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改名，古已有之，但是自1980年代以降，“城市改名运动”呈现出全新的特征——围绕文化旅游的主题，风景名胜地纷纷华丽变身：以风景名胜、特别是世界遗产作为城市名称，并从县、乡级层面逐步上升到地市级，30多年来，此起彼伏，愈演愈烈，规模之大，声势之猛，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地方政府搞改名运动，究其原因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部分地区以旅游服务业为本地国民经济主导(支柱)产业，旅游产业具备至关重要的战略价值，这些地方政府就热盼通过改名，力推旅游产业转型和升级，这是国际通行的积极姿态的现代旅游意识。比如，泰国著名的海滨度假胜地芭堤雅市，前身是个小渔村，因芭堤雅海滩而闻名于世，泰国政府为了大力发展该地度假旅游，特设“芭堤雅市”。另外，“地主”政府还在地域文化塑造方面大做文章。通过改名，积极传承地域文明，构建区域的核心价值观。1990年，湖南将湘潭县辖属的韶山区，撤区设市，改名为“韶山市”(县级市)，塑造当地“毛泽东故乡”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改名失败的个案屡见不鲜。有的景区面积和行政区域不一，形成了文化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矛盾问题，没能很好地协调解决这一矛盾，造成了改名失败。有的违背汉语言和民族文化传统的改名方式，山东省泰安市就是专名不专的失败个案，其名取“泰山安四海”之意，1958年6月曾改称“泰山市”，但是，泰山总面积426平方公里，而且山体主要分布在济南、泰安、长清和莱芜，只是其主峰位于泰安。由此可见，“泰山市”专名不专，同年12月又被迫改回“泰安市”，此次城市改名宣告失败。
　　其实，通过科学的命名方法，完全可以协调文化旅游发展与城市经济发展的矛盾。如湖南衡阳市(地级市)，与衡山有关的行政地名有衡山县(衡山所在地)、衡南县(衡山之南)、衡东县(衡山之东)、南岳区(南岳风景区)，令游客一目了然，易于辨识。但是违背汉语言和民族文化传统的改名，必然会全面失败。1996年之前，湖北荆州为“荆沙市”，取“荆州”和“沙市”的第一个字，现已恢复古名“荆州”。2010年12月，襄樊(襄阳+樊城)改名为襄阳，宣告这种取名方式彻底失败。该方法既切断了地域历史，也失去了区域的文化品牌效应，世界各国设计地名也极少采用这个方法。唯一的特例是“武汉”，1927年，汪精卫主导的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将“武昌、汉阳、汉口”三地取第一个字，并称“武汉”，作为“首都名”，利用国家政权强力推广，是为特例。
　　一个应该被深刻理解的规律是，任何城市的“名”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物，在它的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决定力量，有实才有名，而名实相符也正是品牌规律的根本原则。城市改名宜专不宜杂，九寨沟、峨眉山市等，均属于专名专用。另外，行政区名尽力贴合景区面积，宜小不宜大，如井冈山市661平方公里、峨眉山市1151平方公里、都江堰市1207平方公里。事实上，旅游依托城市应维持自身名称的固定性和延续性，以避免交通混乱，辨认不清，这是旅游城市改名的关键。如八达岭长城景区，其依托旅游城市是北京市，市内动车和大巴旅游专线直达景区，增设“八达岭特区”，没有让延庆为了贴近长城而改名。另外，城市名句应尽量避免对区域发展没有增值功能的改名，杜绝那些笔墨官司类的改名口水仗，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城市改名并不意味着区域经济必然获益。
　　“差”名字也能有好发展，好名字也会差发展。城市改名仅仅是提供了旅游发展利好、便于招商引资的可能性，对今后的经济获益影响甚小。很多旅游城市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远远不是更名即可解决，关键还是要靠当地切实提升相关企业的治理水平，以及通过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强力带动地区社会服务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