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香港卓纳画廊。21幅由美国摄影师威廉·埃格尔斯顿（William Eggleston）摄于1970年代的照片，首次在中国境内公开展出。
　　伟大。平庸。诗意。无聊。
　　过去的大半个世纪里，这些词汇都曾用于对埃格尔斯顿作品的评价。在昵称他为“蛋爷”的中国摄影论坛上，也概莫能外。除了像“彩色摄影之父”这样的陈词滥调，在学术摄影批评的框架内，始终缺乏对他足够充分的理解和认知。
　　卓纳画廊艺术总监罗伯特·高夫认为，埃格尔斯顿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中——不仅局限于美国，而且遍及全球——因此很难将他的成就具象化。“埃格尔斯顿是我们集体DNA（即集体文化）的一部分。用心去看他的摄影作品时，你能从中看到不同的东西。”
　　埃格尔斯顿本人对于作品的拒绝阐释，就如同长在孟菲斯的他80年来从未穿过牛仔裤一样，经年未变。“美国南方的社会与种族冲突？商业主义和消费社会的美国？”他不关心这类宏大问题，他的照片仅仅是描绘生活而已。

色彩的魔力

　　浅玫瑰金过渡到淡紫色天空，细如银发的电线。砂砾上停着的一部老式粉蓝色敞篷凯迪拉克。醒目的红色和明黄加油桩，与背后绿色的加油站招牌。乌云之下的黄草地，灰绿色外墙、窟窿满眼的破房子。
　　由埃格尔斯顿的两个儿子威廉和温斯顿从数万张照片里挑出来的这几张，此刻正挂在香港卓纳画廊墙上。似乎平淡无奇，却有着某种忧伤而沉静的力量。
　　“那时看不出来啥，就觉得好日常。没什么爆点。”如今长居深圳的摄影师黄京刚过三张。他说高三时，自己刷色影无忌论坛知道了“蛋爷”（色友们对埃格尔斯顿的昵称），当时没看出“多好”来。唯一能品一品的，便是色彩了。
　　导演索菲亚·科波拉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屏住呼吸”，是站在那张著名的照片面前：画面上的女孩躺在草地上，一手拿着柯达Brownie相机。
　　经典作品还包括：背对镜头的女士与绿色的沙发，打开冰箱渗着寒意的蓝。特别是各种层次的红：可口可乐的红色横幅、锡耶纳的红锈、飞机小桌板上通透的红色饮料、红宝石色的家具。每种色彩都“如有魔力”。
　　“当然会想要模仿。不光是蛋爷，像肖尔（Steven Shore）、阿里克·索斯（Alec Soth），还有索尔·雷特（Saul Leiter），他们的那种颜色，我都会想去追求。”拍惯黑白的黄京，习惯了像“骗人”似的处理，轮到彩色，却骗不了了。“那时候对彩色摄影的理解其实很浅。只是觉得，彩色摄影比较不容易实现艺术化处理。黑白其实却相对容易，你可以把一个冷淡的情绪处理成柔和、愤怒或者别的，完全改变你看到的场景。但彩色很挑场景。我家附近就是很难看，我怎么拍都很难看。”
　　说到这里，不能绕开那张《格林伍德·密西西比》（通常被称为《红色天花板》）。照片中，一个光秃秃的灯泡挂在深红色房间的天花板上，白色的电线像动脉一样从中心蜿蜒而出。整个房间仿佛置身于强烈的红色海洋。浸淫摄影十多年的爱好者tintinwong把这张形容为iconic（标志性的）。

　　天花板为什么是红色的？这个整体全部涂上红漆的房间是谁的？电线为什么以“诡异的方式”附着在天花板上？伴随着房间主人、埃格尔斯顿好友、牙医T·C·博林的自杀，这些问题和带给大众的联想更为发散。
　　我问到当时身处其中的感受，埃格尔斯顿的回答依然简洁。
　　“那确实是个很奇怪的房间。全部漆成了红色。我们就坐了一会儿，然后我拍了一张照片。我还挺满意的。”

轉染法并非密码

　　色彩，如今公认为埃格尔斯顿照片的表现语言。但在几十年前，刚刚藉此“出道”的埃格尔斯顿却掀起了轩然大波。开始拍片不久，埃格尔斯顿结识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摄影部主任萨考夫斯基。1976年，MoMA举办了威廉·埃格尔斯顿彩色摄影展，被视为当代摄影的分水岭，也是彩色摄影到当时为止最大规模的展览。
　　然而1950年代刚刚兴起的彩色摄影被公认为轻浮、粗俗，只是广告商和商业摄影师的专利。《纽约时报》首席评论员希尔顿·克莱默说，这可能是他看过的“最完美、最无聊、最平庸”的作品。摄影师沃克·埃文斯直言不讳：“有四个简单的词，必须低声说出来：Color photography is vulgar（彩色摄影是庸俗的）。”就连早期对埃格尔斯顿有持久影响的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也在巴黎的一次晚宴上对他说：“威廉，颜色是狗屁。”
　　后者回答了一句“对不起”，然后离开了桌子。“我认为这是最有礼貌的做法。”埃格尔斯顿事后回忆。
　　非议在很长时间里如影随形。真的不以为意吗？四十多年后，他对本刊说，“我觉得那些批评者不懂（我的作品）。对此我没有保留，也没什么不满的。我没为这些（批评）烦恼过，因为我觉得他们并不能理解他们面对的作品是什么。”
　　采访时，罗伯特·高夫忍不住为埃格尔斯顿正名：“1976年观展的人质问，这种看起来普通至极的彩色相片怎么能称之为艺术？因为艺术，就是博物馆里挂着的毕加索们，这就是艺术当时给人的印象。但他的作品里有许多深刻的东西：情感、空虚、悲伤和毁灭，平凡和遗忘中的美丽和诚实——这些都是不能否认的。埃格尔斯顿第一个突破了艺术机构和博物馆界的等级制度和势利感，为其他许多艺术家的创作创造了条件。他将彩色摄影推向了真正的艺术的高度。彩色摄影或黑白摄影并没有高低层级之分。” 　　《红色天花板》和当时许多同类彩色照片都使用了转染法（dye transfer printing）。1970年代初，埃格尔斯顿在去芝加哥的旅途中发现了这种染料转移印法。他在一个大型照相馆里看到了昂贵的冲印价目，但效果超棒：“所有的片子都是商业作品（广告），例如烟盒或香水瓶，但色彩饱和度和墨水质量却好得惊人。”

　　“这种工艺处理出来的色彩，非常饱和浓郁，给人很深刻的印象。很多人以为彩色摄影把原底扫描就是成片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摄影师有相当幅度的可调控空间。最终的成品决定了作者的意趣和态度。” tintinwong解释道。“但埃格尔斯顿的片子，也只有一部分是用转染法冲印的。我觉得，这并非是他的片子好的关键所在。”

“去拍你周围的事物，哪怕是你讨厌的东西”

　　初识埃格尔斯顿两三年后，黄京在美院的图书馆偶然发现了美国画家爱德华·霍珀。那些空旷的街道、安静的餐厅、阳光照射的房间、孤寂的男女、无所事事的等待……骨子里的寂静凄清，让他茅塞顿开。“一下子就跟之前看过的美国那帮冷风景摄影师都联系起来了，包括蛋爷，好像找到了一个根源。”
　　随着阅历的增长，黄京不再羡慕“蛋爷”照片中的颜色和他生活的环境，反而感觉到了他的冷冷清清和百无聊赖。
　　摄影评论家顾铮在最近的一次线上对谈里也有同感，“霍珀对所有事物的疏离感，包括他对一些题材的处理，后来在埃格尔斯顿的一些画面里边都有所反映，比如草原上的独栋房子。
　　80年代，埃格尔斯顿出版了《民主森林》，这本摄影画册拍摄于他前往欧洲和亚洲的旅行途中，还有应大卫·林奇、古斯·范·桑特和索菲亚·科波拉等导演邀请，前往各片场拍摄的图像。
　　依然是那些不为常人关注的事物：布满广告牌与电线杆的街道，树下满是灰尘的跑车散热器格栅，柜台上未收拾的碗盘刀叉，河边的斧头，墓碑之间升腾起的一片雾气，锈迹斑驳的管道……但色彩已经不似早期那般鲜明耀眼。“你说有什么特别让你很惊艳的味道，其实也没有。就是‘一碗白饭’。但就是很耐看，我常说就是没有味精，你也不会吃腻，顿顿吃都可以。”黄京说。
　　总有人认为，这些东西，有什么稀奇？
　　为《民主森林》作序的美国作家尤多拉·韦尔蒂指出，人们的视线也如患白内障一样，习惯了对我们生活中的事物感到冷漠（也许是自我保护）。“但埃格尔斯顿的世界观是清晰的。这些诚实的、毫无保留的照片向我们展示了当下的点滴，就像一棵树的横截面。照片把它从中间穿过去了。”
　　占据了数十年主导地位的“决定性时刻”原则，和对拍摄对象的精挑细琢，在此均不存在。埃格尔斯顿提出的“民主”在这里并非政治概念，而是一切事物在镜头前具有同等意义。从此，垃圾场、田野、食物摊位、门廊或是洗衣间不再会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
　　这样的埃格尔斯顿并非一日养成。他曾受布列松和罗伯特·弗兰克影响，也拍黑白片。还曾经向朋友汤姆·扬抱怨，自己所住的孟菲斯周围乏善可陈。扬鼓励他：去拍你周围的事物，哪怕是你讨厌的东西。
　　“就这样，一切就这样一下子开始了，一直持续到现在。我觉得我的作品从未改变过。”
　　即便是受《滚石》杂志委托去拍摄大选前夕吉米·卡特的故乡普兰，埃格尔斯顿也避开竞选路线，不拍理发店、市政大厅、被亲吻的婴儿，而是转向谷仓、手绘着歪歪扭扭字母的教堂、刺向红土的野草、雨天停车场里贴在棕色克莱斯勒保险杠上的便签条。“我拍下了我接觸到的一切东西。最后出来了大概一百多张照片。”
　　不知道拍摄的具体地点和对象，从来没有所谓的主题。埃格尔斯顿对作品的“拒绝阐释”，采访者和评论家都领教过。写过最中肯评论的萨考夫斯基也不太认同深层的符号式解读，他认为这些照片的意思“就是它们看起来的样子”，因为这些照片关乎拍摄者和观者的经验。你可以说出一整套类似“消费主义、繁荣的表象、乡村和城市的分野”的分析，但它们都与照片本身无关。
　　为埃格尔斯顿拍摄纪录片《真实世界》的导演阿尔梅雷达就摄影的目的与意义不断地“死磕”埃格尔斯顿，最后“一无所获”。

“在公共汽车站坐三个小时，看别人，是一种享受”

　　从洛杉矶、肯塔基、纽约到孟菲斯，《真实世界》镜头跟随的埃格尔斯顿始终走走停停，对着不起眼的店面或商店橱窗，或是餐厅顶上的巨型公鸡，或是便利店冷藏柜上的彩饰陶罐，果断拍摄一两张照片，接着继续前进。
　　对拍摄的物体，他从来不会尝试多个角度猛拍。一个角度与构图，只拍一张。要么不拍——不会有优柔寡断的时刻。
　　上世纪30年代末，埃格尔斯顿生于孟菲斯一个富庶家庭。本次香港展览中，照片里的那部凯迪拉克便是他多年的座驾。埃格尔斯顿的父亲娶了法官的女儿，得到一片丰饶的棉花种植园，却对经营种植园意兴阑珊，对儿子的教育也毫不严格。于是，埃格尔斯顿画画、玩电器、收藏古董枪，辗转读了几个大学，放浪随性至今。

　　成年后永远是挺刮合身的西服（据说许多都在伦敦的萨维尔街定制），公众场合还爱穿及膝高的奥地利狩猎靴。接受本刊采访时，他在温斯顿家里也同样穿着海军蓝的V领毛衣、卡其裤、浆过的白衬衫。每天早晚一定要弹钢琴——4岁开始的爱好，几乎一天也不曾放下。“他不会把曲谱记下来，也没办法用同样的方式把一首曲子弹两次。如果你让他再弹一次，他就会说：我办不到！”温斯顿有点促狭地说道。
　　贵族式的优雅，和与生俱来的桀骜不驯，在一副皮囊里并行不悖。采访过埃格尔斯顿的记者用whimsical（古怪，反复无常）来形容其个性。他的多年好友谢尔比·富特（Shelby Foote）也说，比尔“像幽灵般神秘，很原始”。
　　他习惯用视觉而不是语言。即便买了明信片，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们。有一段时间，他会从书和杂志上剪下任何绿色的东西。
　　不赌博，不打猎，也不热衷体育运动。“在电视上连续看三个小时足球比赛，这就是我对地狱的看法。”他说，“在公共汽车站坐三个小时，看着别人，那是一种享受。”
　　2005年，德国摄影师于尔根·泰勒受W杂志委托拍摄埃格尔斯顿。后者提议去巴伐利亚的公路旅行，两人一拍即合。结果一路上都没怎么拍照，光熬夜喝酒，到了酒店，埃格尔斯顿起劲地弹奏巴赫。直到最后，终于在巴黎的一家旅馆房间里完成拍摄。埃格尔斯顿与女演员夏洛特·兰普林躺在床上，他一只手拿著一杯饮料，另一只手缠在兰普林的脸上。
　　“玩家”埃格尔斯顿不曾想到，他的照片浇灌在很多人心上，成为他们的灵感来源。“当电影调色师问我想要什么样的色彩面貌时，我常常会要求他们按照埃格尔斯顿的风格来调色。”索菲亚·科波拉说。拥趸名单还可以加上摄影师提尔曼斯、南·戈尔丁，设计师马克·雅克布，导演大卫·林奇、巴里·詹金斯和韦斯·安德森，摇滚乐队Primal Scream和Big Star等等……
　　数百张被收录和出版的画册照片，与尘封在底片袋和柜子里的几万张、几十万张片子相比，只是沧海一粟。
　　今天的普罗大众习惯用手机拍摄，发在朋友圈或者Instagram上，便利的硬件以及拍摄和修图的软件让照相这件事唾手可得。有人说，埃格尔斯顿赢了和“显然”（obvious）的斗争，但是今天“显然”却通过每天无数张上传到网上的乏味照片来复仇。绝大部分我们今天看到的图像，都像埃格尔斯顿偏爱的创作方式——只拍一次、彩色。但他秉持的那些准则：第一下快门就捕捉图像、不裁切、不做修图调整，越来越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