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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形容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的心脏和国民经济的生命线，是支撑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基石。最近几年，当各大跨国公司纷纷加速在中国收购和控股装备制造业那些声名并不为人熟知的排头兵时候，中国人才开始意识到，自主的、完备的装备制造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146年前的188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又让中国蒙受屈辱，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问容闳：“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的事，当从何着手?”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学生答道：“当今最重要，最有益的事，莫过于仿照洋人的办法建一个机器厂，一个机器母厂，有了这样一个母机厂制造各种机器，然后用这些机器去造枪炮子弹、战船战车。犹如母鸡下蛋似的。过了十年八年，中国就可以在全国各地建造许许多多的工厂，如此，中国就会跟外国一样强大。”
100多年前的这段对话虽然有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但这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也多有借鉴。100多年后，中国仍然在为如何振兴装备制造业而争论不休，虽然中国不再是为了抵御外来的入侵，但今日中国壮大自主装备产业的现实意义并不比那个年代小。忧患意识和自立能力，是一个民族绵延的根本所在。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既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又要支持自主的装备制造产业．这对于政府、制造企业和用户来说，都需要某种共识和一个能够进一步沟通的平台
2007年2月9—10日，中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举办的第三次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国产化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办主任张国宝向到会的企业传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争取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设备综合国产化率，在现有70％的基础上提高到80％以上。
对于张文英来说，这无疑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张是沈阳高压开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去年10月份曾上書国家发改委，建议国家采取措施，支持国产牵引供电设备参与国内交通轨道项目。
在短短的不到两周时间里，这已经是张国宝第二次在公开会议上高调支持国产装备了。就在2007年1月28日中国装备工业自主创新高层论坛上，张国宝做了专题演讲，他毫不客气地批评道：“大型国企为代表的部分用户仍然缺乏采用国产装备的积极性。”
“用户偏爱国外设备而冷淡国产设备是制约装备制造业振兴的主要因素之一。”张国宝说，近年来，国内装备制造企业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以后，开发出许多新产品，但往往因为没有“依托工程”而得不到验证，“国内用户以没有运行业绩为由，剥夺投标资格。不少产品，即便是国内已经具备生产能力，技术水平也不低，但用户却仍以各种借口拒绝使用，人为设置各种障碍，提高国产装备进入市场的门槛。有的用户甚至以自主设备非国际名牌为由，把自主国产品牌拒之门外，或刻意压低国产设备在投标中的得分。这种歧视性的评标标准，使国产设备的价格优势难以发挥”。
张国宝指称，为规避不支持国产设备的嫌疑，近来采用变相进口和隐性进口，已经成为部分用户排斥国产设备的重要途径。
对于张国宝这样身处要害部门的部级高官来说，这样旗帜鲜明的态度颇令人意外，但对最近几年关注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人士来说，却也算不上奇怪。
政府高层开始关注装备制造业，应该说从2004年就开始了。2004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大连主持召开振兴装备制造业座谈会，会后，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系统提出了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政策措施建议并报国务院。
对于国内装备制造企业来说，真正看到曙光是在2006年。有专家把2006年称为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丙戌新政。这一年，国务院相继发布《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国务院6号文件)和《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国务院8号文件)。两份文件从国家战略高度提出鼓励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战略构想，尤其是8号文件，明确了振兴装备制造业的目标、原则、任务和政策。
采访中，多位国内企业的负责人认为，目前国内装备制造业面临最好的大环境。但是，他们似乎对未来和市场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兴奋。他们普遍担心政策难以落实，尤其是担心国内用户多年形成的对国产装备的不信任和冷淡一时难以改变，在重大项目招投标中人为对国内企业设置的门槛难以拆除。
“我们最担心，最终振兴装备制造业会成为一句空话。”国内一家变压器生产企业的一位负责人说，“由于过分相信国外产品和对国内企业的排斥，给国内企业施展自己能力的舞台会越来越小。”
国产设备不输于人
“在国务院出台‘8号文’之后，我们认为有国家政策和国人的支持，是装备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机遇，但是，在国内重点工程项目招标中，事与愿违，让国内装备制造企业担心的不止是跨国公司的强大实力，压力更来自于国内用户对国产装备的冷淡和招标中对国内装备制造企业的歧视。”坐在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陵东街133号的办公室里，张文英对记者的一席话充分表达出了他的无奈。
沈阳高压成套开关股份有限公司对面就是著名的沈阳北陵，中间只隔着一条街。作为这家国家二级企业的董事长，张文英在沈高成套已经工作30多年。
严寒冬日，办公室温度却很高，水族箱里的热带鱼游来游去。张文英不停地吸着烟。对记者欲言又止，非常谨慎。“没有一个经济强国是依靠外资做强，这个简单的道理国人都应该知道。”他说，“我们在查找自身原因的同时，也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支持国内装备制造企业在政策导向上出台细则的建议。”
张文英所说的“8号文”，是2006年6月28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而，他所提的建议，写在了去年10月10日向国家发展改革委递交的一份《关于国内重点建设工程项目排斥使用国产化供电设备的反映》，希望国家应支持国产化供电设备参与国内重点工程项目建设。
张文英告诉《商务周刊》，国家发改委对他的建议很重视。他在今年2月9日－10日发改委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国产化工作会议上看到了自己建议的影子。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重点提到了要认真解决个别城市设备招投标中仍然存在对国产设备的歧视性要求等问题。
但采访中，这个东北人仍忧心忡忡。
“目前，国内特大重点项目招标中普遍存在各种各样对国内装备制造企业的各种歧视性规定。”他以自己所在的输变电行业为例，长期以来，跨国公司垄断了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国内装备制造企业失去了市场份额，为了生存，本土的行业主导企业70％只能选择被跨国公司兼并和收购；这些跨国公司通过高价进口国外零部件，致使高额利润都以进口零部件的名义流出国门。
“如此发展下去，中国必将重蹈‘拉美现象’覆辙。”张文英说，“这些被跨国公司兼并或收购的原国内行业主导企业变成了设在中国的组装车间，丧失了原有的自 主研发能力，这将严重威胁到国家产业安全。”
沈阳高压成套开关股份有限公司在1988年被國务院授予“国家二级企业”，是专业生产输变电设备的国内行业主导企业。2006年，国家发改委为扭转我国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牵引供电设备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将沈高成套自主创新的C-GIS设备，列入国家唯一的轨道交通牵引供电设备国产化专项，给予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
记者到沈阳的时候，在国债专项资金支持下的新厂区正在离老厂区10公里的沈北开发区建设。张文英告诉《商务周刊》，新厂区密封式生产车间面积6万平方米，加上科研楼和辅助设施等建筑，总面积达到9．875平方米，总投资1．6亿元，新的科研和生产基地启动后，制造技术和制造能力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过去几年里，沈高结合中国电网特性，加大研发投入，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并与国内多家科研院所合作，掌握了绝缘材料、机械强度等15项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C-GIS设备。经过两次“CMA”型式试验(高原型式试验)，最终的技术指标显示，国产C－GIS设备的17项关键性能指标中，在短路开断电流次数、工频耐压、电寿命、机械寿命、SF6气体泄露率、高温和低温等11项技术指标高于以欧洲发达国家产品为代表的国际先进水平，其余6项与欧洲发达国家产品持平。经新产品投产鉴定，国产化C-GIS设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张文英告诉《商务周刊》：“目前，企业研制成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GIS设备，国产化率达到90．5％，使我们继西门子、ABB、AERVA之后，成为世界上第四家拥有该产品知识产权的企业，而且设备的高技术性能适应各种恶劣的运行环境，在国家国防军工项目建设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在国家重点工程项目中，沈高成套的C-GIS设备中标南京地铁项目。采访中张文英不断提及南京地铁项目，称赞南京地铁业主是“第一个敢吃螃蟹”、支持国产化设备，“首台首套”应用的典型。由于大量采用国产化设备，南京地铁一期工程全长21．72公里，项目投资85亿元，综合造价每公里3．92亿元，大大低于其他城市地铁建设项目同时期6亿元／公里的综合造价。低成本建设为南京地铁的运营赢利创造了有利空间。
“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在南京地铁一期招标中，南京地铁工程指挥部认真落实了国家关于促进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的部署，在招标过程中贯彻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为国内企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张文英说。
在招标过程中，沈高凭借不输于国际知名品牌的高技术性能和低于国际品牌40％的价格中标，为南京地铁提供C-GIS设备，这是国产化C-GIS设备在国内地铁建设中的首次应用。
“国产化C-GIS设备经过全国第九届运动会最高客流峰值的考验和四年多的实践运行，用户对我们产品的高性能和高可靠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张文英说。
记者采访中也了解到，由于沈高国产化的C-GIS设备进入市场，改变了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牵引供电C-GIS设备长期由跨国公司垄断经营的局面，使国外同类产品在进入中国初始的最高报价100万元／台，下降到目前的35万元／台。
2006年12月，沈高成套的C-GIS设备在南京地铁二期工程建设项目中。与西门子、ABB、AERVA等跨国公司再次同台竞争，并一举中标。在2006年举办的国家“十五”重大技术装备成果展上，张国宝对沈高的自主创新的C-GIS设备和南京地铁项目首次应用国产牵引供电C-GIS设备给予高度评价。
垄断与斩首
事实上，早在1999年，按照国务院指示，原国家计委即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了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国产化工作，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调控措施和扶持政策，促进国内生产企业提高技术水平，规范机电设备招投标秩序，提高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设备国产化率达到70％。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在国产化设备的拉动下，建设成本和运行维护费用将会大幅度降低，这将减轻各城市的投资压力，促进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建设，也相应扩大了城市轨道交通设备的市场需求。
但在张文英等业内人士看来，目前的形势仍不容乐观，甚至可以说是紧迫。张文英注意到，国务院在2003年发布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计划在10年内投资20000亿元人民币，新建、修建高速铁路、电气化铁路约60条；而拟批复的全国20个城市建设地铁项目将在未来10年内投资8000亿元。
张文英计算，在未来10年内，我国轨道交通投资项目中，牵引供电装备的需求量将占到总投资的8．5％，约为2380亿元。这样一大块“蛋糕”，自然吸引了世界上所有跨国公司的目光。但目前，这个巨大市场还基本被少数几家跨国公司所垄断。以广州地铁、深圳地铁和上海地铁为例，ABB占有着广州、深圳轨道交通市场，西门子则占据着上海轨道交通市场。根据海关总署最近5年的统计数据，中国每年进口的国外输配电设备平均高达120亿美元。
另一方面，近几年跨国公司的中国战略也在发生改变，从过去简单的投资和合资模式正转向试图控制和垄断中国的产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早在几年前就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并专门召开过讨论会，指出跨国公司凭借强大的资金实力，兼并和控股装备制造业的国内排头兵企业，已经威胁到了国内的产业安全。
有业内人士提醒到，在输配电设备领域，跨国公司也正采取合资、控股、收购、联合打压等手段，以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目前国内输配电领域，高、低压电器元件和成套设备的主导企业已经有75％被跨国公司收购-或控股。前段时间的央视《焦点访谈》栏目，即以“西轴合资之痛”为例，全面报道了我国装备制造业被跨国公司收购，一步步丧失产品开发能力，中方股份逐渐萎缩，最终彻底转变成国外公司国内组装车间的事件。
随着沈高成套自主研发的C－GIS设备中标南京地铁项目，这家公司也引起了跨国公司的注意。最近三年，不断有跨国公司到沈高来谈合资、合作的事情，但都提出了相似的条件：—是外资控股，二是合资公司不设置研发机构，只能进口核心部件，以OEM方式贴牌生产跨国公司产品。
这三年里，张文英多次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拒绝了跨国公司的诱惑。
歧视性招标
让国内装备制造企业担心的还不止跨国公司的强大实力和勃勃野心，压力更来自于国内用户对国产装备的冷淡和招标中对国内装备制造企业的歧视。
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国产化工作会议上，张国宝和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刘铁男都强调，国产设备投标受阻的情况多有发生。
在这方面，张文英深有感触。沈高成套曾参与了青藏铁路的GIS设备招标，总体价格比德国西门子低了7900多万元，是国外设备投标总价的3／5，而且设备通过了国家级“CMA”型式试验(海拔5000米高原试验)。但到 最后，沈高成套的国产设备被废标，理由是沈高在投标产品分项报价中没有元件明细报价。张文英很气愤：“你买件衣服，难道还报出扣子、拉锁等分项价格吗?”
最终，中标的是德国西门子。记者从有关渠道了解到，在运行过程中，西门子的GIS设备出现了严重的漏气质量问题，已严重威胁到设备安全运行，只能采用不断补充SF6气体的方式，带着安全隐患运行。
“在国内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供电设备招标中，国产设备受到用户歧视和排斥已经是共性问题。在我国中石化、中海油等重大项目建设中，虽然采用貌似公平的公开招标方式，但是在合格投标人资质要求里明确规定：投标人应为合资或代理进口产品的企业，不接受国产设备的企业投标。”张文英注意到，由于国产化设备在招标中屡屡受挫，国外同类产品在中国已经下调的销售价格开始回弹。
招标过程中，除了上述直接拒绝国产设备投标外，即使允许国产设备投标，但歧视国产设备的现象严重，其形式和手段多种多样。一位专门研究过此类问题的专家把这些歧视性规定总结为以下三种：
一是技术评标淘汰法。将评标过程分为技术评标和商务评标两个环节，只有在技术评标环节进入前三名的投标方才能进入商务评标环节。而技术评标条款中规定：国际知名品牌的产品得75—100分，国产品牌的产品可得45—75分。这样的规定使得国产品牌根本无法进入下一阶段的商务评标环节。
二是定档评标淘汰法。招标文件评标细则明确规定，评标委员会的每位专家将投标产品分为好、中、差三个档次，好档得75—100分，中档得45—75分，而差档最多得45分。而按照评标条款规定，进入好档的产品只能是跨国公司的国际品牌，国产品牌最多被列入“中档”。评标条款还进一步规定：“综合得分低于75分的产品，没有资格进入价格评审。”这样的评标细则实际上是把国产品牌排斥在了门外。
三是技术商务综合评标法。比如评标条款规定“采用国际知名品牌得满分，组装产品相应扣分。”还规定，“产品的业绩得分按照同类产品的合同金额来记分”。这也致使优质低价的自主品牌国产设备在综合得分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专家认为，技术评标淘汰法和定档评标淘汰法可以将自主品牌的国产设备完全拒之门外，而综合评标法则使自主品牌的国产设备价格优势难以发挥。
对国产设备的歧视，已经严重制约着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沈高成套作为国债专项的承担人，在推广使用国产化设备中深感力不从心，“作为一名从事装备制造业的人大代表，有责任、有义务向国家如实反应上述排斥国产化设备的共性问题，”在给国家发改委的上书中，张文英建议，“国家发改委应组织对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招标书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严格审查，制止各种不合理的条款和歧视性规定，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竞争的市场环境。”他还建议国家形成正式文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国产化设备参与国内重点工程项目建设。
“北京规则”
“并不是说非要找国外产品的毛病，但我希望国内用户能够明白，不能总以没有业绩和技术落后为由，拒绝使用国产装备，在招投标过程中人为对国内企业设置歧视性门槛。”作为中国本土装备制造业的代言人，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总工程师兼重大装备办公室主任隋永滨对《商务周刊》说。
隋永滨告诉记者，这方面另一个典型例子是电工电器行业都熟知的“北京规则”，完全把国内企业拒之门外，连投标的机会都没有。
所谓“北京规则”，是北京市电力公司对北京市五环路以内电力项目建设投标过程中，对合格投标人的资质要求所做出的一项特别规定：投标人必须是合资企业或外商独资企业。
北京电力公司隶属国家电网公司管理的华北电网有限公司，以建设运营北京地区电网为核心业务，负责北京地区1．68万平方公里的电力供应、销售和输电、变电、配电设施的建设运行。近年来，北京电力公司高层领导班子进行了重大调整。与此同时，电力设备的招投标工作也随之进行调整。据有关人士猜测，“北京规则”之所以出现，与即将在北京召开的2008年奥运会有直接关系。可能是出于电网运行安全考虑。
在2006年2月一份名为《华北电网有限公司生产一基建一协调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纪要》的文件上，当谈到主网设备的选型问题时，华北电网有限公司是这样要求的：“各部门应取得一致共识，共同努力，从长远效益考虑，实现基建工程投资向主设备上倾斜，220KV及以上主网、大型设备应选择性能优良的、可靠性较高的合资或进口产品，提高电网的安全可靠性。”
《中国工业报》去年9月一篇名为《“北京规则”当道国产装备遭遇采购尴尬》的报道认为，由此看来，“北京规则”已不是简单的规则，这是一个在华北电网有限公司由上到下要达到的共识。
这样的共识得到了北京电力公司的贯彻。在记者拿到的一份2006年11月15日发布的《北京电力公司主变压器设备招标公告》中，北京电力公司委托北京市华龙电力物资供销总公司，就北京电力公司巨各庄110KV输变电工程、岔道110KV输变电工程110KV主变压器设现在振兴装备制造业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给国内企业一个机会，给国内企业一个展示自己能力的舞台备的供货和服务，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邀请有兴趣的合格投标人投标。在最后的“合格投标人资质要求”里明确规定：投标人应为合资企业或代理进口产品的企业，不接受国产设备／材料的代理商投标。
“保障电力供应安全本无可厚非，但总不能以牺牲《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代价吧?现在的问题是，连最起码的公平竞争环境都被破坏了。”一位业内人士在接受《中国工业报》采访时激动地说，“‘北京规则’的出现损害了市场经济运行法则，不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这种情况需要引起国家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现在，国内一批代表着国家电力装备水平的国企，如沈高、西高、沈變、西变、保变等，也都因为该规则而受到不公正待遇。”
记者采访中，国内多家变压器企业高层都知道“北京规则”，但他们并不愿意对此发表公开的看法，谨慎的言辞表明，国内企业虽然对此颇有怨言，但却不敢公开得罪握有“生杀大权”的用户单位。
“现在振兴装备制造业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给国内企业一个机会，给国内企业一个展示自己能力的舞台。”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朱森第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以国内设备制造企业目前最为头疼的“首台首套”问题为例说，有些用户往往以国产设备没有工程业绩为由拒绝采用国产设备，就是说你的产品以前没有成功的案例，我为什么给你这个资格，你这“首台首套”出了问题谁能负得起责任?
“我认为，任何事情都有个开始，都有个第一次，不给国内企业第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国内企业的业绩永远是零。其实，有些方面、有些领域，国外投标企业也没有业绩，也没有现成的成功经验。那么，为什么要对国内的企业要求这么严格和苛刻呢?”他说，振兴中国 装备制造业，需要包括用户和装备制造企业在内的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如果制造部门有振兴的任务，用户单位却没有这样的观念，对国内的企业不宽容，振兴就会成为‘一头热’。‘火’不能只由制造部门自己来烧，用户部门应该‘添火’、‘加油’，而不应‘压火’、‘灭火”’。
国内企业的短板
一项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全年，中国机械工业进口总额达1423亿美元。这样高的进口数额，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进口设备对中国装备市场的控制力。
最新的数据还显示，目前，中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的2／3依赖进口，光纤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石油化工装备、轿车工业设备、数控机床等绝大部分市场被进口产品占领。关键高新技术装备，比如四轴以上的数控加工设备、半导体加工设备，进口率百分之百。
隋永滨认为，这说明国内企业在某些方面确实存在差距。虽然最近几年国内装备制造业发展迅速，效益也越来越好，但隋永滨指出：“这不说明我们的市场竞争力有了根本的改变，而是这几年中国的机械产品市场需求实在太大了。”
“我在机械行业这么多年，感触太深了，现在机械行业形势的确很好，但不可否认的是市场需求带来的机遇，一旦市场需求发生变化，那才是对我们自主开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真正考验。”隋永滨说。
长期以来国产设备之所以不被国内用户所認可和采用，像隋永滨这样多年从事重大技术装备研制和国产化工作的业内专家也承认，有制造企业自身的原因。他认为，中国的重大技术装备确实和国外有差距，这其中有研发经费不足和体制问题等各方面的原因。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重大装备办公室处长呼淑清认为，国内企业在管理上还有很大问题，尤其在细节管理上还与跨国企业存在一定差距。比如应用在三峡项目中的GIS设备(高压开关)，国内企业在设计和装备水平上与国外比并不差，但是工艺及管理上存在差距。
她举例说，国内一家开关企业为三峡工程生产的高压开关曾经出现过一次质量事故，开关设备生产完后，一名技术工人把一个活扳手头留在了开关设备里，运输过程中，扳手在里面碰来碰去，磨损了里面的一些部件。事情发生后，主管厂长降薪降职，管理人员被免职，直接责任人被开除，
“你说这是设计问题、质量问题吗?”呼淑清认为，这纯粹是因为管理不到位、细节管理重视不够造成的，“国内企业往往因为类似的小问题，使得用户从根本上否定了国产设备”。
而由于机械行业长期在低效益下运行，使得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观念不强，即使想自主创新，但由于缺乏资金而心有余而力不足。隋永滨告诉《商务周刊》，过去10多年里，机械行业的原材料和管理成本上涨幅度很大，但现在全行业的工业产值按现行价格计算却比1990年的不变价格还要低，行业长期在低效益下运行，使得企业没有自我发展能力，研发的投入不足，自我改造的能力差。
“与GE、西门子这样的跨国巨头相比，国内的机械制造业集中度不够，小而散的问题始终没有很好解决。计划经济时期的分工过细、不合理问题也没有解决，搞气轮机的不搞透平压缩机，而从空气动力学到设计上，两者的原理其实都是一样的，买的美国的设计软件都是一样的，但这中国的企业却各自为政，造成很大的重复和浪费。”隋永滨曾经参加过GE公司的年会，并在会下和GE的CEO伊梅尔特有过交流，他认为，中国企业缺少一个像GE这样能做到相互借鉴、相互通融的巨大的研发和技术平台，缺少系统集成和成套能力。
“尤其是，中国缺少像GE这样的大型产业集团。”隋永滨认为，在未来几年，如果中国的装备工业不能打造几个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振兴装备制造业会很难。
而在《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国务院8号文件)里，也把发展壮大一批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和工程公司作为重点。“8号文”强调，对在重大技术装备制造领域具有关键作用的装备制造骨干企业，要在保证国家控制能力和主导权的基础上，支持其进行跨行业、跨区域、跨所有制的重组；鼓励装备制造企业之间、关联企业之间、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的联合、重组，通过多种途径培育大型企业集团，发挥市场导向和政策支持的作用，形成一批跨行业、跨地区的集系统设计、系统集成、工程总承包和全程服务为一体的工程公司，参与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和管理，并积极开拓国外市场。
“我们需要一批骨干企业作为振兴装备制造业的主体。”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朱森第认为，如何打造中国自己的大型产业集团，有几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联合重组，把一系列有相关性的行业里排头兵企业组成一个大的产业集团；第二种途径是在某一家企业的基础上扩展延伸，逐渐成长为产品门类齐全的大型企业。还有第三条道路，就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收购重组。
在他看来，这三种途径，实现的困难都相当大。由于受到地方利益和相关政策的限制，还需要时间和进—步探索。
重启工业部?
在隋永滨等众多关注振兴装备制造业的专家们看来，国务院8号文件虽然下发，但振兴装备制造业的道路仍然很漫长。
隋永滨认为，振兴装备制造业有两个最难解决的问题，一是组建大型企业集团，二是装备国产化。机械制造行业不像电力、石化、钢铁行业依靠国家干预形成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机械行业企业过早下放地方，现在实现跨地区重组联合很难，要解决这个问题一要靠国家强有力的协调，二要靠一个大的出资者，以增量投入调动存量资产的调整。
关于装备国产化，隋永滨认为非常重要：“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所需装备必须基本立足国内，而这一点远没有形成一个全社会的共识。如果设备都靠进口，装备制造业就失去了自主创新的平台，还拿什么振兴?”
而且，随着振兴装备制造业被国家层面所重视，以及装备制造企业对政策的需求和各种复杂的关系需要协调和沟通，工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朱森第认为，国务院8号文件虽然出台，但文件做出的都是一些宏观性的原则，都需要在现实中进一步去落实。在落实过程中，就面临管理体制问题和管理部门缺位问题。
“8号文”中选择了一批对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建设有重要影响、对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有显著效果、对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有积极带动作用、能够尽快扩大自主装备市场占有率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共16大重点领域，希望在这16大领域得到突破。而落实这16大领域，每个领域都需要编制专项，专项编制完成后，需要统一由发改委负责具体落实。
但从目前来看，朱森第认为，发改委管理的面很宽，相关部门的人手少，很多事情顾不过来。所以要等着发改委去尽快具体落实并不现实。
“振兴装备制造业需要有专人负责和锲而不舍的长期努力，还需要相对稳定的技术政策。这些政策的制定需要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组织制造和用户部门来进行，但 遗憾的是，现在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还没有人来具体组织。”朱森第说。
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虽然承担了13大領域的专项编制工作，但其只是机械工业全国性的社会团体，具体落实过程中只负责组织协调制造企业和用户之间的关系，更大范围的协调能力和影响政策的能力有限。
要振兴装备制造业，国内企业面对的是竞争力和攻关能力强大的跨国企业，以及具有垄断能力并一直对国产装备持怀疑和排斥态度的用户方，此外，还有复杂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纠缠。“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跨部门的组织协调机构，起到牵头人的作用，把该做的事情做起来。”朱森第说。
在过去10年里，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机构一直是缺位的。1998年，根据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国务院关于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设置的通知》，原机械工业部改组为国家机械工业局，隶属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只具有行业规划和研究行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以向有关部门提出政策建议等职能。
2001年，机械行业主管机构职能的进一步被削弱。当年2月19日，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宣布，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机构改革和国家经贸委机关内设机构调整方案》，正式撤销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机械工业局等9个下属局，有关行政职能并入国家经贸委。这次撤销的委管国家局，联系和管理着近300个行业协会。2003年，国家经贸委也被撤消。
针对越来越严重的工业管理体制缺失问题，2004年，中国工程院在一份名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科技问题战略报告》中，明确建议国家成立工业部，并向国务院有关领导做了汇报。
2005年，中央提出了建立创新型国家，国家开始制订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国工程院组织了一个名为“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战略研究”的大型课题，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担任课题组组长，清华大学教授柳百成院士任副组长。柳百成告诉本刊，到今年年初，该课题基本完成，该报告最后一部分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提出建立工业部的构想。
“农业方面有农业部，商业方面有商务部，而工业制造业占到了GDP的35％－360％，却一直没有一个管理部门。发改委工业司只有几个人，根本承担不了整个工业发展的重担。”柳百成说，“振兴装备制造业，发展工业，必须要有一个管理体制上的创新，必须有一个有力的管理协调部门，可以集中国家各方面的力量，起到强大推动作用。”
“当然，新的工业部肯定与老的工业部不一样，新成立的工业部主要考虑的是宏观问题，制定方针政策，规划技术路线和编制重大装备规划。”柳百成说，“在范围上新工业部也比以前的管理部门更宽，包括机械、冶金、化工等多个领域。”
作为原机械工业部总工程师，朱森第也非常赞成成立这样的组织管理部门，他表示：“新的工业部，要设计好管理的事权和职能配置，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但时不我待。”
146年前的188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又让中国蒙受屈辱，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问容闳：“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的事，当从何着手?”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学生答道：“当今最重要，最有益的事，莫过于仿照洋人的办法建一个机器厂，一个机器母厂，有了这样一个母机厂制造各种机器，然后用这些机器去造枪炮子弹、战船战车。犹如母鸡下蛋似的。过了十年八年，中国就可以在全国各地建造许许多多的工厂，如此，中国就会跟外国一样强大。”
100多年前的这段对话虽然有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但这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也多有借鉴。100多年后，中国仍然在为如何振兴装备制造业而争论不休，虽然中国不再是为了抵御外来的入侵，但今日中国壮大自主装备产业的现实意义并不比那个年代小。忧患意识和自立能力，是一个民族绵延的根本所在。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既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又要支持自主的装备制造产业．这对于政府、制造企业和用户来说，都需要某种共识和一个能够进一步沟通的平台
2007年2月9—10日，中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举办的第三次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国产化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办主任张国宝向到会的企业传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争取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设备综合国产化率，在现有70％的基础上提高到80％以上。
对于张文英来说，这无疑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张是沈阳高压开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去年10月份曾上書国家发改委，建议国家采取措施，支持国产牵引供电设备参与国内交通轨道项目。
在短短的不到两周时间里，这已经是张国宝第二次在公开会议上高调支持国产装备了。就在2007年1月28日中国装备工业自主创新高层论坛上，张国宝做了专题演讲，他毫不客气地批评道：“大型国企为代表的部分用户仍然缺乏采用国产装备的积极性。”
“用户偏爱国外设备而冷淡国产设备是制约装备制造业振兴的主要因素之一。”张国宝说，近年来，国内装备制造企业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以后，开发出许多新产品，但往往因为没有“依托工程”而得不到验证，“国内用户以没有运行业绩为由，剥夺投标资格。不少产品，即便是国内已经具备生产能力，技术水平也不低，但用户却仍以各种借口拒绝使用，人为设置各种障碍，提高国产装备进入市场的门槛。有的用户甚至以自主设备非国际名牌为由，把自主国产品牌拒之门外，或刻意压低国产设备在投标中的得分。这种歧视性的评标标准，使国产设备的价格优势难以发挥”。
张国宝指称，为规避不支持国产设备的嫌疑，近来采用变相进口和隐性进口，已经成为部分用户排斥国产设备的重要途径。
对于张国宝这样身处要害部门的部级高官来说，这样旗帜鲜明的态度颇令人意外，但对最近几年关注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人士来说，却也算不上奇怪。
政府高层开始关注装备制造业，应该说从2004年就开始了。2004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大连主持召开振兴装备制造业座谈会，会后，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系统提出了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政策措施建议并报国务院。
对于国内装备制造企业来说，真正看到曙光是在2006年。有专家把2006年称为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丙戌新政。这一年，国务院相继发布《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国务院6号文件)和《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国务院8号文件)。两份文件从国家战略高度提出鼓励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战略构想，尤其是8号文件，明确了振兴装备制造业的目标、原则、任务和政策。
采访中，多位国内企业的负责人认为，目前国内装备制造业面临最好的大环境。但是，他们似乎对未来和市场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兴奋。他们普遍担心政策难以落实，尤其是担心国内用户多年形成的对国产装备的不信任和冷淡一时难以改变，在重大项目招投标中人为对国内企业设置的门槛难以拆除。
“我们最担心，最终振兴装备制造业会成为一句空话。”国内一家变压器生产企业的一位负责人说，“由于过分相信国外产品和对国内企业的排斥，给国内企业施展自己能力的舞台会越来越小。”
国产设备不输于人
“在国务院出台‘8号文’之后，我们认为有国家政策和国人的支持，是装备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机遇，但是，在国内重点工程项目招标中，事与愿违，让国内装备制造企业担心的不止是跨国公司的强大实力，压力更来自于国内用户对国产装备的冷淡和招标中对国内装备制造企业的歧视。”坐在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陵东街133号的办公室里，张文英对记者的一席话充分表达出了他的无奈。
沈阳高压成套开关股份有限公司对面就是著名的沈阳北陵，中间只隔着一条街。作为这家国家二级企业的董事长，张文英在沈高成套已经工作30多年。
严寒冬日，办公室温度却很高，水族箱里的热带鱼游来游去。张文英不停地吸着烟。对记者欲言又止，非常谨慎。“没有一个经济强国是依靠外资做强，这个简单的道理国人都应该知道。”他说，“我们在查找自身原因的同时，也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支持国内装备制造企业在政策导向上出台细则的建议。”
张文英所说的“8号文”，是2006年6月28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而，他所提的建议，写在了去年10月10日向国家发展改革委递交的一份《关于国内重点建设工程项目排斥使用国产化供电设备的反映》，希望国家应支持国产化供电设备参与国内重点工程项目建设。
张文英告诉《商务周刊》，国家发改委对他的建议很重视。他在今年2月9日－10日发改委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国产化工作会议上看到了自己建议的影子。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重点提到了要认真解决个别城市设备招投标中仍然存在对国产设备的歧视性要求等问题。
但采访中，这个东北人仍忧心忡忡。
“目前，国内特大重点项目招标中普遍存在各种各样对国内装备制造企业的各种歧视性规定。”他以自己所在的输变电行业为例，长期以来，跨国公司垄断了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国内装备制造企业失去了市场份额，为了生存，本土的行业主导企业70％只能选择被跨国公司兼并和收购；这些跨国公司通过高价进口国外零部件，致使高额利润都以进口零部件的名义流出国门。
“如此发展下去，中国必将重蹈‘拉美现象’覆辙。”张文英说，“这些被跨国公司兼并或收购的原国内行业主导企业变成了设在中国的组装车间，丧失了原有的自 主研发能力，这将严重威胁到国家产业安全。”
沈阳高压成套开关股份有限公司在1988年被國务院授予“国家二级企业”，是专业生产输变电设备的国内行业主导企业。2006年，国家发改委为扭转我国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牵引供电设备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将沈高成套自主创新的C-GIS设备，列入国家唯一的轨道交通牵引供电设备国产化专项，给予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
记者到沈阳的时候，在国债专项资金支持下的新厂区正在离老厂区10公里的沈北开发区建设。张文英告诉《商务周刊》，新厂区密封式生产车间面积6万平方米，加上科研楼和辅助设施等建筑，总面积达到9．875平方米，总投资1．6亿元，新的科研和生产基地启动后，制造技术和制造能力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过去几年里，沈高结合中国电网特性，加大研发投入，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并与国内多家科研院所合作，掌握了绝缘材料、机械强度等15项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C-GIS设备。经过两次“CMA”型式试验(高原型式试验)，最终的技术指标显示，国产C－GIS设备的17项关键性能指标中，在短路开断电流次数、工频耐压、电寿命、机械寿命、SF6气体泄露率、高温和低温等11项技术指标高于以欧洲发达国家产品为代表的国际先进水平，其余6项与欧洲发达国家产品持平。经新产品投产鉴定，国产化C-GIS设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张文英告诉《商务周刊》：“目前，企业研制成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GIS设备，国产化率达到90．5％，使我们继西门子、ABB、AERVA之后，成为世界上第四家拥有该产品知识产权的企业，而且设备的高技术性能适应各种恶劣的运行环境，在国家国防军工项目建设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在国家重点工程项目中，沈高成套的C-GIS设备中标南京地铁项目。采访中张文英不断提及南京地铁项目，称赞南京地铁业主是“第一个敢吃螃蟹”、支持国产化设备，“首台首套”应用的典型。由于大量采用国产化设备，南京地铁一期工程全长21．72公里，项目投资85亿元，综合造价每公里3．92亿元，大大低于其他城市地铁建设项目同时期6亿元／公里的综合造价。低成本建设为南京地铁的运营赢利创造了有利空间。
“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在南京地铁一期招标中，南京地铁工程指挥部认真落实了国家关于促进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的部署，在招标过程中贯彻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为国内企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张文英说。
在招标过程中，沈高凭借不输于国际知名品牌的高技术性能和低于国际品牌40％的价格中标，为南京地铁提供C-GIS设备，这是国产化C-GIS设备在国内地铁建设中的首次应用。
“国产化C-GIS设备经过全国第九届运动会最高客流峰值的考验和四年多的实践运行，用户对我们产品的高性能和高可靠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张文英说。
记者采访中也了解到，由于沈高国产化的C-GIS设备进入市场，改变了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牵引供电C-GIS设备长期由跨国公司垄断经营的局面，使国外同类产品在进入中国初始的最高报价100万元／台，下降到目前的35万元／台。
2006年12月，沈高成套的C-GIS设备在南京地铁二期工程建设项目中。与西门子、ABB、AERVA等跨国公司再次同台竞争，并一举中标。在2006年举办的国家“十五”重大技术装备成果展上，张国宝对沈高的自主创新的C-GIS设备和南京地铁项目首次应用国产牵引供电C-GIS设备给予高度评价。
垄断与斩首
事实上，早在1999年，按照国务院指示，原国家计委即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了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国产化工作，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调控措施和扶持政策，促进国内生产企业提高技术水平，规范机电设备招投标秩序，提高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设备国产化率达到70％。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在国产化设备的拉动下，建设成本和运行维护费用将会大幅度降低，这将减轻各城市的投资压力，促进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建设，也相应扩大了城市轨道交通设备的市场需求。
但在张文英等业内人士看来，目前的形势仍不容乐观，甚至可以说是紧迫。张文英注意到，国务院在2003年发布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计划在10年内投资20000亿元人民币，新建、修建高速铁路、电气化铁路约60条；而拟批复的全国20个城市建设地铁项目将在未来10年内投资8000亿元。
张文英计算，在未来10年内，我国轨道交通投资项目中，牵引供电装备的需求量将占到总投资的8．5％，约为2380亿元。这样一大块“蛋糕”，自然吸引了世界上所有跨国公司的目光。但目前，这个巨大市场还基本被少数几家跨国公司所垄断。以广州地铁、深圳地铁和上海地铁为例，ABB占有着广州、深圳轨道交通市场，西门子则占据着上海轨道交通市场。根据海关总署最近5年的统计数据，中国每年进口的国外输配电设备平均高达120亿美元。
另一方面，近几年跨国公司的中国战略也在发生改变，从过去简单的投资和合资模式正转向试图控制和垄断中国的产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早在几年前就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并专门召开过讨论会，指出跨国公司凭借强大的资金实力，兼并和控股装备制造业的国内排头兵企业，已经威胁到了国内的产业安全。
有业内人士提醒到，在输配电设备领域，跨国公司也正采取合资、控股、收购、联合打压等手段，以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目前国内输配电领域，高、低压电器元件和成套设备的主导企业已经有75％被跨国公司收购-或控股。前段时间的央视《焦点访谈》栏目，即以“西轴合资之痛”为例，全面报道了我国装备制造业被跨国公司收购，一步步丧失产品开发能力，中方股份逐渐萎缩，最终彻底转变成国外公司国内组装车间的事件。
随着沈高成套自主研发的C－GIS设备中标南京地铁项目，这家公司也引起了跨国公司的注意。最近三年，不断有跨国公司到沈高来谈合资、合作的事情，但都提出了相似的条件：—是外资控股，二是合资公司不设置研发机构，只能进口核心部件，以OEM方式贴牌生产跨国公司产品。
这三年里，张文英多次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拒绝了跨国公司的诱惑。
歧视性招标
让国内装备制造企业担心的还不止跨国公司的强大实力和勃勃野心，压力更来自于国内用户对国产装备的冷淡和招标中对国内装备制造企业的歧视。
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国产化工作会议上，张国宝和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刘铁男都强调，国产设备投标受阻的情况多有发生。
在这方面，张文英深有感触。沈高成套曾参与了青藏铁路的GIS设备招标，总体价格比德国西门子低了7900多万元，是国外设备投标总价的3／5，而且设备通过了国家级“CMA”型式试验(海拔5000米高原试验)。但到 最后，沈高成套的国产设备被废标，理由是沈高在投标产品分项报价中没有元件明细报价。张文英很气愤：“你买件衣服，难道还报出扣子、拉锁等分项价格吗?”
最终，中标的是德国西门子。记者从有关渠道了解到，在运行过程中，西门子的GIS设备出现了严重的漏气质量问题，已严重威胁到设备安全运行，只能采用不断补充SF6气体的方式，带着安全隐患运行。
“在国内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供电设备招标中，国产设备受到用户歧视和排斥已经是共性问题。在我国中石化、中海油等重大项目建设中，虽然采用貌似公平的公开招标方式，但是在合格投标人资质要求里明确规定：投标人应为合资或代理进口产品的企业，不接受国产设备的企业投标。”张文英注意到，由于国产化设备在招标中屡屡受挫，国外同类产品在中国已经下调的销售价格开始回弹。
招标过程中，除了上述直接拒绝国产设备投标外，即使允许国产设备投标，但歧视国产设备的现象严重，其形式和手段多种多样。一位专门研究过此类问题的专家把这些歧视性规定总结为以下三种：
一是技术评标淘汰法。将评标过程分为技术评标和商务评标两个环节，只有在技术评标环节进入前三名的投标方才能进入商务评标环节。而技术评标条款中规定：国际知名品牌的产品得75—100分，国产品牌的产品可得45—75分。这样的规定使得国产品牌根本无法进入下一阶段的商务评标环节。
二是定档评标淘汰法。招标文件评标细则明确规定，评标委员会的每位专家将投标产品分为好、中、差三个档次，好档得75—100分，中档得45—75分，而差档最多得45分。而按照评标条款规定，进入好档的产品只能是跨国公司的国际品牌，国产品牌最多被列入“中档”。评标条款还进一步规定：“综合得分低于75分的产品，没有资格进入价格评审。”这样的评标细则实际上是把国产品牌排斥在了门外。
三是技术商务综合评标法。比如评标条款规定“采用国际知名品牌得满分，组装产品相应扣分。”还规定，“产品的业绩得分按照同类产品的合同金额来记分”。这也致使优质低价的自主品牌国产设备在综合得分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专家认为，技术评标淘汰法和定档评标淘汰法可以将自主品牌的国产设备完全拒之门外，而综合评标法则使自主品牌的国产设备价格优势难以发挥。
对国产设备的歧视，已经严重制约着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沈高成套作为国债专项的承担人，在推广使用国产化设备中深感力不从心，“作为一名从事装备制造业的人大代表，有责任、有义务向国家如实反应上述排斥国产化设备的共性问题，”在给国家发改委的上书中，张文英建议，“国家发改委应组织对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招标书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严格审查，制止各种不合理的条款和歧视性规定，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竞争的市场环境。”他还建议国家形成正式文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国产化设备参与国内重点工程项目建设。
“北京规则”
“并不是说非要找国外产品的毛病，但我希望国内用户能够明白，不能总以没有业绩和技术落后为由，拒绝使用国产装备，在招投标过程中人为对国内企业设置歧视性门槛。”作为中国本土装备制造业的代言人，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总工程师兼重大装备办公室主任隋永滨对《商务周刊》说。
隋永滨告诉记者，这方面另一个典型例子是电工电器行业都熟知的“北京规则”，完全把国内企业拒之门外，连投标的机会都没有。
所谓“北京规则”，是北京市电力公司对北京市五环路以内电力项目建设投标过程中，对合格投标人的资质要求所做出的一项特别规定：投标人必须是合资企业或外商独资企业。
北京电力公司隶属国家电网公司管理的华北电网有限公司，以建设运营北京地区电网为核心业务，负责北京地区1．68万平方公里的电力供应、销售和输电、变电、配电设施的建设运行。近年来，北京电力公司高层领导班子进行了重大调整。与此同时，电力设备的招投标工作也随之进行调整。据有关人士猜测，“北京规则”之所以出现，与即将在北京召开的2008年奥运会有直接关系。可能是出于电网运行安全考虑。
在2006年2月一份名为《华北电网有限公司生产一基建一协调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纪要》的文件上，当谈到主网设备的选型问题时，华北电网有限公司是这样要求的：“各部门应取得一致共识，共同努力，从长远效益考虑，实现基建工程投资向主设备上倾斜，220KV及以上主网、大型设备应选择性能优良的、可靠性较高的合资或进口产品，提高电网的安全可靠性。”
《中国工业报》去年9月一篇名为《“北京规则”当道国产装备遭遇采购尴尬》的报道认为，由此看来，“北京规则”已不是简单的规则，这是一个在华北电网有限公司由上到下要达到的共识。
这样的共识得到了北京电力公司的贯彻。在记者拿到的一份2006年11月15日发布的《北京电力公司主变压器设备招标公告》中，北京电力公司委托北京市华龙电力物资供销总公司，就北京电力公司巨各庄110KV输变电工程、岔道110KV输变电工程110KV主变压器设现在振兴装备制造业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给国内企业一个机会，给国内企业一个展示自己能力的舞台备的供货和服务，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邀请有兴趣的合格投标人投标。在最后的“合格投标人资质要求”里明确规定：投标人应为合资企业或代理进口产品的企业，不接受国产设备／材料的代理商投标。
“保障电力供应安全本无可厚非，但总不能以牺牲《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代价吧?现在的问题是，连最起码的公平竞争环境都被破坏了。”一位业内人士在接受《中国工业报》采访时激动地说，“‘北京规则’的出现损害了市场经济运行法则，不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这种情况需要引起国家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现在，国内一批代表着国家电力装备水平的国企，如沈高、西高、沈變、西变、保变等，也都因为该规则而受到不公正待遇。”
记者采访中，国内多家变压器企业高层都知道“北京规则”，但他们并不愿意对此发表公开的看法，谨慎的言辞表明，国内企业虽然对此颇有怨言，但却不敢公开得罪握有“生杀大权”的用户单位。
“现在振兴装备制造业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给国内企业一个机会，给国内企业一个展示自己能力的舞台。”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朱森第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以国内设备制造企业目前最为头疼的“首台首套”问题为例说，有些用户往往以国产设备没有工程业绩为由拒绝采用国产设备，就是说你的产品以前没有成功的案例，我为什么给你这个资格，你这“首台首套”出了问题谁能负得起责任?
“我认为，任何事情都有个开始，都有个第一次，不给国内企业第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国内企业的业绩永远是零。其实，有些方面、有些领域，国外投标企业也没有业绩，也没有现成的成功经验。那么，为什么要对国内的企业要求这么严格和苛刻呢?”他说，振兴中国 装备制造业，需要包括用户和装备制造企业在内的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如果制造部门有振兴的任务，用户单位却没有这样的观念，对国内的企业不宽容，振兴就会成为‘一头热’。‘火’不能只由制造部门自己来烧，用户部门应该‘添火’、‘加油’，而不应‘压火’、‘灭火”’。
国内企业的短板
一项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全年，中国机械工业进口总额达1423亿美元。这样高的进口数额，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进口设备对中国装备市场的控制力。
最新的数据还显示，目前，中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的2／3依赖进口，光纤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石油化工装备、轿车工业设备、数控机床等绝大部分市场被进口产品占领。关键高新技术装备，比如四轴以上的数控加工设备、半导体加工设备，进口率百分之百。
隋永滨认为，这说明国内企业在某些方面确实存在差距。虽然最近几年国内装备制造业发展迅速，效益也越来越好，但隋永滨指出：“这不说明我们的市场竞争力有了根本的改变，而是这几年中国的机械产品市场需求实在太大了。”
“我在机械行业这么多年，感触太深了，现在机械行业形势的确很好，但不可否认的是市场需求带来的机遇，一旦市场需求发生变化，那才是对我们自主开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真正考验。”隋永滨说。
长期以来国产设备之所以不被国内用户所認可和采用，像隋永滨这样多年从事重大技术装备研制和国产化工作的业内专家也承认，有制造企业自身的原因。他认为，中国的重大技术装备确实和国外有差距，这其中有研发经费不足和体制问题等各方面的原因。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重大装备办公室处长呼淑清认为，国内企业在管理上还有很大问题，尤其在细节管理上还与跨国企业存在一定差距。比如应用在三峡项目中的GIS设备(高压开关)，国内企业在设计和装备水平上与国外比并不差，但是工艺及管理上存在差距。
她举例说，国内一家开关企业为三峡工程生产的高压开关曾经出现过一次质量事故，开关设备生产完后，一名技术工人把一个活扳手头留在了开关设备里，运输过程中，扳手在里面碰来碰去，磨损了里面的一些部件。事情发生后，主管厂长降薪降职，管理人员被免职，直接责任人被开除，
“你说这是设计问题、质量问题吗?”呼淑清认为，这纯粹是因为管理不到位、细节管理重视不够造成的，“国内企业往往因为类似的小问题，使得用户从根本上否定了国产设备”。
而由于机械行业长期在低效益下运行，使得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观念不强，即使想自主创新，但由于缺乏资金而心有余而力不足。隋永滨告诉《商务周刊》，过去10多年里，机械行业的原材料和管理成本上涨幅度很大，但现在全行业的工业产值按现行价格计算却比1990年的不变价格还要低，行业长期在低效益下运行，使得企业没有自我发展能力，研发的投入不足，自我改造的能力差。
“与GE、西门子这样的跨国巨头相比，国内的机械制造业集中度不够，小而散的问题始终没有很好解决。计划经济时期的分工过细、不合理问题也没有解决，搞气轮机的不搞透平压缩机，而从空气动力学到设计上，两者的原理其实都是一样的，买的美国的设计软件都是一样的，但这中国的企业却各自为政，造成很大的重复和浪费。”隋永滨曾经参加过GE公司的年会，并在会下和GE的CEO伊梅尔特有过交流，他认为，中国企业缺少一个像GE这样能做到相互借鉴、相互通融的巨大的研发和技术平台，缺少系统集成和成套能力。
“尤其是，中国缺少像GE这样的大型产业集团。”隋永滨认为，在未来几年，如果中国的装备工业不能打造几个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振兴装备制造业会很难。
而在《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国务院8号文件)里，也把发展壮大一批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和工程公司作为重点。“8号文”强调，对在重大技术装备制造领域具有关键作用的装备制造骨干企业，要在保证国家控制能力和主导权的基础上，支持其进行跨行业、跨区域、跨所有制的重组；鼓励装备制造企业之间、关联企业之间、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的联合、重组，通过多种途径培育大型企业集团，发挥市场导向和政策支持的作用，形成一批跨行业、跨地区的集系统设计、系统集成、工程总承包和全程服务为一体的工程公司，参与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和管理，并积极开拓国外市场。
“我们需要一批骨干企业作为振兴装备制造业的主体。”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朱森第认为，如何打造中国自己的大型产业集团，有几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联合重组，把一系列有相关性的行业里排头兵企业组成一个大的产业集团；第二种途径是在某一家企业的基础上扩展延伸，逐渐成长为产品门类齐全的大型企业。还有第三条道路，就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收购重组。
在他看来，这三种途径，实现的困难都相当大。由于受到地方利益和相关政策的限制，还需要时间和进—步探索。
重启工业部?
在隋永滨等众多关注振兴装备制造业的专家们看来，国务院8号文件虽然下发，但振兴装备制造业的道路仍然很漫长。
隋永滨认为，振兴装备制造业有两个最难解决的问题，一是组建大型企业集团，二是装备国产化。机械制造行业不像电力、石化、钢铁行业依靠国家干预形成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机械行业企业过早下放地方，现在实现跨地区重组联合很难，要解决这个问题一要靠国家强有力的协调，二要靠一个大的出资者，以增量投入调动存量资产的调整。
关于装备国产化，隋永滨认为非常重要：“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所需装备必须基本立足国内，而这一点远没有形成一个全社会的共识。如果设备都靠进口，装备制造业就失去了自主创新的平台，还拿什么振兴?”
而且，随着振兴装备制造业被国家层面所重视，以及装备制造企业对政策的需求和各种复杂的关系需要协调和沟通，工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朱森第认为，国务院8号文件虽然出台，但文件做出的都是一些宏观性的原则，都需要在现实中进一步去落实。在落实过程中，就面临管理体制问题和管理部门缺位问题。
“8号文”中选择了一批对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建设有重要影响、对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有显著效果、对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有积极带动作用、能够尽快扩大自主装备市场占有率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共16大重点领域，希望在这16大领域得到突破。而落实这16大领域，每个领域都需要编制专项，专项编制完成后，需要统一由发改委负责具体落实。
但从目前来看，朱森第认为，发改委管理的面很宽，相关部门的人手少，很多事情顾不过来。所以要等着发改委去尽快具体落实并不现实。
“振兴装备制造业需要有专人负责和锲而不舍的长期努力，还需要相对稳定的技术政策。这些政策的制定需要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组织制造和用户部门来进行，但 遗憾的是，现在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还没有人来具体组织。”朱森第说。
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虽然承担了13大領域的专项编制工作，但其只是机械工业全国性的社会团体，具体落实过程中只负责组织协调制造企业和用户之间的关系，更大范围的协调能力和影响政策的能力有限。
要振兴装备制造业，国内企业面对的是竞争力和攻关能力强大的跨国企业，以及具有垄断能力并一直对国产装备持怀疑和排斥态度的用户方，此外，还有复杂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纠缠。“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跨部门的组织协调机构，起到牵头人的作用，把该做的事情做起来。”朱森第说。
在过去10年里，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机构一直是缺位的。1998年，根据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国务院关于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设置的通知》，原机械工业部改组为国家机械工业局，隶属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只具有行业规划和研究行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以向有关部门提出政策建议等职能。
2001年，机械行业主管机构职能的进一步被削弱。当年2月19日，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宣布，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机构改革和国家经贸委机关内设机构调整方案》，正式撤销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机械工业局等9个下属局，有关行政职能并入国家经贸委。这次撤销的委管国家局，联系和管理着近300个行业协会。2003年，国家经贸委也被撤消。
针对越来越严重的工业管理体制缺失问题，2004年，中国工程院在一份名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科技问题战略报告》中，明确建议国家成立工业部，并向国务院有关领导做了汇报。
2005年，中央提出了建立创新型国家，国家开始制订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国工程院组织了一个名为“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战略研究”的大型课题，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担任课题组组长，清华大学教授柳百成院士任副组长。柳百成告诉本刊，到今年年初，该课题基本完成，该报告最后一部分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提出建立工业部的构想。
“农业方面有农业部，商业方面有商务部，而工业制造业占到了GDP的35％－360％，却一直没有一个管理部门。发改委工业司只有几个人，根本承担不了整个工业发展的重担。”柳百成说，“振兴装备制造业，发展工业，必须要有一个管理体制上的创新，必须有一个有力的管理协调部门，可以集中国家各方面的力量，起到强大推动作用。”
“当然，新的工业部肯定与老的工业部不一样，新成立的工业部主要考虑的是宏观问题，制定方针政策，规划技术路线和编制重大装备规划。”柳百成说，“在范围上新工业部也比以前的管理部门更宽，包括机械、冶金、化工等多个领域。”
作为原机械工业部总工程师，朱森第也非常赞成成立这样的组织管理部门，他表示：“新的工业部，要设计好管理的事权和职能配置，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但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