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水画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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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山水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它代表了东方艺术的审美特点,其审美意识体现着独特的风格和艺术意境。山水画得山川灵秀之气,是中国人情思中最厚重的沉淀。中国山水画有着高贵的精神内核,它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相契合,将主客观世界的相互映照、人与自然的交融作为艺术的根本。斗转星移,物华变迁,在多元文化的今天,艺术家在重现古人山水痕迹的同时,也在探索传统山水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把传统山水画的精髓继承下来并与现代性相结合。
  宋元以降,中国山水画的内容与形式逐步完善,有了特定的创作规范。近一个世纪以来,山水画出现了巨变,尤其是以水墨写意为主流的创作趋势,在20世纪 80年代以来发生了重大转变,不少中青年画家在创作新的语言上有了重要突破,不断尝试使用新材料、新技法和新工具,给当代中国山水画创作带来了新气息,形成一股鲜明的现代風格。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当代山水画创作虽然有了一定的成就,但当大家沉迷于“突破”时,创作的工艺性、规范性却让传统的一些人文情怀丧失了,不少作品缺乏个性、形式雷同,表现的形式和内容相去甚远,以致缺乏自我性情。传统山水画笔法表现力很强,流行了一千多年的笔墨程式非常古老和成熟,仍然影响很大,很多画家希望另辟蹊径,试图放弃旧的形式语言,而新的语言体系又不成熟,还难以肩负表现时代精神的重任。这是当下中国山水画发展面临的困境。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艺术是时代的反映,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和表现,其目的都是对某种文化的解读。离开文化谈艺术,便是无源之水。古代很多大家,如荆关董巨、元四家、明四家、扬州八家等,他们之所以能在历史上有所建树,就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无不浓缩了时代文化的精华,他们首先就在研究如何继承传统,将自身投身于时代文化的前列。我们看历代山水画就可以发现,优秀作品都有着很强的时代文化精神,至今仍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这种时代文化精神,其实就是一种创新精神。大师们的作品,总是包含了对时代的理解、对社会的认识、对生活的洞察以及对人生的深刻感悟,由此形成了鲜明而独立的表现形式和艺术语言。这当然离不开全身心的投入,古人云“专其神,守其一”,忘我的精神才能产生震撼的作品。现代的人经常感叹,古代生产力并不发达,物资匮乏、信息闭塞,为何古人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佳作。这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古人忘我地融入进去了,他们与时代精神融为一体,进行着心灵的冒险,其创作可以算得上是灵感迸发。这种超越物质条件的创作,不是生产生活环境能左右的。我们现在的创作之所以难以和历史上的作品相比较,就是因为当下不少画家心浮气躁,缺乏专注的创作心态,学习与思考也往往浮于表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量西方文化涌入中国,各种艺术语言、各种文化思潮、各种创作形式,都在这个文明古国滋生,对传统的疏远,导致不少画家无心钻研传统文化。
  中国画的传统必须延续下去,如何让青年一代画家更好地去感悟和鉴赏山水画的气韵,把握山水画的意象造型观,进而更好地传承中国山水画优良传统,这是摆在当前画坛的重要任务。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首先是创作理念的问题。当前中国山水画创作普遍缺乏理念或思想。南朝宋畫家宗炳《画山水序》认为创作最重要之思想为“以神法道”,强调以精神去探求对自然的感应,“万趣融其神思”。只有实现物我的精神感应,才能体现“道”的本质,这便是一种典型的创作思想。重立神而不废道,这对于山水画家来说尤为重要,创作者的“神思”应该在“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根本观念,是中国山水画创作的基本出发点,也是艺术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山水画之大是由于创作者与自然万物是相通的,创作者个人性情变化万千,与自然万物相互感应,充满生机。大自然将人引入变幻莫测的山水空间,创作者又将其对社会、生活、历史和人生的感悟融入到自己的山水作品中,二者合而为一。晚清画家虚谷道:“石即云也,云即雨也。 ”石为何为云,云又何为雨?简直是禅机妙语。佛家云:“以心观物,物无大小。 ”这里的“以心观物”,正是感性的直觉体验,所谓“物无大小 ”,则是在直觉观照中物我界限的泯灭与时空概念的消失,一切自本心生,全由心灵的直觉体验去感受。可见,艺术家的 “心”是很大的。古往今来,上下四方,乃至无尽虚空,皆可容于创作者的 “心观内照”之中。在山水画创作过程之中,创作者首先应明确的是一个大的创作理念,将自身置于“观照”的核心,沉思冥想,深入挖掘山水文化的内涵。


  其次是创作方法的问题。有了创作理念,创作方法也很重要。比如说笔墨,中国画很注重笔墨。而如何将笔墨化成有内涵的绘画语言,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张仃主张“笔墨为底线”,吴冠中认为“笔墨等于零”,谈论的角度、观点虽不一样,却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笔墨。对西方绘画来说,笔墨、形式、线条等都是手段,是为内容服务的,一旦脱离了要表现的内容,它们便没有任何价值。而中国画的笔墨不单是手段,其本身就是内容和目的,具有独特的审美意境。元代画家王蒙,所画山水生机勃勃,郁茂苍茫,如用西方绘画理论分析,他的作品阳光灿烂、水分饱满。而中国画是通过皴擦点染,在一笔一墨中将笔墨本身的力度流露出来,在一点一画中将韵律发出的生命呈现出来。中国画的线,并不是单纯的线条,它是建基于书法之上的线,是有情有意的线,有修养和内涵的线。书法为基础,用笔很关键,笔墨除了情意和内涵之外,还离不开专业的训练。扎实的训练功夫,对于作画进入更高的阶段,是一个必经的磨砺。齐白石“衰年变法”,打下了几十年的深厚功力,才能技进于道,最终炉火纯青,臻于化境。专业训练不只是用毛笔写字和画画,而是要把握笔墨的内在属性及其文化内涵,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笔墨与时代文化相并行的目的。再比如说造型,中国画其实也讲造型。唐代张彦远说,“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形似是作画的基础,画山为山,画水为水。但形似不是最终目的,形似的基础上应更深一层,即表达出作品的内在精神,使其形神兼备,气韵生动。山有四时,有动有静,有虚有实,有血有肉,有表有里,是一个整体,是活的。不仅要形似,还离不开“骨气”,这才是中国画讲究的造型。骨是骨骼,气是流动的生命。骨不是简单的写生,要先吃透结构,将结构变化为生动的形象后,才能落笔成形。元代画家倪瓒说,“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后人对此有很大误解。作画不能形似,岂不是南辕北辙?“不求形似”不等于放弃形似,只是着眼点不在形似,而将形似寓于神似之中。石涛所说的“似与不似间”也是指在作品中注入更多的画外功夫或人文修养,强调创作需要抒发性情,丝毫没有否定“形似”。学习传统当深入洞察,取精存真。当下中国画创作,对传统山水画造型方法存有偏见,更多注重形似多样化,没能在文化的高度上去理解造型的真正内涵,导致形式主义的僵化,处于一种平庸状态。
  再次是认识生活的问题。艺术家作品的优劣,不只取决于新颖的艺术形式和独特的艺术语言,作品的内涵更多地表现在画外之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对生活的认识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生活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创作的内容。技法可以通过传授、借鉴而得,而创作中的启发,只能从生活中领悟。山水画尤其如此,山水画以自然景观为描绘对象,这决定了山水画家必须深入生活,师法造化。历代山水名家之所以可以创作出流芳百世的杰作,可以创造出非常贴切的表现技法,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注重贴近自然,深入生活,在感悟自然的过程中师法自然,进而产生精湛的思想。黄公望创作《富春山居图》时,终日奔走于富春江两岸,“袖携纸笔,凡遇景物,辍即模记”。这件作品观察、揣摩便费时三四年,然后动笔至完成又倾注了画家三年心血,是画家与富春山水交融的结晶。清代石涛讲“搜尽其峰打草稿”,画家应通过体验生活来提高形式和语言的表现力,一方面要深入生活,从中寻找有益的素材,另一方面要积累人生经验。多采素材,多观事物,才能迸发灵感,创出奇妙之作。有人认为人生经验的积累是被动进行的,其实,创作本身就是生活,任何条件下的创作都存在着产生艺术灵感的可能,自然、山水、人生,皆可物化为水墨。当前山水画处于一个转型期,中国正从传统走向现代,科技的发展向我们展现更多的宇宙空间,迫使山水画进行新的变革。在这种环境下,有责任的艺术家都应该深入生活,不断完善自己。只有这样,才能为今后中国山水画的发展找到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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