人文交流。
3.引导产业发展协作共赢
加速推动跨地区产业协作。双城经济圈有必要“建立跨市域的合作机构与有效的城际协调机制，实现跨行政区的管理协调”[7]，促进跨地域产业协作。以常态化的省级党政联席会议机制为抓手，协调推进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领域的重点任务、重大改革及重大项目等落到实处。建立健全双城经济圈内不同城市之间的合作共建机制，加快跨地域交通、环境、人才、资源、公共服务等合作建设机制，破除条块分割，形成互通有无的全方位产业合作格局，高效推动跨地域产业协作。
充分利用市场力量促进产业协作共赢。双城经济圈的产业协作共赢发展应在做好政府引导与政策支持的工作基础上，逐步形成市场主导模式。积极消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制约，构建统一的要素大市场，形成产业协作共赢发展的要素支撑。着力畅通产品市场的行政壁垒，逐步放开本地市场，促进商品在成渝地区充分竞争，倒逼微观主体转型升级，塑造产业协作增效空间。
参考文献：
[1]冯月，刘志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区域差距及其驱动因素[J].财经科学，2021，（05）.
[2]金晓雨，张婷.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分工演变与城市生产率——从产业分工走向功能分工[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0，（11）.
[3]丁任重，王河欢.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竞争力评价及协同发展研究[J].中国西部，2020， （06）.
[4]李优树，冯秀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国产业协同发展研究[J].中国西部，2020，（04）.
[5]李洪涛，王丽丽，国家创新型试点政策对要素流动及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20，（05）.
[6]刘友金，罗登辉，城际战略产业链与城市群发展战略[J].经济地理，2009，（04）.
[7]魏良益，李后强.从博弈论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J].经济体制改革，2020，（04）.
（责任编辑 王娟）
[关键词]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21）050009-10
[作者] 李标 副教授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成都 611130
李溪铭 博士研究生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1130
张航讲师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1130
一、引言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以下简称“双城经济圈”）是党中央基于“全国一盘棋”的整体布局考量，结合成渝地区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实际发展情况，顺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而制定的重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历史地看，成渝地区在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层面上经历了“打基础”的成渝经济区、“强支撑”的成渝城市群和“提質效”的双城经济圈三个阶段的发展升华。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多年努力，成渝地区着力完善产业体系，筑牢产业基础，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总体上，2000- 2019年成渝地区经济总量以年均约14%的增速升至65060. 45亿元;2019年人均GDP为63530. 96元，比2000年增加了10.4倍①。新时代，国家赋予了双城经济圈重大发展机遇。立足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的分析框架，双城经济圈顺利实现“一极两地两中心”战略目标离不开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支撑。
从已有文献资料成果来看，双城经济圈总体上依循马克思劳动地域分工理论选择产业，并在空间范围内进行了具体布局。2011年《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与2016年《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公布实施后，成渝地区因势利导在先进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投资急剧增加，成都市和重庆市主城区的现代服务业处于主导地位，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已开始向周边地区转移[1]。理论上，产业布局不仅需要考虑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还应该综合考量城市的功能需要，也即产业布局应兼顾产业分工与功能分工。有研究发现，双城经济圈的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产业发展呈现出产业分工向功能分工转化的迹象，成都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这种表现较为明显[2]。经过多年的发展，双城经济圈产业空间布局具有“两极强、中间弱”的鲜明特征。从产业竞争力角度出发的研究发现，双城经济圈整体产业竞争力呈现双主城区牵头，中枢发展轴凹陷的U型吊桥空间结构[3]。也有学者指出，双城经济圈两大极核城市出现了突出的产业同构现象，且中间地带尚未形成与极核协同发展的产业基础[4]。
综上，经历成渝经济区与成渝城市群发展阶段的多年积累，成渝地区产业发展已打下了良好基础，为双城经济圈发展阶段质量改善提供了前置条件。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提质增效需要把握区域产业发展的总体情况、理清当前面临的制约、设计科学合理的实践路径。
二、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特征
1.产业结构逐步改善
依据2016年《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对成渝城市群的空间划分，本文选取四川15个地级市及重庆市的27个区、县数据加总值作为基础数据样本，并通过整理相应县（市、区）三次产业产值及占比得到图1。在总量上，2010-2019年，双城经济圈三次产业增加值不断上升，其中，第三产业产值增长明显快于第一、二产业。这说明双城经济圈整体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与区域产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较为吻合。在结构层面，2010-2019年，双城经济圈整体呈现“一产占比降低，二产占比先升后降，三产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变化趋势。其中，第三产业比重于2016年超过第二产业比重，并在2018年超过地区GDP的50%，成为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源。这一演化轨迹体现了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发展动能逐步改善、发展质量不断提高的趋势。
2.产业集聚趋势明显
本文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 2002）将生产性服务业划分为“交通运输业、信息传输及计算机服务业、金融业、科研技术服务及地质勘查业、租赁及商品服务业”五大行业，以及根据制造业内涵界定，使用相关行业的就业数据①计算并比较双城经济圈各县（市、区）2010年和2018年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的区位熵，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双城经济圈整体呈现生产性服务业向成渝两大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除内江市和资阳市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熵略微上升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仅在成渝两大中心城市大幅增加，这说明两大中心城市具备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聚集能力。在制造业方面，双城经济圈外围区域制造业集聚度不断上升，尤其以德阳市和广安市最为突出。相对地，成都市制造业集聚度则出现了大幅下降，制造业向外转移、生产性服务业向内集聚的趋势显著，这也是成都市“集约化、规模化、涓滴化”产业发展模式的具体表现。与成都市不同，重庆市制造业集聚度约上升了0. 23，这说明重庆市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同时，也承接了一定的制造业转移②。
3.吸纳就业能力不断增强
就业是衡量产业发展活力的重要指标。图2报告了双城经济圈的就业规模与失业率。其中，图2 （a）描绘了2010-2019年双城经济圈整体就业规模与失业率，图2 （b）展示了2019年双城经济圈各县（市、区）就业规模与失业率①。总体来看，双城经济圈产业创造就业与吸纳就业的能力不断增强。由图2 （a）可知，双城经济圈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上涨，就业总量明显上升。此外，双城经济圈失业率在l%左右波动，显著低于全国平均失业率水平，这也进一步说明双城经济圈经济发展活力较强，解决就业能力较强。双城经济圈各县（市、区）在创造就业与吸纳就业方面的能力有显著差异。根据图2 （b），一方面，双城经济圈极核提供就业机会、吸纳劳动力的实力大于非极核的县（市、区）;另一方面，双城经济圈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匹配现象在县（市、区）层面上表现突出。失业率大于1%的有成都市、自贡市、遂宁市和乐山市，说明这4个城市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双城经济圈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相应，表现出非农化的趋势，且二产吸纳就业有所下降、三产吸纳就业明显上升。其中，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相对较为稳定，2016年达到峰值以后出现了下滑迹象，这可能与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升级有关，从而降低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三、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困境
1.协同建链水平不高
立足全国宏观视角看，双城经济圈产业选择与布局具有较强的同质性。重庆片区与四川片区产业发展重点有15个行业领域完全一致①，同质化竞争无可避免。成渝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主要原因在于：川渝两地要素基础与禀赋类似、地理区位相近、行政体制分割下激烈的地方政府竞争以及成渝“中部塌陷区域”行政单元相对独立发展。尽管两大极核区域重点选择与布局的产业相近，但在产业链条环节上却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且非极核区域在发展特色产业的同时围绕极核区域重点产业进行了相关配套布局，从而这些地区也形成了微观的差异化产业格局。理论上，这种相对独立、近似匀质的状态有利于双城经济圈在空间范围内充分整合利用产业发展资源，围绕具有较大影响力、较强竞争力的优势产业统筹布局关联产业，延伸拓展产业链与价值链。然而，囿于竞争惯性、市场分割、经济网络不紧密等因素影响，双城经济圈产业同质化竞争依然相对激烈，建构区域协同化、一体化的产业链与价值链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2.创新能力相对不强
产业发展质量提升离不开创新，而且与区域创新格局有着重要关联。双城经济圈创新强度水平（R&D经费占GDP比重）较低，其地理分布也不均衡。2019年双城经济圈创新强度约为2.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与北京（6.3%）、上海（4%）等发达地区差距显著。如图4所示，双城经济圈R&D经费投入主要集中于两大极核区域②，非极核区域R&D经费占比并不高。
从整体上看，双城经济圈处于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的转化阶段。根据2019年四川进口设备免税统计数据，近4年来高档数控机床进口额占比高达53%③，这侧面表明了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进程中模仿创新与技术引进的特征。双城经济圈规模以上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较少，产品科技含量与附加值不高。从典型城市专利授权量分析，2019年重庆市是43870项，成都市是50775项，远低于一线城市北京（131716项）、上海（100600项）、广州（104813项）和深圳（166600项）的专利授权量（详见表3）。综上，双城经济圈技术支撑能力以及创新产出水平明显低于发达地区，距离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创新维度方面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3.高技能人才较为缺乏
劳动力要素是产业发展最基本的要素。双城经济圈劳动力资源丰裕富足，极核区域的人口流人和非极核区域的人口流出能够印证这一点（详见图5，负号代表人口流出）。一方面，双城经济圈极核吸纳人口能力较强，劳动力呈现持续输入态势。2015——2019年，成都市每年流人的劳动力超过150萬人，流人重庆市九大主城区的劳动力更多，每年超过180万人。另一方面，双城经济圈非极核县（市、区）的人口流动长期呈现出净流出状态，且劳动力输出规模较大。重庆非极核区县每年人口净流出规模在470万人以上，而四川省非极核县（市、区）劳动力输出规模更是在830万以上。可见，双城经济圈劳动要素流动性高、规模较大，能够为产业发展提供良好基础。
尽管双城经济圈拥有众多高等院校，每年均培养出大量专业特色突出、技能水平较高的人才，但留在成渝地区工作的比例却不高，有相当一部分流向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天津等新一线城市。究其原因，双城经济圈本地企业培育不够，能够提供的合适工作岗位较为有限。尤其在金融和计算机方面，成都市和重庆市每年都有大量的高校毕业生流向深圳、上海、北京、杭州这些金融和电子信息产业更为发达的城市。以西南财经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两校2020年的金融专业和计算机专业毕业生留在川渝地区工作的比例也仅50%左右，其余毕业生则主要流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详见表2）。金融和电子信息产业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关键支撑，然而这些专业人才的大量外流使得本属于双城经济圈的比较优势转移到了其他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双城经济圈产业高质量发展。
四、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提质路径
1.建构产业协同发展的合理布局
城市群发展规划能够有效推动区域要素流动与高效集聚，行之有效的政策规划是释放区域发展活力、实现发展中营造平衡的重要推动力量[5]。因而，双城经济圈应协同编制不同层级、不同类别规划，推动形成产业协同布局的有效支撑。一是依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编制双城经济圈各类规划。成都和重庆两大中心城市应率先从该规划纲要出发，积极对接、协同调整各自产业发展方向。在成都都市圈、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编制及其调整过程中，两地应加强信息沟通，推动两大都市圈的产业选择与布局协同。二是双城经济圈毗邻地区以及极核区域与非极核区域在编制城市空间规划、产业发展规划时均应主动对接，平等协商融入各自的优势，基于双城经济圈全域空间范围构建产业链，形成布局科学、特色鲜明、经济集约的产业体系。三是积极优化产业分工，发挥“1十1>2”的互补优势，加快推动跨越行政单位的高能级产业集群构建。双城经济圈应基于本地的比较优势，立足于整个经济圈“一盘棋”的视角，在各自优势产业中“优中择优”，坚持错位发展、有序竞争，促进产业高效分工、双向转移，加快形成产业合理分工格局。例如，充分发挥重庆市装备制造业、汽车产业等以及成都市高端服务业、电子信息产业等比较优势，推动两城及其辐射地区的产业整合，形成特色优势突出的产业集群，释放集聚红利。
加快优化公共资源的一体化配置，降低要素与产品跨地域流动成本，夯实产业协同发展的要素支撑。完善的公共资源配置是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是产业协同发展与提质增效的重要支撑。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应在公共资源一体化配置方面加大建设力度。一是应加强各子区域之间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衔接，加强中心城市内部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轨道交通、快速通道、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内联外通水平，缩减要素与产品的流动时间。二是有条件的地区应扩大双城经济圈公共交通“一卡通”的覆盖空间范围，加快推进医保、社保、公积金等公共服务的跨地域办理，形成统一的公共服务共享机制，促进要素低成本自由流动。 2.筑牢产业提质的创新基础
注重补齐科研基础设施短板。一是加强科学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成都、重庆与绵阳的科学城应结合科研行业结构，积极策划、配置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科技研发创造有利环境。二是积极提升基础科学创新能力。应积极利用成渝两城的相对优势，加强与创新资源优势单位对接，加强国家级实验室及实验平台与市内高等院校的合作力度。充分发挥双城经济圈核动力、电子信息业、生物制药等研究优势，促进国家实验室落户，促进科研产业能级提升。三是加大高端科技人才引进力度。加大高端人才落户的政策优惠力度，积极吸纳海内外高技能人才落户双城经济圈;通过解决高水平学历毕业生落户、住房补贴、子女教育等问题促进高技能人才集聚，破解双城经济圈的高技能人才失衡问题。
形成产学研高效协同创新体系。一是加强双城经济圈高技术企业与高等学校的合作。着力创新科研人才培养机制，搭建高等学校与高技术企业的合作平台，强化理论应用能力，拓宽高技术企业吸纳高水平优秀应届生的就业路径，确保高技术企业保持活力。二是稳固双城经济圈高技术企业与研究所、科研实验室的合作。通过构建技术合作开发平台，促进高技术企業与科学研究所合作效率提升，形成“科技支持企业、资本支撑创新”格局。
着力建构内外协同创新网络。一是着力打造由极核城市、中心城市以及节点城市支撑的三层协同创新网络。成渝两城应利用自身在创新网络中的地位及桥梁的角色引导其他节点城市进行创新联系[6]。联合争取更多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落地成渝地区，支撑创新主体在基础研发、技术应用与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建立优势科技资源共享机制，推动双方技术资源开放互通。二是着力增强双城经济圈在全国创新体系的节点能级。着力加强双城经济圈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成熟科技园区的研发合作与知识共享。立足优势产业，构建跨省域技术合作平台，提升双城经济圈科技研发在全国创新合作网络中的地位。三是参与更大空间尺度的科创合作。双城经济圈创新主体应组建或参与“一带一路”科学城联盟、“一带一路”技术转移协作联盟，积极举办“一带一路”科技创新交流合作活动，加大与周边国家的科技合作力度，促进与沿线地区的科技人文交流。
3.引导产业发展协作共赢
加速推动跨地区产业协作。双城经济圈有必要“建立跨市域的合作机构与有效的城际协调机制，实现跨行政区的管理协调”[7]，促进跨地域产业协作。以常态化的省级党政联席会议机制为抓手，协调推进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领域的重点任务、重大改革及重大项目等落到实处。建立健全双城经济圈内不同城市之间的合作共建机制，加快跨地域交通、环境、人才、资源、公共服务等合作建设机制，破除条块分割，形成互通有无的全方位产业合作格局，高效推动跨地域产业协作。
充分利用市场力量促进产业协作共赢。双城经济圈的产业协作共赢发展应在做好政府引导与政策支持的工作基础上，逐步形成市场主导模式。积极消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制约，构建统一的要素大市场，形成产业协作共赢发展的要素支撑。着力畅通产品市场的行政壁垒，逐步放开本地市场，促进商品在成渝地区充分竞争，倒逼微观主体转型升级，塑造产业协作增效空间。
参考文献：
[1]冯月，刘志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区域差距及其驱动因素[J].财经科学，2021，（05）.
[2]金晓雨，张婷.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分工演变与城市生产率——从产业分工走向功能分工[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0，（11）.
[3]丁任重，王河欢.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竞争力评价及协同发展研究[J].中国西部，2020， （06）.
[4]李优树，冯秀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国产业协同发展研究[J].中国西部，2020，（04）.
[5]李洪涛，王丽丽，国家创新型试点政策对要素流动及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20，（05）.
[6]刘友金，罗登辉，城际战略产业链与城市群发展战略[J].经济地理，2009，（04）.
[7]魏良益，李后强.从博弈论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J].经济体制改革，2020，（04）.
（责任编辑 王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