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年前的8月18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发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员令——“8·18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27年前的8月19日，苏共中央以国防部长亚佐夫为代表的一批人，发动了“8·19政变”，这一意图挽救苏共亡党苏联亡国命运的事件，谁料想却加速了苏共亡党苏联亡国。
　　无论是“8·18讲话”，还是“8·19政变”，距离今天均已超过四分之一世纪。因此，我们有相当充裕的时间来分析和研究这两个对国际共运史有着重大意义的日子。
　　“8·18讲话”是三落三起的邓小平，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痛定思痛后，经过深思熟虑发表的重要讲话。在他看来，一个只重暴力革命，只重群众运动，只重阶级斗争，只重意识形态，只重苏联模式，而不改革开放的执政党，是没有前途和希望的。
　　因此，改革开放必须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而改革开放的核心改革是国家领导制度。搞改革开放，既要搞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还必须搞政治体制改革。多年的短缺经济，让我们本能地更热衷于，并侧重于搞经济体制改革。我们仅凭感性，就能明白资金、技术、管理的重要，就能懂得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重要。但理论上的先天不足和苏联模式的后天失调，却让我们大多数领导，严重地忽视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尽管“8·18讲话”设计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却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于是，一手硬，一手软；一腿长，一腿短的跛脚前行，致使1989年春夏之交，就发生了“六四风波”。
　　半年后，距离北京7500公里的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齐奥赛斯库，在党中央广场召开了大规模的群众大会。始料不及的是，意图统一思想、平息民众议论的这次大会，却让齐奥赛斯库第一次从成千上万的民众口中，听到了打倒自己的口号。而惊愕得不知所措的齐奥赛斯库夫妇，3天后竟然被愤怒的士兵乱枪打死。
　　仅仅过了一年零两个月，1991年3月10日，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聚集在苏联首都的克林姆林宫旁边的马涅日广场，要求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事苏共领导人放弃权力。这是苏共执政近74年的最大一次反政府示威。
　　五个月零九天后——1991年8月19日，自以为看到机会的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发布命令宣布，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自即日起由他本人代行总统职务，同时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国家全部权力。在苏联部分地区实施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由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等8人组成。该委员会发布《告苏联人民书》，称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国家处于极其危险的严重时刻。委员会连续发布两道命令，要求各级政权和管理机关无条件地实施紧急状态，并暂时只允许《真理报》等9家报纸发行。
　　同日，苏联内阁举行会议，表示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但是，不到3天，这场闹剧式的“8·19政变”便宣告破产。
　　于是，有人自杀，有人缴械，有人投降，有人被定罪判刑。执掌政权长达74年的苏联共产党，被总书记建议解散，共产党被停止公开活动。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甚至不给召开最后一次苏共中央全会来追认的机会。
　　从苏共亡党到苏联亡国，近2000万人的大党，2亿多人的大国，不但没发生一起有组织的抗争，而且在苏共亡党前，有420万党员宣布退党。
　　一个领导国际共运的领袖级大党，一个与美国分庭抗礼多年的超级大国，刹那间灰飞烟灭。
　　有人怪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有人怪“8·19政变”的那批人，有人怪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还有人怪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
　　其实，还是当过唐朝监察御史的杜牧说得好：“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苏联模式的两大根本性弊端，一是过分集中且不分解的权力结构，二是过分落后且从上往下层层任命的选人用人体制。执政70多年，既不在经济领域，更不在政治领域摈弃这两大根本性弊端。
　　于是，随着执政时间延长，代代矮化，层层弱化，已成俄罗斯套娃。
　　于是，这两大根本性弊端，催生出一把手体制化，同級纠偏不可能化，干部人身依附化，官员行为短期化，潜规则普遍化，精英逆淘汰化……
　　习近平总书记看到苏联模式的严重性，尖锐指出：“我们国家无论是在体制、制度上，还是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共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综上所述，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真正践行“8·18讲话”，才能彻底摈弃苏联模式的两大根本性弊端，避免亡党亡国的“8·19事件”，真正防止苏联的昨天，成为中国的明天。
　　（责任编辑 李秀江）
　　作者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