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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江汉平原上洪湖之畔的“沔阳州”，现在易名叫仙桃市，它曾是多么美丽的地方！电影《洪湖赤卫队》里的洪湖，上世纪50年代初还是属于我们沔阳的。
我们县的湖泊成百上千，最大的是排湖和沙湖。我熟悉的排湖，方圆百里。20世纪60年代初，上小学的我到父亲领队开荒的排湖边，虽见不到浩淼接天的湖水了，一望无际的大沼泽地景象仍极富诗意。夏天这里真是美极了：碧绿的芦苇丛和蒿草（秋后都是起茅屋的好材料）；成片成片的荷叶中倒插着神笔一样的莲花，有粉红有白兰花色的（可以摘嫩的莲蓬或老的莲籽米，也可以潜水采藕或藕梢子）；各种水鸟在嬉戏欢叫（如果走运可以在芦苇丛或蒿草窝里捡到好多“蹲鸡”下的蛋）；各式野鱼就更多了（若手里带了叉，说不定可以叉到一条浮上来正懒洋洋晒太阳的大黑鱼）。后来我作为社员去农场劳动，就别是一样情怀了。一是那里蚂蟥特别多，防不胜防，插秧割谷没有不被吸血的，农场的人都像八路军，天天要打绑腿。二是天还未黑，蚊子就成团成团地扑上来，只好不断烧稻草薰蚊子。三是开荒田里淤泥深，不论栽秧割谷动辄陷到半腰深，生怕沉下去爬不出来。
那个时代号召“以粮为纲”、战天斗地，要让荒湖变良田。20世纪70年代中建起了大功率的电力排灌站，排湖渐渐变成了稻田，后来甚至变成了可以种高粱棉花的“白田”（旱地）。现在状态如何我不太了解，据移民的乡亲传信，那里已开始恢复生态，养鱼、种藕。料想旧景虽不可能重现，湿地面积应该比杭州的西溪湿地要大得多吧！
我们村是水田与旱地兼作区，四时风光原是极佳的。单说这春夏之交的农历三、四月天，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有趣的是两样事：一是稻穗低头时，到地头垄间找野鸡，说不定哪处稻丛里就有一个野鸡窝，有野鸡正在孵“鸡秧子”呢。野鸡漂亮极了，受惊时拖起五彩的长尾巴起飞，可以把人看呆。二是割稻时赶野兔，发现了野兔，大伙一起拿着镰刀“冲担”围猎，就看谁机灵跑得快。俗话“千人赶兔，一人吃肉”，指的就是这种场景：大家围追堵截，累得精疲力尽的兔子最后落到谁手上就是谁的盘中餐，别人只有咽口水的份。最刺激的是割谷时发现“土聋子”（一种毒蛇），胆大的就猛地揪住其尾巴，让头朝下，抖呀抖呀，直到它的肠肚将它噎死。我不敢去抓，接过人家逮住的蛇尾巴抖过，那也是要一点胆量的。
至于水田，就更是别有一番景象了。放水耕田前一般都种了绿色植物以翻压作底肥，若种的不是蚕豆（苗）而是“红花苕子”，且成片成片地种，苕子花开时，绿茵铺成的田畴上缀满或深红、浅红或淡紫、金黄的花朵，疑是云霞落九天，那种灵动的美艳，只要看过一眼就会终生不忘。待到整田灌水，田畴就成了一面面镶嵌在大地上的明镜，天光云影共徘徊，白鹭在其间旋起旋落……直教人仙凡莫辨。
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最有吸引力的当然是“无主荒湖”了。日上三竿之后，男孩们手里拎了鱼叉到岸边，可以叉黑鱼——它们喜欢浮上来“晒花”，呆呆地钉在一个地方不动。或者跳到浅水堤岸边寻鳝鱼洞，有本事的一天能捉到十几条大黄鳝。我捉鱼不行，能干的一是采“藕梢子”——循着新出水的尖尖小荷，用脚丫子把“藕儿子”、“藕孙子”踩出来，夹出水。再就是找越冬的野茭白吃——野茭白像弹药一样黑，嚼得满嘴泥污一般。这些勾当虽没有采莲打野鸭捕大鱼有收获，却是我们那时的最爱与极乐。
这些故乡的物事都跟我的童年一样永远地逝去了，回到故乡，那里已找不到记忆中的情景。随着水利排灌网络的建立，水系都成了人工操作系统，湖泊变成了良田。洪涝水患是没有了，平时河渠里几乎没有水，跟尼泊尔和柬埔寨的旱季景象差不多。别说父辈吓唬小孩的芦苇荡中的豺狗早已绝迹，成群的野鸭、野鸡、樟鸡、野鹤不复出现，就是野兔、翠鸟甚至喜鹊、麻雀、大水蛇、“土聋子”都成了稀罕之物。举目所见，除了村落就是村落，除了人还是人。近年家乡还多了一种新玩艺——除草剂。那东西毒性强，路边的野草沾了也会变枯黄，被丢弃的农药瓶、除草剂瓶子随处可见。
别人说“故乡沦陷”，与我的心情有两点不一样。其一，我对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感到惋惜，但更对家乡作为血吸虫重疫区充满恐惧和厌恶。在我们那里，下水田干活的人极少有不得血吸虫病的。我亲眼见到乡亲盛年而逝，家人把他们床上铺的稻草当众点火烧掉以驱邪，先父不寿也与血吸虫病有关。人民公社时期，可以组织集体灭钉螺，治病不仅免费还可以照记工分，现在这些力量和福利自然消亡了。我巴望我的亲友，甚至稍有能力的乡亲能逃离故乡——事实上，乡镇上很多人也“逃”到了广东。据说京九高铁要经过我们乡镇，多么希望大弟家和村里的乡亲们能多一些出路，不必再下水劳动。
其二，我从来不认为有真正的田园牧歌，而工业化、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中国的现行体制确实有许多问题，对当年打天下的主力、“革命同盟军”农民不够公平。亘古未有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农民及他们的后代基本锁定为“二等公民”，限制迁移自由，造成夫妻分居、父母不能养育儿女、子女不能尽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苏联集体农庄时期庄员有退休养老金，而我大姐夫妇70多岁、二姐夫妇年过65，还必须下地干活谋生……但没有这些制度缺陷的发达国家，有迁徙自由，有全国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仍挡不住年轻人奔向嘈杂、喧嚣的大都市。法国的巴黎、韩国的首尔乃至日本的东京，都吸引了全国大量的人口。西欧的农村环境好，北美的农村人口少，可人们还是自发地往都市涌。可见背后必有其深刻的经济学规律即“看不见的手和脚”在起作用。
我相信“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永恒的真理。“大丈夫四海为家”，“好男儿志在四方”，这是古人和乡人励志的话，也是我的人生态度。事实上，我们村都是移民，全村40多户有20多个姓；我家是祖父一辈才从邻县天门避难迁居来的。但人生态度又是矛盾的，写思乡之情最多最好的是李白，可自从东出夔门，一生飘零至死，他都没有再回过故乡四川。
人们大多不想在外折腾一辈子，如果可以告老还乡，远离尘嚣，徜徉于青山绿水间，既可以减少都市的拥挤有利于人，也可以延年益寿有利于己。可这得保有祖传的宅基地，也需要乡村有较好的医疗保健条件。甚至对于年轻人，乡村可以是退守的据点，可以是再出发前疗伤和精神补给的基地。2008年秋，我和凤凰网的邹总等人访问台湾，为我们拍纪录片的翁先生是自由职业者。他告诉我，在台湾家里有几亩地的人是富人；他每年都会回乡住一段时间，剪辑片子，休整一下，放松身心再出来。
虽然我不可能退休回农村养老了：生态环境恶劣，光生活与生产垃圾遍地、蚊蝇乱飞我就再也习惯不了；祖父母一辈的庐墓早被不孝不义的“文革”毁掉；童年的伙伴星散，各人际遇相差太大，留在农村当农民的恐怕劳碌得至死方休……但我对乡村的看法已经悄然改变。在信息化和高科技时代，交通是那么便捷，继电视普及之后电脑网络也会很快普及，住处的远近不再决定人际交往的范围，城乡互动与互补成为可能。我相信，这是城市化对乡村生活的否定之否定。事实上，在长三角一些地方，这个时代已经到来。2010年我到江苏常州和浙江德清，那里的出租车司机和干部向我介绍，连垃圾也像城里一样，有专人收集、运送和集中处理了。
江汉平原我的故乡，何时能够“复乐园”（尽管除了自然的生态环境，它从来没有真正让人乐以忘忧），实现软硬环境适宜人居，而医疗、养老等条件让人可以安心接受，政府治安管理和社区自治可以制服这些年横起来的流氓地痞？如果我等不及这一天，至少，这应是中国乡村的发展趋势吧？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们县的湖泊成百上千，最大的是排湖和沙湖。我熟悉的排湖，方圆百里。20世纪60年代初，上小学的我到父亲领队开荒的排湖边，虽见不到浩淼接天的湖水了，一望无际的大沼泽地景象仍极富诗意。夏天这里真是美极了：碧绿的芦苇丛和蒿草（秋后都是起茅屋的好材料）；成片成片的荷叶中倒插着神笔一样的莲花，有粉红有白兰花色的（可以摘嫩的莲蓬或老的莲籽米，也可以潜水采藕或藕梢子）；各种水鸟在嬉戏欢叫（如果走运可以在芦苇丛或蒿草窝里捡到好多“蹲鸡”下的蛋）；各式野鱼就更多了（若手里带了叉，说不定可以叉到一条浮上来正懒洋洋晒太阳的大黑鱼）。后来我作为社员去农场劳动，就别是一样情怀了。一是那里蚂蟥特别多，防不胜防，插秧割谷没有不被吸血的，农场的人都像八路军，天天要打绑腿。二是天还未黑，蚊子就成团成团地扑上来，只好不断烧稻草薰蚊子。三是开荒田里淤泥深，不论栽秧割谷动辄陷到半腰深，生怕沉下去爬不出来。
那个时代号召“以粮为纲”、战天斗地，要让荒湖变良田。20世纪70年代中建起了大功率的电力排灌站，排湖渐渐变成了稻田，后来甚至变成了可以种高粱棉花的“白田”（旱地）。现在状态如何我不太了解，据移民的乡亲传信，那里已开始恢复生态，养鱼、种藕。料想旧景虽不可能重现，湿地面积应该比杭州的西溪湿地要大得多吧！
我们村是水田与旱地兼作区，四时风光原是极佳的。单说这春夏之交的农历三、四月天，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有趣的是两样事：一是稻穗低头时，到地头垄间找野鸡，说不定哪处稻丛里就有一个野鸡窝，有野鸡正在孵“鸡秧子”呢。野鸡漂亮极了，受惊时拖起五彩的长尾巴起飞，可以把人看呆。二是割稻时赶野兔，发现了野兔，大伙一起拿着镰刀“冲担”围猎，就看谁机灵跑得快。俗话“千人赶兔，一人吃肉”，指的就是这种场景：大家围追堵截，累得精疲力尽的兔子最后落到谁手上就是谁的盘中餐，别人只有咽口水的份。最刺激的是割谷时发现“土聋子”（一种毒蛇），胆大的就猛地揪住其尾巴，让头朝下，抖呀抖呀，直到它的肠肚将它噎死。我不敢去抓，接过人家逮住的蛇尾巴抖过，那也是要一点胆量的。
至于水田，就更是别有一番景象了。放水耕田前一般都种了绿色植物以翻压作底肥，若种的不是蚕豆（苗）而是“红花苕子”，且成片成片地种，苕子花开时，绿茵铺成的田畴上缀满或深红、浅红或淡紫、金黄的花朵，疑是云霞落九天，那种灵动的美艳，只要看过一眼就会终生不忘。待到整田灌水，田畴就成了一面面镶嵌在大地上的明镜，天光云影共徘徊，白鹭在其间旋起旋落……直教人仙凡莫辨。
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最有吸引力的当然是“无主荒湖”了。日上三竿之后，男孩们手里拎了鱼叉到岸边，可以叉黑鱼——它们喜欢浮上来“晒花”，呆呆地钉在一个地方不动。或者跳到浅水堤岸边寻鳝鱼洞，有本事的一天能捉到十几条大黄鳝。我捉鱼不行，能干的一是采“藕梢子”——循着新出水的尖尖小荷，用脚丫子把“藕儿子”、“藕孙子”踩出来，夹出水。再就是找越冬的野茭白吃——野茭白像弹药一样黑，嚼得满嘴泥污一般。这些勾当虽没有采莲打野鸭捕大鱼有收获，却是我们那时的最爱与极乐。
这些故乡的物事都跟我的童年一样永远地逝去了，回到故乡，那里已找不到记忆中的情景。随着水利排灌网络的建立，水系都成了人工操作系统，湖泊变成了良田。洪涝水患是没有了，平时河渠里几乎没有水，跟尼泊尔和柬埔寨的旱季景象差不多。别说父辈吓唬小孩的芦苇荡中的豺狗早已绝迹，成群的野鸭、野鸡、樟鸡、野鹤不复出现，就是野兔、翠鸟甚至喜鹊、麻雀、大水蛇、“土聋子”都成了稀罕之物。举目所见，除了村落就是村落，除了人还是人。近年家乡还多了一种新玩艺——除草剂。那东西毒性强，路边的野草沾了也会变枯黄，被丢弃的农药瓶、除草剂瓶子随处可见。
别人说“故乡沦陷”，与我的心情有两点不一样。其一，我对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感到惋惜，但更对家乡作为血吸虫重疫区充满恐惧和厌恶。在我们那里，下水田干活的人极少有不得血吸虫病的。我亲眼见到乡亲盛年而逝，家人把他们床上铺的稻草当众点火烧掉以驱邪，先父不寿也与血吸虫病有关。人民公社时期，可以组织集体灭钉螺，治病不仅免费还可以照记工分，现在这些力量和福利自然消亡了。我巴望我的亲友，甚至稍有能力的乡亲能逃离故乡——事实上，乡镇上很多人也“逃”到了广东。据说京九高铁要经过我们乡镇，多么希望大弟家和村里的乡亲们能多一些出路，不必再下水劳动。
其二，我从来不认为有真正的田园牧歌，而工业化、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中国的现行体制确实有许多问题，对当年打天下的主力、“革命同盟军”农民不够公平。亘古未有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农民及他们的后代基本锁定为“二等公民”，限制迁移自由，造成夫妻分居、父母不能养育儿女、子女不能尽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苏联集体农庄时期庄员有退休养老金，而我大姐夫妇70多岁、二姐夫妇年过65，还必须下地干活谋生……但没有这些制度缺陷的发达国家，有迁徙自由，有全国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仍挡不住年轻人奔向嘈杂、喧嚣的大都市。法国的巴黎、韩国的首尔乃至日本的东京，都吸引了全国大量的人口。西欧的农村环境好，北美的农村人口少，可人们还是自发地往都市涌。可见背后必有其深刻的经济学规律即“看不见的手和脚”在起作用。
我相信“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永恒的真理。“大丈夫四海为家”，“好男儿志在四方”，这是古人和乡人励志的话，也是我的人生态度。事实上，我们村都是移民，全村40多户有20多个姓；我家是祖父一辈才从邻县天门避难迁居来的。但人生态度又是矛盾的，写思乡之情最多最好的是李白，可自从东出夔门，一生飘零至死，他都没有再回过故乡四川。
人们大多不想在外折腾一辈子，如果可以告老还乡，远离尘嚣，徜徉于青山绿水间，既可以减少都市的拥挤有利于人，也可以延年益寿有利于己。可这得保有祖传的宅基地，也需要乡村有较好的医疗保健条件。甚至对于年轻人，乡村可以是退守的据点，可以是再出发前疗伤和精神补给的基地。2008年秋，我和凤凰网的邹总等人访问台湾，为我们拍纪录片的翁先生是自由职业者。他告诉我，在台湾家里有几亩地的人是富人；他每年都会回乡住一段时间，剪辑片子，休整一下，放松身心再出来。
虽然我不可能退休回农村养老了：生态环境恶劣，光生活与生产垃圾遍地、蚊蝇乱飞我就再也习惯不了；祖父母一辈的庐墓早被不孝不义的“文革”毁掉；童年的伙伴星散，各人际遇相差太大，留在农村当农民的恐怕劳碌得至死方休……但我对乡村的看法已经悄然改变。在信息化和高科技时代，交通是那么便捷，继电视普及之后电脑网络也会很快普及，住处的远近不再决定人际交往的范围，城乡互动与互补成为可能。我相信，这是城市化对乡村生活的否定之否定。事实上，在长三角一些地方，这个时代已经到来。2010年我到江苏常州和浙江德清，那里的出租车司机和干部向我介绍，连垃圾也像城里一样，有专人收集、运送和集中处理了。
江汉平原我的故乡，何时能够“复乐园”（尽管除了自然的生态环境，它从来没有真正让人乐以忘忧），实现软硬环境适宜人居，而医疗、养老等条件让人可以安心接受，政府治安管理和社区自治可以制服这些年横起来的流氓地痞？如果我等不及这一天，至少，这应是中国乡村的发展趋势吧？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