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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仁宇的整个人生旅程中，他的父亲黄震白对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黄仁宇曾说：“我的历史观来自他的教导。”
在20世纪初，这位年近30、常在饥饿边缘的孤单流浪汉，加入秘密会社“同盟会”，也就是国民党的前身。但革命后的状况让黄震白十分失望，他一气之下，辞职回到湖南，和黄仁宇的母亲结婚。他在湖南省地方政府做些零星的工作，不但薪资少，还得忍受素质和能力不如他的长官的羞辱。后来黄震白提早退休。
由于家境困难，除了支付学费及必要开支，黄震白再也无法为黄仁宇提供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从中学开始上英文课时，黄仁宇就一直盼望能拥有生平的第一支钢笔，结果预算只容他带一支墨水笔，再加一罐墨水。下雨时，同学在鞋子上加橡胶套鞋，闪亮又时髦，黄仁宇却只能笨拙地踏着木屐，发出恼人的声音，常常令他无地自容。有时候他也会向父亲抱怨，但得到的却是父亲讲述他自己年少时的故事。但显然黄仁宇当时还无法理解这一点，他说：“我的小小心愿没有得到满足，一点都不相信我们家的困苦和中国的命运有任何关系。”
据黄仁宇的弟弟回忆：“在长沙时，我们兄弟年轻，父亲又常赴外省工作，在我的记忆中比较深刻的是在客厅墙上挂的国父孙中山的手笔，题赠‘种苏同志’，中间是‘博爱’两个大字，下首是孙中山的签名和印章。这幅字帖一直挂在家中，到了1939年抗战开始，家人分散，这手帖就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黄仁宇自十四五岁起就开始向当地报纸投稿，写作热忱自此从未间断。当时《湖南日报》副刊，连续登载他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都有他自己手绘的人物画像。他的写作热忱，从中学时代开始，从未间断，后来他继续在文章书籍中加入自己的插图，包括白描画、地图、表格和作战形势图等，都一手细心创制。他的私人用笺，上面就有一幅白描画，描画过去运河漕运情形，是他的学术著作《明代的漕运》中的插图。
看《黄河青山》里黄仁宇年轻时的照片，形象气质和通常人们心目中“温文尔雅有着真性情”的人文学者形象相去甚远。那时他是军人，学的是工科，绝没料到中国社会的天翻地覆会影响到他日后的命运，以致要背井离乡到美国，30多岁时开始半工半读，从头研究历史。
1936年，黄仁宇考上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不久抗战开始，他放弃读了一年半的大学学业，从军报国，报考军校。在尚未进入军校的5个月空当中，他在长沙《抗战日报》觅得记者一职，当时的同事包括大名鼎鼎的剧作家田汉，以及后来成为共产党高干的廖沫沙。
1938年黄仁宇考入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后任陆军14师排长和代理连长。1943年受派由重庆飞往印度，参加中国驻印度远征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为孙立人的部下。在缅甸服役期间，他常常撰文报道战事，投稿到当时最负盛名的《大公报》。1944年5月在北缅密支那之役，他到前线，被日军藏在树丛中的狙击兵射中大腿，曾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
《缅北之战》只是黄仁宇当年在抗日战场上随手写下的一些战地通讯，仅就写作笔法而言，年轻的黄仁宇比一般的战地记者超出了很多。对此，黄先生有所交代：“我自己有这么一个癖好：我想在文字里注意营以下的动作，而极力避免涉及到高级官长”，“我希望以后所有通讯都以亲自在战斗部队目睹为限”。黄仁宇说：“我很羡慕很多美国记者的做法，这些美国同行不提及战略技术，自己和一线战士共同生活，所以他们的战地通讯，是士兵的行动，士兵的生活，士兵的思想。”
在《八月十四日》这篇文章里，黄仁宇写道：“军人的生活像一团梦，整个人生的生命又何尝不像一团梦！”这样的句子体现出了某种对生命的体悟。而在《拉班追击战》中，黄仁宇则描写一座桥下歪倒的一个敌人的尸体，“他的头浸在水里，他是一个大尉，旁边的树枝上晾着泡湿的地图和英日字典。”
缅北之战后，黄仁宇想到了重返校园，但不想再念电机工程。看到眼前人类如此大规模的奋斗与挣扎，他已经对别的领域产生兴趣，不想再研究安培、伏特、静电系单位这些东西了。从1952年开始，黄仁宇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念本科三年级。把半生的事业成就全部放弃，重新和年轻的学生们生活在一起，这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
黄仁宇在密西根大学Undergraduate School念了三年，由新闻系转到历史系，取得学士学位。在这段时间，除开读书、工作之外，他对年轻大学生的课外活动一样有兴趣。密西根大学是美国中西部足球联盟的一员。秋天是足球季，各校轮流比赛，每场的观众上万，黄仁宇戴上黄蓝两色上有校徽的便帽，踊跃参加。
随后黄仁宇继续念研究院，一直到1964年，取得博士学位。美国政府对大学文科不大重视，政府研究津贴很少花在这个部门，因此大学里相应的教职很少。博士毕业之后，黄仁宇在老师余英时的帮助下，才在纽约州的钮普兹州立大学找到一个职位。但1979年夏天他接到了解聘通知。理由是学校财政困难，需要减员。实际上黄仁宇所担任的课程，学生选修率低。与他同时被资遣的还有教拉丁美洲历史、俄罗斯历史、中东历史的教师。
但富有具有戏剧性的是，在他被解聘后的第二年，他的屡屡碰壁的《万历十五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并由当时美国名作家约翰·厄卜代克在《纽约客》杂志撰写书评推荐，1982和1983年该书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翌年《万历十五年》的中文版在北京出版……从此黄仁宇的著作一部接一部地出版，几乎每本都受到热烈追捧。
2000年1月8日，黄仁宇在美国去看电影时心脏病发辞世，结束了他多彩多姿的人生。当天他们夫妇离开在纽约的寓所去电影院时，黄仁宇含笑对妻子格尔说：“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抛弃躯壳，离开尘世。”随后格尔开车沿赫逊河岸转折，黄仁宇继续讨论身后事。他曾幸福又感慨地说：“我一生经历过中外各阶层的生活，不论是治世乱世，无所不闻，无所不见。现在我个人要做的事都已做了，可一死而无憾也。”
（本文由李翊的《另类史学家黄仁宇》和黄兢存的《我的哥哥黄仁宇》综合编辑而成）
在20世纪初，这位年近30、常在饥饿边缘的孤单流浪汉，加入秘密会社“同盟会”，也就是国民党的前身。但革命后的状况让黄震白十分失望，他一气之下，辞职回到湖南，和黄仁宇的母亲结婚。他在湖南省地方政府做些零星的工作，不但薪资少，还得忍受素质和能力不如他的长官的羞辱。后来黄震白提早退休。
由于家境困难，除了支付学费及必要开支，黄震白再也无法为黄仁宇提供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从中学开始上英文课时，黄仁宇就一直盼望能拥有生平的第一支钢笔，结果预算只容他带一支墨水笔，再加一罐墨水。下雨时，同学在鞋子上加橡胶套鞋，闪亮又时髦，黄仁宇却只能笨拙地踏着木屐，发出恼人的声音，常常令他无地自容。有时候他也会向父亲抱怨，但得到的却是父亲讲述他自己年少时的故事。但显然黄仁宇当时还无法理解这一点，他说：“我的小小心愿没有得到满足，一点都不相信我们家的困苦和中国的命运有任何关系。”
据黄仁宇的弟弟回忆：“在长沙时，我们兄弟年轻，父亲又常赴外省工作，在我的记忆中比较深刻的是在客厅墙上挂的国父孙中山的手笔，题赠‘种苏同志’，中间是‘博爱’两个大字，下首是孙中山的签名和印章。这幅字帖一直挂在家中，到了1939年抗战开始，家人分散，这手帖就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黄仁宇自十四五岁起就开始向当地报纸投稿，写作热忱自此从未间断。当时《湖南日报》副刊，连续登载他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都有他自己手绘的人物画像。他的写作热忱，从中学时代开始，从未间断，后来他继续在文章书籍中加入自己的插图，包括白描画、地图、表格和作战形势图等，都一手细心创制。他的私人用笺，上面就有一幅白描画，描画过去运河漕运情形，是他的学术著作《明代的漕运》中的插图。
看《黄河青山》里黄仁宇年轻时的照片，形象气质和通常人们心目中“温文尔雅有着真性情”的人文学者形象相去甚远。那时他是军人，学的是工科，绝没料到中国社会的天翻地覆会影响到他日后的命运，以致要背井离乡到美国，30多岁时开始半工半读，从头研究历史。
1936年，黄仁宇考上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不久抗战开始，他放弃读了一年半的大学学业，从军报国，报考军校。在尚未进入军校的5个月空当中，他在长沙《抗战日报》觅得记者一职，当时的同事包括大名鼎鼎的剧作家田汉，以及后来成为共产党高干的廖沫沙。
1938年黄仁宇考入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后任陆军14师排长和代理连长。1943年受派由重庆飞往印度，参加中国驻印度远征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为孙立人的部下。在缅甸服役期间，他常常撰文报道战事，投稿到当时最负盛名的《大公报》。1944年5月在北缅密支那之役，他到前线，被日军藏在树丛中的狙击兵射中大腿，曾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
《缅北之战》只是黄仁宇当年在抗日战场上随手写下的一些战地通讯，仅就写作笔法而言，年轻的黄仁宇比一般的战地记者超出了很多。对此，黄先生有所交代：“我自己有这么一个癖好：我想在文字里注意营以下的动作，而极力避免涉及到高级官长”，“我希望以后所有通讯都以亲自在战斗部队目睹为限”。黄仁宇说：“我很羡慕很多美国记者的做法，这些美国同行不提及战略技术，自己和一线战士共同生活，所以他们的战地通讯，是士兵的行动，士兵的生活，士兵的思想。”
在《八月十四日》这篇文章里，黄仁宇写道：“军人的生活像一团梦，整个人生的生命又何尝不像一团梦！”这样的句子体现出了某种对生命的体悟。而在《拉班追击战》中，黄仁宇则描写一座桥下歪倒的一个敌人的尸体，“他的头浸在水里，他是一个大尉，旁边的树枝上晾着泡湿的地图和英日字典。”
缅北之战后，黄仁宇想到了重返校园，但不想再念电机工程。看到眼前人类如此大规模的奋斗与挣扎，他已经对别的领域产生兴趣，不想再研究安培、伏特、静电系单位这些东西了。从1952年开始，黄仁宇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念本科三年级。把半生的事业成就全部放弃，重新和年轻的学生们生活在一起，这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
黄仁宇在密西根大学Undergraduate School念了三年，由新闻系转到历史系，取得学士学位。在这段时间，除开读书、工作之外，他对年轻大学生的课外活动一样有兴趣。密西根大学是美国中西部足球联盟的一员。秋天是足球季，各校轮流比赛，每场的观众上万，黄仁宇戴上黄蓝两色上有校徽的便帽，踊跃参加。
随后黄仁宇继续念研究院，一直到1964年，取得博士学位。美国政府对大学文科不大重视，政府研究津贴很少花在这个部门，因此大学里相应的教职很少。博士毕业之后，黄仁宇在老师余英时的帮助下，才在纽约州的钮普兹州立大学找到一个职位。但1979年夏天他接到了解聘通知。理由是学校财政困难，需要减员。实际上黄仁宇所担任的课程，学生选修率低。与他同时被资遣的还有教拉丁美洲历史、俄罗斯历史、中东历史的教师。
但富有具有戏剧性的是，在他被解聘后的第二年，他的屡屡碰壁的《万历十五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并由当时美国名作家约翰·厄卜代克在《纽约客》杂志撰写书评推荐，1982和1983年该书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翌年《万历十五年》的中文版在北京出版……从此黄仁宇的著作一部接一部地出版，几乎每本都受到热烈追捧。
2000年1月8日，黄仁宇在美国去看电影时心脏病发辞世，结束了他多彩多姿的人生。当天他们夫妇离开在纽约的寓所去电影院时，黄仁宇含笑对妻子格尔说：“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抛弃躯壳，离开尘世。”随后格尔开车沿赫逊河岸转折，黄仁宇继续讨论身后事。他曾幸福又感慨地说：“我一生经历过中外各阶层的生活，不论是治世乱世，无所不闻，无所不见。现在我个人要做的事都已做了，可一死而无憾也。”
（本文由李翊的《另类史学家黄仁宇》和黄兢存的《我的哥哥黄仁宇》综合编辑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