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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原名郁文,字达夫｡1896年11月出生在杭州富阳一个书香门第之家,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日军宪兵杀害｡他是我国“五四”新文学发展史上最负盛名和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无论是小说,抑或是诗歌､散文,都达到了同时代一般作家所难以攀登和逾越的高峰,有许多名篇佳章至今仍闪烁着灿烂的光辉｡他是中华大地母亲孕育出来的骄子,是本世纪最有才华最有民族气节的诗人之一,爱国是他一生言行中最突出的倾向｡他的一生极富浪漫和传奇色彩,尤其是一生中3次结婚两次离婚及多次婚外恋的经历,在当时的文化界曾引起不小的责难与非议｡这位一生为爱情而歌的文豪在个人的情感世界里,究竟经历过怎样的幸福与痛苦呢?
朦胧的初恋
郁达夫的成名小说集《沉沦》,曾经因暴露青年性的苦闷,展示灵与肉的冲突而风行一时｡文中饱受性压抑苦闷的青年其真实生活中的影子正是作者——郁达夫自己｡据郁达夫的《水样的春愁——自传之四》和《自述诗》,当他13岁还在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性意识就开始萌动,与比邻的“赵家少女”,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的初恋之情,这种同水一样的淡淡的春愁,竟扰乱了他两年的童心｡及至后来赵家少女订婚,他还深深懊丧自己失去了良机｡大约在同一时期,他还与倩儿等两位姑娘有过类似的恋情｡
后来郁达夫去日本,在日本留学期间,又曾经与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儿等产生过恋情｡后藤隆子被郁达夫昵称为“隆儿”,是郁达夫下宿处附近的“小家女”｡郁达夫每次从学校到市上去,都要从她的家旁经过,遂产生情愫,并为她写下了4首诗｡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馆的侍者,郁达夫与她交往数月,同样也为她写有诗词｡玉儿也是侍女,郁达夫为她所写的情诗“玉儿看病胭脂淡,瘦损东风一夜花,钟定月沉人不语,两行清泪落琵琶”至今为人称道｡
郁达夫中学毕业后,怀着一腔救国救民的热忱,与长兄一起赴日求学｡当时日本国内风行西方文化,两性观念也比较开放｡日本的女人给郁达夫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多愁善感､风流倜傥的郁达夫又一次陷入情爱的漩涡｡他曾追逐过好几位日本女性,并以自己的真诚和超群的才华博得了她们“一往情深”的回报｡
然而倒霉的是,郁达夫与日本少女的恋情,无不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大致因为他是一个素来被日本人看不起的“支那人”!
不懈的追求,接连的失败,深深刺痛了郁达夫脆弱的情感｡随之而来的性的苦闷也一天天膨胀起来｡为了压制住这种强烈的性苦闷,他经常喝得大醉｡借酒精来麻醉自己,实在抑制不住了,就跑到青楼中去寻求刺激和发泄,并自我解嘲道:“索性沉到底罢!不入地狱,哪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
第一次婚姻
正当郁达夫在情欲的漩涡中狂乱地挣扎时,孙荃走进了他的情感世界｡和许多二十世纪初的著名文人一样,郁达夫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旧式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1917年,郁达夫从日本回国省亲,奉母命与同乡富阳宵井女子孙荃订婚｡
孙荃出生于书香世家,出落得美丽动人,加上知书达理,能诗善文,在郁达夫的家乡浙江富阳名气很大｡郁达夫四海漂泊,见识过无数的“奇花异草”,当他第一次见到孙荃时,并未对她名动乡里的容貌产生多大的兴趣,而独对她超群不凡的学识和风流谈吐惊讶不已｡他在日记中写道:“薄暮陈某来,交予密信一封,孙氏手笔也｡文字清闲,已知压倒前清老秀才多矣｡”
在去国归日前,郁达夫赠给孙荃5首小诗,文笔清丽,语意缠绵,可以说是郁达夫与孙荃炽热情爱的体证｡其中有云:“风动珠帘夜月明,阶前衰草可怜生｡幽兰不共群芳丢,识我深闺万里情｡”
从郁达夫当时的诗词来看,他虽然对这桩婚姻并不满意,但对孙荃这位“裙布衣钗,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的女子还是很有些依恋的｡1920年两人正式结婚,由于郁达夫的坚持,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有证婚人和媒人到场,更没有点上一对蜡烛,放几声鞭炮,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乘上一顶小轿到了郁家,简单的晚饭后即独自摸到楼上上床就寝｡1921年以后,孙荃随郁达夫到他所供职的安庆､上海､北平等地居住,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婚后,孙荃为郁达夫生下一儿两女｡孙氏谨守妇道,相夫教子,称得上是一位贤淑的妻子｡
但由于郁达夫的放荡不羁与风流任性,本来是一桩美满的姻缘,最终以悲剧收场｡郁达夫与孙荃结婚后,不断发生婚外恋情｡
1921年,他赴安庆的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执教时,结识了一位风尘女子海棠姑娘｡在此后的日子里,郁达夫一直在光明与黑暗､希望与绝望､振作与颓废之间挣扎｡他与孙荃时分时合,在家和妓院之间徘徊,放荡不羁,荒唐沉沦｡
当时的郁达夫已经是名满天下的新小说家,为成千上万的青年女子所敬爱与崇拜,其中自然不乏才貌出众者,而海棠却奇丑无比,所以他们的恋情的确非一般人所能理解｡他每日任教结束,必到位于城外的海棠姑娘处,而由于有早课,他又必须凌晨时分早早赶到城门洞里,耐心地等城门打开｡同期,郁达夫创作小说《茫茫夜》,可以认为是真实地记录下他的这一段感情生活｡其中女主人公海棠,正是郁达夫过从甚密的海棠姑娘,而男主人公“于质夫”,当是郁达夫“夫子自道”了｡
郁达夫后来在文章中对他的“红颜知己”海棠做如此描述:“她年方二十二三岁,身材矮小,额角广而低作青灰色,头发稀少,眼睛鲁钝下挂,嘴狭长,相貌好似猿猴｡”
对于郁达夫来说,他的狎妓并不仅仅是为了性欲,或许是在有意填平人世间的不平——人家不愿意要的,他偏愿意要;人家不喜欢的,他故意奉如至宝｡他要与世俗为敌｡他在安庆的令常人难以理解的心理和行为反映了他当时的苦闷心情｡这段恋情以1921年郁达夫为参加东京大学的毕业考试离开安庆而告终｡
第二次婚姻
1927年初,郁达夫到了上海｡在上海尚贤坊的一个朋友家里,郁达夫第一次见到了那个对他后半生发生了重要影响的女人——王映霞｡但也正是在同一天,郁达夫收到妻子孙荃寄来的皮袍子,心中十分感激,而孙荃此时正在北平呻吟于产褥之上｡
由于王映霞面如银盘,眼似秋水,鼻梁是希腊式的,挺而直,娇躯略现丰满,曲线窈窕,骨肉匀称,在杭州女中和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就读时,一向都有“校花”之誉,及笄而后,更居当时杭州4大美人之首;而且受过新式教育,思想比较开放､开明｡郁达夫一见倾心,遂求再见､三见,于是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
不久之后,王映霞20岁生日(郁达夫已经32岁),郁达夫特别在江浙菜馆订了一桌上好的酒席以表庆贺,并送了一份生日礼物给王映霞｡他们的接触受到了他的朋友孙百刚的劝阻,王映霞陷入苦恼之中｡于是找了一些借口,搭车回到杭州家里｡
王映霞在杭州过了农历新年,便又来到了上海,寄居在坤范女中任教的朋友宿舍里｡她写了一封短信,约郁达夫到孙百刚家去会面｡郁达夫如期赴约,但话不投机｡又过了两天,他们在江南大饭店的一个房间里进行了长谈,王映霞提出,要和她结合,必须抛妻弃子,甚至背叛社会与家庭｡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你来我往,两人的情感得到加深｡
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是一个充满了革命激情与浪漫理想主义精神的时期,也是一个被战争的烽火紧紧追赶的时期,许多学者､作家都曾在新旧两种婚恋模式之间摇摆,处境尴尬,郁达夫就是其中一个｡他追求王映霞时经历过喜悦和热恋,也经历过忧郁和彷徨｡1927年6月初,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餐厅正式宴客订婚,次年2月在上海结婚,3月迁入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里居住,算是正式组建了小家庭｡婚后郁达夫和王映霞过着虽然清贫但却平静充实的生活｡
1927年9月,郁达夫将他和王的恋爱过程,点点滴滴记载下来,编成“日记九种”,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内容新奇大胆,造成一时轰动｡
1929年11月间,王映霞为郁达夫生下了第一个男孩郁飞,一年半后,又生了第二个男孩郁云｡家庭用度也随之增加不少,而且隐居富阳的孙荃母子的生活开支,也要靠郁达夫寄钱去接济｡
1933年4月底,郁达夫举家从上海迁回杭州,不到两个月,王映霞又为郁达夫生下了第三个儿子郁亮｡但郁亮在世仅两年半,因患结核性脑膜炎而夭折｡
郁达夫与王映霞订婚后,孙荃遂与郁达夫分居｡此后,孙荃携子女回富阳郁家与郁母同居,与儿女们相依为命,守斋吃素,诵佛念经,直到1978年去世｡
1936年8月,王映霞生下了第四个男孩郁苟｡郁达夫为参加抗战活动南下福州,留下王映霞独自带着孩子和老母在漫天烽火中逃难｡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正是妻子最需要丈夫在身边共渡难关的时刻,而郁达夫的远走,使王映霞感到郁达夫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丈夫｡可郁达夫在福州听到的却是王映霞与第三者关系不正常的流言,这个传闻深深地刺伤了郁达夫,令夫妻关系面临崩溃｡深感委屈的王映霞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而性格冲动的郁达夫则在大公报上登出寻妻启事｡
1938年,郁达夫应《星洲日报》的邀请来到新加坡参加抗日宣传工作,王映霞带着他们的长子郁飞也一同来到新加坡｡12月底,郁达夫结识了年仅21岁,具有倾国倾城之貌的歌星玉娇,并和她度过了如胶似漆､甜甜蜜蜜的3天夫妻生活｡两人分手后,郁达夫仍然时时思念着玉娇,只是无缘再见｡他与王映霞之间原有的感情裂痕也因此更为加深了｡
1939年,郁达夫在香港《大风旬刊》上发表著名的《毁家诗记》,公开披露了他与王映霞之间的情感恩怨,并且痛心疾首地指出王映霞在情感上对他的背叛｡对于丈夫的这一行为,王映霞自然是不能容忍的｡虽经朋友多方面调解周旋,但已无法恢复过去的感情｡
1940年,王映霞与郁达夫在新加坡协议离婚｡这对曾被喻为“富春江上神仙侣”的才子佳人,就这样以彼此怨恨的方式分手了｡王映霞后嫁于华中航业局经理钟贤道,据传当时婚礼极尽铺张奢华｡2000年12月,王映霞去世｡
第三次婚姻
郁达夫于1940年和王映霞离婚后,李筱英突然出现,使他本来已一潭死水的心池,又掀起波澜｡李筱英是福建人,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能说流利的英语､上海活｡1941年,李筱英刚满26岁,因和丈夫意见不合而离婚｡当时她是新加坡情报部的华籍职员,后又担任新加坡电台的华语播音员｡李筱英十分崇拜郁达夫的文学才华,并主动向他求爱｡46岁的郁达夫在政治失意和家庭破裂之余,遇上这位花容月貌的佳人,一拍即合,两人感情迅速发展｡不久,李筱英便搬进郁家同居｡
可是他们的结合却遭到了郁达夫的儿子当时年仅13岁的郁飞的强烈反对,郁达夫碍于儿子不接受李筱英,也不便正式结婚｡虽然李筱英极力想搞好和郁飞的关系,但他始终不领情｡1941年12月,李筱英痛苦地搬出了郁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筱英退到爪哇岛,郁达夫逃亡到苏门答腊｡他在这时创作了著名的《乱离杂诗》,其中前7首就是为思念李筱英而作｡
1943年,郁达夫为躲避日本人迫害,而印尼化名赵廉,在巴爷公务和朋友合开赵豫记酒厂｡9月,经朋友介绍,和华侨姑娘何丽有结姻｡何丽有是广东人,年仅20岁｡她相貌平常,没有什么文化,而且不懂中国话｡郁达夫以“何丽之有”之意给她取了这个名字｡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终年只有49岁｡一直到郁达夫遇难,何丽有才知道郁达夫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而不只是一名寻常的酒厂老板｡何丽有和郁达夫生了一子一女,儿子取名郁大雅(亚),含有讽刺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圈”之意;女儿美兰在郁达夫被害的第二天诞生｡
(据《党史天地》)
朦胧的初恋
郁达夫的成名小说集《沉沦》,曾经因暴露青年性的苦闷,展示灵与肉的冲突而风行一时｡文中饱受性压抑苦闷的青年其真实生活中的影子正是作者——郁达夫自己｡据郁达夫的《水样的春愁——自传之四》和《自述诗》,当他13岁还在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性意识就开始萌动,与比邻的“赵家少女”,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的初恋之情,这种同水一样的淡淡的春愁,竟扰乱了他两年的童心｡及至后来赵家少女订婚,他还深深懊丧自己失去了良机｡大约在同一时期,他还与倩儿等两位姑娘有过类似的恋情｡
后来郁达夫去日本,在日本留学期间,又曾经与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儿等产生过恋情｡后藤隆子被郁达夫昵称为“隆儿”,是郁达夫下宿处附近的“小家女”｡郁达夫每次从学校到市上去,都要从她的家旁经过,遂产生情愫,并为她写下了4首诗｡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馆的侍者,郁达夫与她交往数月,同样也为她写有诗词｡玉儿也是侍女,郁达夫为她所写的情诗“玉儿看病胭脂淡,瘦损东风一夜花,钟定月沉人不语,两行清泪落琵琶”至今为人称道｡
郁达夫中学毕业后,怀着一腔救国救民的热忱,与长兄一起赴日求学｡当时日本国内风行西方文化,两性观念也比较开放｡日本的女人给郁达夫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多愁善感､风流倜傥的郁达夫又一次陷入情爱的漩涡｡他曾追逐过好几位日本女性,并以自己的真诚和超群的才华博得了她们“一往情深”的回报｡
然而倒霉的是,郁达夫与日本少女的恋情,无不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大致因为他是一个素来被日本人看不起的“支那人”!
不懈的追求,接连的失败,深深刺痛了郁达夫脆弱的情感｡随之而来的性的苦闷也一天天膨胀起来｡为了压制住这种强烈的性苦闷,他经常喝得大醉｡借酒精来麻醉自己,实在抑制不住了,就跑到青楼中去寻求刺激和发泄,并自我解嘲道:“索性沉到底罢!不入地狱,哪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
第一次婚姻
正当郁达夫在情欲的漩涡中狂乱地挣扎时,孙荃走进了他的情感世界｡和许多二十世纪初的著名文人一样,郁达夫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旧式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1917年,郁达夫从日本回国省亲,奉母命与同乡富阳宵井女子孙荃订婚｡
孙荃出生于书香世家,出落得美丽动人,加上知书达理,能诗善文,在郁达夫的家乡浙江富阳名气很大｡郁达夫四海漂泊,见识过无数的“奇花异草”,当他第一次见到孙荃时,并未对她名动乡里的容貌产生多大的兴趣,而独对她超群不凡的学识和风流谈吐惊讶不已｡他在日记中写道:“薄暮陈某来,交予密信一封,孙氏手笔也｡文字清闲,已知压倒前清老秀才多矣｡”
在去国归日前,郁达夫赠给孙荃5首小诗,文笔清丽,语意缠绵,可以说是郁达夫与孙荃炽热情爱的体证｡其中有云:“风动珠帘夜月明,阶前衰草可怜生｡幽兰不共群芳丢,识我深闺万里情｡”
从郁达夫当时的诗词来看,他虽然对这桩婚姻并不满意,但对孙荃这位“裙布衣钗,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的女子还是很有些依恋的｡1920年两人正式结婚,由于郁达夫的坚持,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有证婚人和媒人到场,更没有点上一对蜡烛,放几声鞭炮,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乘上一顶小轿到了郁家,简单的晚饭后即独自摸到楼上上床就寝｡1921年以后,孙荃随郁达夫到他所供职的安庆､上海､北平等地居住,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婚后,孙荃为郁达夫生下一儿两女｡孙氏谨守妇道,相夫教子,称得上是一位贤淑的妻子｡
但由于郁达夫的放荡不羁与风流任性,本来是一桩美满的姻缘,最终以悲剧收场｡郁达夫与孙荃结婚后,不断发生婚外恋情｡
1921年,他赴安庆的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执教时,结识了一位风尘女子海棠姑娘｡在此后的日子里,郁达夫一直在光明与黑暗､希望与绝望､振作与颓废之间挣扎｡他与孙荃时分时合,在家和妓院之间徘徊,放荡不羁,荒唐沉沦｡
当时的郁达夫已经是名满天下的新小说家,为成千上万的青年女子所敬爱与崇拜,其中自然不乏才貌出众者,而海棠却奇丑无比,所以他们的恋情的确非一般人所能理解｡他每日任教结束,必到位于城外的海棠姑娘处,而由于有早课,他又必须凌晨时分早早赶到城门洞里,耐心地等城门打开｡同期,郁达夫创作小说《茫茫夜》,可以认为是真实地记录下他的这一段感情生活｡其中女主人公海棠,正是郁达夫过从甚密的海棠姑娘,而男主人公“于质夫”,当是郁达夫“夫子自道”了｡
郁达夫后来在文章中对他的“红颜知己”海棠做如此描述:“她年方二十二三岁,身材矮小,额角广而低作青灰色,头发稀少,眼睛鲁钝下挂,嘴狭长,相貌好似猿猴｡”
对于郁达夫来说,他的狎妓并不仅仅是为了性欲,或许是在有意填平人世间的不平——人家不愿意要的,他偏愿意要;人家不喜欢的,他故意奉如至宝｡他要与世俗为敌｡他在安庆的令常人难以理解的心理和行为反映了他当时的苦闷心情｡这段恋情以1921年郁达夫为参加东京大学的毕业考试离开安庆而告终｡
第二次婚姻
1927年初,郁达夫到了上海｡在上海尚贤坊的一个朋友家里,郁达夫第一次见到了那个对他后半生发生了重要影响的女人——王映霞｡但也正是在同一天,郁达夫收到妻子孙荃寄来的皮袍子,心中十分感激,而孙荃此时正在北平呻吟于产褥之上｡
由于王映霞面如银盘,眼似秋水,鼻梁是希腊式的,挺而直,娇躯略现丰满,曲线窈窕,骨肉匀称,在杭州女中和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就读时,一向都有“校花”之誉,及笄而后,更居当时杭州4大美人之首;而且受过新式教育,思想比较开放､开明｡郁达夫一见倾心,遂求再见､三见,于是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
不久之后,王映霞20岁生日(郁达夫已经32岁),郁达夫特别在江浙菜馆订了一桌上好的酒席以表庆贺,并送了一份生日礼物给王映霞｡他们的接触受到了他的朋友孙百刚的劝阻,王映霞陷入苦恼之中｡于是找了一些借口,搭车回到杭州家里｡
王映霞在杭州过了农历新年,便又来到了上海,寄居在坤范女中任教的朋友宿舍里｡她写了一封短信,约郁达夫到孙百刚家去会面｡郁达夫如期赴约,但话不投机｡又过了两天,他们在江南大饭店的一个房间里进行了长谈,王映霞提出,要和她结合,必须抛妻弃子,甚至背叛社会与家庭｡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你来我往,两人的情感得到加深｡
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是一个充满了革命激情与浪漫理想主义精神的时期,也是一个被战争的烽火紧紧追赶的时期,许多学者､作家都曾在新旧两种婚恋模式之间摇摆,处境尴尬,郁达夫就是其中一个｡他追求王映霞时经历过喜悦和热恋,也经历过忧郁和彷徨｡1927年6月初,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餐厅正式宴客订婚,次年2月在上海结婚,3月迁入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里居住,算是正式组建了小家庭｡婚后郁达夫和王映霞过着虽然清贫但却平静充实的生活｡
1927年9月,郁达夫将他和王的恋爱过程,点点滴滴记载下来,编成“日记九种”,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内容新奇大胆,造成一时轰动｡
1929年11月间,王映霞为郁达夫生下了第一个男孩郁飞,一年半后,又生了第二个男孩郁云｡家庭用度也随之增加不少,而且隐居富阳的孙荃母子的生活开支,也要靠郁达夫寄钱去接济｡
1933年4月底,郁达夫举家从上海迁回杭州,不到两个月,王映霞又为郁达夫生下了第三个儿子郁亮｡但郁亮在世仅两年半,因患结核性脑膜炎而夭折｡
郁达夫与王映霞订婚后,孙荃遂与郁达夫分居｡此后,孙荃携子女回富阳郁家与郁母同居,与儿女们相依为命,守斋吃素,诵佛念经,直到1978年去世｡
1936年8月,王映霞生下了第四个男孩郁苟｡郁达夫为参加抗战活动南下福州,留下王映霞独自带着孩子和老母在漫天烽火中逃难｡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正是妻子最需要丈夫在身边共渡难关的时刻,而郁达夫的远走,使王映霞感到郁达夫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丈夫｡可郁达夫在福州听到的却是王映霞与第三者关系不正常的流言,这个传闻深深地刺伤了郁达夫,令夫妻关系面临崩溃｡深感委屈的王映霞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而性格冲动的郁达夫则在大公报上登出寻妻启事｡
1938年,郁达夫应《星洲日报》的邀请来到新加坡参加抗日宣传工作,王映霞带着他们的长子郁飞也一同来到新加坡｡12月底,郁达夫结识了年仅21岁,具有倾国倾城之貌的歌星玉娇,并和她度过了如胶似漆､甜甜蜜蜜的3天夫妻生活｡两人分手后,郁达夫仍然时时思念着玉娇,只是无缘再见｡他与王映霞之间原有的感情裂痕也因此更为加深了｡
1939年,郁达夫在香港《大风旬刊》上发表著名的《毁家诗记》,公开披露了他与王映霞之间的情感恩怨,并且痛心疾首地指出王映霞在情感上对他的背叛｡对于丈夫的这一行为,王映霞自然是不能容忍的｡虽经朋友多方面调解周旋,但已无法恢复过去的感情｡
1940年,王映霞与郁达夫在新加坡协议离婚｡这对曾被喻为“富春江上神仙侣”的才子佳人,就这样以彼此怨恨的方式分手了｡王映霞后嫁于华中航业局经理钟贤道,据传当时婚礼极尽铺张奢华｡2000年12月,王映霞去世｡
第三次婚姻
郁达夫于1940年和王映霞离婚后,李筱英突然出现,使他本来已一潭死水的心池,又掀起波澜｡李筱英是福建人,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能说流利的英语､上海活｡1941年,李筱英刚满26岁,因和丈夫意见不合而离婚｡当时她是新加坡情报部的华籍职员,后又担任新加坡电台的华语播音员｡李筱英十分崇拜郁达夫的文学才华,并主动向他求爱｡46岁的郁达夫在政治失意和家庭破裂之余,遇上这位花容月貌的佳人,一拍即合,两人感情迅速发展｡不久,李筱英便搬进郁家同居｡
可是他们的结合却遭到了郁达夫的儿子当时年仅13岁的郁飞的强烈反对,郁达夫碍于儿子不接受李筱英,也不便正式结婚｡虽然李筱英极力想搞好和郁飞的关系,但他始终不领情｡1941年12月,李筱英痛苦地搬出了郁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筱英退到爪哇岛,郁达夫逃亡到苏门答腊｡他在这时创作了著名的《乱离杂诗》,其中前7首就是为思念李筱英而作｡
1943年,郁达夫为躲避日本人迫害,而印尼化名赵廉,在巴爷公务和朋友合开赵豫记酒厂｡9月,经朋友介绍,和华侨姑娘何丽有结姻｡何丽有是广东人,年仅20岁｡她相貌平常,没有什么文化,而且不懂中国话｡郁达夫以“何丽之有”之意给她取了这个名字｡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终年只有49岁｡一直到郁达夫遇难,何丽有才知道郁达夫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而不只是一名寻常的酒厂老板｡何丽有和郁达夫生了一子一女,儿子取名郁大雅(亚),含有讽刺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圈”之意;女儿美兰在郁达夫被害的第二天诞生｡
(据《党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