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介入中华文化的深度而言，与蝶和蝉一样，蟋蟀算得上是“文化昆虫”了，早在《唐风》《豳风》里就留有它的印记。“唐”指今山西太原一带，“豳”在陕西西部，两地均说“蟋蟀”;到河北、山东，就称为“趋织”、“促织”;江南则称蟋蟀为“赚绩”。
　　民俗学家、语言学家曲彦斌先生在为清代苏州人顾禄的《广杂纂》作注时，将“斗赚绩勿输”一句解作“同人赌赛连连取胜。”曲先生是东北人，不知道“赚绩”在吴语里就是蟋蟀的意思。在古代，蟋蟀还有不少稀奇古怪的名称，官名是蟋蟀，北方人还叫它“蛐蛐儿”，有些“爱称”的味道。
　　自《诗经》开始，蟋蟀就频繁现身了。宋玉说“哀蟋蟀之宵征”，潘岳说“蟋蟀鸣乎轩屏”，枚乘叹道“蟋蟀伤局促”，傅玄问“蟋蟀何感，中夜哀鸣”，陆机感慨“今我不乐，蟋蟀在房”……蟋蟀的叫声苍凉，正好寄托文人们的哀思愁绪。
　　及至唐朝，蟋蟀发迹，成了宠物。《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每秋时，宫中妃妾皆以小金笼闭蟋蟀，置枕函畔，夜听其声。”也就是说天宝年间便有人开始养蟋蟀了。“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喙。”这风气到宋朝时已越发盛行，乡下人捉了蟋蟀进城来卖，善斗的大蟋蟀能卖到一两银子。斗蟋蟀之风从宋刮到明，而且广泛流行，明人记载：“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论老幼男女皆引斗以为乐。”
　　不仅庶民百姓斗蟋蟀，居庙堂之高的大臣们也斗。南宋末年，蒙古兵围困襄阳，宰相贾似道却隐瞒军情，只顾在西湖葛岭半闲堂和侍妾们斗蟋蟀。有人讽道：“此军国重事耶？”明末崇祯皇帝缢死煤山后，大学士马士英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这位相爷也醉心于斗蟋蟀，人称“蟋蟀相公”。
　　小时候的夏秋之际，我经常跟着二哥到离家不远的城中村北园捉蟋蟀。蟋蟀躲在洞里，我们就对准洞口小便，灌它出来，这招很灵。张功甫的一首词里曾写到捉蟋蟀：“儿时曾记得，呼灯灌穴，敛步随音，任满身花影，犹自追寻……”惟妙惟肖。
　　二哥离家后，他的蟋蟀盆就归我了。我玩蟋蟀是念小学那会儿，捉了蟋蟀就和邻里的孩子们斗着玩。小学毕业那年的暑假，父亲说“不作兴再白相‘赚绩’了，玩物丧志”！他给我找了个先生，让我每天下午去补习国文，我也下决心不玩物丧志。不料一天夜里，在我们家天井的花坛畔，从莓苔斑驳的条砖下传来了蟋蟀的鸣叫，苍劲颤动，过一阵就叫几声……我终于受不住“物”的诱惑，丧“志”了：点起小风灯，捻亮，放在地上，轻轻移开条砖，一头阔身背大蟋蟀竟一动不动愣在灯光下，我屏住气，飞快下罩。
　　第二天早晨，我捧着蟋蟀盆找邻居周家兄弟讨战，还临时给蟋蟀取名“青头元帅”——它的颜色黑中泛青。青头元帅把周家兄弟的大将、二将都斗败了。晚上兄弟俩把我叫到門外，谈了笔“生意”——用巴金的 《家》 换我的青头元帅。暑假里我读了《家》，把二哥留下的蟋蟀盆也砸了。
　　如今蟋蟀见不到了，好在它还活在诗词中。想念它的时候，我会在姜白石咏蟋蟀的《齐天乐》中去感受它的存在：
　　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
　　西窗又吹暗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豳》诗漫与，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
　　摘自《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