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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国庆节前夕,深圳评选出来的30年杰出人物和杰出创新人物中,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000063.SZ)董事长侯为贵均名列前茅。这两顶桂冠或许正好可以作为25年来侯为贵带领中兴不断获得成功的一个注脚:其杰出的业绩源于杰出的创新。如果说企业的创新体现在市场能力和技术能力的完美结合,那么用传统文化来解读,就是“君子而时中”。
踏准市场鼓点
与任正非“狼性文化”相较,中兴的创始人侯为贵多年来走的是一条中庸之道,并被称之为“全面分散企业风险的中庸之道”。侯为贵对此未予置评,其中的原因除了他认为中兴作为上市公司可以任人评说之外,根本之处在于“全面分散企业风险”是防御性的,作为科技领先的企业更应当引领潮流,在市场上做到“君子而时中”。
儒家认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兴精准地踩着中国电信业的发展鼓点,几乎抓住了产业近年来每一个新的市场机会。2002年,在许多厂商对小灵通市场并不看好时,侯为贵敏锐地察觉到了小灵通业务背后的商机,在公司2004年的250亿元销售额中,小灵通占了120亿元。2007年,中兴举债40亿元投入TD-SCDMA,在当时TD牌照未发的情况下,对TD前景胸有成竹。2008年4月,中国移动TD-SCDMA正式启动3G手机市场。
如果以为踩准市场热点的“君子而时中”靠的是好运气,那就错了:决定因素是背后的道。侯为贵坚持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为导向,在中兴企业文化手册中明确规定,对外交往、宣传以及发布公司业绩要坚持诚信务实的原则。秉承服务客户的理念,将客户随时变化的要求作为一种市场信息用于指导企业发展,“君子而时中”就没有悬念。
不让儿子做部长
2009年,素有中国企业管理领域“诺贝尔奖”之称的“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颁给了侯为贵,表彰的是他领导中兴数万余名员工成功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体现中华文化的中兴之路。一般认为,侯为贵是低调的,他倡导的“温清文化”与中庸管理有不解之缘。中兴之路刷新了中庸哲学的一个千古陈词。
这个千古陈词就是把中庸之道当作搞折中,即所谓的“扣其两端,允执其中”。侯为贵在企业内部处理各种两难问题的实践告诉我们,“恰到好处”的解决方案并非是各方力量博弈后的折中,其中存在着是与非、优与劣的取舍或评判。为了解决执行乏力和官僚主义的消极作用,侯为贵支持创办了专门揭露中兴内部阴暗面的《中兴内参》,每期都在上面写批注,绝不回避矛盾。中兴的企业文化中,有着不能容忍的行为底线,即“故意虚假报账”等五条高压线,无论何人,一旦触及,一律开除,没有商量的余地。
企业发展当然需要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等“两端”的关系,但是这和企业追求卓越的努力是两回事。在市场上如果做不到“君子而时中”,中庸管理极有可能是甘于平庸。中国电信业者在印度与美国的业务受阻之际,中兴在欧洲市场获得突破,拿下了2亿欧元的订单。听到有记者将中兴视为“第二个华为”,中兴总裁史立荣极为不快:“我们更加透明,而且不那么咄咄逼人。”显然,史立荣这种“中庸”式的表态绝非“允执其中”。侯为贵在这方面锋芒毕露:目标是在近三年使中兴能进入全球通讯设备前三强。
中庸哲学中有和为贵的内涵,侯为贵在企业内外也非常重视和为贵,他一方面在企业文化中强调“互相尊重”,另一方面是在各种矛盾中始终保持进取心。实现的途径是“反求诸己”,即以身作则,严格自律。侯为贵有个儿子曾在中兴工作,有一些员工联名请求让他儿子当部长,但主管的总经理认为不合适,不同意。后来,这名总经理去侯为贵那里汇报这件事,侯为贵当即表示这名总经理做得正确。早年侯为贵的亲戚中也有一些到中兴工作的,但都必须从最基层做起,至于能否得到提升,则取决于这些亲戚的能力,不能享受特殊待遇。在公平、公正氛围中的和为贵,就不难实现企业的“包容性增长”。
划水的鸭子
有人说侯为贵是一个“温和的机会主义者”,从表相上看,这或许符合侯为贵的处事特征,但如果以为侯为贵在本质上也是如此,那是一种误读,甚至是一种贬损。因为“君子而时中”的背后,需要一种执着精神。侯为贵对牛很感兴趣,那大概是因为用牛的形象表征中庸管理的执着精神非常恰当。
按照《中庸》的说法,执着就是对道的坚守、遵循,而企业家对道的坚守只能体现为产品和服务的“君子而时中”,否则再好的中庸管理也没有实际意义。然而,执着的精神可以是锋芒毕露的,可以是含蓄的,后者更容易取得让外界意想不到的效果。中兴把中庸管理的执着形象比喻成“划水的鸭子”:鸭子划水,上面看起来不动,但下面在拼命划。也就是说,每一位员工表面上都平静规矩,实际上都在努力工作。“划水的鸭子”在企业层面上的表现就是坚持稳健经营,尽管背后有痛苦的挣扎。
与锋芒毕露的比较容易“变脸”不同,含蓄的执着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更具有韧性。中兴能够踩准市场热点就与灵魂人物侯为贵的执着有很大关系。在形势极具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侯为贵常常扮演着既定方向唯一的坚持者和支持者的角色。决定上CDMA项目后,由于资金和政策的反复,这一项目的实施遭到内部的抵制,以至最后拆散项目组的通知都发出了。一天早晨,主持CDMA研发的技术人员遇到了侯为贵,侯为贵顺便问起项目进展情况,当他获悉项目组已解散的情况后,又气又急,“谁说要停的啊”。在他的跟踪下,这个项目终于结出了正果。由此我们也可以读出“不偏”、“不易”的积极意义。
被媒体称之为通讯业偏执狂时代的中庸之道,中兴的中庸管理意义并不限于通讯业。比如低调,但从不放过机会。中兴在印度市场中虽然不赚钱也没有放弃。侯为贵认为,把印度市场巩固住,对中兴怎么控制成本、精打细算是一种锻炼。面对媒体“领导人应该具备何种基本素养”的提问,侯为贵的回答是:领导人各方面都不能有太大的短板,一个领导带一个团队,首先是能够打胜仗,同时要体现君子之风。这个君子之风是创新而不是与对手的恶性竞争。创新不是模仿中的折中,而是比较充分的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直至在行业标准的制定上享有相当的话语权。
踏准市场鼓点
与任正非“狼性文化”相较,中兴的创始人侯为贵多年来走的是一条中庸之道,并被称之为“全面分散企业风险的中庸之道”。侯为贵对此未予置评,其中的原因除了他认为中兴作为上市公司可以任人评说之外,根本之处在于“全面分散企业风险”是防御性的,作为科技领先的企业更应当引领潮流,在市场上做到“君子而时中”。
儒家认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兴精准地踩着中国电信业的发展鼓点,几乎抓住了产业近年来每一个新的市场机会。2002年,在许多厂商对小灵通市场并不看好时,侯为贵敏锐地察觉到了小灵通业务背后的商机,在公司2004年的250亿元销售额中,小灵通占了120亿元。2007年,中兴举债40亿元投入TD-SCDMA,在当时TD牌照未发的情况下,对TD前景胸有成竹。2008年4月,中国移动TD-SCDMA正式启动3G手机市场。
如果以为踩准市场热点的“君子而时中”靠的是好运气,那就错了:决定因素是背后的道。侯为贵坚持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为导向,在中兴企业文化手册中明确规定,对外交往、宣传以及发布公司业绩要坚持诚信务实的原则。秉承服务客户的理念,将客户随时变化的要求作为一种市场信息用于指导企业发展,“君子而时中”就没有悬念。
不让儿子做部长
2009年,素有中国企业管理领域“诺贝尔奖”之称的“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颁给了侯为贵,表彰的是他领导中兴数万余名员工成功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体现中华文化的中兴之路。一般认为,侯为贵是低调的,他倡导的“温清文化”与中庸管理有不解之缘。中兴之路刷新了中庸哲学的一个千古陈词。
这个千古陈词就是把中庸之道当作搞折中,即所谓的“扣其两端,允执其中”。侯为贵在企业内部处理各种两难问题的实践告诉我们,“恰到好处”的解决方案并非是各方力量博弈后的折中,其中存在着是与非、优与劣的取舍或评判。为了解决执行乏力和官僚主义的消极作用,侯为贵支持创办了专门揭露中兴内部阴暗面的《中兴内参》,每期都在上面写批注,绝不回避矛盾。中兴的企业文化中,有着不能容忍的行为底线,即“故意虚假报账”等五条高压线,无论何人,一旦触及,一律开除,没有商量的余地。
企业发展当然需要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等“两端”的关系,但是这和企业追求卓越的努力是两回事。在市场上如果做不到“君子而时中”,中庸管理极有可能是甘于平庸。中国电信业者在印度与美国的业务受阻之际,中兴在欧洲市场获得突破,拿下了2亿欧元的订单。听到有记者将中兴视为“第二个华为”,中兴总裁史立荣极为不快:“我们更加透明,而且不那么咄咄逼人。”显然,史立荣这种“中庸”式的表态绝非“允执其中”。侯为贵在这方面锋芒毕露:目标是在近三年使中兴能进入全球通讯设备前三强。
中庸哲学中有和为贵的内涵,侯为贵在企业内外也非常重视和为贵,他一方面在企业文化中强调“互相尊重”,另一方面是在各种矛盾中始终保持进取心。实现的途径是“反求诸己”,即以身作则,严格自律。侯为贵有个儿子曾在中兴工作,有一些员工联名请求让他儿子当部长,但主管的总经理认为不合适,不同意。后来,这名总经理去侯为贵那里汇报这件事,侯为贵当即表示这名总经理做得正确。早年侯为贵的亲戚中也有一些到中兴工作的,但都必须从最基层做起,至于能否得到提升,则取决于这些亲戚的能力,不能享受特殊待遇。在公平、公正氛围中的和为贵,就不难实现企业的“包容性增长”。
划水的鸭子
有人说侯为贵是一个“温和的机会主义者”,从表相上看,这或许符合侯为贵的处事特征,但如果以为侯为贵在本质上也是如此,那是一种误读,甚至是一种贬损。因为“君子而时中”的背后,需要一种执着精神。侯为贵对牛很感兴趣,那大概是因为用牛的形象表征中庸管理的执着精神非常恰当。
按照《中庸》的说法,执着就是对道的坚守、遵循,而企业家对道的坚守只能体现为产品和服务的“君子而时中”,否则再好的中庸管理也没有实际意义。然而,执着的精神可以是锋芒毕露的,可以是含蓄的,后者更容易取得让外界意想不到的效果。中兴把中庸管理的执着形象比喻成“划水的鸭子”:鸭子划水,上面看起来不动,但下面在拼命划。也就是说,每一位员工表面上都平静规矩,实际上都在努力工作。“划水的鸭子”在企业层面上的表现就是坚持稳健经营,尽管背后有痛苦的挣扎。
与锋芒毕露的比较容易“变脸”不同,含蓄的执着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更具有韧性。中兴能够踩准市场热点就与灵魂人物侯为贵的执着有很大关系。在形势极具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侯为贵常常扮演着既定方向唯一的坚持者和支持者的角色。决定上CDMA项目后,由于资金和政策的反复,这一项目的实施遭到内部的抵制,以至最后拆散项目组的通知都发出了。一天早晨,主持CDMA研发的技术人员遇到了侯为贵,侯为贵顺便问起项目进展情况,当他获悉项目组已解散的情况后,又气又急,“谁说要停的啊”。在他的跟踪下,这个项目终于结出了正果。由此我们也可以读出“不偏”、“不易”的积极意义。
被媒体称之为通讯业偏执狂时代的中庸之道,中兴的中庸管理意义并不限于通讯业。比如低调,但从不放过机会。中兴在印度市场中虽然不赚钱也没有放弃。侯为贵认为,把印度市场巩固住,对中兴怎么控制成本、精打细算是一种锻炼。面对媒体“领导人应该具备何种基本素养”的提问,侯为贵的回答是:领导人各方面都不能有太大的短板,一个领导带一个团队,首先是能够打胜仗,同时要体现君子之风。这个君子之风是创新而不是与对手的恶性竞争。创新不是模仿中的折中,而是比较充分的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直至在行业标准的制定上享有相当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