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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妇，将一个站不住脚的冤情，沸沸扬扬地从县城闹到北京。
一个首长，一个拍案，下面一串官员全部遭殃。
一头老牛，一声哞叫，让上访了十年 的村妇开始怀疑人生。
一个无厘头的荒诞理由，绕进了无数荒诞的人和事，浇灌了无数荒诞的养料之后，长成了一棵荒诞的参天大树。
有人嚷嚷李雪莲“法盲”“刁民”，自作自受、无理取闹。其实，荒诞作品中的荒诞，从来不是重点。正如无需纠结《等待戈多》中戈多是何方圣神，《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为何变甲虫，跳过荒谬本身，窥探背后的冲突，才是荒诞故事的内涵指向。
强势与弱势的冲突：性别是关键的一道坎
李雪莲穿行在一群思维迥异的男性中，处处碰到“鸡同鸭讲”的窘迫。甚至有人说，电影表面讲李雪莲，其实是讲28个男人。“女人VS男人”的格局，给予了强势与弱势以社会性别的隐喻。
一糙老爷们儿上访，无法比“要胸有胸、要腰有腰”的李雪莲上访更能撩动公众神经，更能引发戏剧性的冲突。强弱的对峙，在官民冲突之前，性别冲突首当其冲，且更加具有深刻的时代内涵和外延。
经典的故事套路，无非讲平凡的男人成功，讲美丽的女人落难。《我不是潘金莲》在这方面玩得十分彻底，不仅要落难，而且还要20年如一日，在“无事生非”的孤独环境中与强势的“直男”们斗智斗勇。
她试图证明自己符合男权世界的评判标准，证明自己是良妇而不是荡妇。她被这套荒谬的生存规则束缚着，习惯按照男权社会的规则活成男人喜欢的样子。第一步，李雪莲便陷入最大的陷阱。
人言虽然可畏，但换个地方开一家牛骨汤店不行吗？李雪莲偏偏要自证清白，与令所有良家妇女闻风丧胆的符号“潘金莲”划清关系。
男性官员们的群像与老胡、赵大头，共同组建成了男权的堡垒，将作为“第二性”的弱小女性李雪莲粗暴地拒之门外。
对于女性主义的投怀送抱，原著中表现更为强烈。漫漫上访路中，真正给李雪莲无私指引和帮助的，只有两个女人。
一个是素未谋面的看厕所的妇女，她同情李雪莲，衷心劝她别去杀秦玉河。李雪莲被一语点醒，才没有走上“杀人”的歧路。
第二个是她的中学同学孟兰芝。原著中，李雪莲的二孩并没有打掉，生了下来。为了上访，她把两个月大的女儿托付给孟兰芝。孟兰芝以前跟李雪莲是情敌，最后都撈了个空，反而成了生死之交。这种同病相怜的设置，将女性与男性的对垒，交涉得更加清晰明了。
李雪莲的“胡搅蛮缠”，恰似昆汀作品《杀死比尔》中的切割机关枪男人的女主角Bride。只不过，在冯小刚这里，用暴力要正义被上访取代了，公器武士刀被“首长”取代了。
也许，正是出于对于女权问题的世界性思考，《我不是潘金莲》英文名译为《我不是包法利夫人》。在施耐庵的《水浒传》中，潘金莲首先是个“女人”，而在《包法利夫人》中，爱玛首先是一个“人”。这种翻译上的乾坤大挪移，虽有偷梁换柱之嫌，却让李雪莲站在了女权的角度，以弱者的身份，找到了与世界倾诉的方式，而且是永恒的方式。
影片开始，老领导的妻子说所谓婚姻，就是“一忍再忍”，何尝不是女性在男权世界中无可奈何的政治心理。难怪有人说，这些年冯小刚和刘震云的电影从《手机》到《我不是潘金莲》，走了一条漫长的“厌男”道路。
人治与法治的冲突：官民都是受害者
刘震云表示，《我不是潘金莲》是一部“底线作品”，“探一探当下的喜剧生活中幽默和荒诞的底线。我写的不只是官司，更是官司背后的生活逻辑。”
李雪莲的逻辑很简单，自己受骗了，还被骂成“潘金莲”，法庭不为自己伸张正义，哪里还有规矩？她用自己的规矩上访，送肉送油行贿，却不知自己就是一个规矩甚至法律的破坏者。她深谙文化传统和官场生态的人情世故，这些都不需要学，从小到大浸淫其中，耳濡目染，早已演化为一种“本能”。
官司失败后，走法律的途径没辙了。
她的潜意识中始终相信“权大于法”，于是找到“能管住”审判长的法院院长，不行了，又找“能管住”法院院长的县长、市长……渴望在一级级的官员序列中，出现一个“青天大老爷”为自己伸冤。
李雪莲的冤情通过首长拍桌子的“人治”方式得到了伸张，这样的“人治”偶然性大，治标不治本，所以，十年后地方官员换了一轮，矛盾继续在原地打转。
电影里的基层执法人员，为阻止“没文化”的村妇上访，一靠嘴皮子磨打温情牌唱白脸，二靠安保人员蹲守唱红脸。面对棘手的李雪莲，一切程序和制度都荒诞地丧失了效果。抓她，可是人家没有犯法；不抓，她可是有过变身“大杀器”的先例，整垮过一批地方官员。人与人间的互相伤害，就这样游离在法律的边缘。
官员们在“和稀泥”的过程中，基本也都默认了“人治”的秩序。在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地方官往往被称为“父母官”，这个代称本身就渲染着浓烈的人情世故。
当身为“小民”的李雪莲走法律途径无果后，其实，她后来的所有上访行径僭越了行政系统的管辖范围。按照法理，官员不管，不算渎职。但是，身为“父母官”，不仅要管辖区内“法”内的事，还要管“法”外的事。再加上被“人治”后果吓怕了，担心上头又出现“青天大老爷”，道听途说后拍拍手跺跺脚，摘了自己的乌纱帽。
李雪莲和官员们共同将司法范围内的个案，演变为事件，将“法治”变为了“人治”，导致他们在漫长的岁月中殚精竭虑、惶惶不可终日。
回到现实，讨论李雪莲案，必然牵涉到严肃的社会治理难题。在社会规则体系之中，是否应当给予边缘人起码的尊重和理解？一纸冰冷的判决书对于他们来说，远远还不够。
如果不给李雪莲设置层层关卡，反而给她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从一开始就将其纳入法治轨道，相信她在明白无法翻案的同时，也能明白一些道理，怨气恐怕也会逐渐烟消云散。
公利与私利的冲突：他人即地狱？ 李雪莲上访理由的荒诞不经，并不能弱化其上访行为的合理性。正如加缪所说，荒谬作品漆黑的世界背后，总能看到一个痛苦挣扎的灵魂。在《我不是潘金莲》中，这个挣扎的灵魂，便是打不倒的李雪莲。
按照惯常的逻辑，官民对立，官是强势一方，民为弱势一方。李雪莲似乎没有实际那么弱，与北京建立了联系，“就不是普通的村妇”，开了挂般能把市长、县长一圈人拉下马；官员群体没有想象那么强，县长、市长“低三下四”地来拜访李雪莲，苦口婆心。但无休止的折腾并未终止，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官员们没有将事情当成公案来處理，反而显山露水地捍卫私利。当李雪莲开始上访，从法院领导到史县长，都以“惹不起我躲得起”的心态应对之。
事件演变为一个公共事件后，在上面或外人眼中，这远不止是一个村妇的信访问题，而关系到当地政绩和吏治。地方官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公共性，单纯地为了保住乌纱帽，处处表现出维护私利的迫不及待，挨着来给李雪莲做思想工作，还逼迫她写保证书。在“为公办事”的幌子下，挖空心思，动用一切公共行政资源对上访途中的李雪莲围追堵截。
庭长贾聪明在官员与李雪莲的“乱战”中，看到了升迁的机会。赵大头则为私利为李雪莲构造了一个爱情乌托邦。最后劝李雪莲不要上吊的果农，他真正担心的是自家果园吊死人影响生意，摆了一个救人的大乌龙。所有帮助或者不帮助的人，心里都打着小算盘，连卖肉的屠户都想从这件事上得利。
李雪莲的问题其实不难解决，除了秦玉河应受道德谴责和赔偿李雪莲精神损失外，他们二人都应该受相关法律的制裁。看到最后，观众快憋出内伤了，为什么始终不见官员依法行事呢？因为人治对应“私利”，法治对应“公利”，故事这样设计，正是为了艺术化地揭露官场之流弊。
深挖矛盾滥觞，这仍旧是因私利而起的悲剧，没有人是无辜的。李雪莲为了多要房子、多生孩子提议与丈夫假离婚，为一己私利欺骗政府，这种行为，不也是对公利的侵犯吗？当你凝视深渊，深渊也在凝视你，这就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现实生活。
萨特说，他人即地狱。被某些人误解为狭隘的利己主义。萨特这句话建立在“为他”基础上，应该理解为，如果不能正确对待他人，那么，他人便是你的地狱。为官者，公权在握，对这句话更应该有积极和负责任的理解，否则，王雪莲、张雪莲……便有可能成为其仕途上的终结者。
作为超越的一笔，原著里写到被撤职的史县长回家开饭铺的事情，每天来吃的人都要排队，史县长公正不阿，哪怕自己亲戚来也坚决不许插队。荒诞了一本书，这一笔，让人暖心。
一个首长，一个拍案，下面一串官员全部遭殃。
一头老牛，一声哞叫，让上访了十年 的村妇开始怀疑人生。
一个无厘头的荒诞理由，绕进了无数荒诞的人和事，浇灌了无数荒诞的养料之后，长成了一棵荒诞的参天大树。
有人嚷嚷李雪莲“法盲”“刁民”，自作自受、无理取闹。其实，荒诞作品中的荒诞，从来不是重点。正如无需纠结《等待戈多》中戈多是何方圣神，《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为何变甲虫，跳过荒谬本身，窥探背后的冲突，才是荒诞故事的内涵指向。
强势与弱势的冲突：性别是关键的一道坎
李雪莲穿行在一群思维迥异的男性中，处处碰到“鸡同鸭讲”的窘迫。甚至有人说，电影表面讲李雪莲，其实是讲28个男人。“女人VS男人”的格局，给予了强势与弱势以社会性别的隐喻。
一糙老爷们儿上访，无法比“要胸有胸、要腰有腰”的李雪莲上访更能撩动公众神经，更能引发戏剧性的冲突。强弱的对峙，在官民冲突之前，性别冲突首当其冲，且更加具有深刻的时代内涵和外延。
经典的故事套路，无非讲平凡的男人成功，讲美丽的女人落难。《我不是潘金莲》在这方面玩得十分彻底，不仅要落难，而且还要20年如一日，在“无事生非”的孤独环境中与强势的“直男”们斗智斗勇。
她试图证明自己符合男权世界的评判标准，证明自己是良妇而不是荡妇。她被这套荒谬的生存规则束缚着，习惯按照男权社会的规则活成男人喜欢的样子。第一步，李雪莲便陷入最大的陷阱。
人言虽然可畏，但换个地方开一家牛骨汤店不行吗？李雪莲偏偏要自证清白，与令所有良家妇女闻风丧胆的符号“潘金莲”划清关系。
男性官员们的群像与老胡、赵大头，共同组建成了男权的堡垒，将作为“第二性”的弱小女性李雪莲粗暴地拒之门外。
对于女性主义的投怀送抱，原著中表现更为强烈。漫漫上访路中，真正给李雪莲无私指引和帮助的，只有两个女人。
一个是素未谋面的看厕所的妇女，她同情李雪莲，衷心劝她别去杀秦玉河。李雪莲被一语点醒，才没有走上“杀人”的歧路。
第二个是她的中学同学孟兰芝。原著中，李雪莲的二孩并没有打掉，生了下来。为了上访，她把两个月大的女儿托付给孟兰芝。孟兰芝以前跟李雪莲是情敌，最后都撈了个空，反而成了生死之交。这种同病相怜的设置，将女性与男性的对垒，交涉得更加清晰明了。
李雪莲的“胡搅蛮缠”，恰似昆汀作品《杀死比尔》中的切割机关枪男人的女主角Bride。只不过，在冯小刚这里，用暴力要正义被上访取代了，公器武士刀被“首长”取代了。
也许，正是出于对于女权问题的世界性思考，《我不是潘金莲》英文名译为《我不是包法利夫人》。在施耐庵的《水浒传》中，潘金莲首先是个“女人”，而在《包法利夫人》中，爱玛首先是一个“人”。这种翻译上的乾坤大挪移，虽有偷梁换柱之嫌，却让李雪莲站在了女权的角度，以弱者的身份，找到了与世界倾诉的方式，而且是永恒的方式。
影片开始，老领导的妻子说所谓婚姻，就是“一忍再忍”，何尝不是女性在男权世界中无可奈何的政治心理。难怪有人说，这些年冯小刚和刘震云的电影从《手机》到《我不是潘金莲》，走了一条漫长的“厌男”道路。
人治与法治的冲突：官民都是受害者
刘震云表示，《我不是潘金莲》是一部“底线作品”，“探一探当下的喜剧生活中幽默和荒诞的底线。我写的不只是官司，更是官司背后的生活逻辑。”
李雪莲的逻辑很简单，自己受骗了，还被骂成“潘金莲”，法庭不为自己伸张正义，哪里还有规矩？她用自己的规矩上访，送肉送油行贿，却不知自己就是一个规矩甚至法律的破坏者。她深谙文化传统和官场生态的人情世故，这些都不需要学，从小到大浸淫其中，耳濡目染，早已演化为一种“本能”。
官司失败后，走法律的途径没辙了。
她的潜意识中始终相信“权大于法”，于是找到“能管住”审判长的法院院长，不行了，又找“能管住”法院院长的县长、市长……渴望在一级级的官员序列中，出现一个“青天大老爷”为自己伸冤。
李雪莲的冤情通过首长拍桌子的“人治”方式得到了伸张，这样的“人治”偶然性大，治标不治本，所以，十年后地方官员换了一轮，矛盾继续在原地打转。
电影里的基层执法人员，为阻止“没文化”的村妇上访，一靠嘴皮子磨打温情牌唱白脸，二靠安保人员蹲守唱红脸。面对棘手的李雪莲，一切程序和制度都荒诞地丧失了效果。抓她，可是人家没有犯法；不抓，她可是有过变身“大杀器”的先例，整垮过一批地方官员。人与人间的互相伤害，就这样游离在法律的边缘。
官员们在“和稀泥”的过程中，基本也都默认了“人治”的秩序。在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地方官往往被称为“父母官”，这个代称本身就渲染着浓烈的人情世故。
当身为“小民”的李雪莲走法律途径无果后，其实，她后来的所有上访行径僭越了行政系统的管辖范围。按照法理，官员不管，不算渎职。但是，身为“父母官”，不仅要管辖区内“法”内的事，还要管“法”外的事。再加上被“人治”后果吓怕了，担心上头又出现“青天大老爷”，道听途说后拍拍手跺跺脚，摘了自己的乌纱帽。
李雪莲和官员们共同将司法范围内的个案，演变为事件，将“法治”变为了“人治”，导致他们在漫长的岁月中殚精竭虑、惶惶不可终日。
回到现实，讨论李雪莲案，必然牵涉到严肃的社会治理难题。在社会规则体系之中，是否应当给予边缘人起码的尊重和理解？一纸冰冷的判决书对于他们来说，远远还不够。
如果不给李雪莲设置层层关卡，反而给她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从一开始就将其纳入法治轨道，相信她在明白无法翻案的同时，也能明白一些道理，怨气恐怕也会逐渐烟消云散。
公利与私利的冲突：他人即地狱？ 李雪莲上访理由的荒诞不经，并不能弱化其上访行为的合理性。正如加缪所说，荒谬作品漆黑的世界背后，总能看到一个痛苦挣扎的灵魂。在《我不是潘金莲》中，这个挣扎的灵魂，便是打不倒的李雪莲。
按照惯常的逻辑，官民对立，官是强势一方，民为弱势一方。李雪莲似乎没有实际那么弱，与北京建立了联系，“就不是普通的村妇”，开了挂般能把市长、县长一圈人拉下马；官员群体没有想象那么强，县长、市长“低三下四”地来拜访李雪莲，苦口婆心。但无休止的折腾并未终止，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官员们没有将事情当成公案来處理，反而显山露水地捍卫私利。当李雪莲开始上访，从法院领导到史县长，都以“惹不起我躲得起”的心态应对之。
事件演变为一个公共事件后，在上面或外人眼中，这远不止是一个村妇的信访问题，而关系到当地政绩和吏治。地方官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公共性，单纯地为了保住乌纱帽，处处表现出维护私利的迫不及待，挨着来给李雪莲做思想工作，还逼迫她写保证书。在“为公办事”的幌子下，挖空心思，动用一切公共行政资源对上访途中的李雪莲围追堵截。
庭长贾聪明在官员与李雪莲的“乱战”中，看到了升迁的机会。赵大头则为私利为李雪莲构造了一个爱情乌托邦。最后劝李雪莲不要上吊的果农，他真正担心的是自家果园吊死人影响生意，摆了一个救人的大乌龙。所有帮助或者不帮助的人，心里都打着小算盘，连卖肉的屠户都想从这件事上得利。
李雪莲的问题其实不难解决，除了秦玉河应受道德谴责和赔偿李雪莲精神损失外，他们二人都应该受相关法律的制裁。看到最后，观众快憋出内伤了，为什么始终不见官员依法行事呢？因为人治对应“私利”，法治对应“公利”，故事这样设计，正是为了艺术化地揭露官场之流弊。
深挖矛盾滥觞，这仍旧是因私利而起的悲剧，没有人是无辜的。李雪莲为了多要房子、多生孩子提议与丈夫假离婚，为一己私利欺骗政府，这种行为，不也是对公利的侵犯吗？当你凝视深渊，深渊也在凝视你，这就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现实生活。
萨特说，他人即地狱。被某些人误解为狭隘的利己主义。萨特这句话建立在“为他”基础上，应该理解为，如果不能正确对待他人，那么，他人便是你的地狱。为官者，公权在握，对这句话更应该有积极和负责任的理解，否则，王雪莲、张雪莲……便有可能成为其仕途上的终结者。
作为超越的一笔，原著里写到被撤职的史县长回家开饭铺的事情，每天来吃的人都要排队，史县长公正不阿，哪怕自己亲戚来也坚决不许插队。荒诞了一本书，这一笔，让人暖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