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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爱玲散文《流言》富于现代性的苍凉美学，自成一格，对散文语言题材的开阔确有新境。于其中，能看到上海这个有着极其特殊地理位置和社会文化的都市对张爱玲散文日常化写作极为重要的影响，并从中体味到其精粹；能捕捉到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女性对精致细腻生活的刻意追求；能实现个体解放和女性意识的觉醒的思想趋势，也可以清晰而又模糊地看到在都市的欲望下驱动的人的欲望及人对欲望的放纵。
关键词：上海；日常化写作；物欲；张爱玲；女性意识；都市意识
引言：
张爱玲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她的《传奇》一书出版，就已成为上海文化界最畅销的书，而散文《流言》则在两个月后首次出版发行至第二版。张爱玲的散文和小说成为上海文坛上一个独特的流派，她的散文《流言》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小说新颖的叙事风格，圆润的艺术手法，成为现代散文中的奇葩。张爱玲的散文多用自身的体验去感知小市民阶层的世俗生活，反倒很少涉猎所处时代的政治主题。
《流言》中大多数散文是以琐碎和普通的日常生活为主题，而日常生活方式成为张爱玲散文笔下关注的中心。张爱玲写了一些平凡而琐碎的日常故事，能超脱世俗，以小见大，雅致清脱。从而展现出作品中独特的人生感悟。有世俗的人情世故，有琐碎的生活百态，从生活入手，逐渐升华，展现出张爱玲散文独特的人情练达。
在《流言》中我们不仅能够品味到其散文的独特风格，也能从中发现上海这座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文化历史的都市对张爱玲散文的深远影响。《流言》能捕捉到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女性对精致细腻生活的刻意追求；能实现个体的解放和女性意識的觉醒的思想趋势，也可以清晰而又模糊地看到在都市的欲望下驱动的人的欲望及人对欲望的放纵。
一、都市文化依托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正处于沦陷期。政治上的高压，社会的动荡，文化的禁锢，沦陷区人们得过且过的心态，给予了上海新一轮文化的发展。读者们更多的期盼将文学当作一场消遣，而不是早期的批判、大义式的一味号召反对文风。于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以张爱玲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抓住时代的潮流以自己不同于传统散文的姿态入驻当时的上海文化界。
张爱玲散文尤为受到市民阶层的喜欢，最大的特色是她擅长于将江南一带的文化融入到作品创作中，带有浓厚的世俗气息，无疑这也是市民阶层欢喜的一个原因。雅与俗是文学两种不同的形式。有人认为张爱玲的作品是大雅，亦有人觉得她的作品俗不可耐。但张爱玲本人从未对此去争议。
反倒是她从未轻看过俗文学，反而一直是带着审视而欣赏的目光去关注这些民间文化。并将民间文化很好的用于自己的作品创作中。对于“看戏”这项传统的民间文化，张爱玲可以说是痴迷。她想去看别人认为破烂、低俗的上海已经过时的“蹦蹦戏”，她自己是感兴趣的，所以由着这种兴趣好不容易看过戏后，反倒倍感伤心；而对于“绍兴戏”，这种在乡下演出的地方戏曲，她亦是能从“俗”中品味出“雅”。张爱玲以其独具慧眼的视角和超乎常人的感悟能力，从戏曲中看出“象征手法”：“那布景拆下来原来是用它代表床帐。戏台上打杂的两手执着两边的竹竿，撑开的绣花幔子，在一旁伺候着。但看两人调情到热烈之际，那不怀好意的床帐便涌上前来。看样子又像是不成功了，那张床便又悄然退了下去。我在台下惊讶万分——如果用在现代戏剧里，岂不是最大胆的象征手法。”
但对于传统文化，张爱玲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张爱玲说《洋人看京戏及其他》里《红鬃烈马》这出戏无微不至地描写了男性的自私。一句话就撕下了传统文化温情脉脉的面纱。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薛仁贵将她泰然地搁在寒窑里像冰箱里的一尾鱼，最终等来的是在代战公主的领土里做了皇后，在当权的妾的手里讨生活，不到十八天就死了。传统文化里薛平贵虽然对女人不甚体谅，却依旧被描绘成为一个好人。而张爱玲只是淡淡地道上一句：“京戏的可爱就在这种浑朴含蓄处”轻描淡写地嘲讽了人性的自私。充分的体现出她对自己文章的那句评价：“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而只是以其独有的写作方式来探讨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用其细腻的笔折射出人性自私的一面。
二、都市女性思想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张爱玲的散文充满了一种女性意识，不仅指她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观察生活，更重要的是，她关注女性的社会处境和地位，对于女性心理与女性的命运有着深刻的意识与反思。她通过对女性意识的关注，对女性自身解放和觉醒的认识来展现都市意识的觉醒。
张爱玲对笔下女性的态度是冰冷犀利、复杂而又刻薄的。这与她自身童年的种种经历密不可分。在《童言无忌》中，对于母亲的描述，她认为是“辽远而神秘的”“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是一种生疏的刺激性”种种幼年生活中母亲给她带来的心理创伤，使她在潜意识对女性产生了审视且冰冷犀利的态度。即使是这样，她对于女性的态度依然使复杂的。对于女性在时代中的生存模式，是带着嘲讽的口吻极尽讽刺之能，又充满着满怀的关切和同情的。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谈女人》中，她提到“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一方面，她对于以身体悦人的女性处境是同情的，另一方面，她对于女性是持肯定的态度的：“女人纵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地母”的根芽。可爱的女人实在是真可爱。”
三、都市情感意识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已经初具都市化的气息，精明的上海人在经济结构的商品化下，变得更加重视物质，重视个人的生活品质。上海女人自身的那种坚强劲是为了生存，为了更好的生存，所以他们所做出的选择也往往带有浓厚的物欲。
欲望包括物欲和情欲。生存权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人的第一需要是对生存的追求也就是对物质的追求。“人们由于其身体构造而表现的固有的要求，例如饮食的需要和对行动的需要，等于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因此不可设想在任何情况下，这些需要会停止存在。” 在张爱玲的散文中，她对物质的强烈追求丝毫不加掩饰。她直言不讳自己对物欲的追求，对金钱的喜爱，以及她自身市俗的进取心。在《童言无忌·钱》中写道她第一次赚钱，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在金钱观上，她说：“我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个拜金主义者。”“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对于功名以及自己世俗的追求，在《（传奇）再版序》中展现的鲜明肆意：“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甚至还催促着道“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她喜欢《红楼梦》、《聊斋志异》以及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在《必也正名乎》中为自己辩护：“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不仅如此，在张爱玲的散文里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她对于世俗生活的描绘和喜爱。在《公寓生活记趣》、《说胡萝卜》、《道路以目》、《中国的日夜》、《草炉饼》等散文中，张爱玲一遍又一遍地描述着那俗得不能再俗的市井凡人、從家常细事说起，谈吃、谈穿、谈日常、谈钱、谈女人、谈自己的生活。她把这些描述成夸张的大特写，绘成了一幅四十年代凋零散乱、琐碎庸俗而又真实自然的大上海生活画面。
纵观《流言》，到处是对俗人俗事、俗欲俗趣的描绘。《公寓生活记趣》中，原本乏味、嘈杂而凌乱的公寓生活在张爱玲的笔下变得灵动而富有浓浓柴米油盐的生活气息：热水龙头声、风声雨味、摇曳的淡灯、街道上的喧声、电车的韵味、卖吃食小贩的叫卖声，甚至于她笔下开电梯的人物都浑身上下具有烟火缭绕的气息：炒茶烙饼、牛奶瓶装豆浆、读小报……《道路以目》里：扇出滚滚白烟的小火炉、霞飞路上各色各式的橱窗、氤氲至无名不散的芳邻蛋糕、守着锅，蹲踞在地上，满怀的火光中的孩子……张爱玲把破烂和庸俗的东西一并写的活色生香，显得是那么得生动活泼而富有生活的气息，人世间最为庸俗和琐碎的一幕幕在她的笔下生花。
张爱玲对日常生活的描述，不仅具有很强的世俗化倾向，她甚至将这样的世俗化融化在学术中，即：“让科学在世俗中消融，让世界闪耀智慧”。当谈论歌剧、服饰、姓名、绘画、舞蹈、音乐、诗歌、语言、宗教、道德伦理……这些形而下的或形而上的话题时，她也是世俗化的眼光来看待。她自由的评论，没有拘束的表达着“张看”的观点。然而，她非不懂装懂，正如她所说，她用冷静客观开放的眼光到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的洞穴中探险。《更衣室》写的中国妇女服装的面料、色彩、对沧桑百年的风格，让历史学家也“叹为观止”。而《中国人的宗教》一文中所涉及的关于生死、地狱、天堂等15个问题，一阵见血式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文章所拥有的批判力量也极大地得到了提高，她的散文藏在俗的背后“奇异的智慧”也体现的淋漓尽致。
四、结语
张爱玲写散文，多写身边琐碎日常之事。写不好常常会流入平淡，但在她的笔下，偏偏是“逞才使气”，她不仅“自出手跟，自铸新词”，还在遣词造句上，充分运用比喻和拟人化的手法，让文章显得分外妖娆俊俏，也不乏情趣盎然，生动活泼。而她在《流言》的创作中，创造出一种既有陌生化的效果又贴切自然的比喻，突破了新感觉派小说语言中一些晦涩难懂的弊病，使得她的散文更加多姿多彩。
在中国现代散文随笔的流变中，张爱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她的散文自成一格，对散文语言及题材的开拓确有新意。张爱玲散文富于现代性的苍凉美学，她横跨散文的现代与后现代，她的散文对于研究者、创作者皆有意义。
关键词：上海；日常化写作；物欲；张爱玲；女性意识；都市意识
引言：
张爱玲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她的《传奇》一书出版，就已成为上海文化界最畅销的书，而散文《流言》则在两个月后首次出版发行至第二版。张爱玲的散文和小说成为上海文坛上一个独特的流派，她的散文《流言》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小说新颖的叙事风格，圆润的艺术手法，成为现代散文中的奇葩。张爱玲的散文多用自身的体验去感知小市民阶层的世俗生活，反倒很少涉猎所处时代的政治主题。
《流言》中大多数散文是以琐碎和普通的日常生活为主题，而日常生活方式成为张爱玲散文笔下关注的中心。张爱玲写了一些平凡而琐碎的日常故事，能超脱世俗，以小见大，雅致清脱。从而展现出作品中独特的人生感悟。有世俗的人情世故，有琐碎的生活百态，从生活入手，逐渐升华，展现出张爱玲散文独特的人情练达。
在《流言》中我们不仅能够品味到其散文的独特风格，也能从中发现上海这座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文化历史的都市对张爱玲散文的深远影响。《流言》能捕捉到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女性对精致细腻生活的刻意追求；能实现个体的解放和女性意識的觉醒的思想趋势，也可以清晰而又模糊地看到在都市的欲望下驱动的人的欲望及人对欲望的放纵。
一、都市文化依托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正处于沦陷期。政治上的高压，社会的动荡，文化的禁锢，沦陷区人们得过且过的心态，给予了上海新一轮文化的发展。读者们更多的期盼将文学当作一场消遣，而不是早期的批判、大义式的一味号召反对文风。于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以张爱玲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抓住时代的潮流以自己不同于传统散文的姿态入驻当时的上海文化界。
张爱玲散文尤为受到市民阶层的喜欢，最大的特色是她擅长于将江南一带的文化融入到作品创作中，带有浓厚的世俗气息，无疑这也是市民阶层欢喜的一个原因。雅与俗是文学两种不同的形式。有人认为张爱玲的作品是大雅，亦有人觉得她的作品俗不可耐。但张爱玲本人从未对此去争议。
反倒是她从未轻看过俗文学，反而一直是带着审视而欣赏的目光去关注这些民间文化。并将民间文化很好的用于自己的作品创作中。对于“看戏”这项传统的民间文化，张爱玲可以说是痴迷。她想去看别人认为破烂、低俗的上海已经过时的“蹦蹦戏”，她自己是感兴趣的，所以由着这种兴趣好不容易看过戏后，反倒倍感伤心；而对于“绍兴戏”，这种在乡下演出的地方戏曲，她亦是能从“俗”中品味出“雅”。张爱玲以其独具慧眼的视角和超乎常人的感悟能力，从戏曲中看出“象征手法”：“那布景拆下来原来是用它代表床帐。戏台上打杂的两手执着两边的竹竿，撑开的绣花幔子，在一旁伺候着。但看两人调情到热烈之际，那不怀好意的床帐便涌上前来。看样子又像是不成功了，那张床便又悄然退了下去。我在台下惊讶万分——如果用在现代戏剧里，岂不是最大胆的象征手法。”
但对于传统文化，张爱玲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张爱玲说《洋人看京戏及其他》里《红鬃烈马》这出戏无微不至地描写了男性的自私。一句话就撕下了传统文化温情脉脉的面纱。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薛仁贵将她泰然地搁在寒窑里像冰箱里的一尾鱼，最终等来的是在代战公主的领土里做了皇后，在当权的妾的手里讨生活，不到十八天就死了。传统文化里薛平贵虽然对女人不甚体谅，却依旧被描绘成为一个好人。而张爱玲只是淡淡地道上一句：“京戏的可爱就在这种浑朴含蓄处”轻描淡写地嘲讽了人性的自私。充分的体现出她对自己文章的那句评价：“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而只是以其独有的写作方式来探讨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用其细腻的笔折射出人性自私的一面。
二、都市女性思想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张爱玲的散文充满了一种女性意识，不仅指她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观察生活，更重要的是，她关注女性的社会处境和地位，对于女性心理与女性的命运有着深刻的意识与反思。她通过对女性意识的关注，对女性自身解放和觉醒的认识来展现都市意识的觉醒。
张爱玲对笔下女性的态度是冰冷犀利、复杂而又刻薄的。这与她自身童年的种种经历密不可分。在《童言无忌》中，对于母亲的描述，她认为是“辽远而神秘的”“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是一种生疏的刺激性”种种幼年生活中母亲给她带来的心理创伤，使她在潜意识对女性产生了审视且冰冷犀利的态度。即使是这样，她对于女性的态度依然使复杂的。对于女性在时代中的生存模式，是带着嘲讽的口吻极尽讽刺之能，又充满着满怀的关切和同情的。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谈女人》中，她提到“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一方面，她对于以身体悦人的女性处境是同情的，另一方面，她对于女性是持肯定的态度的：“女人纵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地母”的根芽。可爱的女人实在是真可爱。”
三、都市情感意识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已经初具都市化的气息，精明的上海人在经济结构的商品化下，变得更加重视物质，重视个人的生活品质。上海女人自身的那种坚强劲是为了生存，为了更好的生存，所以他们所做出的选择也往往带有浓厚的物欲。
欲望包括物欲和情欲。生存权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人的第一需要是对生存的追求也就是对物质的追求。“人们由于其身体构造而表现的固有的要求，例如饮食的需要和对行动的需要，等于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因此不可设想在任何情况下，这些需要会停止存在。” 在张爱玲的散文中，她对物质的强烈追求丝毫不加掩饰。她直言不讳自己对物欲的追求，对金钱的喜爱，以及她自身市俗的进取心。在《童言无忌·钱》中写道她第一次赚钱，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在金钱观上，她说：“我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个拜金主义者。”“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对于功名以及自己世俗的追求，在《（传奇）再版序》中展现的鲜明肆意：“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甚至还催促着道“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她喜欢《红楼梦》、《聊斋志异》以及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在《必也正名乎》中为自己辩护：“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不仅如此，在张爱玲的散文里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她对于世俗生活的描绘和喜爱。在《公寓生活记趣》、《说胡萝卜》、《道路以目》、《中国的日夜》、《草炉饼》等散文中，张爱玲一遍又一遍地描述着那俗得不能再俗的市井凡人、從家常细事说起，谈吃、谈穿、谈日常、谈钱、谈女人、谈自己的生活。她把这些描述成夸张的大特写，绘成了一幅四十年代凋零散乱、琐碎庸俗而又真实自然的大上海生活画面。
纵观《流言》，到处是对俗人俗事、俗欲俗趣的描绘。《公寓生活记趣》中，原本乏味、嘈杂而凌乱的公寓生活在张爱玲的笔下变得灵动而富有浓浓柴米油盐的生活气息：热水龙头声、风声雨味、摇曳的淡灯、街道上的喧声、电车的韵味、卖吃食小贩的叫卖声，甚至于她笔下开电梯的人物都浑身上下具有烟火缭绕的气息：炒茶烙饼、牛奶瓶装豆浆、读小报……《道路以目》里：扇出滚滚白烟的小火炉、霞飞路上各色各式的橱窗、氤氲至无名不散的芳邻蛋糕、守着锅，蹲踞在地上，满怀的火光中的孩子……张爱玲把破烂和庸俗的东西一并写的活色生香，显得是那么得生动活泼而富有生活的气息，人世间最为庸俗和琐碎的一幕幕在她的笔下生花。
张爱玲对日常生活的描述，不仅具有很强的世俗化倾向，她甚至将这样的世俗化融化在学术中，即：“让科学在世俗中消融，让世界闪耀智慧”。当谈论歌剧、服饰、姓名、绘画、舞蹈、音乐、诗歌、语言、宗教、道德伦理……这些形而下的或形而上的话题时，她也是世俗化的眼光来看待。她自由的评论，没有拘束的表达着“张看”的观点。然而，她非不懂装懂，正如她所说，她用冷静客观开放的眼光到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的洞穴中探险。《更衣室》写的中国妇女服装的面料、色彩、对沧桑百年的风格，让历史学家也“叹为观止”。而《中国人的宗教》一文中所涉及的关于生死、地狱、天堂等15个问题，一阵见血式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文章所拥有的批判力量也极大地得到了提高，她的散文藏在俗的背后“奇异的智慧”也体现的淋漓尽致。
四、结语
张爱玲写散文，多写身边琐碎日常之事。写不好常常会流入平淡，但在她的笔下，偏偏是“逞才使气”，她不仅“自出手跟，自铸新词”，还在遣词造句上，充分运用比喻和拟人化的手法，让文章显得分外妖娆俊俏，也不乏情趣盎然，生动活泼。而她在《流言》的创作中，创造出一种既有陌生化的效果又贴切自然的比喻，突破了新感觉派小说语言中一些晦涩难懂的弊病，使得她的散文更加多姿多彩。
在中国现代散文随笔的流变中，张爱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她的散文自成一格，对散文语言及题材的开拓确有新意。张爱玲散文富于现代性的苍凉美学，她横跨散文的现代与后现代，她的散文对于研究者、创作者皆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