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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为《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向执政者建言。
文章说:“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交流中化解矛盾,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推动思想观念的进步。相对于普通民众,手握权力的执政者尤其需要这种‘包容’……(这)不仅是一种‘雅量’,更是执政为民的需要、法治社会的要求。”“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批评或许有对有错,甚至不乏各种偏激声音,但只要出于善意,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没有损害公序良俗,就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对待,而不能主观地归之为‘对着干’。相反却应看到,在一个多元社会,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既是尊重公民的表达权,也是纾解社会焦虑、疏导矛盾冲突的必然要求。”
文章更批评:“一些人在讨论中容不下异见,相互对骂、攻讦,动辄给对方扣上吓人的帽子,用意气之争代替真理追求;一些人对待批评建言,非但不虚心听取,反而搞起了‘诽谤定罪’,甚至以权力意志压制不同声音。”
以今天的时势来看,这实在是一篇让人拍案叫好的文章。这篇文章也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及一句掷地有声的话。
“二战”结束后,美苏对立,冷战随之掀开序幕。1949年,中国共产党打败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新中国,但美国的极右分子与部分共和党政客却借此兴风作浪,向当时的杜鲁门政府叫嚣,誓要追究“谁失掉了中国”的责任。美国社会因此掀起一股恐共情绪。
出头之人当属后来恶名昭彰的共和党威斯康辛州参议员麦肯锡。1950年,他指出,共产党已经混入美国国务院,并讹称手里有一张205人的名单,名单上的人均为共产党员,正在做着卖国、左右美国外交决策的事。后来,他更声称共产党更进一步渗透了传媒、文艺和学术界,再不处理,美国便会赤化。
麦肯锡促使成立了“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煽动政府、媒体、文艺界的人互相揭发,供出疑是共产党员的成员和间谍。这些子虚乌有的罪名,使许多人惨遭迫害。由于“揭发”,美国国民闻共色变、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全国陷入白色恐怖当中。
麦肯锡横行霸道的时期后来被形容为美国政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但在当时,大多数人却噤若寒蝉,敢怒而不敢言,害怕自己一旦提出异见,便会被前述极右政客指责为共产党的同路人、串谋者,甚至被扣上对叛国的罪名。
仗着群众的恐惧、沉默、敢怒而不敢言,麦肯锡拿着反共的大棒到处棒打异己,以上纲上线、乱扣帽子、质疑别人不爱国的手法,打压异见人士。
就连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好人”艾森豪威尔也对他采取息事宁人的“驼鸟政策”,自欺欺人地说:“我相信,要对付这类麻烦的人,没有比置之不理更好的方法了。”
直到1954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名记者默罗终于按捺不住,敌不过良心的呼唤,在节目《现在请看》中冒着被株连的危险,挺身而出,揭发了一连串遭麦肯锡诬陷的事件,谴责他诬陷忠良、乱扣帽子。在3月9日的节目中,默罗更说出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们千万不可以把异见和对国家不忠混为一谈﹗”(We must not confuse dissent with disloyalty!)这些话给了麦肯锡一记迎头痛击,民情和舆论开始逆转。
6月9日,麦肯锡指控年轻律师弗雷德
文章说:“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交流中化解矛盾,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推动思想观念的进步。相对于普通民众,手握权力的执政者尤其需要这种‘包容’……(这)不仅是一种‘雅量’,更是执政为民的需要、法治社会的要求。”“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批评或许有对有错,甚至不乏各种偏激声音,但只要出于善意,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没有损害公序良俗,就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对待,而不能主观地归之为‘对着干’。相反却应看到,在一个多元社会,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既是尊重公民的表达权,也是纾解社会焦虑、疏导矛盾冲突的必然要求。”
文章更批评:“一些人在讨论中容不下异见,相互对骂、攻讦,动辄给对方扣上吓人的帽子,用意气之争代替真理追求;一些人对待批评建言,非但不虚心听取,反而搞起了‘诽谤定罪’,甚至以权力意志压制不同声音。”
以今天的时势来看,这实在是一篇让人拍案叫好的文章。这篇文章也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及一句掷地有声的话。
“二战”结束后,美苏对立,冷战随之掀开序幕。1949年,中国共产党打败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新中国,但美国的极右分子与部分共和党政客却借此兴风作浪,向当时的杜鲁门政府叫嚣,誓要追究“谁失掉了中国”的责任。美国社会因此掀起一股恐共情绪。
出头之人当属后来恶名昭彰的共和党威斯康辛州参议员麦肯锡。1950年,他指出,共产党已经混入美国国务院,并讹称手里有一张205人的名单,名单上的人均为共产党员,正在做着卖国、左右美国外交决策的事。后来,他更声称共产党更进一步渗透了传媒、文艺和学术界,再不处理,美国便会赤化。
麦肯锡促使成立了“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煽动政府、媒体、文艺界的人互相揭发,供出疑是共产党员的成员和间谍。这些子虚乌有的罪名,使许多人惨遭迫害。由于“揭发”,美国国民闻共色变、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全国陷入白色恐怖当中。
麦肯锡横行霸道的时期后来被形容为美国政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但在当时,大多数人却噤若寒蝉,敢怒而不敢言,害怕自己一旦提出异见,便会被前述极右政客指责为共产党的同路人、串谋者,甚至被扣上对叛国的罪名。
仗着群众的恐惧、沉默、敢怒而不敢言,麦肯锡拿着反共的大棒到处棒打异己,以上纲上线、乱扣帽子、质疑别人不爱国的手法,打压异见人士。
就连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好人”艾森豪威尔也对他采取息事宁人的“驼鸟政策”,自欺欺人地说:“我相信,要对付这类麻烦的人,没有比置之不理更好的方法了。”
直到1954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名记者默罗终于按捺不住,敌不过良心的呼唤,在节目《现在请看》中冒着被株连的危险,挺身而出,揭发了一连串遭麦肯锡诬陷的事件,谴责他诬陷忠良、乱扣帽子。在3月9日的节目中,默罗更说出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们千万不可以把异见和对国家不忠混为一谈﹗”(We must not confuse dissent with disloyalty!)这些话给了麦肯锡一记迎头痛击,民情和舆论开始逆转。
6月9日,麦肯锡指控年轻律师弗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