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从巴黎《救国报》上看到了《八一宣言》／试图寻找一个统领进步文学的口号／“国‘防文学”口号一提出便得到许多回应
　　
　　自从1935年2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遭到国民党大破坏后，幸存的文委成员只有周扬、夏衍两人。他们经过短时间的隐蔽，终于在白色恐怖中坚持了下来，但却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0月，他们开始重建文委，成员增加了章汉夫、钱亦石、吴敏，并确定新文委为临时组织，待以后与中央取得联系后再请求追认或改组。同时，他们又在积极寻找来自党中央的声音。
　　据周扬夫人苏灵扬后来回忆：
　　周扬得不到中央的指示，只好设法找共产国际的文件。当时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以及其他国家的进步刊物，在一家德国人开的名叫“时代精神”的书店出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英文版就是我去买回来的。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提出了要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当时如获至宝。我仅仅是买回了这期刊物，也十分高兴，好像立了功似的。后来周扬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也是德国书店出售的《巴黎救国时报》中文版，看，到了党的《八一宣言》。在当时抗日的形势下，文化工作怎样开展才能和时代的步伐相合拍?这些文件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国防文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
　　苏灵扬所说的《巴黎救国时报》，事实上是巴黎《救国报》，它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办的，编辑部在莫斯科，印刷、发行则在法国巴黎。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王明和康生，而报纸的主编先为李立三，后为吴玉章。
　　周扬看到的这份报纸，是当时夏衍从史沫特莱处得到的。以后夏衍说：
　　在1935年10月1日的这张报纸上，以转载的形式发表了一份题为《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文件，文件后面签署的是：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由于这个文件是8月1日签发的，所以后来就叫做《八一宣言》。这个宣言第一次以党中央名义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政治口号。这对我们来说，也正是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之后第二次得到的中央的指示。
　　正是这张报纸，使周扬、夏衍他们寻找到了中共中央的最新指示，也正是《八一宣言》中的政治口号启发了新文委的成员们。以后夏衍回忆说：
　　大约在2月初，文委碰头时，周扬对我说：现在我们在政治上要搞抗日联合战线，文艺方面也要有一个相应的可以团结多数人的口号。所以我们打算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提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我问他，文委研究过没有，他说汉夫、乔木都同意了，于是我也表示了同意。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一则“国防文学”这个词早在 1934年周立波就提出过，苏联也用过，加上汉夫、乔木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党的工作经验上都比我强，所以我还自告奋勇地表示由我到戏剧、电影界去传达。
　　夏衍所说的2月，是指1936年2月，也就是“国防文学”口号正式提出的时间。虽然此前也有一些介绍苏联“国防文学”的文章发表，但将“国防文学”作为一段历史时期统领进步文学的口号，则源于此时。
　　关于“国防文学”口号的含义，周扬是这样表述的：
　　“……全民族救亡的统一战线正以巨大的规模伸展到一切领域内去，文学艺术的领域自然也不能例外。国防文学就是配合目前这个形势而提出的一个文学上的口号。它要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总流。”
　　由此可知，当时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目的是在新的形势下最大限度地团结文艺界人士，一起加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这个出发点是没错的，为此也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以至因此派生出的“国防电影”、“国防诗歌”、“国防音乐”、“国防戏剧”等口号相继提出并迅速蔓延。
　　
　　鲁迅认为“国防文学”内涵模糊／冯雪峰介入新口号商定／胡风撰文亮出新口号，掀起轩然大波
　　
　　“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并未能真正统一进步文艺界的思想，很快便有一些人对此口号提出非议，主要认为这个口号是从苏联移植过来的，对中国不适合。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保卫国家，也就是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国防”的概念，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一致的。而中国的情况则不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集团，当时尚未形成国共统一战线，即使形成还有一个领导权的问题。因此认为这个口号的内涵很模糊，共产党可以提，国民党也可以提，没有鲜明的阶级立场。
　　鲁迅是以上观点的持有者之一。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只有同刚从陕北重返上海的冯雪峰才谈到这样的话题。
　　1936年4月，时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决定派冯雪峰重返上海工作。行前，周恩来专门找冯雪峰谈话，要求他到上海后建立一个秘密电台，将所能得到的情报及时报告中央。另外，张闻天又交给他三项任务，即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传达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关系；了解并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与之发生联系；对文艺界的工作也附带管一管。为此，张闻天还特别关照：“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些情况，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派你先去上海，就是因为你同鲁迅等熟悉。”
　　为此，冯雪峰抵达上海的第二日即赴大陆新村寓所拜访鲁迅。鲁迅对冯雪峰受中共中央委派重返上海感到既意外又兴奋。当晚，冯雪峰就留住鲁迅家，并一连住了两个星期。他们谈了很多。冯雪峰介绍了苏区情况、红军长征以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鲁迅则谈了上海文艺界的现状，其中包括左联解散以及“国防文学”口号等。
　　当胡风从内山书店老板处听说冯雪峰返回上海并在鲁迅处时，即于次日前往鲁迅寓所拜望。胡风介绍了他辞去左联行政书记的经过以及对左联解散前后文艺界现状的一些看法。在谈到“国防文学”口号时，胡风表示了不同看法，并说很多人不赞成，鲁迅也反对。
　　冯雪峰也觉得这个口号没有鲜明的阶级立场，便问胡风可否试着提一个有鲜明立场的左翼文学口号。
　　胡风想了想说：“‘一·二八’时，你和瞿秋白都写过文章，提过‘民族革命战争文学’，可否就以这个为口号提出来?”
　　“无须从‘一·二八’时找根据，那时写的文章都有错误，现在应该根据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来提。”冯雪峰随后又继续说，“‘民族革命战争文学’已有阶级立场，如果加上‘大众’，则立场更加鲜明，可以作为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提出。”
　　胡风觉得这个口号很好，只是仿佛感觉长了点。于是他们便一同到二楼同鲁迅商量。鲁迅认为新提一个左翼作家的口号是应该的，并说：“‘大众’两字加得很有必要，作为口号也不算太长，长一点也没什么。”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就这样形成了。胡风临走时说，他去写一篇文章将口号提出来。鲁迅、冯雪峰均表示同意。
　　当时茅盾也感觉到“国防文学”口号有些缺点。一天，鲁迅给他送来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有位远道来的熟朋友想见见你，请来舍间。”当晚，茅盾便到了鲁迅寓所，见到了从陕北来的冯雪峰，并知道了冯雪峰重返上海的使命。后来茅盾回忆说：“我们这一次会面，主要是冯雪峰讲，我听。他向我介绍了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向我讲了长征经过，讲了陕北苏区的形势。”次日，冯雪峰拜访茅盾，继续他们间的谈话。这次谈到了“国防文学”口号。茅盾说：“这个口号有缺点，但可以用对它的正确解释来加以补救，现在这个口号已经得到相当广泛的支持，我们不能总是沉默，而应当参加讨论，把我们的意见提出来。” 　　两天后，茅盾前往鲁迅处送为史沫特莱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集》所写序言的译文。其时，冯雪峰也在场，于是便又提到“国防文学”口号。这时，鲁迅告诉茅盾说：“现在打算提出一个新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i以补救‘国防文学’口号在阶级立场上的不明确性，以及在创作方法上的不科学性。”
　　冯雪峰在一旁补充说：“这个新口号是一个总的口号，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贯彻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而‘国防文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口号，可以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换。”’ 鲁迅告诉茅盾，新口号中的“大众”二字就是冯雪峰加的，并问茅盾有什么意见。
　　茅盾想了想说：“提出一个新口号来补充‘国防文学’之不足，我赞成。不过，‘国防文学’这口号已经讨论了几个月了，现在要提出新口号，必须详细阐明提出它的理由和说明白它与‘国防文学’口号的关系，否则可能引起误会。”茅盾同时认为，这个工作别人做是不行的，非得鲁迅先生亲自做不可：“这样才有分量，别人才会重视。因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他们说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提出来的。”
　　显然，茅盾在赞成提出新口号之时，又有些忧虑。因为他对当时文艺界的现状较为了解，特别是对在左联解散问题上由于缺少沟通而导致左翼文坛离心的结果记忆犹新。为此才强调希望鲁迅亲自写文章。
　　就在茅盾赞同与忧虑的同时，胡风以极高的热情和积极性很快便将文章写出，题目叫《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他随后便将文章交给聂绀弩转《文学丛报》，并在6月1日的第3期上发表了。
　　胡风这篇文章是新口号的最早披露者。它一发表，立刻在文坛掀起轩然大波，所谓“两个口号”的论争即由此开始。
　　
　　徐懋庸率先责问胡风／几乎有影响的作家均被卷入口号之争／原东京左联成为“国防文学”的支持者
　　
　　茅盾看到胡风的文章后不由得大吃一惊，因为新口号没能如他设想的由鲁迅撰文提出。他后来说：“胡风这篇文章的口气，好像这个口号是他一个人提出来的，既没有提到鲁迅，也没有说明这个新口号与‘国防文学’口号的关系。给人的感觉是，胡风要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来代替‘国防文学’口号。”
　　茅盾预感到“胡风这种做法将使稍有缓和的局面再告紧张”，于是便去找鲁迅。当时鲁迅正生病，靠床坐着。此后的情节，茅盾后来如此回忆：
　　’我问他看到了胡风的文章没有。他说昨天刚看到。我说：怎么会让胡风来写这篇文章，而且没有按照我们商量的意思来写呢?鲁迅说：胡风自告奋勇要写，我就说，你可以试试看。可是他写好以后不给我看就这样登出来了。这篇文章写得并不好，对那个口号的解释也不完全。不过文章既已发表，我看也就算了吧。我说：问题并不那样简单，我们原来并无否定“国防文学”口号的意思，现在胡风这篇文章一字不提“国防文学”，却另外提出一个新号召，这样赞成“国防文学”的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鲁迅笑笑道，也可能这样，我们再看看吧。我见鲁迅在病中，也就不便再谈，告辞退出。
　　事态的发展果然如茅盾预料的那样，胡风文章一出，立刻招来“国防文学”论者的猛烈批评。率先而为者便是徐懋庸。他以同样的铲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为题，从正统的角度比较两个口号，断定新口号根本没有提出的必要。他同时责问胡风：“为什么对于已有的号召同一运动的口号不予批评，甚至只字不提呢?……不予批评而另提关于同一运动的新口号，这在胡风先生，是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要混淆大众的视听、分化整个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呢?”此文发表在《光明》第 1卷第1期上。
　　徐懋庸的文章对胡风来说有些意外。他后来说：
　　怎么会想到提一个抗日的文学运动的口号竟会遭到反对以致仇视呢?尤其因为，这是由党中央派到上海负责工作的冯雪峰考虑以后要提出的。当时只从“国防文学”口号的“缺陷”，在政治原则上的阶级投降主义，在文学思想上的反现实主义着想，完全没有想到还有一个这个口号制定者(们)的个人威信问题……我感到有责任再作一些解释，并着手写了。但冯雪峰制止了我，说沉默有时是最好的回答，一切由他调整处理，我只好服从。了。。 事实上以后胡风再也没有发表文章参与论战，但赞成新口号、支持胡风的文章却已出现。聂绀弩在《夜莺》第1卷第4期上以舱，《创作口号和联合问题》为题发表文章，予以支持。而吴奚若也在发表在同期刊物上的《文学的新要求》的文章中，以抒情笔调对胡风的观点表示赞同。
　　而“国防文学”论者自然也在维护着他们的口号。于是周扬继徐懋庸后以《现阶段的文学》为题表明观点：“‘国防文学’的反对论者的错误的中心，就是不了解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这里我要指出的是，胡风先生在他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里面对于民族革命的形势的估计不够……他抹杀了日前弥漫全国的救亡统一战线的铁的事实，所以对于‘统一战线’、‘国防文学’一字不提。在理论家的胡风先生，如果不是一种有意的抹杀，就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基本认识的错误。”
　　以后，文坛围绕“两个口号”之争愈演愈烈，几乎有影响的作家都被卷入，而各自又都拥有自己的文学阵地。支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则陆续在《夜莺》、《现实文学》、《文学丛报》上发表，《夜莺》并且还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特辑。而赞成“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则多在《文学界》、《光明》以及日本东京的《质文》等刊物上发表。《文学界》同时也出了“国防文学”特辑。
　　“两个口号”之争不仅在上海左翼文艺界形成了弥漫的硝烟，甚至还波及到国外。当时在日本的原东京左联也介入了“两个口号”之争。曾经担任过东京“文总”书记的任白戈对此回忆说：
　　1936年6月初，我们在日本东京接到了周扬同志托人给我们写的信，要我们对“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争论表示态度。在这之前，我们处在东京，不了解争论的情况，连《质文》上也未发表过有关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来信中说“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党所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胡风提出来的。我同魏猛克同志专程到东京郊外郭沫若同志的寓所去请示。郭沫若同志提议质文社召开一个座谈会，让大家发表意见。参加座谈会的人一致赞成“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也有个别人未发表什么意见。座谈会的记录经郭沫若同志审阅后决定在《质文》上发表。魏猛克在编辑《质文》的时候，建议我写篇论文，我写了一篇赞成“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文章。郭沫若同志随即写了一篇题为《国防·污池·炼狱》的文章，阐明“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意义。
　　由此可以看出，原东京左联成员是“国防文学”的支持者，而时在东京郊区的郭沫若也参加了论争。此前，他对“国防文学”口号也持怀疑态度，后来，原东京左联的林林将1935年党的《八一宣言》带给他看。郭沫若即表示：“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于是在林林、任白戈的约请下，他连续写了《在国防的旗帜下》、《国防·污池·炼狱》、《我对于国防文学的意见》等文。郭沫若是赞成“国防文学”口号的，但他阐述的意见比较全面，注重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理解口号的内涵。他特别提出不妨将“国防文学”扩大为“国防文艺”，把音乐、演剧、电影等包括在内。他认为“‘国防文艺’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志)，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这个观点后来鲁迅与茅盾都予以接受。
　　
　　鲁迅同时发表两篇文章／邹韬奋调解与茅盾“三问”／莫文华的文章一针见血
　　这时的冯雪峰眼见“两个口号”论争激烈，双方对立情绪严重，便希望鲁迅能够出面发表文章，阐明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态度，另一方面不排斥“国防文学”口号。因为冯雪峰也认为胡风的文章有缺陷，容易授人以柄，而鲁迅出面讲话效果则不一样。
　　刚好这时有位叫“陈仲山”的托派分子，“大概看到了胡风文章，又听了上海一些小报造的谣言，就以为鲁迅是反对‘国防文学’的，因而也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了”，所以就写了一封试探信给鲁迅。鲁迅对此非常生气，于是便写了两篇文章。因为当时鲁迅生病较重，故两文均为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思代笔并为鲁迅所同意的。一篇为《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另一篇为《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在前文中，鲁迅严厉地斥责了托派的行为，明白表示自己是共产党的同志。其中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而第二篇文章则谈了两个口号的问题，专门解释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含义，表示自己赞同这个口号。同时认为这两个口号是相辅相成的，可以并存。”国防文学”口号，是作家关系间的标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则是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后来茅盾说：“这篇文章补救了胡风那篇文章的缺点和错误，但没有说新口号是鲁迅提出来的。”
　　冯雪峰打算将鲁迅的这两篇文章在论战双方的刊物上同时发表。这边很快便在《现实文学》和《文学丛报》上分别发表出来了。而在支持“国防文学”刊物上发表的事情，则是交给茅盾去办的。茅盾随即也写了一篇《关于<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以表示支持鲁迅对两个口号的解释。茅盾此后便将3篇文章交给了徐懋庸编辑的《文学界》。没想到，最后《文学界》没有登《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虽然登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但却排在后面。另外，在茅盾文章后面，编者又写了《附记》：“拐弯抹角无非想说‘国防文学’正统，现阶段没有必要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因此整篇《附记》没有一句话表示赞成鲁迅关于两个口号可以并存的意见。”
　　茅盾对此很失望。用他的话说：“直觉地感到了宗派主义的顽固。”于是，他在与冯雪峰商量后又写了一文，题为《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强调了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互不排斥的观点。他同时规劝：“对于少数几个为宗派主义所养大的善于‘内战’的朋友，希望他们即速停止‘内战’，并且放弃那种争‘正统’的，以及想以一个口号去规约别人，和自以为是天生的领导者要去领导别人的那种过于天真的意念。”
　　茅盾的这篇文章在《文学界》发表出来，但同期上又有周扬的《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一文，全盘否定了茅盾的观点，反对两个口号并存，并称茅盾“滥用了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名词”。
　　为此，茅盾说：“读了周扬的文章，又想到《文学界》编者做的种种手脚，使我十分恼火。我倒不是怕论战，论战在我的文学生涯中可算是家常便饭。我气愤的是，作为．党的文委的领导人竟如此听不进一点不同的意见。”此后，冯雪、峰建议茅盾再写一篇专门批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文章。这便是发表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星期刊》1卷12号上的《再说几句关于目前文学运动的两个问题》。
　　此前，面对两个口号论争的战火酣热，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推邹韬奋为调解人。他即找茅盾商量说，争论只能使亲痛仇快，并要茅盾转告鲁迅。鲁迅说，要停止论战先要对方担保今后不再在大小报上放冷枪，射暗箭。茅盾将鲁迅的话转告邹韬奋后，邹韬奋称这个不敢担保。此后邹韬奋不再调解，但又不想介入纠纷。因此，他收到茅盾文稿的两天后告诉茅盾说，文章内容已经透露出去，有人劝他不要发表。为此，茅盾坚持说：“文章是一定要发表的，你可以对他们说，我坚持，你没奈何。”
　　茅盾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三问。一问：“什么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二问：“文学家联合救国抗日运动中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又是怎样讲?”三问：“为什么要讲创作自由?”茅盾用自问自答的形式对当时文坛所表现出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茅盾说：“我这篇文章发表后，周扬没有再写文章回答，相反，他托了一位朋友私下对我作了解释，于是我们之间的争论也就结束了。”
　　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有不少文章是从科学的理论角度来讨论的，但不可否认其中亦有不少文章确实夹有个人恩怨的因素。晚年周扬面对学者赵浩生采访时反思当年，说过如此令人回味的话：“他(指胡风)提出‘大众文学’，即使我们不知道是鲁迅叫他提的，也不应该跟他争论，应该欢迎，对不对?错就错在宗派主义，因为是胡风提的，所以就跟他争论。”
　　应该指出的是，在这次争论中，有一篇总结性的文章发表在1936年10月15日出版的《作家》2卷1号上，这便是《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一文。作者英文华，其实就是当时党在白区的领导人刘少奇。刘少奇认为：“这次论战意义，决不在争口号，而是在克服文坛上的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这不得不说是点睛之笔。
　　毛泽东在延安说：“这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
　　两年后，在延安的毛泽东曾对发生在上海的这场“两个口号”之争有过一番讲话。
　　当时，曾亲历“两个口号”之争的徐懋庸已抵延安，他专门向毛泽东汇报了上海左联解散前后的情况以及“两个口号”的论争过程。毛泽东告诉徐懋庸，在周扬到延安后，对这些情况已基本了解。继之，则谈了如下意见：
　　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很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
　　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
　　之后，毛泽东又批评了徐懋庸：
　　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
　　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徐懋庸以后在其回忆录中有着详细披老露。这也是见诸文字的毛泽东对“两个口号”之争的专门表态。这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解读20世纪 30年代左翼文坛内部“两个口号”论争的那段历史应该说是不无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