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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狂欢化理论在西方文学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文学作品通过一系列生动具体的形式将狂化的内在精神表现出来，进而生成一种具体的生活感受。重读鲁迅《铸剑》和莫言《红高粱》，通过对两部作品的比较，体会两位作家受不同时代的影响以及个人的感受，进而对狂欢化精神的不同诠释，启发我们对当代的思考。
关键词：红高粱；铸剑；狂欢化
一、狂欢化的故事情节
狂欢节是一场庆典性活动，同时具有一种仪式化。狂欢节上人人参与其中，狂欢化的场景便得以成立。在狂欢活动中，人们暂时忘却自身背负的苦难、压力，在一切看似全部颠倒的场景中，尽情地释放自己，感受平等自由、交替变更，用这种感受对一成不变的，永恒的上层统治者建立起来的既有秩序发起挑战。
重新审视《铸剑》，我们不难发现作品中展现的狂欢化世界。故事开始便讲述了眉间尺被人围观的狂欢化的开端。这里作者塑造了民间狂欢节中一系列喧哗、笑谑的情节。人们的笑骂、纠缠不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与整个活动联系起来，与刚才毕恭毕敬地对国王的仪仗下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的插科打诨与等级秩序形成了鲜明对比，从中可以体会出里面蕴含的深刻意义——平等自由的精神。随后在国王的大殿之上表演的场景中，类似于原始巫族社会中的民谣表演打破了理性的思维模式，带领人们进入到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狂欢式世界中去。进行到王的头颅被宴之敖砍下的描写时，才真正进行到“加冕脱冕”环节中去。三颅之争，最终完成奴隶主的脱冕与奴隶的加冕过程。这种关系在《红高粱》当中也有所体现。
在《红高粱》中，“我”奶奶和“我”爷爷在高粱地中的野合场景将这种狂欢化场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他们肉体上的交织伴随着精神上的火花碰撞，在翠绿的高粱地的映衬下彰显出呐喊狂欢的精神。这种大肆渲染与庄严肃穆的气氛极不吻合，人们显露出自己的心灵，生活的深刻意义便彰显出来。“奶奶”和“爷爷”灵与肉的交媾，展现了传统与新秩序的碰撞。在莫言笔下，还有惨绝人寰的剥人皮，不可思议的往酒水里勾兑尿碱等，都挑战着人们的惯性思维，使人们在视觉上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冲击力。第三章“狗道”中，人和狗之间展开了殊死较量。狗群蚕食死人，释放本性，狗与人之间在肉体和精神上展开了激烈的对抗，生与死、灵与肉，都在进行着不断地激荡碰撞。
两位作家在描述故事情节过程中，都表现出挑战常规化的既有生活秩序，表现人们的价值，体现自由变更精神。鲁迅《铸剑》中更多地表现狂欢式的场景，体现狂欢节上的相对性的精神，以此反对封建等级压迫，提倡建立自由文明新秩序。而莫言的《红高粱》中更多的是描写出带有强烈对立色彩的因素，对一切合法化的制度和传统造成冲击，便显出一种更为直观的狂欢感受。巴赫金在对比拉伯雷与莎士比亚等人的小说时，认为拉伯雷小说狂欢化除了具有强烈的狂欢精神，同时更具有外在的直观性和清晰度。无疑，《红高粱》在狂欢化的叙事情节上更加直观，色彩更加鲜明。
二、怪诞的人物形象
构成狂欢式的生活的最重要的因素无疑是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中明确指出，狂欢节是全民的。在具有狂欢感受的文学作品中，作者总是无意识地赋予人物以极度地夸张和世俗化、双重化，再加之以生动具体的描写，怪诞的人物形象便由此诞生。
《铸剑》作品中宴之敖的形象无疑是鲜明的。鲁迅先生用寥寥数笔勾勒出这一复之敖的样貌：“黑须黑眼睛，瘦得如铁”，正象征着复仇者这一主题及人们的感受：冷峻的，感伤基调。他对欲为父报仇的眉间尺所说的一段关于“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的怪诞的话语，易使人产生支离、不成体统的感觉，却恰恰是宴之敖一体双重性的集中体现。他的身上象征着死亡与再生、毁灭与重塑的结合，他代表着死去的人们的精神寄托，重新进入复仇之后新生的环节。鲁迅是渴望毁灭的，因为他看到只有毁灭才能激发希望。
《红高粱》的作品有一个人物易被大家所忽略——“我”的二奶奶，恋儿。她短暂的一生瑰丽离奇，带着鲜明的狂欢色彩，体现了怪诞现实主义的鲜明特点。第五章“奇死”大篇幅地叙述了这个看似简单的女人以及她所遭遇的一切，这正体现了巴赫金所说的：怪诞人体是形成中的人体。也就是说恋儿的这一形象是一直在建构中的，蓬勃发展的，而不是作为一个终结者的姿态。恋儿在作品中逐渐崭露头角是在雨天与“我”爷爷的历经三天三夜的疯狂的爱恋中完成的，她是追求爱的化身，同时，在她身上又灌注了全民的对抗侵略者的家国仇恨。在她面对日本兵的欺凌时正是处在一个生与死的交界处。作为一个普通的受欺凌的平民，她已经死了，取而代之的是燃烧着熊熊复仇精神的抗日者与保护孩子的母亲的形象。这种超脱的场面的描写，也正是向死而生的精神写照。
怪诞人物形象是鲜活的，他不止存在于人们的想象当中，而是表现人们精神寄托的，是于无所希望中拯救人类的形象。不管是宴之敖还是恋儿，作家都在表现人物形象的死亡与新生的精神以及他们的包容性。同时，较之《铸剑》，怪诞人体的宇宙性在《红高粱》作品中还有所体现。在巴赫金看来，人体可以同各类自然现象，例如山岳、河流、海洋、岛屿、大陆融合在一起，它可以充塞整个世界。作品中，红高粱这一意象便构成东北乡的“小世界”。它们与家乡的农民们一起感受着烈日炎炎的炙烤，遭受着同伴相继倒下的痛苦，满含着保家卫国，抗日救亡的烈火雄心。在这里，人与红高粱的形象统一到一起，成为大自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三、狂欢式的世界感受
狂欢式的文学作品是通过描写具体感性的场景向我们传达出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狂欢式的世界是区别于固定的，既有的世界秩序的第一种世界的“第二种生活”。在这个世界中，人们能够跨越既有秩序的屏障，通过各种狂欢化行为，体会平等对话，自由思想，以及交替变更的精神内涵。
《铸剑》中，复仇成为一个狂欢化式的表演。作品中两次表现了“第一种生活”与“第二种生活”的对比。第一次是人们面对国王的仪仗，服帖的俯身下跪；与之相对的是国王离开后，一个干瘪脸少年赖上了眉间尺，且看热闹的人逐渐增多，并欣赏的津津有味。第二次对比是人们以同样的俯首姿态来观看国王的“出丧”；与此对比的是出丧队伍已过，便恢复成乱七八糟的状态。现实生活中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压迫着人们，人们是不自由的，必须服从于既有规范。但是人们心中存在着乌托邦的第二种生活，即打破旧有规范，恢复人民自由，使一切制度都是可以变化的。这种狂欢式的生活却并不是完全虚无的，实际上，它可以是一种实际的生活。
《红高粱》开头对高密东北乡的描述，看似粗鄙的语言使狂欢式的世界观脱离了抽象的概念形式，将高密东北乡这片热土与人们紧密相连，实现了狂欢节全民参与的必然性要求。“我”的奶奶不顾礼法与强盗发生关系，与二奶奶争爷爷而间接导致二奶奶被日本人凌辱和小姑姑的死。但是奶奶又是在抗战中光荣牺牲的，所以作者的心里是矛盾的，具有二重性的，奶奶无疑是“最美丽最丑陋”的化身；爷爷也是如此，他兼顾了强盗的本性与对抗侵略者的英勇；“我”的家乡既有落后的，迂腐的文化和迟钝的农民，又充满着淳朴的乡情和乡亲们抗战一心的决心和热情。通过这种二重性和相对性，人们能够感受到具体的感性与理性并存的狂欢精神，使这种精神成为民众的世界观，感受到交替更新的精神。
两位处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作家，其共同理想都是建立扎根于现实中的理想化的狂欢化世界，表现出平等自由、交替变更、死亡与新生的精神。但按我的理解，所不同的是，鲁迅先生在《铸剑》中想要着重表达的是“颠覆”，即更替的精神。这是受他的思想和他所生活的时代所影响的。鲁迅十分痛恨专制统治者及其走狗帮凶，对那些绅士阶级及其卫道士深恶痛绝。他从黑暗的封建专制社会中揭露“吃人”的本质，意在推翻封建帝制，使人们能够翻身做主人。而生活在当代的社会环境中，莫言所侧重的则是“创造”，即“更新”，创造新秩序。家乡的红高粱被日本人摧毁践踏之后，又被杂种高粱包围，重新寻找家乡的红高粱，是作者想要完全推翻过去，在既已破坏的土地上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生活，就是“第二种生活”，使人们在里面能够自由独立，摆脱侵略者的迫害，这也是作为一个作家在写作过程中赋予这个时代的意义。
注释：
鲁迅.《鲁迅文集》.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36年，第97页.
参考文献：
[1]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鲁迅.鲁迅文集[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36.
[3]吴福辉.莫言的铸剑笔意[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
[4]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J].当代作家评论，2002.
[5]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
关键词：红高粱；铸剑；狂欢化
一、狂欢化的故事情节
狂欢节是一场庆典性活动，同时具有一种仪式化。狂欢节上人人参与其中，狂欢化的场景便得以成立。在狂欢活动中，人们暂时忘却自身背负的苦难、压力，在一切看似全部颠倒的场景中，尽情地释放自己，感受平等自由、交替变更，用这种感受对一成不变的，永恒的上层统治者建立起来的既有秩序发起挑战。
重新审视《铸剑》，我们不难发现作品中展现的狂欢化世界。故事开始便讲述了眉间尺被人围观的狂欢化的开端。这里作者塑造了民间狂欢节中一系列喧哗、笑谑的情节。人们的笑骂、纠缠不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与整个活动联系起来，与刚才毕恭毕敬地对国王的仪仗下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的插科打诨与等级秩序形成了鲜明对比，从中可以体会出里面蕴含的深刻意义——平等自由的精神。随后在国王的大殿之上表演的场景中，类似于原始巫族社会中的民谣表演打破了理性的思维模式，带领人们进入到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狂欢式世界中去。进行到王的头颅被宴之敖砍下的描写时，才真正进行到“加冕脱冕”环节中去。三颅之争，最终完成奴隶主的脱冕与奴隶的加冕过程。这种关系在《红高粱》当中也有所体现。
在《红高粱》中，“我”奶奶和“我”爷爷在高粱地中的野合场景将这种狂欢化场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他们肉体上的交织伴随着精神上的火花碰撞，在翠绿的高粱地的映衬下彰显出呐喊狂欢的精神。这种大肆渲染与庄严肃穆的气氛极不吻合，人们显露出自己的心灵，生活的深刻意义便彰显出来。“奶奶”和“爷爷”灵与肉的交媾，展现了传统与新秩序的碰撞。在莫言笔下，还有惨绝人寰的剥人皮，不可思议的往酒水里勾兑尿碱等，都挑战着人们的惯性思维，使人们在视觉上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冲击力。第三章“狗道”中，人和狗之间展开了殊死较量。狗群蚕食死人，释放本性，狗与人之间在肉体和精神上展开了激烈的对抗，生与死、灵与肉，都在进行着不断地激荡碰撞。
两位作家在描述故事情节过程中，都表现出挑战常规化的既有生活秩序，表现人们的价值，体现自由变更精神。鲁迅《铸剑》中更多地表现狂欢式的场景，体现狂欢节上的相对性的精神，以此反对封建等级压迫，提倡建立自由文明新秩序。而莫言的《红高粱》中更多的是描写出带有强烈对立色彩的因素，对一切合法化的制度和传统造成冲击，便显出一种更为直观的狂欢感受。巴赫金在对比拉伯雷与莎士比亚等人的小说时，认为拉伯雷小说狂欢化除了具有强烈的狂欢精神，同时更具有外在的直观性和清晰度。无疑，《红高粱》在狂欢化的叙事情节上更加直观，色彩更加鲜明。
二、怪诞的人物形象
构成狂欢式的生活的最重要的因素无疑是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中明确指出，狂欢节是全民的。在具有狂欢感受的文学作品中，作者总是无意识地赋予人物以极度地夸张和世俗化、双重化，再加之以生动具体的描写，怪诞的人物形象便由此诞生。
《铸剑》作品中宴之敖的形象无疑是鲜明的。鲁迅先生用寥寥数笔勾勒出这一复之敖的样貌：“黑须黑眼睛，瘦得如铁”，正象征着复仇者这一主题及人们的感受：冷峻的，感伤基调。他对欲为父报仇的眉间尺所说的一段关于“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的怪诞的话语，易使人产生支离、不成体统的感觉，却恰恰是宴之敖一体双重性的集中体现。他的身上象征着死亡与再生、毁灭与重塑的结合，他代表着死去的人们的精神寄托，重新进入复仇之后新生的环节。鲁迅是渴望毁灭的，因为他看到只有毁灭才能激发希望。
《红高粱》的作品有一个人物易被大家所忽略——“我”的二奶奶，恋儿。她短暂的一生瑰丽离奇，带着鲜明的狂欢色彩，体现了怪诞现实主义的鲜明特点。第五章“奇死”大篇幅地叙述了这个看似简单的女人以及她所遭遇的一切，这正体现了巴赫金所说的：怪诞人体是形成中的人体。也就是说恋儿的这一形象是一直在建构中的，蓬勃发展的，而不是作为一个终结者的姿态。恋儿在作品中逐渐崭露头角是在雨天与“我”爷爷的历经三天三夜的疯狂的爱恋中完成的，她是追求爱的化身，同时，在她身上又灌注了全民的对抗侵略者的家国仇恨。在她面对日本兵的欺凌时正是处在一个生与死的交界处。作为一个普通的受欺凌的平民，她已经死了，取而代之的是燃烧着熊熊复仇精神的抗日者与保护孩子的母亲的形象。这种超脱的场面的描写，也正是向死而生的精神写照。
怪诞人物形象是鲜活的，他不止存在于人们的想象当中，而是表现人们精神寄托的，是于无所希望中拯救人类的形象。不管是宴之敖还是恋儿，作家都在表现人物形象的死亡与新生的精神以及他们的包容性。同时，较之《铸剑》，怪诞人体的宇宙性在《红高粱》作品中还有所体现。在巴赫金看来，人体可以同各类自然现象，例如山岳、河流、海洋、岛屿、大陆融合在一起，它可以充塞整个世界。作品中，红高粱这一意象便构成东北乡的“小世界”。它们与家乡的农民们一起感受着烈日炎炎的炙烤，遭受着同伴相继倒下的痛苦，满含着保家卫国，抗日救亡的烈火雄心。在这里，人与红高粱的形象统一到一起，成为大自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三、狂欢式的世界感受
狂欢式的文学作品是通过描写具体感性的场景向我们传达出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狂欢式的世界是区别于固定的，既有的世界秩序的第一种世界的“第二种生活”。在这个世界中，人们能够跨越既有秩序的屏障，通过各种狂欢化行为，体会平等对话，自由思想，以及交替变更的精神内涵。
《铸剑》中，复仇成为一个狂欢化式的表演。作品中两次表现了“第一种生活”与“第二种生活”的对比。第一次是人们面对国王的仪仗，服帖的俯身下跪；与之相对的是国王离开后，一个干瘪脸少年赖上了眉间尺，且看热闹的人逐渐增多，并欣赏的津津有味。第二次对比是人们以同样的俯首姿态来观看国王的“出丧”；与此对比的是出丧队伍已过，便恢复成乱七八糟的状态。现实生活中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压迫着人们，人们是不自由的，必须服从于既有规范。但是人们心中存在着乌托邦的第二种生活，即打破旧有规范，恢复人民自由，使一切制度都是可以变化的。这种狂欢式的生活却并不是完全虚无的，实际上，它可以是一种实际的生活。
《红高粱》开头对高密东北乡的描述，看似粗鄙的语言使狂欢式的世界观脱离了抽象的概念形式，将高密东北乡这片热土与人们紧密相连，实现了狂欢节全民参与的必然性要求。“我”的奶奶不顾礼法与强盗发生关系，与二奶奶争爷爷而间接导致二奶奶被日本人凌辱和小姑姑的死。但是奶奶又是在抗战中光荣牺牲的，所以作者的心里是矛盾的，具有二重性的，奶奶无疑是“最美丽最丑陋”的化身；爷爷也是如此，他兼顾了强盗的本性与对抗侵略者的英勇；“我”的家乡既有落后的，迂腐的文化和迟钝的农民，又充满着淳朴的乡情和乡亲们抗战一心的决心和热情。通过这种二重性和相对性，人们能够感受到具体的感性与理性并存的狂欢精神，使这种精神成为民众的世界观，感受到交替更新的精神。
两位处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作家，其共同理想都是建立扎根于现实中的理想化的狂欢化世界，表现出平等自由、交替变更、死亡与新生的精神。但按我的理解，所不同的是，鲁迅先生在《铸剑》中想要着重表达的是“颠覆”，即更替的精神。这是受他的思想和他所生活的时代所影响的。鲁迅十分痛恨专制统治者及其走狗帮凶，对那些绅士阶级及其卫道士深恶痛绝。他从黑暗的封建专制社会中揭露“吃人”的本质，意在推翻封建帝制，使人们能够翻身做主人。而生活在当代的社会环境中，莫言所侧重的则是“创造”，即“更新”，创造新秩序。家乡的红高粱被日本人摧毁践踏之后，又被杂种高粱包围，重新寻找家乡的红高粱，是作者想要完全推翻过去，在既已破坏的土地上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生活，就是“第二种生活”，使人们在里面能够自由独立，摆脱侵略者的迫害，这也是作为一个作家在写作过程中赋予这个时代的意义。
注释：
鲁迅.《鲁迅文集》.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36年，第97页.
参考文献：
[1]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鲁迅.鲁迅文集[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36.
[3]吴福辉.莫言的铸剑笔意[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
[4]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J].当代作家评论，2002.
[5]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