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埠后，英商丽如银行捷足先登，稍后英、法、德、日、俄、美、比等国金融势力纷纷涉足上海，但长期处于龙头老大地位，获利最丰，实力最强者，非汇丰银行莫属。因为大量借款给中国政府，汇丰银行就牢牢控制着中国政府用于借款抵押的盐税和关税，中国政府如要动用，须经汇丰准许。这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巨大，连汇丰银行的买办也高人一等，因为经常替清政府中介借款，它的买办甚至被赐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成了“红顶买办”。
　　汇丰银行开办后，一改在华外商银行只重汇兑不重存款的做法，将存款业务列为银行主要业务之一。近代国人没有什么存款概念，普通百姓也没有什么钱储蓄，因此达官显要的存款才是汇丰银行关注的重点。为了吸引他们，汇丰一面做广告宣传储蓄的种种好处，一面规定存户资料绝对保密，中英两套账目从不示人。这一招果然有效，《北华捷报》说，汇丰成为“获得中国人信任的一个重要标志”。实际上，汇丰银行的举措获得了当时不少权贵的芳心，清廷官吏、民国政要宁愿少取利息，也要将贪污、搜括所得的巨额资财存入汇丰银行，以保证安全。
　　清末皇室亲贵、掌握中枢的庆亲王奕勖就是汇丰银行的大客户。据清人胡思敬《国闻备乘》记载，庆亲王奕劻曾将120万两黄金送往东郊民巷英商汇丰银行存放。汇丰银行很清楚奕劻巨额资财来路不正，于是摆足架子，多方刁难，数次往返，才答应收存，月息仅给二厘。事情为清末御史蒋式理得知后，上奏朝廷，认定奕勖所存必是赃款，务须从汇丰银行中提出此款，充公入股官立银行。
　　慈禧太后得报，派吏部尚书鹿传霖、清锐与汇丰银行交涉，“确查具奏”。鹿传霖、清锐到银行后，当日是星期天，没有人营业，吃了闭门羹。隔日再去，仍是无功而返。据清锐等人的奏折称，“银行向规，何人存款，不准告人”。
　　原来，奕劻得知风声，提前与汇丰银行会计吴懋鼎约定，许吴以重金，让吴为其隐瞒。值得玩味的是，奕劻存款之事，正是吴私下透露给蒋式理的。
　　鹿传霖查不出什么头绪，又唯恐与奕劻结怨，也就不愿再追究这件事，于是以查无实据上报。
　　结果被撤职查办的不是奕劻，而是百口莫辩的蒋式理。此事等于为汇丰银行做了一次义务宣传，大小官吏和工商业者都将汇丰视作安全的避风港，纷纷到汇丰银行开立账户，将巨额资产和金银古玩存入银行，一时间汇丰存款大增。
　　除蒋式理外，清末著名的三御史“台谏三霖”，即广西全州御史赵炳麟、福建莆田御史江春霖和湖南湘潭御史赵启霖，也多次冒死弹劾奕勖，结果也像蒋式理一样，倒下的不是奕勖，而是“三霖”。
　　“台谏三霖”，到了上海人嘴里，就被称为“三菱公司”，因为恰好有一家日本洋行叫“三菱公司”，比“台谏三霖”更易琅琅上口。“三菱公司”弹劾奕劻，朝廷派员去汇丰查账的故事，在清末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中就有生动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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