褊（biǎn）急者，气量狭小，性情急躁也。《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四十四·褊急》一节里有专门对裴枢这个“毛病”的生动描绘，倒显得他非常可爱，值得尊敬。
　　裴枢最小的叔叔是裴耀卿，唐玄宗的时候，位至丞相。“近水楼台先得月”，按照惯例，这个“官二代”想完成权力的代际承接，如探囊取物。有一年，裴枢的亲姨夫薛邕官任中书舍人，当时有传言说他要主持科举选拔。某日，薛邕特地来拜见诸位亲属，问几个长辈有什么吩咐？咱们的亲朋故友中有谁应举科考？有人提到了裴枢。薛邕却十分严肃地说，裴枢“自然是国家积贮待选拔的人才，不用特意吩咐”，自己是唯恐别的子弟如何如何。裴枢应声道：“姨夫自食其言。”他拿一杯酒洒在地上，当场发誓：“如果是姨夫主持科考，我自当绝迹匿形，宁可窝在家里。”有个长辈举杖责打裴枢，要他向薛邕赔礼道歉，裴枢却始终犟头犟脑。唐代宗永泰二年，侍郎贾至主持科举考试，裴枢一举而登选。
　　关于这件事，现在居然还有专家以为薛邕“大公无私，不徇私情，要求亲属自尊”。实在让人纳闷。“领导”大概曾经有过一定的意向，而“八”字刚涂了向左的一撇，薛邕便迫不及待地炫耀即将到手的权力，要长辈“吩咐”，而一旦人家真的有所请求，他就拿腔作调，好像一贯坚持原则似的。令人七窍生烟。薛邕倒不是出尔反尔，他要“帮衬”的是那些才能低下的亲戚，把野鸡闹成凤凰，唯有如此，才能使长辈们充分认识他的手段和能量。后来，薛邕在吏部掌管文官选授、勋绩、封爵与考课，也喜欢帮平庸者“冒优”，曾经被人弹劾过。
　　孟子有言：想当官，而“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他们跟不守规矩的女子实在熬不住寂寞时的心理基本一致。薛邕显然是熟谙扒墙打洞的包工头、在蹩脚货屁股上肯使大劲的助推器。此等“利他”，实质利己，是导致社会癌变可以预测到的因素，结果往往是：是非颠倒，精英被饭桶呼来唤去。
　　薛邕善于伪装。史书记载：“德宗以宣歙（shè）观察使薛邕文雅旧臣，征为左丞。邕离宣州时，盗隐官物以巨万计，殿中侍御史员宇揭发之”，于是，他被贬为连山县县尉。从地方军政长官降为县公安局的头头，还算不上“断崖式”降级，有点缓坡。
　　唐朝的官员都享有一项很重要的“福利”——“官二代”可以直接当官，称为“恩荫”。这是专为官僚集团设计的优惠制度，然而到了唐朝贞元年间（785-805），有许多高官子弟却不想以“恩荫”入仕，而去参加进士考试了。在他们的意识中，“恩荫”不是个好东西，在荫蔽下钻出土壤的蘑菇，即使色彩鲜艳楚楚动人，跟太阳一打照面，便统统化成了黑水一摊。
　　唐代宗时的宰相裴遵庆跟他的儿子裴向都是靠“恩荫”当官的，而其孙裴寅圣、裴寅圣的儿子裴枢则皆应进士举，这反映出许多优秀的“官二代”自力更生的叛逆心态——不拼爹妈，拼才华。他们蔑视不学无术的“衙内”，这种“倒歧视”曾经达到了很厉害的程度，可惜，这样珍贵的观念现在已经寥若晨星了。
　　薛邕在抛出“橄榄枝”之后，裴枢对询问式的撩拨，没有不动声色，或许是出于类似“希望有外援，但不全部依赖外援”的考虑，才稍稍介意的，只是遭到了断然地拒绝，才说出了由于自负而略失节制的话。有些含有“正能量”的事物并不颗颗饱满。
　　裴枢的赌气，根本不是心理学家声称的——“一种具有毁灭性的心理障碍”。鲁迅先生在他的《坟·杂忆》里说：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裴枢其人，有的是智慧和勇气，他的赌气是稳操胜券的自信和自尊，赌气，就要赌这样的气。如果当初裴枢在被“婉拒”之后，迅速呈现成熟的央求或解释，情况就极可能改变，而这才是最可悲的。
　　明明可以靠“恩荫”当官，偏偏要放下身段，裴枢们的“褊急”，虽然主观上不是想改变已经异化的官场生态，然而，客观上却已经略微纾缓了老百姓的“仇官”或者“仇‘官二代’”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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