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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销行的写作书真不少，仅武昌崇文图书城的写作书台面上，就陈列着数十种，或讲新闻写作，或讲商务写作，或讲科技写作，或讲公文写作，或讲文学写作，或讲毕业论文写作，或讲应用文的写作，等等，均为“应用写作学”，只有少数的写作基础知识和写作概论。我认为，有建立“理论写作学”的必要。回答“写什么，怎样写，写给谁，谁来写”这四个问题，可以作为构建“理论写作学”的基本框架。
回答“写什么”的问题：内容论
人为什么要写作呢？大抵是有话要说，不用嘴说，而用笔说。说什么呢？说点看法，说点想法。看法和想法，便是写作的内容。说看法，即反映客观世界，属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说想法，即表达思想感情，属“唯心主义”的性灵说。写作既反映客观，又表达主观，这就有个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
既没有脱离客观的完全主观，也没有避开主观的纯粹客观，主观与客观应该结合起来。“自己”该是主观吧，但自己的躯体、自己的头脑也是客观的存在，人的性灵能离开人的躯体、人的头脑而独立存在吗？不能。人是认识客观世界的主体。虽说动物对外界也有感受，也有表达感受的特定“语言”，但动物只有第一信号系统，是不能思维、没有思想的。写作的内容，无非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和人的主观世界的外化。
人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吗？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自问自答，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他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他是择其重点，人的日常生活实践被忽略不计，其实这三项社会实践与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的日常生活实践是分不开的。现在说，既要主旋律，又要多样化，主旋律和多样化也是分不开的。
还应追问，写作所表达的都是正确思想吗？不一定，也可能表达错误思想。那么，人的错误思想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刘少奇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用《人为什么犯错误》作了回答。他说：“任何人都要犯错误，人从降生的那一天起，便不断的犯错误（小孩子的弄火伤手、吃东西、戏水等，都是一串的犯错误的过程），只有在不断的错误，不断的碰钉子的过程中，才能逐渐懂得事情。”人只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就可能犯错误。人的认识和行为违背了客观规律，就要犯错误。
何况，错误和正确是相对的，是比较而言的，只有经过实践来检验、辨别、判断，经过修正、改进、改革，才能由错误走向正确。并且，正确和错误还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转移而转移，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写作内容的正确与否，与人的思想正确与否息息相关，紧密相联。写作，其实是在整理思想，在整理中表达，在表达中整理。整理，是归整、是梳理，是提炼，是充实，是加工，是修正，也是提高。
写作，要言之有物，不能空洞；要丰富，不能干瘪；信息要真实，不能虚假。这是写作对内容的最起码的要求。
回答“怎样写”的问题：形式论
人类在写作实践中创造着并逐步规范着写作的形式，有规范的写作形式便成为文体，有的文体有严格的模式，便成了格律。我国古代的律诗、绝句、词、曲和律赋，就有格律，句数、句式、字数、字的平仄，尾字的押韵、字词句的对仗，词牌、曲牌，乃至文章的起承转合，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可更改。
有格律的文体，免去写作者为创造形式而操心，是占了便宜；然而限制了内容的自由表达，又吃了大亏。按照格律写作，犹如“戴着镣铐跳舞”，是在争自由中受限制，在被限制中争自由。精通格律，又运用自如，也能出精品，出传世绝作。
现代写作，文体没有镣铐式的格律，只作大体的规范，或者说只有个格式，如毕业论文的写作，有题目、署名、内容提要（中英文对照）、关键词、正文、结束语、致谢、参考文献署录的格式，至于正文的论点、论据、论证，是由写作者自己掌握的。应用文的写作，讲究格式，各种应用文要按各自的格式写。文学创作的体裁，有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件，每大件中又有若干小件，但这些文体并无严格的规范。即使把文学体裁摆弄得再清楚，仍然无法从事文学创作，一提笔还是得着急怎么写。
学写作犹如写游泳，必须下水，在游泳中学游泳，也只有在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写作课教师虽说教不会学生“怎么写”，但写作的规律是可以研究的，也是可以传授的，这种传授犹如下水前在岸上讲讲游泳的要领。
写作的一般规律，无非是下笔前的“心动”（灵感、构思、取材、立意），下笔后的“行动”（叙述、描写、抒情、议论、说明，穿插和过渡、交代和照应，要求语言准确、鲜明、生动，文从字顺，中心突出，层次清楚，合乎逻辑，通情达理），收笔后的“改动”（修改、定稿）。《写作基础知识》或《写作概论》就是讲这些一般规律的。
但读了《写作基础知识》或《写作概论》，就是背得滚瓜烂熟，也解决不了“怎么写”的问题。
急于求成的写作者往往陷入误区，即总想找到“怎么写”的诀窍，最好能找到“秘诀”，总想走捷径。应该坚定明确地告诉他们，写作无秘诀，也无捷径可走！
写作课的难处，在于老师无法教会学生写作，再高明的作家也回答不了“怎么写”的问题，鲁迅也只能开出唯有“多看和练习”的药方。“看”，是阅读和阅世；练习，是作文和修改。有定评的作家作品，全部说明了应该怎么写。阅读名著，阅读范文，在阅读中去领悟怎么写。读留有修改笔迹的作家手稿，可以从中认识“不能这样写”。“怎么写”的问题，最终只能由写作者在写作实践中逐步解决。
写作的难处，在于既不能重复别人，又不能重复自己。写作是个体的独立的创造性的脑力劳动。每一次写作，写出每一篇作品，都是创造，既创造着内容，也创造着形式，创造出表达特定内容的最佳形式。
“怎样写”和“写什么”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形式与内容密不可分。但必须明确，“内容为王”，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写作者应力求以最完美的形式去表达最需要表达的内容；使内容能为受众最乐意、最充分地接受的形式，便是最好的形式。
写作也应反对形式主义，努力避免“形式大于内容”。
回答“写给谁”的问题：读者论
以往对“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讲得多，而“写给谁”和“谁来写”的问题讲得少。后两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写作者必须在动笔之前就要弄明白“写给谁”。写给谁，谁就是你的客户，谁就是你的服务对象。“写给谁”的“谁”，有个体，如情书，写给恋爱对象，表白爱情；借条，写给把钱借给你的那个人，立此为据；秘书的讲稿，是专为讲话的首长写的，供他照本宣科。“谁”，也有群体，如新闻报道，是为广大民众写的；教科书，是为老师和学生写的。
读者意识，在出版界已具备了；读者细分，是出版界提出来的经营策略。外国的童书，甚至按年龄段来细分，从零至四岁，四至七岁，七至十二岁，十二岁至十五岁，每个年龄段都有专供图书。出版社出每一本书，都要有明确的读者对象；读者对象模糊的书，就难得出；而著作界的读者意识还比较淡薄，有的作者，只顾自己写，未考虑或不考虑写给谁看。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列举的“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论述了“写给谁”的重要性。他说：“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他又说：“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成知心朋友吗？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通，是万万不行的。”他还用“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来说明写作要有针对性。我们写作，也要“看对象”，也要对对象进行“调查”、“研究”、“分析”，知道他们“心里想些什么”，以便适应他们，满足他们的需要，为他们服务好，服务到家。
毛泽东当年讲写作对象，只分成识字的和不识字的、文化水平低和文化水平高的。而现在把写作对象分得更细，更为明确：有男性，也有女性；有老人，也有小孩；有城里人，也有乡下人；有富人，也有穷人；有健全人，也有残疾人；有中共党员，也有非中共党员；有领导干部，也有普通百姓。读者对象不同，他们的经历、阅历、思想、感情、生理、心理、需要、喜好以及接受能力、欣赏水平就存在差别，就有不同。写作者应尊重这种差别，适应这些不同，在写作的内容和形式上也应有所差别，有所不同。大众读物不能写得像学术专著，低幼读物不能写得像老年读物，小说不能写得像哲学讲义，工作报告不能写得像相声小品，当严肃的就得严肃，当活泼的就得活泼，当通俗就得通俗，当深奥的还得深奥。有经验的写作人，在写稿之前，己经想好所要投的报刊，并根据报刊的读者对象，报刊发行的地域、行业，报刊的风格、特色，乃至编辑的口味，来写作这篇稿子，写完后寄出去命中率就比较高，这是注意了“写给谁”的收效。
对待读者的正确态度是，一要尊重，二要适应，三要引领。尊重和适应自不待言。所谓引领，就是在思想上、格调上、趣味上引导读者向上，向前，而不要落在读者的后面，更不要匍匐在读者的脚下，不能投合读者中的落后意识和低级趣味。引领，不是充当读者的上司或教头，不能站在读者的头上发号施令，不能板起面孔教训人，不能把自己的嗜好强加于人，而是因势利导，循循善诱，让读者能在喜闻乐见中接受。引领的前提是尊重和适应，没有尊重和适应就没有引领的资格和本事。
回答“谁来写”的问题：作者论
自己写作，不存在“谁来写”的问题，我写就是了，我写自己的作品，不会偷工减料，我对自己的作品负责，责无旁贷。
“谁来写”的问题，在四种情况下存在：
一是“我来写”，有个什么东西要写，几个人都能写，其中某人自告奋勇，主动承担：“我来写”。你愿意写就写吧，没有人反对，没有人阻拦。这种写作，很可能是尽义务，写出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
二是“请谁写”，比如不认识字的农妇，要请人给他在外的丈夫写封信，村子里会写信的人有几个，请谁写呢，自然由农妇选择，她会选择与她关系好的、请得动的、善解人意的某个有文化的人来写，某人是“友情出击”。
三是“叫谁写”，比如县委书记要在大会上做的报告，可以叫办公室主任写，也可以叫秘书写，还可以叫宣传部搞新闻报道的干事写，是上级对下级的选择，叫谁写，谁就得写，这是命令，是任务，必须照办，必须完成。
四是“约谁写”，比如出版单位的编辑策划了个选题，要物色作者，谁最合适，谁会写得最好，谁有时间，谁愿意接活儿，由编辑从他所掌握的作者队伍中选择。“谁来写”的“谁”，有“舍我其谁”的自信和自豪，也是有偿服务，对写出来的作品拥有著作权，有稿费，何乐而不为。
在现代出版中，编辑策划了的图书选题，经过论证，列入出版计划，“物色作者”就成了关键，套用毛泽东的话“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来说，就是“选题确定之后，作者就是决定的因素”。物色作者关系到选题策划能否成功实施，出版后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问题。
“谁来写”，跟“写什么”、“怎样写”、“写给谁”是有联系的。所以物色作者，除了作者的自身素质和写作能力外，还得与“写什么、怎样写、写给谁”联系起来考虑。可以提出以下问题：谁最合适？谁对此选题最感兴趣？谁有时间写？谁会写得最好？这得从一排作者中去考察、分析、比较，从中选取。
作者选准了，作品就成功了一半；作者未选准，写出来了书稿也用不上，也可能报废。报刊编辑策划个什么选题，选作者写一篇文章，选得不准，文章即使报废，还可再请个作者写，损失不大；一部书稿，若选错了作者，给编辑带来的麻烦就大了。1941年，美国兰登出版社的老板得知一部关于莉莲·拉塞尔的电影就要放映了，连忙与一个自封作家的人帕克·莫雷尔签订合同，出版一部同名书《莉莲·拉塞尔》，并预付了一笔稿费，还雇了一名研究员帮他收集资料。老板派著名编辑萨克斯·康明斯去盯着莫雷尔，催促他突击脱稿。康明斯估计他已写出初稿了，赶到他写作住地的宾馆，谁知他成天与他的情妇鬼混，一个字也未写，连提纲也没列出来。出版在即，任务压头，康明斯只得帮他草拟了写作计划，全书分22章，后又减为20章，制定了日程表，限定他在5月1日前完成75000字的初稿。康明斯抽空回纽约向老板汇报，转来后，见莫雷尔仍未动笔。为了完成老板交给的任务，康明斯不得不替他写作。《莉莲·拉塞尔》出版后，得到好评，莫雷尔出席出版家举行的宴会时，表现得优雅自恃，似乎早已忘记是编辑康明斯替他写的。康明斯在日记中反映了这一事件的始末，按小时记录下雷莫尔的无能、无奈和无耻，在全球流传至今。幸好康明斯是位负责任的能干的会写作的编辑，若像雷莫尔一样窝囊废，那兰登的老板就输惨了。
完全可以说，编辑策划选题，物色作者写作，是一种冒险。原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汪稼明认为：“目前常见的由编辑策划选题，组织作者实施的作法，反映了出版者急于充当原创角色的心情，实际上往往使出版物成为一种拼凑物，人工的痕迹太浓，类似机械产品。这是市场上许多书的品质低劣的原因之一。”（见2003年3月19日《中国新闻出版报》）
原创作品，文学作品，学术著作，是不能按编辑的策划而写作的，“写什么和怎样写”应由作家做主。编辑策划选题，物色作者编写（编写也是一种著作方式）一本什么书还是可行的，但一定要选准作者。选准作者也要知己（选题）知彼（作者），方能百战百胜。
以上四论，只是个引子，理论写作学还得由专门家担纲。
抛砖引玉，跂足以望它的横空出世。
罗维扬，男，作家，现居湖北武汉。
回答“写什么”的问题：内容论
人为什么要写作呢？大抵是有话要说，不用嘴说，而用笔说。说什么呢？说点看法，说点想法。看法和想法，便是写作的内容。说看法，即反映客观世界，属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说想法，即表达思想感情，属“唯心主义”的性灵说。写作既反映客观，又表达主观，这就有个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
既没有脱离客观的完全主观，也没有避开主观的纯粹客观，主观与客观应该结合起来。“自己”该是主观吧，但自己的躯体、自己的头脑也是客观的存在，人的性灵能离开人的躯体、人的头脑而独立存在吗？不能。人是认识客观世界的主体。虽说动物对外界也有感受，也有表达感受的特定“语言”，但动物只有第一信号系统，是不能思维、没有思想的。写作的内容，无非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和人的主观世界的外化。
人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吗？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自问自答，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他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他是择其重点，人的日常生活实践被忽略不计，其实这三项社会实践与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的日常生活实践是分不开的。现在说，既要主旋律，又要多样化，主旋律和多样化也是分不开的。
还应追问，写作所表达的都是正确思想吗？不一定，也可能表达错误思想。那么，人的错误思想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刘少奇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用《人为什么犯错误》作了回答。他说：“任何人都要犯错误，人从降生的那一天起，便不断的犯错误（小孩子的弄火伤手、吃东西、戏水等，都是一串的犯错误的过程），只有在不断的错误，不断的碰钉子的过程中，才能逐渐懂得事情。”人只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就可能犯错误。人的认识和行为违背了客观规律，就要犯错误。
何况，错误和正确是相对的，是比较而言的，只有经过实践来检验、辨别、判断，经过修正、改进、改革，才能由错误走向正确。并且，正确和错误还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转移而转移，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写作内容的正确与否，与人的思想正确与否息息相关，紧密相联。写作，其实是在整理思想，在整理中表达，在表达中整理。整理，是归整、是梳理，是提炼，是充实，是加工，是修正，也是提高。
写作，要言之有物，不能空洞；要丰富，不能干瘪；信息要真实，不能虚假。这是写作对内容的最起码的要求。
回答“怎样写”的问题：形式论
人类在写作实践中创造着并逐步规范着写作的形式，有规范的写作形式便成为文体，有的文体有严格的模式，便成了格律。我国古代的律诗、绝句、词、曲和律赋，就有格律，句数、句式、字数、字的平仄，尾字的押韵、字词句的对仗，词牌、曲牌，乃至文章的起承转合，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可更改。
有格律的文体，免去写作者为创造形式而操心，是占了便宜；然而限制了内容的自由表达，又吃了大亏。按照格律写作，犹如“戴着镣铐跳舞”，是在争自由中受限制，在被限制中争自由。精通格律，又运用自如，也能出精品，出传世绝作。
现代写作，文体没有镣铐式的格律，只作大体的规范，或者说只有个格式，如毕业论文的写作，有题目、署名、内容提要（中英文对照）、关键词、正文、结束语、致谢、参考文献署录的格式，至于正文的论点、论据、论证，是由写作者自己掌握的。应用文的写作，讲究格式，各种应用文要按各自的格式写。文学创作的体裁，有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件，每大件中又有若干小件，但这些文体并无严格的规范。即使把文学体裁摆弄得再清楚，仍然无法从事文学创作，一提笔还是得着急怎么写。
学写作犹如写游泳，必须下水，在游泳中学游泳，也只有在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写作课教师虽说教不会学生“怎么写”，但写作的规律是可以研究的，也是可以传授的，这种传授犹如下水前在岸上讲讲游泳的要领。
写作的一般规律，无非是下笔前的“心动”（灵感、构思、取材、立意），下笔后的“行动”（叙述、描写、抒情、议论、说明，穿插和过渡、交代和照应，要求语言准确、鲜明、生动，文从字顺，中心突出，层次清楚，合乎逻辑，通情达理），收笔后的“改动”（修改、定稿）。《写作基础知识》或《写作概论》就是讲这些一般规律的。
但读了《写作基础知识》或《写作概论》，就是背得滚瓜烂熟，也解决不了“怎么写”的问题。
急于求成的写作者往往陷入误区，即总想找到“怎么写”的诀窍，最好能找到“秘诀”，总想走捷径。应该坚定明确地告诉他们，写作无秘诀，也无捷径可走！
写作课的难处，在于老师无法教会学生写作，再高明的作家也回答不了“怎么写”的问题，鲁迅也只能开出唯有“多看和练习”的药方。“看”，是阅读和阅世；练习，是作文和修改。有定评的作家作品，全部说明了应该怎么写。阅读名著，阅读范文，在阅读中去领悟怎么写。读留有修改笔迹的作家手稿，可以从中认识“不能这样写”。“怎么写”的问题，最终只能由写作者在写作实践中逐步解决。
写作的难处，在于既不能重复别人，又不能重复自己。写作是个体的独立的创造性的脑力劳动。每一次写作，写出每一篇作品，都是创造，既创造着内容，也创造着形式，创造出表达特定内容的最佳形式。
“怎样写”和“写什么”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形式与内容密不可分。但必须明确，“内容为王”，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写作者应力求以最完美的形式去表达最需要表达的内容；使内容能为受众最乐意、最充分地接受的形式，便是最好的形式。
写作也应反对形式主义，努力避免“形式大于内容”。
回答“写给谁”的问题：读者论
以往对“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讲得多，而“写给谁”和“谁来写”的问题讲得少。后两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写作者必须在动笔之前就要弄明白“写给谁”。写给谁，谁就是你的客户，谁就是你的服务对象。“写给谁”的“谁”，有个体，如情书，写给恋爱对象，表白爱情；借条，写给把钱借给你的那个人，立此为据；秘书的讲稿，是专为讲话的首长写的，供他照本宣科。“谁”，也有群体，如新闻报道，是为广大民众写的；教科书，是为老师和学生写的。
读者意识，在出版界已具备了；读者细分，是出版界提出来的经营策略。外国的童书，甚至按年龄段来细分，从零至四岁，四至七岁，七至十二岁，十二岁至十五岁，每个年龄段都有专供图书。出版社出每一本书，都要有明确的读者对象；读者对象模糊的书，就难得出；而著作界的读者意识还比较淡薄，有的作者，只顾自己写，未考虑或不考虑写给谁看。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列举的“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论述了“写给谁”的重要性。他说：“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他又说：“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成知心朋友吗？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通，是万万不行的。”他还用“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来说明写作要有针对性。我们写作，也要“看对象”，也要对对象进行“调查”、“研究”、“分析”，知道他们“心里想些什么”，以便适应他们，满足他们的需要，为他们服务好，服务到家。
毛泽东当年讲写作对象，只分成识字的和不识字的、文化水平低和文化水平高的。而现在把写作对象分得更细，更为明确：有男性，也有女性；有老人，也有小孩；有城里人，也有乡下人；有富人，也有穷人；有健全人，也有残疾人；有中共党员，也有非中共党员；有领导干部，也有普通百姓。读者对象不同，他们的经历、阅历、思想、感情、生理、心理、需要、喜好以及接受能力、欣赏水平就存在差别，就有不同。写作者应尊重这种差别，适应这些不同，在写作的内容和形式上也应有所差别，有所不同。大众读物不能写得像学术专著，低幼读物不能写得像老年读物，小说不能写得像哲学讲义，工作报告不能写得像相声小品，当严肃的就得严肃，当活泼的就得活泼，当通俗就得通俗，当深奥的还得深奥。有经验的写作人，在写稿之前，己经想好所要投的报刊，并根据报刊的读者对象，报刊发行的地域、行业，报刊的风格、特色，乃至编辑的口味，来写作这篇稿子，写完后寄出去命中率就比较高，这是注意了“写给谁”的收效。
对待读者的正确态度是，一要尊重，二要适应，三要引领。尊重和适应自不待言。所谓引领，就是在思想上、格调上、趣味上引导读者向上，向前，而不要落在读者的后面，更不要匍匐在读者的脚下，不能投合读者中的落后意识和低级趣味。引领，不是充当读者的上司或教头，不能站在读者的头上发号施令，不能板起面孔教训人，不能把自己的嗜好强加于人，而是因势利导，循循善诱，让读者能在喜闻乐见中接受。引领的前提是尊重和适应，没有尊重和适应就没有引领的资格和本事。
回答“谁来写”的问题：作者论
自己写作，不存在“谁来写”的问题，我写就是了，我写自己的作品，不会偷工减料，我对自己的作品负责，责无旁贷。
“谁来写”的问题，在四种情况下存在：
一是“我来写”，有个什么东西要写，几个人都能写，其中某人自告奋勇，主动承担：“我来写”。你愿意写就写吧，没有人反对，没有人阻拦。这种写作，很可能是尽义务，写出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
二是“请谁写”，比如不认识字的农妇，要请人给他在外的丈夫写封信，村子里会写信的人有几个，请谁写呢，自然由农妇选择，她会选择与她关系好的、请得动的、善解人意的某个有文化的人来写，某人是“友情出击”。
三是“叫谁写”，比如县委书记要在大会上做的报告，可以叫办公室主任写，也可以叫秘书写，还可以叫宣传部搞新闻报道的干事写，是上级对下级的选择，叫谁写，谁就得写，这是命令，是任务，必须照办，必须完成。
四是“约谁写”，比如出版单位的编辑策划了个选题，要物色作者，谁最合适，谁会写得最好，谁有时间，谁愿意接活儿，由编辑从他所掌握的作者队伍中选择。“谁来写”的“谁”，有“舍我其谁”的自信和自豪，也是有偿服务，对写出来的作品拥有著作权，有稿费，何乐而不为。
在现代出版中，编辑策划了的图书选题，经过论证，列入出版计划，“物色作者”就成了关键，套用毛泽东的话“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来说，就是“选题确定之后，作者就是决定的因素”。物色作者关系到选题策划能否成功实施，出版后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问题。
“谁来写”，跟“写什么”、“怎样写”、“写给谁”是有联系的。所以物色作者，除了作者的自身素质和写作能力外，还得与“写什么、怎样写、写给谁”联系起来考虑。可以提出以下问题：谁最合适？谁对此选题最感兴趣？谁有时间写？谁会写得最好？这得从一排作者中去考察、分析、比较，从中选取。
作者选准了，作品就成功了一半；作者未选准，写出来了书稿也用不上，也可能报废。报刊编辑策划个什么选题，选作者写一篇文章，选得不准，文章即使报废，还可再请个作者写，损失不大；一部书稿，若选错了作者，给编辑带来的麻烦就大了。1941年，美国兰登出版社的老板得知一部关于莉莲·拉塞尔的电影就要放映了，连忙与一个自封作家的人帕克·莫雷尔签订合同，出版一部同名书《莉莲·拉塞尔》，并预付了一笔稿费，还雇了一名研究员帮他收集资料。老板派著名编辑萨克斯·康明斯去盯着莫雷尔，催促他突击脱稿。康明斯估计他已写出初稿了，赶到他写作住地的宾馆，谁知他成天与他的情妇鬼混，一个字也未写，连提纲也没列出来。出版在即，任务压头，康明斯只得帮他草拟了写作计划，全书分22章，后又减为20章，制定了日程表，限定他在5月1日前完成75000字的初稿。康明斯抽空回纽约向老板汇报，转来后，见莫雷尔仍未动笔。为了完成老板交给的任务，康明斯不得不替他写作。《莉莲·拉塞尔》出版后，得到好评，莫雷尔出席出版家举行的宴会时，表现得优雅自恃，似乎早已忘记是编辑康明斯替他写的。康明斯在日记中反映了这一事件的始末，按小时记录下雷莫尔的无能、无奈和无耻，在全球流传至今。幸好康明斯是位负责任的能干的会写作的编辑，若像雷莫尔一样窝囊废，那兰登的老板就输惨了。
完全可以说，编辑策划选题，物色作者写作，是一种冒险。原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汪稼明认为：“目前常见的由编辑策划选题，组织作者实施的作法，反映了出版者急于充当原创角色的心情，实际上往往使出版物成为一种拼凑物，人工的痕迹太浓，类似机械产品。这是市场上许多书的品质低劣的原因之一。”（见2003年3月19日《中国新闻出版报》）
原创作品，文学作品，学术著作，是不能按编辑的策划而写作的，“写什么和怎样写”应由作家做主。编辑策划选题，物色作者编写（编写也是一种著作方式）一本什么书还是可行的，但一定要选准作者。选准作者也要知己（选题）知彼（作者），方能百战百胜。
以上四论，只是个引子，理论写作学还得由专门家担纲。
抛砖引玉，跂足以望它的横空出世。
罗维扬，男，作家，现居湖北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