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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晨,是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如今除了学校授课,他还奔走于苏州乃至全国各个区域,参与各地社会治理创新项目的落地。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苏州市禾木堂社区发展中心创始人,带领着团队走出象牙塔,张晨在政产学研一体化道路上,行走得游刃有余。
这一切,与他工作、生活的苏州工业园区不无关系。在张晨眼中,园区成立26年,在与她相伴成长的日子里,他看到了这座城市在管理体制、公共服务以及社会治理方面的非凡之处,他说,“这在全国无疑是一种示范引领,如今园区经验正被很多区域复制、学习。”
静悄悄的改革是发生在22年前的苏州
关键词:政府体制
“2015年1月,上海市委出台1号文件,开始实施街道管理体制的改革。事实上,一场静悄悄的改革早就发生在21年前的苏州。园区成立之初,政府体系架构全方位向新加坡学习,机构精简化、效能化、法制化、扁平化,以最核心的78平方公里中新合作区作为试验田,彼时,中新合作区不再设街道,而是成立了湖西、湖东社工委,剥离掉所有招商引资的经济发展职能,由园区招商局负责对外招商,社工委则服务于社区建设和管理。”
张晨表示,当时的社工委设立党政办、社会事务办、综治办、社区管理办四个办公室,与苏州其他同一级乡镇、街道的管理体制相比,架构很清晰,定位也十分明确,主要履行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2012年前,中新合作区已经完全都市化,而中新合作区外围还是乡镇建制,2012年,娄葑、唯亭、胜浦撤销3个乡镇设4个街道,意味着园区城市化进程又向前迈了一步,原来的乡镇转成街道,基本完成动迁,农民市民化,逐渐融入了园区的城市化进程队列中。”
在张晨看来,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变程度直接和区域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是改革的重要一步。
腾笼换鸟,打造城市化高地
关键词:产城融合
“园区所有的商品房小区开发一定有15分钟生活圈,业主还没入住,邻里中心就已经建立起来,居委会、社区工作站、党群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等配套进驻,从而建立起一套全方位立体化的综合服务体系。规范化、科学化的布局和规划,让我们在园区既能满足柴米油盐酱醋茶,又能享受到高大上的休闲娱乐服务。”
张晨告诉记者,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中,城市空间形态的改变显示了苏州产城融合发展的历程。他亲眼目睹了三星电子工厂的变迁,“以前馨都广场的三星电子十分显眼,2020年已经变成了金鸡湖学校西区,事实上是低附加值、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通过腾笼换鸟的方式,将生产空间逐步外移,进而还给我们越来越多的生活空间。”
他解释称,2012年前后,苏州的常住人口数紧逼1200万。政府开始计划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改善苏州的人口结构。2012年,苏州往北400公里,位于宿迁的苏宿产业园,完整复制了园区管理体制,对园区产业进行转移。腾出来的区域,打造总部经济、金融产业、高新科技等,逐步往第三产业发展。与此同时,独墅湖畔建立高校,人才引进,提升园区产业层次。生产和生活空间的深度融合,使得这座城市逐步走向宜居。
2014年,园区开发建设20周年,前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局长兼总规划师刘太格发出感慨,称帮中国很多城市开发区做规划,最成功的是苏州,“一张蓝图管20年”的前瞻性规划,园区是按照1.5倍的速度发展的,这是他没有预见到的。同年6月,园区获得第三届“李光耀世界城市奖”,打造城市化高地,无疑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政府职能下沉,社会力量发育壮大
关键词:社会治理
2016年,苏州市开始全面推行公共服务购买,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事实上,早在两年前,2014年初,苏州工业园区就成立了社会创新发展中心,通过培育社会组织、培养社工人才、营造社会创业生态、助推社会治理创新,有效助力社会治理。2016年以后,园区新进社工都要进行全科社工培训。
“园区是苏州第一家、全国第二批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示范区,通过一线社工管理队伍的规范化建设,打造居站分离、一站多居、全科社工模式。也就是说,民政、社保、养老等民政事务,由社区工作站承接政府下沉到社区的事务,一个工作站服务周边三到五个社区,而社区居委会则逐步剥离行政事务,回归自治功能,实践民主协商等,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张晨表示,伴随着苏州工业园区社区自治水平的提升,其制度化、规范化的全科社工体系也走在了苏州大市前列,值得借鉴。
此后,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成倍增加,极大助推了园区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
“公共服務职能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转移给社会组织,购买途径大致分为四类:由民政部门推行的社区服务社会化和各类公益创投项目,由组织部门牵头的社区党建为民服务项目,以及由基层政府或其他职能部门向专业机构直接购买专项服务等。”
张晨告诉记者,这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充分借鉴了公共服务市场化的逻辑,政府向市场放权,使得两者形成良性互动,是一种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的理念,代表了地方治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
走出象牙塔,人才培养创新突破
关键词:产学一体
“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只有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的坐而论道、阳春白雪,要把‘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要走到丰富多彩的地方社会发展的创新实践中,在坚持学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探索中,实现‘政府需求-产业发展-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的四位一体。”
张晨称,基层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是园区社会治理创新的两个重点方向。2015年暑假前夕,湖东社工委找到他的团队,希望在琼姬墩社区试点社区建设理事会,打造公众参与协商平台,这一基层民主协商机制的创新实践,取得了很大成功,并在此后几年不断推广、创新;2019年,张晨团队又通过为地方提供社区服务社会化评估、公益创投、党建品牌策划、制定行业发展规划等方式,将在园区探索出来的地方创新经验,移植扩散到周边其他区域。在此过程中,学生通过积极参与项目的运作,取得了大量科研成果和创新实践的事务技能,而张晨的学术研究工作也因此有了更扎实的实证基础。这一经验甚至被张晨复制到了他自己所在学院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指导了苏州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的建设,诸如本科生导师制、专业成长实践以及校企合作专业人才培养新机制的探索等,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他直言,个人的科研和教学,与政府创新、社会公益服务的深度融合,算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突破。
这一切,与他工作、生活的苏州工业园区不无关系。在张晨眼中,园区成立26年,在与她相伴成长的日子里,他看到了这座城市在管理体制、公共服务以及社会治理方面的非凡之处,他说,“这在全国无疑是一种示范引领,如今园区经验正被很多区域复制、学习。”
静悄悄的改革是发生在22年前的苏州
关键词:政府体制
“2015年1月,上海市委出台1号文件,开始实施街道管理体制的改革。事实上,一场静悄悄的改革早就发生在21年前的苏州。园区成立之初,政府体系架构全方位向新加坡学习,机构精简化、效能化、法制化、扁平化,以最核心的78平方公里中新合作区作为试验田,彼时,中新合作区不再设街道,而是成立了湖西、湖东社工委,剥离掉所有招商引资的经济发展职能,由园区招商局负责对外招商,社工委则服务于社区建设和管理。”
张晨表示,当时的社工委设立党政办、社会事务办、综治办、社区管理办四个办公室,与苏州其他同一级乡镇、街道的管理体制相比,架构很清晰,定位也十分明确,主要履行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2012年前,中新合作区已经完全都市化,而中新合作区外围还是乡镇建制,2012年,娄葑、唯亭、胜浦撤销3个乡镇设4个街道,意味着园区城市化进程又向前迈了一步,原来的乡镇转成街道,基本完成动迁,农民市民化,逐渐融入了园区的城市化进程队列中。”
在张晨看来,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变程度直接和区域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是改革的重要一步。
腾笼换鸟,打造城市化高地
关键词:产城融合
“园区所有的商品房小区开发一定有15分钟生活圈,业主还没入住,邻里中心就已经建立起来,居委会、社区工作站、党群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等配套进驻,从而建立起一套全方位立体化的综合服务体系。规范化、科学化的布局和规划,让我们在园区既能满足柴米油盐酱醋茶,又能享受到高大上的休闲娱乐服务。”
张晨告诉记者,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中,城市空间形态的改变显示了苏州产城融合发展的历程。他亲眼目睹了三星电子工厂的变迁,“以前馨都广场的三星电子十分显眼,2020年已经变成了金鸡湖学校西区,事实上是低附加值、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通过腾笼换鸟的方式,将生产空间逐步外移,进而还给我们越来越多的生活空间。”
他解释称,2012年前后,苏州的常住人口数紧逼1200万。政府开始计划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改善苏州的人口结构。2012年,苏州往北400公里,位于宿迁的苏宿产业园,完整复制了园区管理体制,对园区产业进行转移。腾出来的区域,打造总部经济、金融产业、高新科技等,逐步往第三产业发展。与此同时,独墅湖畔建立高校,人才引进,提升园区产业层次。生产和生活空间的深度融合,使得这座城市逐步走向宜居。
2014年,园区开发建设20周年,前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局长兼总规划师刘太格发出感慨,称帮中国很多城市开发区做规划,最成功的是苏州,“一张蓝图管20年”的前瞻性规划,园区是按照1.5倍的速度发展的,这是他没有预见到的。同年6月,园区获得第三届“李光耀世界城市奖”,打造城市化高地,无疑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政府职能下沉,社会力量发育壮大
关键词:社会治理
2016年,苏州市开始全面推行公共服务购买,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事实上,早在两年前,2014年初,苏州工业园区就成立了社会创新发展中心,通过培育社会组织、培养社工人才、营造社会创业生态、助推社会治理创新,有效助力社会治理。2016年以后,园区新进社工都要进行全科社工培训。
“园区是苏州第一家、全国第二批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示范区,通过一线社工管理队伍的规范化建设,打造居站分离、一站多居、全科社工模式。也就是说,民政、社保、养老等民政事务,由社区工作站承接政府下沉到社区的事务,一个工作站服务周边三到五个社区,而社区居委会则逐步剥离行政事务,回归自治功能,实践民主协商等,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张晨表示,伴随着苏州工业园区社区自治水平的提升,其制度化、规范化的全科社工体系也走在了苏州大市前列,值得借鉴。
此后,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成倍增加,极大助推了园区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
“公共服務职能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转移给社会组织,购买途径大致分为四类:由民政部门推行的社区服务社会化和各类公益创投项目,由组织部门牵头的社区党建为民服务项目,以及由基层政府或其他职能部门向专业机构直接购买专项服务等。”
张晨告诉记者,这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充分借鉴了公共服务市场化的逻辑,政府向市场放权,使得两者形成良性互动,是一种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的理念,代表了地方治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
走出象牙塔,人才培养创新突破
关键词:产学一体
“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只有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的坐而论道、阳春白雪,要把‘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要走到丰富多彩的地方社会发展的创新实践中,在坚持学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探索中,实现‘政府需求-产业发展-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的四位一体。”
张晨称,基层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是园区社会治理创新的两个重点方向。2015年暑假前夕,湖东社工委找到他的团队,希望在琼姬墩社区试点社区建设理事会,打造公众参与协商平台,这一基层民主协商机制的创新实践,取得了很大成功,并在此后几年不断推广、创新;2019年,张晨团队又通过为地方提供社区服务社会化评估、公益创投、党建品牌策划、制定行业发展规划等方式,将在园区探索出来的地方创新经验,移植扩散到周边其他区域。在此过程中,学生通过积极参与项目的运作,取得了大量科研成果和创新实践的事务技能,而张晨的学术研究工作也因此有了更扎实的实证基础。这一经验甚至被张晨复制到了他自己所在学院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指导了苏州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的建设,诸如本科生导师制、专业成长实践以及校企合作专业人才培养新机制的探索等,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他直言,个人的科研和教学,与政府创新、社会公益服务的深度融合,算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