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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在学习、领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时，我们慈善工作者应该都来学习和弘扬中华慈善文化。
在谈论慈善文化之前，需要首先了解什么是“文化”。一般说来，文化的范围极其广泛，内涵极其混杂，因此文化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不过多数学者认为，物质的、非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成就都可被视为文化。至于“文化”与“文明”有无区别，学者的说法也是多种多样。也有些学者认为“文化”与“文明”的内涵差不多，乃至可以相互替换。“文化”的许多概念化的定义，其实会拘束我们，被它们牵着鼻子跑，难以自主和自在地观察和思考。笔者很赞赏德国著名学者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其《文明的进程》一书中的看法。他认为“文化”跟“文明”的区别在于“文化”是使众多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文明”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普遍的行为和成就。换言之，“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民族越来越接近。“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一种总结性的概念。“文明”是过程，或者说是过程的结果。倘若按埃利亚斯的说法来理解文化和文明，就简要、方便多了。比如文明，人类先有“农业文明”，继后有“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是个过程。西方首先实行工业化，带来了巨大财富，继之其他国家也相继学习搞工业化。西方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断异化，无限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这激起世界各国仁人志士的反思和批判。在20世纪50年代，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已相当严重，欧美不少学者，如蕾切尔·卡逊经过调研，指出化学农药的使用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危害的严重性。1995年，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在《生态民主》的一书中明确提出“生态文明”一词。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就“生态文明”的内涵、理论和方法等作了广泛研究。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当代人类的使命。2007年，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奋斗目标。可以肯定地说，“生态文明”已成为全世界各民族、国家追求和建设的当代文明。至于什么是文化，我们可以重点抓住那些对中国人的精神、心性、思维方式、人生价值、生命意义、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深厚的中华民族心理结构发生持久影响的思想文化。我们谈中华慈善文化，就是这种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我们学中国慈善文化的时候，跟谁学？以谁为师？我们老祖宗教导我们：以圣人为师。2500年前，东方出现了三位圣人：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佛，还有诸如孟子、庄子等许多贤人。佛法是在后汉永明十年传到中国。佛法的基本内涵跟儒家完全相同，这样很快被中国朝野所接受，在中国生根，发扬光大，完全中国化了。儒佛的标准是中国人的标准。中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人按儒、佛的标准来修身、齐家、治国理政，全国上下有了一个共同的标准，建立了共识，保障了两千多年的长治久安。然而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叶以来，我们中国不少学者不再以圣人为师，而是以西方为师，高举“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旗帜，并以西方文化来批判自己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当时引进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内涵是什么呢？马克思于1856年4月15日在伦敦为《人民报》创刊纪念发表的演说中，痛陈西方工业文明的异化现象愈演愈烈，批判资本主义的精神异化。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己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到了今日，美国人醒悟了，认识到中国圣人的伟大。美国有几个州把孔子诞辰9月28日作为教师节，中国台湾地区也是把这一天作为教师节。而我们中国大陆教师节选的是9月10日。中国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曾于2005年8月2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誉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黄金法则’，镌刻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厅。”2009年9月2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表彰他在哲学、社会和政治思想上的非凡成就。美国人纪念中国的圣人，纪念中国的教育家，而我们中国的精英们似乎把老祖宗忘了。
我们的社会是存在多元价值观的社会，而多元价值观背后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人们对应该达成共识的价值观念缺少足够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底蕴也缺少深度的理解。因此人与人之间不同程度地缺少社会互信和社会合作。对一个国家来说，精神上的贫血比饥饿更可怕。
中国慈善文化本质上是“大爱”文化。中国慈善文化的历史资源非常深厚。中国的古书一般按内容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中国有《四库全书》，就是以这四部分类。经部包括《周易》《尚书》《礼记》《论语》《孟子》等等；史部包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等；子部包括先秦诸子、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等等，也包括部分佛、道典籍；集部包括楚辞、汉赋、唐宋诗词等等。比如“经书”之所以称为“经”，因为“凡古代圣哲的言行政教之载于典籍，可以重训诫，而为法则，前人以修身、处世、治国、施政之大道，以常用之而无所不通的，便尊称为经。”“子书”所以称为“子”，因为“凡属‘子书’必须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卓然成为一家之言”者。“经书”和“子书”中涉及修身的很多，因此涉及慈善的论述也多。学习和弘扬中国慈善文化，需要对传统的慈善文化的资源进行整合。这个整合工作不是单枪匹马可以胜任的。这需要有组织地去做。这需要参与者有对中国慈善文化的亲和感，引以为宝，能敬畏中华的历史传统，先把精华抓在手里，再步步为营地前赴后继地做下去。这是值得为此竭尽心力，焚膏继晷，守护心底对“大爱”的追求，坚守人类共同价值的道义担当，以期唤起民众对中国慈善文化的“文化自觉”。这是千年不朽、万年犹新的事业。 中国文化是中国特色的文化，中国慈善文化是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中国文化讲阴阳五行。它讲的是人与人平等，人与万物平等。平等就能相互尊重，相互爱护，而成就和谐。儒释道都讲“万物一体”，一体就会生发大爱。阴阳，比如说“阴阳鱼”，白鱼有黑眼，黑鱼有白眼，意思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延伸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对立，是相互平等，互补的。《黄帝内经》的核心思想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法于阴阳”就是效法阴阳。人体是小宇宙，人体内的阴阳要效法外在的大宇宙自然的阴阳。阴阳不是矛盾。阴阳强调的是和谐的关联。矛盾强调的是对立斗争。阴阳学说讲世界、宇宙是一个整体。“和于术数”，意思是符合术数。术数就是方法、技术，都是可以用数字来表示。“阴阳和”包括身与灵合、人与天合，即天人合一。中医不能解释为“中国的医学”，按医学家的解释，是指“中和的医学”。“中和”，中庸和谐，要守中道，不可偏执，必须把阴阳调和成平衡、中和的状态。不仅要“中和”，还要“保和”，把中和变成一种常态。人的身体健康是这样，“生态文明”亦复如此。“五行”是金木水火土，可以跟人体的五脏（心、肝、肺、脾、胃）相配；与五味（酸甜苦辣咸）相配；于五色（青白赤黑黄）相配；与五方（东南西北中）相配；与五声（宫商角徵羽）相配，还可以与春、夏、长夏、秋、冬相配。五行把万物万事连结成一个大网络，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在大网络中是平等的，是生命的共同体，从而才有“大爱”的生发。我们看清华大学的校训，就是出自《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中国特色的文化，不仅儒家、佛家、道家讲博爱，而且可以说，中国流传至今的经典都讲博爱。中国文化从整体上说就是“爱”的文化，“大爱”的文化，中国的“爱”的文化，即中国慈善文化，有其鲜明的特点，不同于欧美。第一，强调要修养成心怀慈善，悲悯苍生的仁人不是容易的事。《国语·周语下》讲“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省心录》第八条讲“为善如负重登山，志虽已确而力犹恐不及；为恶如乘骏马走坡，虽不加鞭策，而足（马脚）亦不能制。”第二，从善难，因此强调先要发“自利利他”这大愿。佛经《贤愚经》载，一贫女以乞讨得到一枚钱，买了油供养佛祖，她将油灯置于佛祖面前的众灯之中。第二天，所有供灯全部熄灭。唯贫女所供之油灯独燃发光，灯油、灯芯都未减损，犹如刚点燃一样，众人大惑不解。佛祖说，因为贫女供灯发了灭除一切众生愚昧黑暗的宏愿，有一颗供养一切众生的至诚心。台湾慈济基金会创始人证严法师对自己和慈济会所有成员的要求是发大愿，甘愿做善事，欢喜做善事。第三，强调若要坚守宏愿，需要多读儒释道的经典，长期熏修，长期历练，涤除心灵的尘垢，才能养成慈善的习惯。这犹如慢性病，要吃药，肯长期吃药，才能康复。单靠背药方，是不能治好病的。因此，古圣人强调反省、改过。儒家的《大学》讲“三纲”“八目”，即“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德”是指本性（《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欲明其明德，须从格物致知下手。”人在世间生活多少受到精神污染，“如金生锈，如镜蒙尘，一片天真遂为人欲所蔽。”格除物欲，才能“致知”。“知”是觉悟，个人名利放下了，“致知”，正知正见就现前了。“格物致知”就是反省、改过、断恶修善，“外思济人之急，内思闲（克服）己之邪”“务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步可进。”所以古代修行人每日写《功过格》，方法是“善则记数，恶则退除。”还有许多人写《自知录》，以儒释道的标准，作为断恶行善的标准，日日省察自己。《荀子·劝学第二》讲“见善，修然（端正地）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忧虑恐惧地）必以自省也。”《朱子语类》卷十三讲“人未说为善，先须疾（痛恨）恶；能疾恶，然后能为善。”“已未善，则舍己之末善而从人之善；人有善，则取人之善而为己之善。”第四，强调要发知耻心、勇猛心和敬畏心。知耻是改过之要机，知耻是从内心里觉悟。知耻则可以成圣成贤，不知耻会堕落为禽兽。发勇猛心，知勇则能振奋。发敬畏心。敬畏因果报应这一宇宙法则。陈寿的《三国志·蜀书》讲“善积者昌，恶积者亡。”《盐铁论》讲“行善则昌，行恶则亡。”“好行善者，天助以福；好行恶者，天报以祸。”《晏子春秋》讲“人行善者天赏之，行不善者天殃之。”无名氏《来生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周易》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有很多吉庆遗留给子孙）；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许多灾殃遗留给后代）。”第五，强调做善事是一种社会责任，是应该做的。佛经的《优婆塞戒经》讲“若优婆塞受持戒已，行路之时，遇见病者，不住瞻视，为作方便，咐嘱所在，而舍去者，（为病人安排医疗住所，而舍离病人不顾），是优婆塞得失意罪。”《梵网经》讲“遇人疾病，不看护、救护、养护，是犯戒。”第六，强调做善事不扬名。《庄子·内篇》讲“为善无近名（做善事不要有求名之心）。《列子·说符》讲，“杨朱曰：行善不以为名，而名从之，……故君子必慎为善（君子做善事要谨慎）。”《呻吟语》讲“其有善而彰者（行善而自我表彰），必有其恶而掩者也。”“君子之为善也，以为理所当为，非要（“要”意为希求）福，非于禄；其不为不善也，以为理所不当为，非惧祸，非远罪。”朱柏庐《治国格言》讲“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第七，强调领导人要带头行善，才能上行下效。《新书·大政上》讲“君（国君）能善，则吏（官员）必能为善矣；更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过也。”领导人有行善的文化自觉，则能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率先塑造中国慈善文化形象，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提升文化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加快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第八，强调要重视行小善。行善重在心之真诚恭敬。人人都有条件行善，不论贫富，不论尊卑。《优婆塞戒经》讲“财施不论多寡，重要的是存平等心。”见他人行善，能随喜称赞，也是行善。《四十二章经》讲“睹人施道，助之欢喜，得福甚大。”行小善而心存真诚，胜过行大善而心存私意。《薛子道论·上篇》讲“为善须表里澄澈，方是真实为善；有纤毫私意夹杂其间，即非正真为善矣。”《聱隅子》讲“小善渐（渐渐地积累）而大德生，小恶滋（滋长）而大怼（怨恨）作。”《淮南子》讲“不谓小善不足为也而舍之，小善积而为大善；不谓小不善为无伤也而为之，小不善积而为大不善。”第九，强调不断提升行善的境界。佛经上讲三种慈悲。第一种是“爱缘慈悲”，我喜欢的人，我对他慈悲；我讨厌的人，我对他不慈悲。这是凡夫。凡夫不能说没有慈悲。做父母的对儿女都慈悲。这叫爱缘慈悲。第二种是众生缘慈悲。不见得跟你有关系，但看到他人有苦难时，你确实帮助他。这是众生缘慈悲。慈善捐赠或慈善服务属于此类。第三种是大慈大悲。做慈善的事没有条件，是无条件的慈悲，包括不求回报。这种慈悲也称为“三轮体空”，施者、受施者、所施之物三者称“三轮”。“轮”是比喻。“轮”是“碾”的意思，可将烦恼碾碎，将自己的悭贪碾碎，是消除贪念而施。它体现施者的清净心、平等心和觉悟心。“三轮体空”就是“无缘（无条件）大慈，同体（同一生命共同体）大悲。”第十，强调用钱是智慧。一个人引以自豪的，不是知识的堆积，而是智慧的开启。智慧如同太阳，它自己能发光；知识好比月亮，它自己不能发光，它反射的是太阳的光。智慧比财富更重要。有钱而没有智慧，只会在精神上堕落。一个人腰缠万贯，追求奢靡的、非可持续的需求；另一个人过简约的生活，尽自己财力帮助同胞，救灾抢险，扶危济困。这是涉及用钱的智慧。市场经济提供了一种手段上的平等，即只要你有钱，你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去消费。但也正因为这一手段上的平等，才使收入不平等对消费的不平等产生重大影响。按照市场的逻辑，市场能力强者很容易形成对优势消费资源的独占性支配。媒体报道，中国收入差距已超过美国。中国人的浪费非常惊人。媒体报道，私家车的利用率仅为公交车的五分之一。每年浪费的粮食足够两亿人食用一年。中国人的奢侈品消费超过美国人。中国慈善文化强调公民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消费方式）进行文化反省，以此促进个人生活方式意义上的文化自觉。生活方式的文化自觉就是以反省的态度，重新审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着眼于一种宏阔的全球生态文明视角，不论贫富，尤其是富者应有一种责任担当意识。其实，善有善报，如一首诗所云：“我们付出一片绿叶，却收获了整个夏天。”
中华慈善文化告诉我们，我们人类，乃至人类和宇宙万物，有着同频率共振的命运关联。我们人人都有责任做中华慈善文化的传薪者。中华慈善文化教导我们，我们只有不断洗涤我们蒙尘的心灵，向往和追求社会的公正，提升我们的思想境界，负起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责任担当，才能很好地学习和弘扬中华慈善文化，才能帮助迷失者清醒，抚慰身陷困厄的人的身心，唤醒沉睡的灵魂，使人与人的心灵更贴近，都有安身立命的家园。在中华大地上，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中华慈善文化的传薪者。事业任重道远，但一以贯之，终生不渝。
在谈论慈善文化之前，需要首先了解什么是“文化”。一般说来，文化的范围极其广泛，内涵极其混杂，因此文化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不过多数学者认为，物质的、非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成就都可被视为文化。至于“文化”与“文明”有无区别，学者的说法也是多种多样。也有些学者认为“文化”与“文明”的内涵差不多，乃至可以相互替换。“文化”的许多概念化的定义，其实会拘束我们，被它们牵着鼻子跑，难以自主和自在地观察和思考。笔者很赞赏德国著名学者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其《文明的进程》一书中的看法。他认为“文化”跟“文明”的区别在于“文化”是使众多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文明”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普遍的行为和成就。换言之，“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民族越来越接近。“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一种总结性的概念。“文明”是过程，或者说是过程的结果。倘若按埃利亚斯的说法来理解文化和文明，就简要、方便多了。比如文明，人类先有“农业文明”，继后有“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是个过程。西方首先实行工业化，带来了巨大财富，继之其他国家也相继学习搞工业化。西方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断异化，无限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这激起世界各国仁人志士的反思和批判。在20世纪50年代，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已相当严重，欧美不少学者，如蕾切尔·卡逊经过调研，指出化学农药的使用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危害的严重性。1995年，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在《生态民主》的一书中明确提出“生态文明”一词。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就“生态文明”的内涵、理论和方法等作了广泛研究。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当代人类的使命。2007年，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奋斗目标。可以肯定地说，“生态文明”已成为全世界各民族、国家追求和建设的当代文明。至于什么是文化，我们可以重点抓住那些对中国人的精神、心性、思维方式、人生价值、生命意义、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深厚的中华民族心理结构发生持久影响的思想文化。我们谈中华慈善文化，就是这种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我们学中国慈善文化的时候，跟谁学？以谁为师？我们老祖宗教导我们：以圣人为师。2500年前，东方出现了三位圣人：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佛，还有诸如孟子、庄子等许多贤人。佛法是在后汉永明十年传到中国。佛法的基本内涵跟儒家完全相同，这样很快被中国朝野所接受，在中国生根，发扬光大，完全中国化了。儒佛的标准是中国人的标准。中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人按儒、佛的标准来修身、齐家、治国理政，全国上下有了一个共同的标准，建立了共识，保障了两千多年的长治久安。然而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叶以来，我们中国不少学者不再以圣人为师，而是以西方为师，高举“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旗帜，并以西方文化来批判自己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当时引进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内涵是什么呢？马克思于1856年4月15日在伦敦为《人民报》创刊纪念发表的演说中，痛陈西方工业文明的异化现象愈演愈烈，批判资本主义的精神异化。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己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到了今日，美国人醒悟了，认识到中国圣人的伟大。美国有几个州把孔子诞辰9月28日作为教师节，中国台湾地区也是把这一天作为教师节。而我们中国大陆教师节选的是9月10日。中国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曾于2005年8月2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誉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黄金法则’，镌刻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厅。”2009年9月2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表彰他在哲学、社会和政治思想上的非凡成就。美国人纪念中国的圣人，纪念中国的教育家，而我们中国的精英们似乎把老祖宗忘了。
我们的社会是存在多元价值观的社会，而多元价值观背后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人们对应该达成共识的价值观念缺少足够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底蕴也缺少深度的理解。因此人与人之间不同程度地缺少社会互信和社会合作。对一个国家来说，精神上的贫血比饥饿更可怕。
中国慈善文化本质上是“大爱”文化。中国慈善文化的历史资源非常深厚。中国的古书一般按内容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中国有《四库全书》，就是以这四部分类。经部包括《周易》《尚书》《礼记》《论语》《孟子》等等；史部包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等；子部包括先秦诸子、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等等，也包括部分佛、道典籍；集部包括楚辞、汉赋、唐宋诗词等等。比如“经书”之所以称为“经”，因为“凡古代圣哲的言行政教之载于典籍，可以重训诫，而为法则，前人以修身、处世、治国、施政之大道，以常用之而无所不通的，便尊称为经。”“子书”所以称为“子”，因为“凡属‘子书’必须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卓然成为一家之言”者。“经书”和“子书”中涉及修身的很多，因此涉及慈善的论述也多。学习和弘扬中国慈善文化，需要对传统的慈善文化的资源进行整合。这个整合工作不是单枪匹马可以胜任的。这需要有组织地去做。这需要参与者有对中国慈善文化的亲和感，引以为宝，能敬畏中华的历史传统，先把精华抓在手里，再步步为营地前赴后继地做下去。这是值得为此竭尽心力，焚膏继晷，守护心底对“大爱”的追求，坚守人类共同价值的道义担当，以期唤起民众对中国慈善文化的“文化自觉”。这是千年不朽、万年犹新的事业。 中国文化是中国特色的文化，中国慈善文化是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中国文化讲阴阳五行。它讲的是人与人平等，人与万物平等。平等就能相互尊重，相互爱护，而成就和谐。儒释道都讲“万物一体”，一体就会生发大爱。阴阳，比如说“阴阳鱼”，白鱼有黑眼，黑鱼有白眼，意思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延伸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对立，是相互平等，互补的。《黄帝内经》的核心思想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法于阴阳”就是效法阴阳。人体是小宇宙，人体内的阴阳要效法外在的大宇宙自然的阴阳。阴阳不是矛盾。阴阳强调的是和谐的关联。矛盾强调的是对立斗争。阴阳学说讲世界、宇宙是一个整体。“和于术数”，意思是符合术数。术数就是方法、技术，都是可以用数字来表示。“阴阳和”包括身与灵合、人与天合，即天人合一。中医不能解释为“中国的医学”，按医学家的解释，是指“中和的医学”。“中和”，中庸和谐，要守中道，不可偏执，必须把阴阳调和成平衡、中和的状态。不仅要“中和”，还要“保和”，把中和变成一种常态。人的身体健康是这样，“生态文明”亦复如此。“五行”是金木水火土，可以跟人体的五脏（心、肝、肺、脾、胃）相配；与五味（酸甜苦辣咸）相配；于五色（青白赤黑黄）相配；与五方（东南西北中）相配；与五声（宫商角徵羽）相配，还可以与春、夏、长夏、秋、冬相配。五行把万物万事连结成一个大网络，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在大网络中是平等的，是生命的共同体，从而才有“大爱”的生发。我们看清华大学的校训，就是出自《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中国特色的文化，不仅儒家、佛家、道家讲博爱，而且可以说，中国流传至今的经典都讲博爱。中国文化从整体上说就是“爱”的文化，“大爱”的文化，中国的“爱”的文化，即中国慈善文化，有其鲜明的特点，不同于欧美。第一，强调要修养成心怀慈善，悲悯苍生的仁人不是容易的事。《国语·周语下》讲“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省心录》第八条讲“为善如负重登山，志虽已确而力犹恐不及；为恶如乘骏马走坡，虽不加鞭策，而足（马脚）亦不能制。”第二，从善难，因此强调先要发“自利利他”这大愿。佛经《贤愚经》载，一贫女以乞讨得到一枚钱，买了油供养佛祖，她将油灯置于佛祖面前的众灯之中。第二天，所有供灯全部熄灭。唯贫女所供之油灯独燃发光，灯油、灯芯都未减损，犹如刚点燃一样，众人大惑不解。佛祖说，因为贫女供灯发了灭除一切众生愚昧黑暗的宏愿，有一颗供养一切众生的至诚心。台湾慈济基金会创始人证严法师对自己和慈济会所有成员的要求是发大愿，甘愿做善事，欢喜做善事。第三，强调若要坚守宏愿，需要多读儒释道的经典，长期熏修，长期历练，涤除心灵的尘垢，才能养成慈善的习惯。这犹如慢性病，要吃药，肯长期吃药，才能康复。单靠背药方，是不能治好病的。因此，古圣人强调反省、改过。儒家的《大学》讲“三纲”“八目”，即“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德”是指本性（《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欲明其明德，须从格物致知下手。”人在世间生活多少受到精神污染，“如金生锈，如镜蒙尘，一片天真遂为人欲所蔽。”格除物欲，才能“致知”。“知”是觉悟，个人名利放下了，“致知”，正知正见就现前了。“格物致知”就是反省、改过、断恶修善，“外思济人之急，内思闲（克服）己之邪”“务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步可进。”所以古代修行人每日写《功过格》，方法是“善则记数，恶则退除。”还有许多人写《自知录》，以儒释道的标准，作为断恶行善的标准，日日省察自己。《荀子·劝学第二》讲“见善，修然（端正地）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忧虑恐惧地）必以自省也。”《朱子语类》卷十三讲“人未说为善，先须疾（痛恨）恶；能疾恶，然后能为善。”“已未善，则舍己之末善而从人之善；人有善，则取人之善而为己之善。”第四，强调要发知耻心、勇猛心和敬畏心。知耻是改过之要机，知耻是从内心里觉悟。知耻则可以成圣成贤，不知耻会堕落为禽兽。发勇猛心，知勇则能振奋。发敬畏心。敬畏因果报应这一宇宙法则。陈寿的《三国志·蜀书》讲“善积者昌，恶积者亡。”《盐铁论》讲“行善则昌，行恶则亡。”“好行善者，天助以福；好行恶者，天报以祸。”《晏子春秋》讲“人行善者天赏之，行不善者天殃之。”无名氏《来生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周易》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有很多吉庆遗留给子孙）；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许多灾殃遗留给后代）。”第五，强调做善事是一种社会责任，是应该做的。佛经的《优婆塞戒经》讲“若优婆塞受持戒已，行路之时，遇见病者，不住瞻视，为作方便，咐嘱所在，而舍去者，（为病人安排医疗住所，而舍离病人不顾），是优婆塞得失意罪。”《梵网经》讲“遇人疾病，不看护、救护、养护，是犯戒。”第六，强调做善事不扬名。《庄子·内篇》讲“为善无近名（做善事不要有求名之心）。《列子·说符》讲，“杨朱曰：行善不以为名，而名从之，……故君子必慎为善（君子做善事要谨慎）。”《呻吟语》讲“其有善而彰者（行善而自我表彰），必有其恶而掩者也。”“君子之为善也，以为理所当为，非要（“要”意为希求）福，非于禄；其不为不善也，以为理所不当为，非惧祸，非远罪。”朱柏庐《治国格言》讲“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第七，强调领导人要带头行善，才能上行下效。《新书·大政上》讲“君（国君）能善，则吏（官员）必能为善矣；更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过也。”领导人有行善的文化自觉，则能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率先塑造中国慈善文化形象，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提升文化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加快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第八，强调要重视行小善。行善重在心之真诚恭敬。人人都有条件行善，不论贫富，不论尊卑。《优婆塞戒经》讲“财施不论多寡，重要的是存平等心。”见他人行善，能随喜称赞，也是行善。《四十二章经》讲“睹人施道，助之欢喜，得福甚大。”行小善而心存真诚，胜过行大善而心存私意。《薛子道论·上篇》讲“为善须表里澄澈，方是真实为善；有纤毫私意夹杂其间，即非正真为善矣。”《聱隅子》讲“小善渐（渐渐地积累）而大德生，小恶滋（滋长）而大怼（怨恨）作。”《淮南子》讲“不谓小善不足为也而舍之，小善积而为大善；不谓小不善为无伤也而为之，小不善积而为大不善。”第九，强调不断提升行善的境界。佛经上讲三种慈悲。第一种是“爱缘慈悲”，我喜欢的人，我对他慈悲；我讨厌的人，我对他不慈悲。这是凡夫。凡夫不能说没有慈悲。做父母的对儿女都慈悲。这叫爱缘慈悲。第二种是众生缘慈悲。不见得跟你有关系，但看到他人有苦难时，你确实帮助他。这是众生缘慈悲。慈善捐赠或慈善服务属于此类。第三种是大慈大悲。做慈善的事没有条件，是无条件的慈悲，包括不求回报。这种慈悲也称为“三轮体空”，施者、受施者、所施之物三者称“三轮”。“轮”是比喻。“轮”是“碾”的意思，可将烦恼碾碎，将自己的悭贪碾碎，是消除贪念而施。它体现施者的清净心、平等心和觉悟心。“三轮体空”就是“无缘（无条件）大慈，同体（同一生命共同体）大悲。”第十，强调用钱是智慧。一个人引以自豪的，不是知识的堆积，而是智慧的开启。智慧如同太阳，它自己能发光；知识好比月亮，它自己不能发光，它反射的是太阳的光。智慧比财富更重要。有钱而没有智慧，只会在精神上堕落。一个人腰缠万贯，追求奢靡的、非可持续的需求；另一个人过简约的生活，尽自己财力帮助同胞，救灾抢险，扶危济困。这是涉及用钱的智慧。市场经济提供了一种手段上的平等，即只要你有钱，你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去消费。但也正因为这一手段上的平等，才使收入不平等对消费的不平等产生重大影响。按照市场的逻辑，市场能力强者很容易形成对优势消费资源的独占性支配。媒体报道，中国收入差距已超过美国。中国人的浪费非常惊人。媒体报道，私家车的利用率仅为公交车的五分之一。每年浪费的粮食足够两亿人食用一年。中国人的奢侈品消费超过美国人。中国慈善文化强调公民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消费方式）进行文化反省，以此促进个人生活方式意义上的文化自觉。生活方式的文化自觉就是以反省的态度，重新审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着眼于一种宏阔的全球生态文明视角，不论贫富，尤其是富者应有一种责任担当意识。其实，善有善报，如一首诗所云：“我们付出一片绿叶，却收获了整个夏天。”
中华慈善文化告诉我们，我们人类，乃至人类和宇宙万物，有着同频率共振的命运关联。我们人人都有责任做中华慈善文化的传薪者。中华慈善文化教导我们，我们只有不断洗涤我们蒙尘的心灵，向往和追求社会的公正，提升我们的思想境界，负起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责任担当，才能很好地学习和弘扬中华慈善文化，才能帮助迷失者清醒，抚慰身陷困厄的人的身心，唤醒沉睡的灵魂，使人与人的心灵更贴近，都有安身立命的家园。在中华大地上，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中华慈善文化的传薪者。事业任重道远，但一以贯之，终生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