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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出精选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杂志界已有这个做法,我手头即藏有这样的旧书。现在《博览群书》出的几个精选本,我都有收存。最新的一本《幸有书作枕》(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版),因为里面收了我一篇小文,所以是作为样书寄给我的。略一翻阅,便生出几多感慨。感慨来自这本书的一头一尾,许多往事由此浮上心头,便随手在书上写了几句话。
书里有很多熟悉的作者,譬如陈乐民、钱理群、郑也夫、黄集伟、陈平原、止庵、潘小松诸位,我一直爱读他们的文章。列在全书第一篇《弄潮到书海搏击竞自由——当前读者阅读旨趣一瞥》的作者潘国彦,就不单是熟悉了,他是我的表哥。如果表哥还在世的话,我也没什么可感慨的了,可是表哥在去年病故了。表哥生前有本书《为书籍的一生》,紧赶慢赶,他还是没来得及看到出版。去世后两个月这本书姗姗迟来。表哥在病床上瘦得一把骨头,对我说等书出来之后送我。现在想起这句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悲从中来。
潘国彦(我们都叫他阿哥)16岁时只身从上海来到北京,起先就住在我家,好像住了两三年。等我记事了,他已经结婚了。我记得上小学时,有一天表哥来我家,对母亲说这几个孩子有什么爱好,应该早早确立发展的方向。我一直觉得表哥是“个人奋斗”出来的,从书店学徒起步,最后位居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副司长,真的不容易。
后来,我也喜欢上了写作,在报刊上发表些小文章。表哥提醒我要注意“政治第一”,不要写不该写的东西。我一直把这话牢记在心。下乡插队临走的前一天,我的日记是这样的:
8月27日多云。离北京前的最后一天。上午到学校分了组,我这组六个女生六个男生。下午和姚加,倪鼎林合影。晚上。国彦阿哥和小建农来,是为送我。最后一次淋浴回来,又叮嘱了许多话。国彦讲“突出政治,艰苦奋斗”,要牢牢记住。投入战斗,争取胜利,彻底改变软弱无能的行为,作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突出政治,艰苦奋斗”这八个字也可以看作是潘国彦一生的写照。
插队时,我一度思想消沉,写信给表哥吐露。他的回信一边是鼓励我,一边是批评:
你生长在知识分子家中,杜甫有诗曰“儒冠多误身”,此不唯是激愤语,也是过来人的经验也。就是说读书人多数没有什么作为。这不是鼓吹“读书无用论”,而是指不注意学习实际本领,以至一事无成。你年纪很轻,来日方长,总希望你能多一些贡献。
表哥勤勤恳恳地工作,在工作之余,他的最大爱好就是买书和读书了。他说:“北京真是王者之都,客居京华几十年,别的好处且不说,光是有旧书可淘就再住十辈子。”50年代,可以说是旧书业最后的辉煌。表哥他赶上了:
刚到北京,我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娃娃,曾跟随研究明史的姑夫去琉璃厂旧书店挑书,但那些伙计们逼视的目光使我如芒刺在背。下次再也不想去了。于是转而去东安市场。记得有一处叫丹桂商场的,有一批旧书店鳞次栉比地排列着。在这里,我看到了鲁迅单编本的毛边本,还见过上百册胡适亲笔在封面上签名的书,可惜当时我没有心思(主要是不懂)研究版本学,因此一本也没有买。在这里,我买了到北京后的第一本书,那是1948年由读者书店出版的《鲁迅杂感集》。虽然是6号字排印的劣货本,但这本书几乎搜集了鲁迅十几本杂文集的精粹,因此毅然买下了。可以说,是这本书决定了我一生的世界观和文艺观。这本书现在仍宝藏在我的书柜中。
表哥还淘到过珍贵的线装古书,像康熙年间骏惠堂刻印的《温李两家诗集》——“刻工精美,令人爱不忍释。当时索价仅6元,现在大约六百元也买不到了”。可惜了这么珍贵的古书。表哥说:
但当看书与活命发生矛盾时,也只能顾命了。那是在1961年时,因为饿得浮肿,只好挑出几套值钱的书去换救命粮了。最心爱的《温李两家诗集》就这样随风飘去了。现在再也用不到为填饱肚子而犯愁了,而那段艰难的日子真是无法忘怀。
我也是一个爱书的人,我能想象表哥内心的失书之痛。他说:
他生未卜此生休,看来我要与这几千书共始终了。我有一个不该有的愿望,就想快点退休,好让我痛痛快快读点书。
如今,表哥先于这几千册的藏书离开了人世,我想起了他在送我的书上题的一段话:“走过,游过,思索过,我记住这缤纷的世界,世界勿忘我!”
《幸有书作枕》的最后一篇是书的主编写的《博览群书永不老》(代后记),其中提到25年前《博览群书》创办之初的情形。有这么一段话:
据《博览群书》首任主编王强华同志介绍,一般情况下是先批准了刊物,申请到刊号,才能找人题写刊名,而《博览群书》是先请胡耀邦同志题词再去申请刊号,这大概是独一无二的,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这本杂志创办的必要。
王强华同志,大家都知道他是32年前那篇改变了历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责任编辑,有媒体称他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人”的其中一位。我读到这段话,想起了我所知道的王强华同志的几件小事。大约是1965年的某一天,我那时正读初中,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找我父亲。父亲不在家,等等也不回来,客人就留了一张字条和一小包点心。客人走后我看了字条,字条上有“不成敬意”四个字。我当时半懂半不懂,觉得好深奥。这位客人就是王强华同志,后来我才知道的。70年代初我离开插队的农村去青海投靠父亲。在青海又见到了来这里探亲的王强华。那时的文化活动就是打桥牌和下象棋。王强华不太打桥牌,他象棋下得好,好像在县城比赛拿了冠军。我叫他王叔叔,有时和他下棋,好像还赢过一盘,从此我就常吹嘘“赢过县冠军”。几十年时光流逝,最近的一次见到王强华是在表哥的追悼会上。我脑子里浮现出王叔叔在青海用水桶打井水的样子,井沿结了厚厚的冰。
书里有很多熟悉的作者,譬如陈乐民、钱理群、郑也夫、黄集伟、陈平原、止庵、潘小松诸位,我一直爱读他们的文章。列在全书第一篇《弄潮到书海搏击竞自由——当前读者阅读旨趣一瞥》的作者潘国彦,就不单是熟悉了,他是我的表哥。如果表哥还在世的话,我也没什么可感慨的了,可是表哥在去年病故了。表哥生前有本书《为书籍的一生》,紧赶慢赶,他还是没来得及看到出版。去世后两个月这本书姗姗迟来。表哥在病床上瘦得一把骨头,对我说等书出来之后送我。现在想起这句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悲从中来。
潘国彦(我们都叫他阿哥)16岁时只身从上海来到北京,起先就住在我家,好像住了两三年。等我记事了,他已经结婚了。我记得上小学时,有一天表哥来我家,对母亲说这几个孩子有什么爱好,应该早早确立发展的方向。我一直觉得表哥是“个人奋斗”出来的,从书店学徒起步,最后位居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副司长,真的不容易。
后来,我也喜欢上了写作,在报刊上发表些小文章。表哥提醒我要注意“政治第一”,不要写不该写的东西。我一直把这话牢记在心。下乡插队临走的前一天,我的日记是这样的:
8月27日多云。离北京前的最后一天。上午到学校分了组,我这组六个女生六个男生。下午和姚加,倪鼎林合影。晚上。国彦阿哥和小建农来,是为送我。最后一次淋浴回来,又叮嘱了许多话。国彦讲“突出政治,艰苦奋斗”,要牢牢记住。投入战斗,争取胜利,彻底改变软弱无能的行为,作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突出政治,艰苦奋斗”这八个字也可以看作是潘国彦一生的写照。
插队时,我一度思想消沉,写信给表哥吐露。他的回信一边是鼓励我,一边是批评:
你生长在知识分子家中,杜甫有诗曰“儒冠多误身”,此不唯是激愤语,也是过来人的经验也。就是说读书人多数没有什么作为。这不是鼓吹“读书无用论”,而是指不注意学习实际本领,以至一事无成。你年纪很轻,来日方长,总希望你能多一些贡献。
表哥勤勤恳恳地工作,在工作之余,他的最大爱好就是买书和读书了。他说:“北京真是王者之都,客居京华几十年,别的好处且不说,光是有旧书可淘就再住十辈子。”50年代,可以说是旧书业最后的辉煌。表哥他赶上了:
刚到北京,我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娃娃,曾跟随研究明史的姑夫去琉璃厂旧书店挑书,但那些伙计们逼视的目光使我如芒刺在背。下次再也不想去了。于是转而去东安市场。记得有一处叫丹桂商场的,有一批旧书店鳞次栉比地排列着。在这里,我看到了鲁迅单编本的毛边本,还见过上百册胡适亲笔在封面上签名的书,可惜当时我没有心思(主要是不懂)研究版本学,因此一本也没有买。在这里,我买了到北京后的第一本书,那是1948年由读者书店出版的《鲁迅杂感集》。虽然是6号字排印的劣货本,但这本书几乎搜集了鲁迅十几本杂文集的精粹,因此毅然买下了。可以说,是这本书决定了我一生的世界观和文艺观。这本书现在仍宝藏在我的书柜中。
表哥还淘到过珍贵的线装古书,像康熙年间骏惠堂刻印的《温李两家诗集》——“刻工精美,令人爱不忍释。当时索价仅6元,现在大约六百元也买不到了”。可惜了这么珍贵的古书。表哥说:
但当看书与活命发生矛盾时,也只能顾命了。那是在1961年时,因为饿得浮肿,只好挑出几套值钱的书去换救命粮了。最心爱的《温李两家诗集》就这样随风飘去了。现在再也用不到为填饱肚子而犯愁了,而那段艰难的日子真是无法忘怀。
我也是一个爱书的人,我能想象表哥内心的失书之痛。他说:
他生未卜此生休,看来我要与这几千书共始终了。我有一个不该有的愿望,就想快点退休,好让我痛痛快快读点书。
如今,表哥先于这几千册的藏书离开了人世,我想起了他在送我的书上题的一段话:“走过,游过,思索过,我记住这缤纷的世界,世界勿忘我!”
《幸有书作枕》的最后一篇是书的主编写的《博览群书永不老》(代后记),其中提到25年前《博览群书》创办之初的情形。有这么一段话:
据《博览群书》首任主编王强华同志介绍,一般情况下是先批准了刊物,申请到刊号,才能找人题写刊名,而《博览群书》是先请胡耀邦同志题词再去申请刊号,这大概是独一无二的,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这本杂志创办的必要。
王强华同志,大家都知道他是32年前那篇改变了历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责任编辑,有媒体称他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人”的其中一位。我读到这段话,想起了我所知道的王强华同志的几件小事。大约是1965年的某一天,我那时正读初中,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找我父亲。父亲不在家,等等也不回来,客人就留了一张字条和一小包点心。客人走后我看了字条,字条上有“不成敬意”四个字。我当时半懂半不懂,觉得好深奥。这位客人就是王强华同志,后来我才知道的。70年代初我离开插队的农村去青海投靠父亲。在青海又见到了来这里探亲的王强华。那时的文化活动就是打桥牌和下象棋。王强华不太打桥牌,他象棋下得好,好像在县城比赛拿了冠军。我叫他王叔叔,有时和他下棋,好像还赢过一盘,从此我就常吹嘘“赢过县冠军”。几十年时光流逝,最近的一次见到王强华是在表哥的追悼会上。我脑子里浮现出王叔叔在青海用水桶打井水的样子,井沿结了厚厚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