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知识爆炸的时代，个人的情感挣扎似乎更加凸显。一个只是无休止面对考试的孩子，可能很难有机会触碰人性和真正的自我，这种挣扎也许会更加无处安放。

一

　　我们经常在新闻中看到，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做出很傻的事情，或者因为在感情上找不到出口，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甚至自己的亲生父母。这些现象使人怀疑，现代年轻人的价值观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我个人觉得，年轻人本身是无辜的。
　　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我们看到那些令人错愕的行为，是一个“果”，而真正需要探究的则是形成这个“果”的“因”。在长期以考试为导向的教育体制中，我们希望学生考試科目得满分，但在道德、人格、感情培养的部分可以得零分。
　　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有的，在我上学的年代就已产生。我们很少思考为什么要让孩子上好的高中、好的大学？譬如我从事艺术工作，关心的是创造力、人性的美。我在不同的学校教过书，从联考分数最低的学校到联考分数最高的学校。以我所教授的科系而言，我并不觉得这些学校之间有太大的差别。
　　如果你实际接触学科分数低的学生，就会知道，他们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准备考试，相反，他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他人。譬如说，看电影或者读小说，就有很多机会碰触人性的问题。
　　可是只会考试的学生呢？他们往往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1998年发生的震惊台湾的“王水事件”，一个女孩因为和另一个女孩与同一个男生交往，在慌张之际，就利用化学方面的专长，使用“王水”，犯下谋杀罪。
　　我们可以说，她在专业知识方面的分数非常高，但在道德跟情感处理上是零分。
　　她是坏，或是残酷吗？我不这么认为，她根本没有其他选择。平常她缺乏对人性的了解，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最后警方带她到现场时，她很茫然，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这些个案是我们说的“好学生”所为，他们要进的科系和研究所，都是最难考的。他们从小就埋头在升学、考试中，忽略了其他方面。

二

　　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很苦闷。我相信人在生理发育、转变的时期，就是他最敏感的时候。不只是身体发生变化、声音变粗、性征出现等，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存在。我想，任何人的重要时刻，就在此时，也就是启蒙时刻。
　　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到身体的苦闷，却无法解答。因为生理的苦闷引导我开始思考人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是动物还是人？我的精神在哪里？我的精神向往与肉体的欲望产生了极大的冲突。我不知道女孩子是否也会这样，以男孩子来说，包括我和我的同伴，都是非常严重的，那是一种来自生理上的奇怪的压力。
　　于是我很自然地走进了文学。我在书店读文学作品，在文学作品里削减了许多欲望上的苦闷，并尝试去解答自己从何而来、要到哪里去、我是什么，这些难以解答的课题。
　　因为这样，有一段时间，我原来很好的功课就被耽误了，几次考试都非常糟糕。我因此被学校、家人定义成一个坏孩子。我想，在那个阶段，我是非常容易变坏的。幸好文学救了我，让我有足够的自信，不但没有变坏，还在文学中得到很多关于人生课题的解答。
　　同一时间，我的同伴一头钻进考试里。今天我再回头去看这些同学，发现他们都过得不快乐。他们虽然考上了最好的高中、最好的大学，有些甚至留学归来，但对于感情或婚姻等方面出现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解决。对于人性和真正的自我，他们始终没有机会碰触，因为考试不考这些。
　　我们评判一个学生是坏学生，是因为他的分数不高，可是他对人性可能已经有了很丰富的理解。我们评判一个好学生，也是用分数，可分数并不代表他有能力面对情感和伦理方面的种种问题。学业和人格的发展绝对是两回事，知识不等于智慧，也不会完全转换成智慧。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好学生即使犯案，手法也是最拙劣的。他跑到酒吧去，在电梯内抢劫，当场就被酒吧里的人抓到。是悲剧吧！却令人难以同情。
　　这个社会一直在制造这样的“好学生”，他们自己也扬扬得意，因为一路走来，他们都是被捧得高高的“优等生”，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有问题。
　　我要呼吁的是，所谓的“明星学校”从来不会给你任何保障，分数越高的人越要小心，因为你将来要面对的生活难题，都不在分数里面。

三

　　这几年发生的“好学生”犯罪事件，正好说明，我们应该对教育做全面的检讨。为什么在这个教育系统中，连知识分子的自负都消失了？以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有些事是知识分子不屑做的，为什么这种“士”的自负在校园中消失了？我觉得，这是教育在本质上的最大问题。
　　当然，这几年来，有很多人在做亡羊补牢的工作，开始注重社区活动，注重人文教育、艺术教育，但是我觉得做得还不够。
　　我想强调的是，学校不是训练考试机器的场所，这些孩子不能这样被牺牲。我们应该给孩子最好的音乐、最好的文学、最好的电影，让他们受到熏陶。而这些，不是考试能带来的。
　　（宗 岳摘自《家人》2018年第12期，喻 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