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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针对作家琦君的研究多根据作品内容展开,论文试图调整“焦距”,将琦君作为移动的焦点,关注其如何在两个文学场域的文学史建构中,得到差异分明且颇具意味的论述,进而从文学史的内容触及对文学史编纂本身的反思。探索琦君如何作为一种“美学范畴”的代表,被文学史的场域结构与书写逻辑归置,在大陆论述中被视为古典与“五四”传统的继承者,赋予文艺美学的中心位置,在台湾论述中被视为背离官方的抵抗者,赋予反中心主义的边缘位置,并从各自角度获得了“文学正当性”。最后,试图揭示作为“知识话语”的文学史书写中一种“脱离-送回”的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