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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说创作在这个时代一直都在创新，不仅是内容上，在形式上亦是。宁肯就是一位别具一格的作家，他大胆的在小说中加上了注释，可以说打破了人们以往对小说的认知。本文就将着重探讨小说注释能为小说带来什么，具有什么样的美学功能。
关键词：小说注释;美学功能; 《三个三重奏》
宁肯从《蒙面之城》开始，到《天·藏》以及现在的《三个三重奏》，可以说他的写作一直在创新。他不甘于以原有的形式创作，一直在寻找新的方式。一般性的叙事已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那么必须在形式上创新，使叙事成为陌生的、多变的和复杂的，以此来满足读者，也是为小说找到存在的合法性。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曾说：“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остранение）’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1]宁肯在《三个三重奏》中所采用的这种注释的方式，无疑是一种小说形式的探索，也是一种“反常化”的手法。
注释对于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来说无疑是熟悉的，它是用来解释字句的文字，是对书籍或文章的语汇、内容、背景、引文作介绍、评议的文字。在其形式上有脚注、篇末注、夹注等。可是在小说中出现注释，确实不常见的，当然这也并非是宁肯的首创。早在1976年出版的《蜘蛛女之吻》中，作者就已经采用了这种注释的形式，但是像宁肯这样长篇幅的注释几乎是没有的。在此笔者把《三个三重奏》这部小说分为文本和注释两部分，以此来重点探索小说中注释的美学功能。
一、幕前的表演和幕后的故事
如果说文本是银幕前的表演，那么注释便是幕后的故事，而这两者统一起来就成了小说。这种表现手法，带来就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读者不仅要阅读文本，也要去读注释，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读懂小说，这样的小说才是作家真正要给你的小说。宁肯在《三个三重奏》的第三节第二个注释中写道：“关于本小说的注释部分，您完全可以不看，我在这里不过是闲聊，就好像有人想出来透透气，喝杯咖啡、茶什么的，我陪他聊聊。不过如果您已经有点不安疑惑不解地读到了这里，我还是想鼓励您一下：出来透透气也无不可。”[2]他在这里已经明确的说明了，但是笔者想如果作者真的觉得无所谓，为何要解释，又为何要鼓励，这是一种希望，作者希望读者去接受这种方式，这才是他的目的。因此，幕前和幕后统一起来才是小说。
幕前的表演是流畅的，作者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每个人物坚持做自己，坚持自己的原则，坚持自己的事业，他们对于舞台来说已经很完美，这是每个读者需要看到的。没有注释的话，一切都结束了，幕布拉上了，演员回家了。但这里有了，有了幕后的故事，你能看到演员们的聊天，他们卸妆后的模样等等，因为这里的幕布是透明的。虽然拉上了幕布，但观众都看得到，谁也不想离去，因为这是一种新的方式，甚至是新的表演。小说注释便是这样，它让读者能看到更多在文本中不能出现的东西。文本是一个完全的整体，不管你添加什么，添加多少都会破坏它，都会让这个整体性受到损失，有了注释，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让小说更加的丰富多彩。它们彼此独立却又能完美融合，新的形式必然带来新的美感体验。
二、一种复调的形式
复调本是音乐术语，指所有声音都按自己的声部行进，相互层叠，构成复调体音乐。而在1929年被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引入小说理论之中，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解释复调理论，即其小说中包含有多种声音。在宁肯的《三个三重奏》中，他以小说注释的方式为复调创造了更好的生长土壤。在之前提到的作者会以“我”直接出现在注释里，然后发表自己的想法。“我”和文本中的每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平等的关系，每个人都在以一种平等的方式对话，诉说自己的故事。
在第二十六节的注释里，“我”正是开始写我的故事：“我说过……，我的儿子……”[2]在这里，“我”与朋友们去了很远的地方，中间发生了很多事，这完全是“我”的故事，它与文本里的故事是没有联系的。在三十九节的注释了，“我”又是一次回归，这次的故事同样很长。小说注释与文本形成了一种复调的关系，两者共同影响小说，而且在形式上更加完善、和谐。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思考一旦进入小说内部，就改变了本质：一种教条式的思想变成假设性的了。……我喜欢时不时地直接介入（小说），作为作者，作为我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在于口吻。”[3]作者的思考同样具有这样的性质，而且把思考放在注释中，会让人觉得比出现在文本中更加的合适。注释里可以说是作者的天地，由作者掌控，因此“我”的出现便不会那么的突兀。
三、八十年代
宁肯的《三个三重奏》中，八十年代依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年代发生了很多事情，在注释里有“我”和朋友们的骑行游玩，也有文本中杜远方的开始上升之路。八十年代是一个起点，是所有人重新开始的起点，也是这部小说的根基。小说中发生的一切都是从这个时间开始的，上章中笔者说，注释里的故事和文本的故事没有联系，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没有联系，它们的联系是在一个它们共同拥有的时间上。注释中多次写到八十年代，这个时期就像是文本的起源期一样，如果没有这个时期，那么杜远方不会冒出来，居延泽也不会去找他，所有的故事都不会发生了。作者不仅通过八十年代使文本和注释进一步统一起来，而且也让注释真正成为文本的补充。它不是直接地告诉你，杜远方在这个时期怎么样，居延泽怎么样，它是通过“我”和“我”的朋友来表现的。“我”和朋友的出现让八十年代丰富了起来，使他们走向毁灭原因不再只是一对一，现在是复杂的，过去同样是复杂的，并且这两个复杂不是完全相对的。
结论
注释进入小说，让小说更加丰富起来，使读者看到更多的内容，同时也让小说更加富有表现力。通过上面论证注释和文本是密不可分的，他们共同构成了小说，而它的美学功能则体现在更多的可能，更多的內容，更多故事。
参考文献
[1]什克洛夫斯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M].北京：三联书店，1989：7
[2]宁肯.三个三重奏[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33，239
[3]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99-100
项目基金：
本项目得到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资助，项目全称：长篇小说注释的美学功能探析——以宁肯《三个三重奏》为例，项目编号：CX2019SP198，本文系此项目最终成果
关键词：小说注释;美学功能; 《三个三重奏》
宁肯从《蒙面之城》开始，到《天·藏》以及现在的《三个三重奏》，可以说他的写作一直在创新。他不甘于以原有的形式创作，一直在寻找新的方式。一般性的叙事已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那么必须在形式上创新，使叙事成为陌生的、多变的和复杂的，以此来满足读者，也是为小说找到存在的合法性。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曾说：“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остранение）’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1]宁肯在《三个三重奏》中所采用的这种注释的方式，无疑是一种小说形式的探索，也是一种“反常化”的手法。
注释对于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来说无疑是熟悉的，它是用来解释字句的文字，是对书籍或文章的语汇、内容、背景、引文作介绍、评议的文字。在其形式上有脚注、篇末注、夹注等。可是在小说中出现注释，确实不常见的，当然这也并非是宁肯的首创。早在1976年出版的《蜘蛛女之吻》中，作者就已经采用了这种注释的形式，但是像宁肯这样长篇幅的注释几乎是没有的。在此笔者把《三个三重奏》这部小说分为文本和注释两部分，以此来重点探索小说中注释的美学功能。
一、幕前的表演和幕后的故事
如果说文本是银幕前的表演，那么注释便是幕后的故事，而这两者统一起来就成了小说。这种表现手法，带来就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读者不仅要阅读文本，也要去读注释，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读懂小说，这样的小说才是作家真正要给你的小说。宁肯在《三个三重奏》的第三节第二个注释中写道：“关于本小说的注释部分，您完全可以不看，我在这里不过是闲聊，就好像有人想出来透透气，喝杯咖啡、茶什么的，我陪他聊聊。不过如果您已经有点不安疑惑不解地读到了这里，我还是想鼓励您一下：出来透透气也无不可。”[2]他在这里已经明确的说明了，但是笔者想如果作者真的觉得无所谓，为何要解释，又为何要鼓励，这是一种希望，作者希望读者去接受这种方式，这才是他的目的。因此，幕前和幕后统一起来才是小说。
幕前的表演是流畅的，作者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每个人物坚持做自己，坚持自己的原则，坚持自己的事业，他们对于舞台来说已经很完美，这是每个读者需要看到的。没有注释的话，一切都结束了，幕布拉上了，演员回家了。但这里有了，有了幕后的故事，你能看到演员们的聊天，他们卸妆后的模样等等，因为这里的幕布是透明的。虽然拉上了幕布，但观众都看得到，谁也不想离去，因为这是一种新的方式，甚至是新的表演。小说注释便是这样，它让读者能看到更多在文本中不能出现的东西。文本是一个完全的整体，不管你添加什么，添加多少都会破坏它，都会让这个整体性受到损失，有了注释，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让小说更加的丰富多彩。它们彼此独立却又能完美融合，新的形式必然带来新的美感体验。
二、一种复调的形式
复调本是音乐术语，指所有声音都按自己的声部行进，相互层叠，构成复调体音乐。而在1929年被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引入小说理论之中，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解释复调理论，即其小说中包含有多种声音。在宁肯的《三个三重奏》中，他以小说注释的方式为复调创造了更好的生长土壤。在之前提到的作者会以“我”直接出现在注释里，然后发表自己的想法。“我”和文本中的每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平等的关系，每个人都在以一种平等的方式对话，诉说自己的故事。
在第二十六节的注释里，“我”正是开始写我的故事：“我说过……，我的儿子……”[2]在这里，“我”与朋友们去了很远的地方，中间发生了很多事，这完全是“我”的故事，它与文本里的故事是没有联系的。在三十九节的注释了，“我”又是一次回归，这次的故事同样很长。小说注释与文本形成了一种复调的关系，两者共同影响小说，而且在形式上更加完善、和谐。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思考一旦进入小说内部，就改变了本质：一种教条式的思想变成假设性的了。……我喜欢时不时地直接介入（小说），作为作者，作为我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在于口吻。”[3]作者的思考同样具有这样的性质，而且把思考放在注释中，会让人觉得比出现在文本中更加的合适。注释里可以说是作者的天地，由作者掌控，因此“我”的出现便不会那么的突兀。
三、八十年代
宁肯的《三个三重奏》中，八十年代依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年代发生了很多事情，在注释里有“我”和朋友们的骑行游玩，也有文本中杜远方的开始上升之路。八十年代是一个起点，是所有人重新开始的起点，也是这部小说的根基。小说中发生的一切都是从这个时间开始的，上章中笔者说，注释里的故事和文本的故事没有联系，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没有联系，它们的联系是在一个它们共同拥有的时间上。注释中多次写到八十年代，这个时期就像是文本的起源期一样，如果没有这个时期，那么杜远方不会冒出来，居延泽也不会去找他，所有的故事都不会发生了。作者不仅通过八十年代使文本和注释进一步统一起来，而且也让注释真正成为文本的补充。它不是直接地告诉你，杜远方在这个时期怎么样，居延泽怎么样，它是通过“我”和“我”的朋友来表现的。“我”和朋友的出现让八十年代丰富了起来，使他们走向毁灭原因不再只是一对一，现在是复杂的，过去同样是复杂的，并且这两个复杂不是完全相对的。
结论
注释进入小说，让小说更加丰富起来，使读者看到更多的内容，同时也让小说更加富有表现力。通过上面论证注释和文本是密不可分的，他们共同构成了小说，而它的美学功能则体现在更多的可能，更多的內容，更多故事。
参考文献
[1]什克洛夫斯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M].北京：三联书店，1989：7
[2]宁肯.三个三重奏[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33，239
[3]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99-100
项目基金：
本项目得到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资助，项目全称：长篇小说注释的美学功能探析——以宁肯《三个三重奏》为例，项目编号：CX2019SP198，本文系此项目最终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